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一页
前一页
回目录
回主页
游刃有余的间世主义──庖丁解牛


  庖丁刚开始分解牛体的时候,看见的是一头整牛。三年以后,他已经看不见抽象暧昧、不可分割、没心没肺的完整牛体,而是一个个具体独立、界限分明、肝胆相照的局部。到最后,庖丁已经不用肉眼来看,当手上的刀锋遇到阻碍时,智慧和经验告诉他,哪里可以畅行无阻。由于解牛时纯粹依循牛体的天然生理构造,牛的筋脉骨肉之间狭小的空隙,在庖丁看来却是一片广阔天地。一头牛分解下来,他的刀锋连牛的筋脉都不曾碰到,更不用说与牛骨头硬碰硬了。优秀的厨师解牛时,用刀锋割开牛的软组织,所以一年换一把刀;普通的厨师解牛时,用刀刃猛砍牛的硬骨头,所以一个月换一把刀。庖丁的刀软硬不吃,用了十九年,解牛数千头,而刀刃却像新的一样锋利。庖丁认为,牛体的每个关节都有空隙,而刀的锋刃却没有厚度──以无厚入有间,刀体的运转就像鱼在水中自由遨游一样略无滞碍。
  中外哲学家都认为,人有两种处世态度。第一种是大多数普通人的处世态度:追逐名利,热爱此生。这种处世方式大概要数中国的儒家文化为最成熟的形态:平和,中庸,不走极端,善于妥协;凡俗,勤劳,热爱生活,富有情趣。这种处世方式一般称为“入世”,庄子叫做“游方于六合之内”。与之相反的第二种是少数僧侣或隐士的处世态度:拒绝名利,追求永生。这种处世方式大概要数印度的宗教文化(无论婆罗门教、耆那教还是佛教)为最典型的形态:刚烈,精进,易走极端,决不妥协;圣洁,苦行,厌恶生活,拒绝欢乐。这种处世方式一般称为“出世”,庄子叫做“游方于六合之外”。这是对处世方式最常用的两分法。
  这种两分法似乎假定,此外的一切处世态度都是这两种处世方式不同程度的杂糅和摇摆,比如“厌世”、“恨世”、“愤世”等。容易看出,这些中间状态都有浓重的“出世”倾向,但强烈的情绪化,又使得它们具有明显的“入世”色彩。
  说印度文化易走极端,指的是对生活厌弃的程度不留余地。其实真正的“出世”者,在感情上的表现却是冲淡平和的。我个人认为,每一种成熟的处世方式都是如此。因为坚定的信仰使他无须感情用事,感情用事正是对自己的处世态度缺乏自信因而难以贯彻到底的表现。真正的儒者也冲淡平和,即所谓“蔼然长者”。
  出世、入世的两分法,使人误以为根本不存在介于两者之间的成熟的处世方式──欧美人、日本人的处世方式在典型的中国人看来,都是过于感情用事的,不成熟的。然而,中国自古以来存在着一种与儒家不同,更深入人心甚至更成熟的处世态度:“间(动词,读如涧)世”。
  “间世”一语出自《庄子》内篇之四《人间世》。对这一篇名,历来注家鲜有得其正解者。习非成是的理解,是把“人间世”当作“人间”或“人世”解,或索性把第二字移后,称为“人世间”。这种理解的不妥当至少可以举出以下三点理由:
  一、文言尚简,庄子更是无出其右的语言巨匠,决不会多赘一个重意之字,何况还是赘疣在举足轻重的篇名上。
  二、《庄子》最重要的内篇七篇(可确信是他亲手所写)的篇名,都是三个字,而且每篇的篇名必有动词:《逍遥游》之“游”、《齐物论》之“齐”、《养生主》之“养”、《德充符》之“充”、《大宗师》之“大”、《应帝王》之“应”;当然,还有《人间世》之“间”。因为庄子所主张的正是一种反教条的动态处世方式,篇名中没有动词,难以体现他的处世方式的独特性。
  三、从《庄子》内篇七篇的命题方式来看,每篇的篇名都仅涉及“人世”的一个方面,没有一篇涵盖所有方面;即便要涵盖总括,也以放在首篇或末篇为宜。
  可见,“人间世”讲的是“人”与“世”之间的一种关系:“间”。在《人间世》之前的内篇之三《养生主》中,庄子讲了这个著名的寓言“庖丁解牛”,其中的“以无厚入有间”,正可作此注脚,并为下一篇《人间世》作了充分的铺垫。我还认为,庄子把普通厨师暗喻为入世者,他们与世界之牛硬碰硬,生命之刀用一个月就坏了,可见入世者最自戕性灵。庄子又把聪明一些的厨师暗喻为出世者,他们在世界之牛的边缘实行软着陆,生命之刀使用的时间较长,性灵的磨损也较少,但用一年也坏了。庖丁作为间世主义者,却在骨肉筋脉之间寻找空隙,使没有厚度的生命之刀在有空隙的世界之牛身上游刃有余──所以庖丁的刀用了十九年,解了上千头牛,性灵毫无损耗,完全像新的一样。
  为了证明入世与出世、游方于内和游方于外都不好,只有间世才是不分内外、出入自由的逍遥游,他认为分内外、计出入、辨小大都是执于一偏。可以说,庄子的整个思想都是以间世思想为根本核心的。庄子认为,一个间世者的自我设计,是“处乎材与不材之间”。他以树为喻,一棵树长得笔直,成材后就会被砍下来造房子、做家具──这就成了器,成器对用器者是有益的,但对树本身却是有害的。成器意味着树的丧生和天性的扭曲。反过来也不好,如果一棵树一开始就长得歪歪斜斜,那么不仅没人给它施肥浇水,而且不等长大就会把它砍下来当柴禾烧掉。如果把有智慧的人比做一棵树,那么这棵树就应该处在成材(喻入世)和不成材(喻出世)两者之间:一开始看上去像是能成材的样子,让人们给这棵树浇水施肥,盼着树赶快成材,尽快成器。但树长到老大,总是不能让人完全称心:砍下来派大用场吧,恐怕不能成器;砍下来烧掉吧,又舍不得──说不定再长两年能成材呢?于是,这棵树就能一直不受干扰地生长下去,以终天年。
  可见“人间世”之“间”有二义:一是间于世,二是间于人。间于世,是指独立于世界的不同力量之间;间于人,是指独立于人的不同定型之间。鲁迅诗云:“两间余一卒,荷戟独彷徨。”对于庄子来说,则是“两间游一鲲,曳尾独逍遥”了。但无论是逍遥还是彷徨,庄子与鲁迅都是思想独立的批判者。我认为这种间世主义,正是批判思想家和批判哲学家应有的立场。
  庄子是先秦乃至传统中国的最伟大的批判者,正是他的批判,极大地丰富和发展了中国文化。鲁迅是现代中国最杰出的批判者,正是他的批判,极大地丰富和发展了中国现代文化。批判者就像足球场上的裁判,他独立于两种力量之间,不偏袒任何一方。他制止任何一方的犯规,他代表观众的利益对犯规者出示黄牌加以警告,甚至出示红牌驱逐出场。正是裁判的公正裁判,使游戏变得更丰富和更精彩。裁判不直接加入游戏,公正裁判是他加入游戏的方式;然而裁判也是整个游戏的组成部分,而且是保证游戏正常进行下去的不可或缺的部分。不偏袒角逐的任何一方,并非没有立场,裁判的立场永远站在观众一边。正如文化批判者的立场,永远是民间立场。因为说到底,如果没有观众,还玩什么足球呢?如果没有人民,还发展什么文化呢?足球也好文化也好,最终目的是为了观众的欢乐和人民的幸福。当然,对文化的批判,没有绝对的最后仲裁者,但文化的发展需要批判则是绝对的。对批判者当然也有限制,那就是民心的向背。人民的意志,是最后的仲裁者。
  但是也要警惕以“人民的意志”为借口。批判者固然不能媚上,但也不能媚下;因为“人民”常常是一个空洞的概念。某种意义上说,人民中的大多数往往是官方意志的精神奴隶,因此,有时服从民意就是屈从官方意志。比如优秀的裁判决不偏袒任何一方,但主场观众却可能要求你偏袒主队。裁判的不偏袒主队,常常被主场观众视为偏袒客队。有时,站在民间立场的批判者,受到的最大攻击正是来自“人民”,因此庄子说“举世非之不加沮”,鲁迅说“横眉冷对千夫指”。也就是说,坚守真理的批判者,有时不惜与“人民”为敌。批判者只是坚信,真理最终是对人民有利的,哪怕人民暂时不理解你,甚至反对你,把你视为“人民公敌”,你也要坚持到底,决不妥协。
  因此,庄子的间世主义,视天地万物如无物,甚至对人人恐惧的帝王也不恭之至,随意玩弄于股掌之上。行文至此,或许有读者已经发现,庄子的“间世”,与后世中国人所说的“玩世”既相似又大异。不错,“玩世”正是“间世”的似是而非的变种。由于历来没有人正确读解《人间世》的篇名,才不得不把被误解了的庄子的处世方式称为“玩世”。正因为错误的命名,庄子的间世主义的全部精髓也随之发生了质变,间世主义的批判立场,变成了玩世主义的游戏态度。
  与“厌世”、“恨世”、“愤世”相比,庄子的间世主义是始终如一的,完整而成熟的,不感情用事的。道家思想在其他文明中没有同类可比物,而庄子的间世哲学则是人类智慧的奇观,是道家思想的最高结晶,是一种伟大的生命艺术和批判立场。但大多数道家信徒只学到了老庄思想的皮毛:投机取巧的滑头主义和明哲保身的市侩哲学──严格地说,这是老子的精髓而非庄子的思想。庄子的间世主义,在道家末流──太上老君的徒子徒孙那里,变成了毫无诚信的玩世不恭。
后一页
前一页
回目录
回主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