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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5 《通志》



“总天下之大学术而条其纲目,名之曰略;凡二十略,百代之宪章,学者之能事,尽于此矣”

  属典章制度的书,一般称为“政书”。它专讲我国古代典章制度的沿革和演变,保存历代的文化、政治、经济、军事诸方面的资料,使用价值很大。我国古代最早涉及典章制度的,当推典谟训诰一类的文字记载,以及“三礼”专著。到汉代,司马迁作《史记》,以八书——礼书、乐书、律书、历书、天官书、封禅书、河渠书、平准书的形式记述了汉武帝以前历代典章制度的原委;东汉班固写《汉书》则改《史记》中的“书”为“志”。此后,各代凡涉及典章制度的,修史者均依前例散记于有关史书的各“志”中。这自然不可能是很有系统的。到唐代,刘知几的儿子刘秩作《政典》,遂有典章制度的专著,但它叙述十分简陋,不被人重视。后来杜佑在“志”的基础上更详细地论述了历代典章制度,有《通典》问世,由于它编排得体,条理分明,记叙完备,在史学界产生了巨大的影响,成为发凡起例者。
  《通典》之后为后人所注意的,有郑樵作的《通志》与马端临作的《文献通考》,以上三书被合称为“三通”。“三通”所记我国古代典章制度内容全面,分类得当,源流分明,检索方便,所以深受后人欢迎。
  郑樵(1103—1162年),字渔仲,宋兴化军莆田(今福建莆田)人。他从16岁开始,谢绝人事,闭门读书,“欲读古人之书,欲通百家之学,欲讨六艺之文而为羽翼”(《夹漈遗稿》卷二《献皇帝书》)。他不应科举,无心于仕进,深居夹漈山读书、讲学30年,所以人称为夹漈先生。据《宋史·郑樵传》记载,郑樵好著书,自比不下汉的刘向、扬雄。每搜奇书访古,遇藏书家必借留,读尽其家之书而去。他一生著作甚丰,有《氏族志》、《动物态》、《图书志》等80余种。但其代表作,却是一部包罗各代历史的《通志》。郑樵是自学成才,既无家学,又不是史官,在客观条件上,既不如司马迁,也不如班固。
  郑樵所处的时代,是金兵南侵,民族矛盾激化的年代,靖康元年(1126年),金兵包围汴京,第二年汴京沦陷,钦、徽二帝被俘北去。从此,宋室南迁。郑樵从主张抗金,转入著述生活。1158年,郑樵被宋高宗面召对策,他当着皇帝的面述说自班固以来历代史家作史的不足之处。高宗很赞赏他的宏论,说他敷陈古义,自成一家。郑樵的晚年,埋头撰写《通志》,绍兴三十一年(1161年)抄成之后,便进京献书,终于得了一个枢密院编修的官衔,准许他进入秘书省翻阅书籍,可惜被人弹劾,失去了这种权利,不久便病死了。
  《通志》是郑樵毕生心血的结晶,他说是“五十载总为一书”。它共有200卷,记上古至隋唐的制度(二十略记上古至唐,纪传记三皇至隋)。全书分为:帝纪18卷,后妃传2卷,年谱4卷,二十略52卷,世家3卷,宗室8卷,列传130卷,载记8卷。其中,后妃、宗室、世家三部分,性质和列传相近,篇幅也不多,后人把它归入列传,这样,《通志》就成为纪、传、谱、略、载记五种体例构成的史书了。它实际上是继承《史记》的传统体裁,不过在改“表”为“谱”、易“志”为“略”,以及全书纲目体例的统一,史事的考订改编,二十略的创作等方面,都有他的独到的见识,也有所创新,所以,章学诚称赞《通志》,是郑氏“别识心裁”的创作。
  《四库全书总目》说,郑樵在《通志》中十分重视二十略。
  这二十略有些是郑樵独创的,像氏族、六书、七音、都邑、草木昆虫等略。郑樵自己也说过:“总天下之大学术,而条其纲目,名之曰略,凡二十略,百代之宪章,学者之能事,尽于此矣。”(《通志·总序》)
  郑氏在编纂《通志》这部500多万字的巨著时,其方法是值得重视的,他先从各个专门的学问入手,通过对史料的考订和实践的调查,把所有的史料“会同”起来,所谓“会同”,是指把各种史料加以综合整理,也就是尽可能全面地汇总各种史料,按照年代先后予以整理、编排,探其源流,理出各种事物从古到今的发展过程。郑氏最后把其研究成果,归纳入纪、传、谱、略、载记等体例之中,编成了独创一格的《通志》。郑氏这种求实的治学态度,是他在史学史上最重要的贡献之一,这种思想含有辩证法的因素。他敢于批判某些传统的思想,如反对主观和迷信,这种思想含有唯物主义的因素。
  《通志》的体例和编纂方法,在我国史学发展史上有过一定的影响。清乾隆年间所修的《续通志》和《清朝通志》,就是根据《通志》的体例和方法修成的。甚至马端临的《文献通考》以及《九通》中的其他著作,在体例上也吸取了《通志》的成果。后人在研究目录学、校雠学等有关编纂方法时,也不能不研究《通志》。当然,它的体例和编纂方法也有不少缺点。例如,二十略的体例虽有所创新,但从《通志》的整体来说,它仍然没有突破正统的旧史的格式;在史料的考订方面,也难免有主观片面的臆断。
  由于郑樵受时代和阶级的局限,还有其立场观点上的问题。例如,《通志》所载的有关农民起义的史料很少,而且对于农民起义都称“反”称“盗”。他说:“黄巾赤眉,连山亘谷,四方之盗,如云而起。”(《夹漈遗稿》卷三《与景韦兄投江给事书》)此外,郑氏还存在着地理史观、宿命论以及复古主义思想等。
  但是,综观得失,郑樵是一位有贡献的封建史学家,他在史学方面,特别是历史编纂学方面的贡献是应当给予肯定的,而且其巨著——《通志》对于后代史学的发展也起过一定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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