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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国历史上，有两位著名的历史学家，因都复姓司马，所以人们称为“两司马”。就是撰写《史记》的司马迁，和主编《资治通鉴》的司马光。 司马光（1019—1086年），宇君实，北宋陕州夏县（今山西夏县）人。他父亲司马池，官任天章阁（皇帝藏书阁）待制（皇帝顾问）。司马池为人正直、清廉，这对司马光有深刻的影响，时人赞誉司马光是“脚踏实地的人”。仁宗宝元元年（1038年）司马光中进士，历仕仁宗、英宗、神宗三朝，任天章阁待制兼侍讲、龙图阁直学士、翰林学士、御史中丞等职。 哲宗即位，任过尚书左仆射。 司马光为何要编写《资治通鉴》呢？他看到当时没有一部比较简明完整的通史，使学习历史的人感到很困难；同时他为了给封建统治者提供历史借鉴。于是，他便决心动手编一部“删削冗长，举撮机要，专取关国家盛衰、系生民休戚，善可为法，恶可为戒”（《进资治通鉴表》）的史书，并确定此书的宗旨是“鉴前世之兴衰，考当今之得失，嘉善矜恶，取是舍非”（同上），希望宋神宗借以改进政治，安定国家。 《通鉴》是一部集体编写的历史巨著，主编是司马光，协修是刘恕、刘攽和范祖禹，司马光的儿子司马康担任检阅文字的工作。司马光编写的书原名为《通志》，神宗即位后，把《通志》改名为《资治通鉴》，意思是“鉴于往事，有资于治道”。由于司马光与王安石政见不同，不想参与政治，而专门从事编书工作，得到神宗的批准，把《资治通鉴》的书局由汴梁迁往洛阳。司马光等人的编写分为三个步骤：首先，按年月顺序，标明事目，剪粘排列起来，叫做丛目，这是第一步；第二步是把丛目中编排的史料，进行初步整理，经过选择，决定取舍，并从文辞上加以修正。遇有年月事迹相抵触之处，须加考订，说明取舍理由，作为附注。由此写成第二稿，叫做长编；第三步由司马光就长编所载，考其异同，删其繁冗，修改润色，最后定稿。 元丰七年（1084年），司马光主编的巨著——《资治通鉴》终于完成了。它上起周威烈王二十三年（前400年），下止五代后周显德六年（959年），共1362年的历史，分为294卷，共计300多万字；另外《目录》30卷，《考异》30卷。共花了19年的时间，才编成这部巨著，据说，他们摘引的资料和底稿，堆满了两大间房子。书未完成，分工撰写魏晋南北朝部分的刘恕，由于积劳成疾死了。分工撰写两汉部分的刘攽，这时已经62岁了。分工撰写隋唐五代部分的范祖禹，这时虽年仅43岁，也显得未老先衰了。司马光此时也65岁了，由于操劳过度，双鬓霜白，牙齿脱落，用他的话说：“我的全部精力，都消耗在这部书上了。”这年12月，司马光不顾寒冬腊月，请人用锦缎装裱了10个精美的匣子，用车马载着，他和刘攽、范祖禹等人亲自押送，从西京洛阳出发，日夜兼程，送往东京汴梁，向宋神宗进献《资治通鉴》。神宗加封司马光为资政殿学士。司马光因编纂此书，损害了健康，此书问世时，他已逝世1个多月了。 司马光是为了巩固当时的封建政权，才编写《通鉴》，这就决定了此书的内容主要是政治史。他把历史上的君主，根据他们的才能分为创业、守成、陵夷、中兴、乱亡五类。创业之君，如汉高祖、汉光武、隋文帝、唐太宗等。守成之君，如汉文帝和汉景帝。中兴之君，如汉宣帝。至于“习于宴安，乐于怠惰，人之忠邪，混而不分，事之得失，置而不察，苟取目前之佚，不思永远之患”，使“祖考之业”日趋颓下的陵夷之君（《历年图序》），像西汉的元帝、成帝，东汉的桓帝、灵帝，都属于这一类。在司马光看来，最坏的是那些乱亡之君，他们“心不入德义，性不受法则，舍道以趋恶，弃礼以纵欲，谗谄者用，正直者诛，荒淫无厌，刑杀无度，神怒不顾，民怨不知”（同上），像陈后主、隋炀帝等就是最典型的例证。对于乱亡之君，《通鉴》都作了一定程度的揭露和谴责，以为后世君主的鉴戒。 对于军事的记载，《通鉴》也很突出，对战争的描述也很生动。凡是重大的战役，对战争的起因，战局的分析，战事的过程及其影响，都有详细记载。如赤壁之战，淝水之战等，都是杰出的例证。 《通鉴》也注意关于经济的记载，因田赋和赋税是封建经济的首要问题。因此，它对于商鞅变法，文景之治，北魏孝文帝的均田制等都有记载。 文化方面，《通鉴》也有记载，就学术思想来说，上至先秦的儒、法、名、阴阳、纵横五家的代表人物和学术主张，下及汉初的黄老思想，汉武帝的独尊儒术，以及魏晋玄学的盛行都有记载。对于佛教、道教的起源、发展，以及儒、佛、道之间的斗争也有叙述。对西汉以来经学的发展，典籍的校理，石经的刻立，九经的雕印及流传，都有较系统的陈述。著名的文人学士及其作品也有记载。史学方面，从《汉书》到沈约的《宋书》以及唐代的修史制度，均有记载。科技方面，记载最多的是历代的历法。其他如天文学、地理学、土木建筑（如秦代的长城，隋唐的长安城和洛阳城）、水利工程（隋代的大运河）也有反映。 《通鉴》还有历史评论。一类是属于司马光自己写的，每篇以“臣光曰”开头；还有一类是选录前人的评论，开头都写明作者名氏。当然，司马光所选录的前人史论，都是符合自己的观点，大部分用于表述他的政治思想。 《通鉴》还具有很高的史料价值。司马光是奉诏编书的，皇家的崇文院，据宋仁宗时所编《崇文总目》的记载，共列书籍30669卷，是当时全国藏书最多的地方，司马光和他的助手都可以查阅。宋神宗又以颍邸旧书2400卷，赏赐给司马光。司马光洛阳的住宅里，“聚书出五千卷”，其他协修人也各有自己的藏书。司马光等人所取材料，除十七史外，凡前代留存下来的史书也无不搜集。对于私家的藏书，他们也多方借阅，如刘恕曾亲自去藏书家宋敏求的家中，口诵手抄。可见，《通鉴》所搜集的材料是很丰富的。有人估计，《通鉴》所引之书多达300多种。 《通鉴》是我国一部极为重要的编年史，它不仅给封建统治阶级提供了统治经验，同时它具有很高的史料价值。比如书中所引各书材料有些已亡佚，得赖此书保存。它全书体例严谨，前后脉络分明，语言文字也极为简练。这些对后世史学都产生了极大的影响。自《通鉴》出现后，一度中衰的编年史书体裁，才得重振旗鼓，并加以发展起来。自南宋李焘撰《续资治通鉴长编》，李心传撰《建炎以来系年要录》，直到清代徐乾学撰《资治通鉴后编》，毕沅撰《续资治通鉴》，夏燮撰《明通鉴》，无不遵循司马光所创的义例。不仅如此，由《通鉴》派生出来的袁枢《通鉴纪事本末》和朱熹《资治通鉴纲目》，出现新的纪事本末体和纲目体，成为南宋以后流行的史书体裁。因此，司马光主编的《资治通鉴》一向受到史学界的好评。宋代的王应麟、清代的王鸣盛、钱大昕都有赞语。 钱大昕在《跋宋史新编》中说：“读十七史，不可不兼读《通鉴》。《通鉴》之取材，多有出正史之外者，又能考诸史之异同而裁正之。昔人所言，事增于前，文省于旧，惟《通鉴》可以当之。”这是符合《通鉴》实际情况的。 《通鉴》也有它的不足和缺点。由于司马光受时代和阶级的局限，在对待农民起义问题上，其立场与观点大有问题。它把历代农民起义均称为“贼”或“寇”。另外，在体例上也有失当的地方，洪迈《容斋随笔》和顾炎武《日知录》等书曾提出这一点。如年号问题，在封建社会，一年往往有几个不同的年号，司马光只采用后一个年号，而其他年号一概不提，这就使读者对在这之前的年号无从知晓，给阅读带来不方便。 这里还要提一下《通鉴目录》和《通鉴考异》。《目录》30卷，仿《史记》年表的体例，纪年于上，列《通鉴》卷数于下；《考异》30卷，说明材料去取的理由。这两书虽不能与《资治通鉴》相比，但它们互相配合，这样使《资治通鉴》的体例更为完备，这是值得读者注意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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