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狗肉铺前示众的羊头──两小儿辩日


  孔子周游列国的时候,在路上看见两个小孩在争论,就问他们在争什么。一个孩子说:“我说日出时的太阳离我们近,中午时的太阳离我们远。”另一个孩子说:“我说日出时的太阳离我们远,中午时的太阳离我们近。”两个孩子请孔子给他们做裁判,孔子让他们先说出各自的理由。第一个孩子说:“因为日出时太阳大得像车轮,中午时太阳小得像盘子。同一件东西,不是近的看上去大,远的看上去小吗?所以早上近中午远。”第二个孩子说:“日出时我们一点不觉得热,中午时就非常热。同样的温度,不是离得远不热,靠得近就热吗?所以早上远中午近。”孔子听了半天,实在分不出哪个小孩更有道理,只好一言不发地走了。两个小孩一起拍手大笑道:“谁说你是最有学问的圣人呢?”
  稍有历史常识的人都知道,孔子被尊为圣人是孔子死后的事,孔子生前,世人不以他为圣,何况两个无知小儿?可见这个故事是《列子》的作者为了丑化孔子而故意编造的。意思是说,你这位生而知之的圣人,连两个无知小儿的问题都回答不出,还鼻子里插葱装什么象呢?然而,这个由道家信徒出于门户之争编造出来用以嘲笑儒家祖师的寓言,在文革时期“古为今用”的评法批儒运动中,却是被当作史实来用的,可谓捡到鸡毛当令箭。而且可笑的是,夸大儒、法之争的历史烹调师们不从“儒家的对手”法家那里寻找批判武器(真想找是不难找到的),却到与“儒法之争”无关的道家那里求援,可谓不学无术之至。无独有偶,大批判家们最为津津乐道的另一个嘲笑孔子的故事“柳下跖痛斥孔老二”,也不是出自法家,而是同样取自道家的《庄子》──但可以肯定《盗跖》决非庄子所作。事实上,儒、道之争才更符合史实,儒、法之争虽然并非虚构,却是小题大作。所谓儒、法之争,顶多只能算是恩爱夫妻的拌嘴,偶而闹着要离婚也是有的,但毕竟还是白头到老了。荀子是孔孟之后最大的儒学宗师,而大法家韩非、李斯都是荀子的学生。谭嗣同认为两千年国学皆荀学,我认为两千年国学皆韩学,其意相似而侧重不同,但都肯定儒学是真正的国学,而道家才是儒、法一家两宗的共同对手。从大批判家们扬法抑儒而又从道家那里偷运弹药,可知他们的篡改历史实在非常技穷。但大批判家们把儒、法一家两宗的内部矛盾夸张为两大势不两立的敌对营垒,确实符合当时“党内有党”的现实政治斗争的需要。
  中国的两千年政治,可以说是永远在朝的孔孟之正宗与荀韩之异宗的既联合又斗争,道家从来都是对抗官方学说的最大的在野学派。就宦海沉浮的个人而言,在朝为儒家,在野为暂时的冒充的道家──但下野的儒者时刻准备着重新上台,此之谓“内圣外王”。就大部分在朝者而言,名义上是儒家,实际上是法家,此之谓“佯儒实法”。孔孟虽是正宗的国学,四书五经被列于学官,但只有荣誉地位;实际的政治操作却用的是偷梁换柱的荀韩一套。孔孟之道是宏观战略,荀韩之学才是具体战术。战略上要重视人民(因此孟子说民为重,君为轻),而战术上要藐视人民(因此韩非说人民是需要鞭子的马)。无论是谁在朝主政,法家权术的一套永远不变。所以对于永远在野的真正道家来说,孔孟只是假想敌,荀韩才是真正的对手。然而在野的道家对政治实情或政治内幕并不了解,所以他们并不知道孔孟是假想敌,他们往往十分粗疏地把法家的账算在儒家的头上,也因为法家确实打着儒家“亲民、明德”、“爱民如子”的旗号。然而在朝的法家却心知肚明,儒家只是个招牌,孔孟圣人只是挂着招徕顾客“近悦远来”的羊头,而荀韩酷吏才是令“四夷宾服”奸谋得售的狗肉。除了道家弄错真正的敌人,那些暂时在朝或曾经在朝现已黜退的以孔孟正宗自命的道学腐儒,也天真幼稚地自以为是执政党。他们自命为孔孟正宗的清流,与荀韩异宗的浊流势同水火。然而事实却是,浊流永远主宰一切,对清流生杀予夺,只不过天子要留着孔孟之道的招牌,所以浊流对清流并不完全赶尽杀绝,而是留下几个智商很低、能量不大的知趣腐儒撑持门面──做做太子太傅或翰林学士之类。
  确实,在魏晋时代的竹林七贤和陶渊明以后,中国已经没有真正的道家,有的只是暂时在野的、由儒家冒充的道家。所以确实只剩永远在朝的孔孟正宗与荀韩异宗的既联合又斗争了,但那只是权力分割、利益分配和争夺话语权的两条路线的斗争,而并非谁是谁非的斗争,并非真理与谬误的斗争,并非正义与邪恶的斗争。所以哪怕儒、法内部的狗咬狗之争确实存在,哪怕大批判家以法家自居,也没有任何伟大、光荣、正确可言。哪怕法家成了赢家,也不过是枪杆子里面出政权,与真理与正义毫不相涉。说儒、法两家是狗咬狗,并不是一般的现成语,而是确有所指。我以为儒家是牧羊狗,而法家是狼狗,牧羊狗不吃羊肉,但从不反对主人(或曰人主)杀羊吃。但牧羊狗自以为牧羊有功,认为主人离不开自己,所以常常要忠告主人有计划地吃,名正言顺地吃,不要滥杀滥吃。而狼狗不仅不反对主人滥杀滥吃,还一再论证羊天生就是供主人滥杀滥吃的。同时,狼狗自己也偷偷地吃羊,对此主人睁一眼闭一眼地并不在乎,反正羊多得像天上的白云一样。主人虽然讨厌牧羊狗愚忠死谏的强项无礼和种种讨厌的道德说教,但因为牧羊狗比狼狗更忠心,也更能迷惑羊群,所以留着他们摆摆样子,有利于名正言顺地滥杀滥吃。因为滥杀滥吃固然需要法家狼狗的帮忙,但名正言顺更需要儒家牧羊狗的帮闲。
  由于孔子被后世帝王当了招牌,圣人成了摆样子的稻草人,所以近代以来天下恶名皆归之。从五四的砸烂孔家店,到文革的批林批孔,真是笑话三千,无奇不有。孔子从人格高尚的道德家,变成了要对中国两千年黑暗历史与不幸现实负责的替罪羊──当然,谁叫你的羊头被狗肉铺挂了两千年呢!而近年来,热闹非凡甚嚣尘上的所谓第三期儒学,再次想效法孟子、韩愈、朱熹之辈,妄想以儒学救中国,看来孔子的羊头还要被继续挂在城头上示众下去。在我看来,所有的新儒学宗师,与他们的所有先辈一样,都是对现实政治完全无知和对实际操作一窍不通的腐儒,他们永远不会明白,儒学根本救不了中国。即便孔子重新转世,他也会明白儒学只是一种反民主的虚幻而且过时的空洞说教,而不是一种民主时代的政治消毒剂。把羊头打扮得再漂亮,描眉画唇也好,喷上巴黎香水也罢,都无法掩盖狗肉铺的扑鼻恶臭。
  正如两千年前的孔子对太阳的远近无法弄清一样──这是一个科学问题,但令人尊敬的道德家孔仲尼先生对科学问题一窍不通──两千年前的孔子学说,无益于两千年来中国的历史政治;两千年后的儒学传人,同样是可怜无补费精神。让孔子的灵魂安息吧,让他一言不发地走吧,免得那些在小学里就已弄明白太阳远近的孩子,两千年后再来骂他:“谁说你是最有学问的圣人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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