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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1 观光客 人类之所以不同于一般动物，乃是在十，他们终于动极思静，为自己的身体套上了一个固定的外壳——房子，定居下来。所谓文明，首先就是造一个家。上帝造了亚当和夏娃以后，就在大国的郊区给了他们两亩地，让他们在无花果树下搭一座茅屋——定起成份来，亚当大概是个小种植园主——无家可归的苦人们对亚当的两亩地无限向往，称之为“伊甸园”。有个叫做第歇根尼的希腊哲学家，因为厌恶人类文明，决定拒绝一切文明的产物，与别人完全不同地生活，于是他就住在一只木桶里。且不说这个木桶也是文明产物，至少第欧根尼决没有想到，定居恰恰是文明的最主要内容，因此他依然是个文明人，哪怕他只是定居在木桶里。 除了逐草而食、傍果而卧的游牧民族，即使是定居部族中的乞丐，也有一个较为固定的栖身之所，比如关帝庙里的供桌，或是圣母院外的拱廊。但游牧民族游离于定居文明之外，在大多数人的视野之外。中亚大草原上的骆驼队，永远只是二个美丽的天方夜谭。但是虽有。金窝银窝不如自家狗窝”的说法，毕竟吃不到的葡萄格外香甜，于是人类又静极思动，时不时地想离家出走——在他们眼里，甚至海盗也是一个浪漫诱人的行当——于是就有了旅行和观光。 但旅行和观光有完全不同的期望和结果。真正的旅行是徒步旅行。“行万里路、读万卷书”中的行路，是真正的徒步。否则的话，火车飞机时代的当代人，差不多都比玄奘、徐霞客、马可波罗、哥伦布还要见多识广 现代旅游者只是观光客，而非旅行者。以观光的观点来看，旅行只是苦行，而观光是找乐子。找乐子当然没什么不好，只是避免不了浮光掠影的浅薄。 旅行就得出远门，至少必须离开本地，因此人们一般不在自己家门口旅游，所以南京人不游玄武湖，北京人不游故宫，很多人没有去过本地的名胜，去过的话也是陪外地亲友去的。即使去过一两次，与他们去外地名胜的次数比起来，根本不算什么。外地的名胜他们会去了一次又一次，从来不知厌倦。人们大概这么想：我要在这里住一辈子，本地的风景名胜随时都能去。这样想本来没错，但结果他们往往一辈子也没去过本地的名胜——如果他是个名人，他死后倒可能长住本地名胜的一个角落，那样他的墓地倒可能成为本地的一个新名胜——吸引外地的观光客来这里举行一次野餐。 72 失踪者 旅游者购买的是“似曾相似燕归来”的双程车票，而失踪者购买的却是“无可奈何花落去”的单程车票。失踪是相对于寻找而存在的，没有人寻找短期失踪并预定要回来的旅游者。上海每天有350万外来流动人日进出，但这350万匆匆过客中的大部分人，三天后就会在家里吃晚饭。他们离家时，亲友不会把他们当成失踪者；他们离开上海时，上海人也不把他们当成失踪者。只有流动人口中的一小部分，才会在另一座陌生的城市滞留下来。因此，一个城市的流动人口中，有不少就是另一些城市或乡村的失踪者。而一个远嫁海外的少女，就成了本地本市本国的失踪者，并成为另一块陌生土地的不速之客。一座人口急速增长的城市（比如深圳），很可能是失踪率很高的城市；而一座人口进入负增长的城市（比如上海），很可能是失踪率很低的城市。 判断失踪究竟算好事还是坏事，是颇费踌躇的难题。因为人们寻找失踪者，而失踪者寻找属于自己的生活，两者很难达成一致意见。不仅对失踪做价值判断颇为困难，即便判断失踪与否，也决非如想象中那么一目了然。比如一对夫妻的独子离家出走去少林寺，他就是失踪者。但如果反过来，他父母双双出走，他父母就不被看作失踪者，而他倒成了被遗弃的孤儿。认为少数者的消失才是失踪，很可能是习惯思维的误区。因为除了意外死亡者、被拐卖者等非自愿的失踪者以外，大部分失踪者都是主动的失踪者。对于他们原有并且即将放弃的生活、社群和亲友来说，他们是逃离者；而对于他们前往并即将加入的新生活、新社群来说，他们却是加入者。失踪行为其实是一种有意识的自我放逐和自我解放，因为在他熟悉的原有群体中，他感到了日益增长的敌意和无法忍受的压抑。也就是悦，在众多的熟识者中，他感到孤独和痛苦，压抑和焦虑；而在崭新的陌生人中，他希望获得自如和释放，乃至获得自由和欢乐。事实上，失踪者们多多少少在新生活中接近了自己的目标，实现了自己的愿望，因为人们很少看到和听说失踪者主动回到他们原有的生活中去。 当人们走出熟识者的视野，就成了失踪者。失踪是每个人的必然命运，正如死亡是每个人的必然归宿。而当盗墓者掘开曹操留下的七十二个空空如也的疑冢时，他们发现，连死者的遗体都失踪 每个人在生活中乃至历史中留下的踪迹，最终都会消失殆尽——侥幸被人饲得的少数人，留下的只是被扭曲的幻影，真实已经消失得无影无踪。因此被人记住到底该称为侥幸还是不幸，实在是莫大的疑问。 73 销声匿迹者 一位建筑学家曾这样说：“每一块砖头都想出类拔萃。”他形象地说明，每个建筑师所使用的材料都是相同的，但杰出的建筑师可以用普通的砖头造出了不起的建筑。能够使一块普普通通的砖头出类拔萃的建筑师，同样凭借了不起的建筑使自己成了出类拔萃的人。我想，大概每个人都有出类拔萃的愿望。这本身没有什么不好。出类拔萃的愿望，正是许多人对文化最终作出巨大贡献的原动力。 一块砖头在人生的道路上绊人一跤，从而引起了“关注”，甚至登了报上了媒体，成为红极一时的角色，这是不是砖头的向往 我认为这不是砖 头的真正愿望。每一块砖头的真正愿望是成为一幢建筑的一部分（无论该建筑是否伟大），而不愿被闲置在工地之外。除作它想成为任何一幢建筑的一部分的所有努力都遭到了彻底的挫败，它才会铤而走险，不择手段地靠绊人一跤式的“出人头地”来代替真正的出类拔萃。 但是，一块砖头一旦成为一幢建筑的一部分，无论这幢建筑多么伟大，它自己可能就永远消失 砖头成为伟大建筑之一部分的愿望，可能是以自我消失的方式实现的。也就是说，在这幢伟大的建筑中，这块砖头没有成为“出类拔萃”的飞檐或柱头，而是成了销声匿迹的内墙或过道。明白了这一点之后，砖头将何去何从 我认为，一块真正出类拔萃的砖头，将宁愿在建筑中销声匿迹，也不肯在大道上绊人一跤。因为人同时有另一种与出类拔萃相反的愿望，即销声匿迹的愿望。正如一句西方谚语所说：“隐藏树叶的最佳地方是森林，隐藏水滴的最佳地方是大海。”我们也可以说，隐藏一块砖头的最佳方法，是把它砌人建筑。 可见，出类拔萃和销声匿迹这两种截然相反的愿望，并非完全不能相容。 或许在内心深处，每个人都希望自己不朽（不朽是出类拔萃的进一步放大），但真正的不朽者，必须愿意做速朽的事业。鲁迅说：“愿我的文章速朽。”正因为愿意速朽，鲁迅没有去经营名山胜业；正因为不怕连朽，鲁迅成了他那个时代最伟大的批评家，从而走向了真正的不朽。一切妄图逃避时代、逃避责任、逃避义务的人，都会像那块不愿消失在建筑中，而宁愿不择手段地绊人一跤以“出人头地”的砖头那样，很快就身败名裂，然后真正地、永远地销声匿迹。 74 远交近攻者 “远交近攻”是秦国的外交策略，它对不接壤的诸侯国实行怀柔策略，对邻国则加以各个击破。而一旦隔在中间的邻国被吞并，原先不接壤的诸侯国成了新的邻国，那么原先的“远交”对象就成了新的“近攻”目标。这一策略成功地分化瓦解了敌对势力，最终帮助秦始皇统一了中国。 生活中的许多磨擦，正是因为不少人在社会交往中运用“远交近攻”这一方法所致。比如情侣的关系虽然亲密，但由于“国土”尚未“接壤”，所以双方正处于“远交”状态。然而一旦结婚，双方的“疆土”近得不能再近，于是短兵相接的“近攻”也往往难以避免。我们与朋友之间，关系疏远时愿意接近，一旦接近又频频冲突。不少人在公共场所能够做到尊重老人和“女士第一”，在自己家中却不能善待自己的父母和妻女。很多教帅对自己的学生往往能耐心开导、循循善诱，而对自己的孩子却极不耐烦，动辄喝斥打骂。许多人在单位和公司是人际关系的楷模，但在家里却本性大暴露……例子举不胜举。人是社会性动物，所谓社会性，首先就是与亲友的关系。人的生活，主要是与亲友的共同生活。本该最善待的亲友，却成为最没有善待的人，这种遍布于生活中的“远交近攻”现象，似乎悦明了人性中的某种根性。因为越是距离近的人，越是容易看透并利用我们的弱点；因此越是在亲近的人面前，我们也越会撕下礼仪的假面。许多人办事爱找熟人，但也有人反其道而行之，正是因为深谙某些人“独吃自家人”的缘故。 美国人做过一个社会调查，请被调查者作出抉择：你是否愿意出卖和陷害自己的某个亲友（不论他将陷入何种厄运），以换取一百万美元？有百分之四十强的人表示愿意，如此高的比例实在令人震惊。但是撇开道德评判，这一调查至少说明：亲友是最容易被出卖和陷害的，因为我们掌握亲友的秘密，而我们无法出卖和陷害一个完全不了解的陌生人。如果把美国人的调查题目换成：你是否愿意出卖一个陌生的路人以换取一两万美元？或许愿意的人会更多一些，但这些人显然会明白他们不容易出卖陌生人。人们只能出卖“自己的”东西：人们最容易伤害的，正是“自己人”。一个人要出卖企业机密，他能够出卖的只有自己供职的企业。一个人要出卖国家利益，他能够出卖的也只有自己的祖国。这说明距离越近，利益纠葛越是复杂难解。而正因为难分难解，超越刊益原则的道德行为才成就了人的高尚。虽然我决不赞成伤害陌生人和出卖异己集团，但毕竟，我们最不该伤害的，恰恰是“自己人”，我们最不该背叛的，理所当然是自己的祖国。 75 施者与受者 在公交车上让座是我从小养成的习惯，如此微不足道的善意，我当然不会施而望报，但奇怪的是接受座位的人常常不仅不道谢，甚至连微笑点头都不会，她（他）会面如霜雪地坐下，转头去看窗外，似乎对我十分厌恶。后来我学了乖，让座后立刻走开，免得接受座位的人怪模怪样地不自在，反过来又让我更不留在。这使我颇为感慨，为什么付出善意也成了找罪受？ 道德家们习惯于教导人们行善，然而善行善举在当代社会中已日益稀有。从让座与受应这一极其平常的人际关系之难以建立，或许能够让我们想到一条与行善相反而相成的准则：接受善意。这一准则同样适用于一切人际交往。只有当人们能够坦然受座，习会有更多的人愿意欣然让座。很难相信，一个不愿接受善意的人，会是一个乐于行善的人；不愿接受善意的人的善举，令人怀疑他的动机。只有愿意接受善意的人，才能在遇到比他更需要帮助和善意的人时，毫不犹豫地付出。学会接受善意，是一个人心理不阴暗、对人性的光辉充满信心的标志。因为这样的人知道，如果你不接受善意，他人的善意就无法实现为善举，这样他行善的意志就受到了挫折。你接受了他人的善意，他人就会因你的接受而快乐。这是一切行善者的“自私”的成分——没有一个正常人会主动做毫无快乐的事。因此，不接受善意就不仅仅是不接受善怠，而目．同时就是不乐于行善，不接受善意就是某种意义上的不善。因此不接受善意与不善有不可分割的联系；而接受善意，正是另一种意义的行善。 施与受，在这里得到了内在的统一。这与爱情非常相似，其实一切美好的人类情感，都与爱情有某种同质的东西，虽然在表现形式上会大相径庭。母爱的伟大，固然是因为她的施善不望报，但也取决于接受对象的“成全”——她的儿女一般不会拒绝她的善意。由于子女的坦然接受，母爱得以升华，每一个母亲因而成为精神上的富翁——付出本身带给她极大的快乐。任何能够付出的人，总是在精神上富有的。葛朗台在物质上是富有的，但在精神上却是赤贫如洗的。而一个物质上一无所有的人，只要有善意，只要会微笑，就是富有的。任何人，都不可能贫穷到无法释放善意的程度。至少，他可以用接受善意、成全善举的方式，释放他的善意。乞丐现象在历史上得以长期存在的人性基础，就是他们满足了施舍者行善的愿望。然而与职业乞丐不同，所有宗教上的托钵僧，都是通过行乞化缘，即接受你的行善和施舍，来做人间的最大善事的。一个人只要接受他人的善意，就极大地唤起了他人天性中的善根——一朵来自天国的七彩祥云，同时萦绕在行善者与受善者的头顶。 76 流行主义者 明年流行什么？我不知道。不过有人知道，谁？权威。我是最佩服权威的，因为他的金口一开，有耶稣般的权柄，上帝般的威力。上帝说，要有光，于是有了光。说什么，就有什么。权威说，明年流行红裙子，于是就流行红裙子。说流行什么，就流行什么。耶稣说，我三天后会复活，于是便复活 权威说，六十年前的旗袍明年会流行，于是便流行 就这么神！就这么灵！而神灵就是上帝。 我不信上帝，不信复活，因为上帝不存在。但我信权威，信流行，因为权威预测流行确实灵验。明明白白摆着：先有了世界，才有人虚构了创造世界的上帝。世界在先，上帝在后。同样明明白白的是：先有了权威的“预测”，才有了百发百中的流行。预测在先，流行在后。古往今来，敢于自称先知的多了去啦，看相算命、测字卜卦、推背图、烧饼歌、以塞亚、耶利米、诺查丹玛斯……但大多属于“说是一物即不中”的卡桑德拉。惟有预测流行的现代权威，才是不折不扣的先知。 预测流行的权威决不像巫师那样，搞玄玄乎乎的象征主义，他预言起来斩钉截铁，通俗易懂。试想，如果权威说得含糊其辞、深奥费解，比如他说“明年可能流行暖色调”，你是赶着做红裙子好，还是做黄裙子好 你拿不定主意，明年就流行不起来。他说得明白，“明年流行红裙子”，于是惟恐赶不上流行的女孩子人人做了一条红裙子，到夏天一齐穿出来，于是红裙子就真的流行 预测流行的权威也决不像巫师那样，搞鬼鬼祟祟的神秘主义，他预言起来大声疾呼，广而告之。试想，如果权威把预测仅仅告知妻女亲友，悄悄地对她们说：“明年流行旗袍。嘘，噤声，天机不可泄露！”那么明年穿着旗袍上街的这些亲友妻女，就会被人当成傻瓜或疯子。这样权威就不权威 不，权威必须借助大众传媒，登报纸，上电视，举行时装表演，开新闻发布会，务必让所有的人都听见：“喂，告诉你们：明年流行旗袍！”于是惟恐赶不上流行的太太小姐们人人做了一件旗袍，到秋天一齐穿出来，于是旗袍就真的流行 可见，预测流行的现代权威与预卜休咎的古代巫师确实大不一样。手段边然不同，命运自然相反。巫师们越是鬼鬼祟祟，越是流年不利；权威们越是贼煞胆大，越是心想事成。到最后权威成了魔术师，他可以无中生有地信口雌黄，厂家不得不只生产他“预测”的流行商品，店家不得不只经销他“预测”的流行商品。于是，本来不赶流行的人也不得不只买权威“预测”过的流行商品，因为你根本买不到不流行的东西。所以你不得不信权威，不得不信流行——因为信不信由不得你！ 77 无后主义者 几年前，上海成为第一个进入人口负增长的中国城市。这对被人口重负压得喘不过气来的中国，是一个极大的喜讯，也是上海人的骄傲。达到这一成就，除了严格执行独生子女政策以外，另有一个甚少引起关注的重要因素：拒绝生育。根据一项统计资料，上海每百对新婚夫妃中，至少有四对不生孩子。为了区别于不结婚的独身主义者，称他们为“无后主义者”或许是恰当的。 无后主义者大多受过高等教育，夫妇双方都有各自热爱的事业。他们放弃后代大概有三个原因：一、逼仄的住房。尽管这一困境正在缓解，但一般市民的育婴室，知识分子很可能优先考虑做书房或会客室。二、有限的收入。一般市民可以把自身衣食开支以外的全部收入用于育儿，但知识分子很可能优先考虑把它用于文化消费。三、已过最佳生育期。 对女性来说，三十五岁以后生育是有风险的，而许多知识女性要过了这一年龄才谈婚论嫁，为了自身安全，也可能为了保住收入优厚的白领职位，她们不得不放弃生育。还有一些不具普遍性的因素，比如立意要为缓解人口压力而作出贡献。或者，作为知识分子当然希望自己的孩子也是知识分子，但知识分子的生存困境使他们不想让后代再承受同样的痛苦，因而拒绝生育。也有的夫妇一心想出国而暂时不考虑生育，结果出国遥遥无期，却把生育耽搁 另外，上海的长辈大多数较为开明，他们很少会用“不孝有三，无后为大”之类传统观念对子女施加压力，况且上海妇女的地位之高在国内首屈一指，无论公婆还是丈夫，都难以把自己的意志强加于她们的意志之上。以上因素的综合作用，为上海的无后主义者的增加提供了或自愿或被迫的各方面条件。 有人曾经指出，严格遵守独生子女政策的多为文化较高的公民，而半文盲、文盲则不顾国策坚持超生，长此以往会降低国民的整体素质，他们主张加强对超生者的处罚和打击力度，对此我非常赞同。但上海刚刚进入负增长时，就有人援引新加坡的政策，建议市政当局考虑放宽独生子女政策，允许知识分子生育两胎甚至以上。对此我无法苟同。我认为新加坡的政策是一项歧视政策，没有充分的科学依据，却有血统论的气味，任何法律都应对全体公民一视同仁。 除了应该避免对低文化者的歧视，更有必要避免对无后卞义者的不公正，在多子多福的传统观念支配下，许多人对无后主义者竭尽冷嘲热讽之能事，以至迫使某些无后主义者为了证明自己并非不能生育，往往赌气让妻子先怀上孕，然后再大张旗鼓去做人流。而更大的压力来自相当普遍的武断偏见，即认为拒绝生育是一种为了一己幸福而拒绝神圣义务的自私行为。事实上，大部分无后主义者将把他人用于生儿育女的精力转而倾注于工作和研究（他们中的许多人都是工作证），为中国经济的腾飞和中国文化的复兴作出世大贡献。 78 足球人 今天，任何人如果决意成为人类公敌，只要反对足球就行。否则，无论你如何倒行逆施，总会有追随者。反对犹太人的希特勒不仅活着时有追随者，死后也有新纳粹主义者为其招魂。但谁要是胆敢反对足球，嘿，走着瞧吧，没你的好果子吃。 二十世纪既不是黄金时代，也不是黑暗时代，既不是战争时代，也不是和平时代，而是足球时代。我不想成为人类公敌，所以不反对足球——因为我不敢反对足球。据统计，全世界有五千万职业足球运动员，业余的少说也有五亿，再加上既非职业又非业余的二十五亿球迷，反对足球就是与人类的一半作力量悬殊的对抗。如果算上这一半人的配偶，你就是在向全人类公然挑衅。要是再算上他们的情人、子女、至爱亲朋、三姑六姨，你就是在与五倍以上的人类对抗。虽然数学家不会同意我这种神经错乱的算法，但至少会同意，你在与加了倍的宗教性狂热对垒。 任何时代的人类都需要宗教，足球就是二十世纪人的宗教。基督教没有征服世界，而地球统一于足球。梵蒂冈被意大利足球甲级联赛所取代。球王如同教皇，一个国家如同一个教区，国家队主教练就是红衣主教，球星就是圣徒，就是民族英雄。一个外籍教练，就是一个传教士。一个球迷，就是信仰世界性宗教的虔诚信徒。而一个足球流氓，就是一个用武力维护圣教的皮萨罗。苏格拉底并非哲学之父，而是一个球星；圣保罗并非教会之父，而是一支万众景仰的巴西球队。一支球队，就是一个圣殿骑士团；一次世界杯赛，就是一次十字军东征，因为世界杯正是他们的圣杯。因此，判断一个人是否爱国，只要看他是否与本国足球队进军世界怀的命运休戚与共就行。 足球教会奖励一个足球教区，就是授予世界杯主办权，足球教会惩罚一个足球教区，就是剥夺一个足球教区的世界杯参赛权。这是中世纪的教皇恩准或开除国王教籍的现代改版，其震撼力则有过之而无不及。因为足球兴衰，足以影响一个政权；足球恩怨，足以引发一场战争；足球荣辱，成为国耻和国光；足球分歧，离合爱情和婚姻。正所谓：千里之行，始于足下；悲欢喜怒，系于一球。基督教徒悦，太阳绕着地球转；足球教徒说，地球绕着足球转。世界只有一个地球，人类只有一个足球；球乎球乎，惟一而足。赞美真主，阿弥陀佛，哈里路亚，阿门！ 79 僭妄者 文艺复兴以后兴起的“人道主义”和“科学至上主义”，使人类变成了不顾地球环境的承受极限而向自然无限制宣战和索取的“僭妄者”。这种僭妄首先表现在认为“一切问题都可以由人解决”。如果没有现代医学，许多人会末及中寿就夭亡，包括本书的作者和读者中的不少人可能都难以幸免，甚至救死扶伤和“人道主义援助”也可能是逆天之举。由于现代医学以及其他多种综合因素导致了人口爆炸及其长寿，大量的食物变得不可缺少，导致了70年代开始“绿色革命”，然而绿色革命的副产品却是大量动植物的灭绝。人口压力几乎无法避免以减少人日为目的的灾难性战争。而现代战争的非人道性已无须再进一步强调。因此人道主义即人类中心主义是一个解不开的死结。每一次近期目标的解决，都有大量遗留问题。科学家认为，一个问题的解决会产生一批新问题，这些问题最终会排除那种解决。 不仅农业，现代畜牧业和养殖业同样带来问题。生态学告诉我们，环境能够忍受数十种土生的不同的食草动物，因为它们分别以植被的不同部分或同一植被的不同阶段为食。但环境却无法忍受同等数量或更少的牛群，因为牛吃同样的东西。单一动物的放养已经无法避免牧区的逐渐沙漠化。人类不仅是工具的制造者，尤其是沙漠的制造者。然而沙漠中有限的动植物也不得安宁。一次跨越沙漠的摩托车赛，就可能改变500平方英里的沙漠植物群落，使它受到严重损害。这个损害需要一个世纪以上的时间才能恢复。然而没等恢复，下一次摩托车赛又将开始。沙漠扩展的必然结果就是大量物种的消失，而任何一个物种的消失都是永远无法弥补的损大。 我们必须纠正把一切自然物都视为人类资源的纯经济学观点。某些看起来没有资源价值的自然产物的“经济价值是遥远的，模糊不清的；它防备的是黑夜里可能撞上的事情——不可逆改变造成的未知危险。不但风险模糊不清，而且即使由于丧失非资源造成的危险具体出现了，可能也无法证明其间的联系，甚至无法觉察这种联系。”蒙田早就提出过警告：“我们应当公正地对待人、友好地和善意地对待敏感的其它生物：在我们和它们之间有一条秘密纽带，一种双方相互依赖的存在。” 80 末世论者 “末世情结”是一种永恒的病态心理，一种古老的“小资情调”。虽然相对于历史的黎明时期，当代人确实有时间上的充分依据认为自己生活在末世，但孔子、佛陀、耶稣乃至但丁、卢梭、歌德、托尔斯泰，都感到自己生于末世。这种世纪末的悲情愁绪是每百年要宣泄一回的。二十世纪末的人们大概也难免要传染上一回。 然而我却觉得生当末世真是万分幸运，因为生于上述大师之后，我才能读到他们的杰作。同样，如果麻将群众生当麻将发明之前、电脑网虫生当电脑发明之前，他们怎么过这一辈子？如果你失去了赖以生存的主要游戏，你怎么活下去？这也有助于理解大部分自杀者的动机。当一个惟利是图者破产、一个爱情至上者失恋、一个权欲熏心者下台、一个思想艺术家才尽，自杀很可能是唯一的解脱之路。然而这些人互相之间却永不会理解。罗密欧会劝江郎去打麻将，江郎会劝罗亭去玩电子游戏，可他们之间将永远话不投机。由此可见，自杀者在他自杀之前是幸福的，或至少自认为是充实的。可是如果失去了麻将、失去了电子游戏，革命群众们虽然决不会自杀，但是肯定会无聊，而无聊是无药可救的，无论是末世时代的无聊还是黄金时代的无聊。 诗人的自杀理由可能是：如果我活在两千年前，我就能创立一个哲学流派或一个宗教；如果我活在一千年前，我就能成为诗圣或文豪。可我不幸生当末世，天生我才竟无用，所以我只好自杀。白痴的自杀理由可能是：如果我活在爱迪生以前，电灯的发明者就可能是我；如果我活在爱因斯坦以前，相对论的创立者就可能是我……可现在该发明的都已经发明了，该创立的都已经创立了，我的天才毫无用处。 对于天才来说，生当末世就是：他能做的别人都已做了，别人还没做而需要有人去做的一切，他却偏偏都不会做。末世论的根本内涵就是这些。当然现在还有另一种末世论的变体：如果我不是一个中国人，而是生在美国，我就可能……这是从文化的末世论变成了国家的末世论，末世论的时间性被转化成了空间性的意义。 无论是两干年前还是两千年后，无论是在中国还是在希腊，任何时候的任何地方，都有这种或时间或空间的末世论，所有的末世论者都是必然的而且是本质上的失败者。无论他在任何领域取得多么巨大的世俗成功，他的生命存在都是虚脱的，因为他的一切价值都是建立在“如果”上面。正如一位美国诗人所说：“语言文字中所有最凄惨的字眼里/最凄惨的莫过于：本来可以。”无数失败者和末世论者都曾异口同声地说：“早知道可以这样，我本来可以……”这是那只吃不到葡萄的狐狸的最深刻的内心独白。所有的失败者都具有狐狸式的聪明，对他们来说，幸福这颗葡萄，永远高高地吊在不属于自己的那棵树上，像代达罗斯吃不到的仙果和琼浆。 因此，既没有世纪末的残月，也没有新世纪的朝阳，世纪末或“末世”只是一个普普通通的时间点，无论此前还是此后，月亮每月照样圆缺，太阳每天照样升起。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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