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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有另一类作品，更多地倾向于表现和追求“现代型”的人性观念。这方面，我们可以从张辛欣的中篇小说《我们这个年纪的梦》（载《收获》1982年第4期）中，获得一些概念。这部小说着力描写一名年轻的职业妇女，在单调的工作，淡泊的婚姻生活和琐屑的家务劳动的挤压下，心理失去平衡，生活失去依托，理想终归趋于幻灭的精神悲剧过程。 小说在揭示“现代型”人性观念过程中，流露出以下的特征。 在创作思想方面，作者灌注十全篇的是这样一种意念：艺术的本质似乎是作者个人的一种潜意识、下意识领域里的“自我创造”活动。 在这部小说里，女主人公“她”的内心动作可以归结为两个字：——寻梦。她的全部的生命力的自我表现，似乎就是精神上无休止地追求一个梦幻中的“青梅竹马”，一个无定形的“漂亮的小男孩”。这个“漂亮的小男孩”的影子，仅只来自儿时对一个陌生的小男孩偶然相遇中的偶然一瞥：“好漂亮的一个男孩子！”于是，在实际的物质的生活中感到极端枯燥窒息、无聊困乏的做了妈妈的“她”，还在向着自己的灵魂洞穴深处追求一个遥远的梦境中的“他”，直到幻灭。这就是这部中篇的全部情节基础。 其实，这部小说不大讲什么情节，它的人物总是和他周围聊以寄生的物质世界格格不入。所以，他们多半喜欢沉浸在一个童话般的心造的世界里。女主人公“她”就是这类人物中的一个佼佼者。她对外部世界感到“没意思透了”。在她看来，人，命运，人生际遇，都是不可理解的，是理智所无法把握的；在什么历史、是非、信念、爱情、事业等等现实世界里，找不到合乎理性的规律，没有什么“必然的链条”。生活是什么？“似乎是各种偶然的堆积。象是枝头一片绿叶，小孩用弹弓打偶然落在枝上的鸟儿，乌儿飞走了，树叶落了。偶然落在水中，顺着水住前漂，偶然被伸出在溪边的一枝小树勾住，正好一阵偶来的微风，卷起一缕轻轻的水波，就把你推到一个小小的死角里，永远地在这儿了。”人们生活就是这样被“偶然性”统治着，这种“偶然性”，是人无法凭借逻辑的理性的力量掌握的，它只不过是被打散了“必然性”的碎片而已：“先前认定有一根必然的链条，被什么东西打散了，再来看，似乎原本也只是一些偶然的碎片。” 这种非理性主义的创作情绪在作者另一部小说《在同一地平线上》也时有表现：那里的男主人公因倒卖汽车而受了黑社会团伙的欺骗，由此他就对人对世不再相信，就象拆掉一辆汽车的全部零件那样，也拆掉了他对人世的诚实的信念。 世界、人生既然仅仅是一摊“偶然”的堆积，无数碎片的拼凑，那么，文学按照客观世界的本来面目及其发展来描写现实是不可能，也是无意义的了。于是，在作者看来，艺术的职能就不是描绘生活，揭示人生的真理，而只是沉入到心理上的潜意识境界进行“自我创造”活动，“创造”（就是不着边际的幻想）一个与外部客观世界互不楔入的、封闭的内在的幻象世界，一个潜在的意识流的世界，或者管它叫做“理想”那样一种梦境。“她”存在着，仅仅因为“她”需要为自己创造一个梦境的世界；而“他”（“漂亮的小男孩”的幻影）就是这个潜意识梦境世界的形象。这个“他”并非实体也不是思维、理性、记忆的产物，而是潜意识领域的“自我创造”，是一种似在似无的童话：“当它在着，并没有实体感、重量感，至多象一个影子，人所不见的影子，悄悄跟着。一旦抽去了，才能从突然而至的一段真空感中，感觉到它所占据的空间……”。 这就是说，小说主人公“她”只和她自己潜意识中朦胧不定的狭隘的个人欲望、封闭式的内在体验等等被夸张了的主观心理因素打交道，“她”只创造她自己的幻想，追求自己的幻想，崇拜自己的幻想，一句话，她只崇拜她自己！而且只崇拜那个远离人的高级理性思维，向动物本能靠近的潜意识中的她自己！ 如果剥掉那些“花非花，雾非雾”式的美文学的藻饰，剥掉那种“不打是打，打是不打”之类的“鬼画符”，我们就会看到，这种自我崇拜的玄学把戏，说穿了，不过是个人主义。唯我主义的内向的极端表现而已。 不必讳言，唯我主义、个人主义、主观主义的无限膨胀，是现代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赖以生存的主要的精神支点，它的普遍的、基本的美学表现形态，乃是个人与社会的对立和抗争。这部小说的形象体系，就是在个人与社会的关系上处处呈现着节拍的不和谐、趋向的冲撞等等失调的状态下，结构而成的两种截然相反的天地：一种是现实的世界，一种是幻想的世界。“她”游离于前者，而神游于后者；在彼岸世界，“她”感到自由，在充满了空虚的黑洞里，她获得“海阔凭鱼跃”的自我感觉；而在此岸世界，“她”却成了个溺水者，眼前一片波涛汹涌，只见苦海无边。 “她”对我们社会的劳动建设，抱着一种极端冷漠和徒然无望的情绪。当这位女主人公叙说过去参加修水库的劳动场景时，她慨叹地说：“在那儿的时候，我觉得那地方象地狱……现在，怎么会觉着那时候也好了呢？”回答是：“人，好象就是这样，过去和将来都是梦……”小说借人物的口把一种极为有害的反社会。反现实的社会思想表露得再明白不过了：现在（即现实）是地狱，过去，将来都是梦：凡梦，哪怕是地狱的梦，比起现在来，也都是好的。 因此，在“她”那里，贯穿着个人与社会的绝对对立，不但表现为现在与过去、现在与将来的分裂，而且也表现为可怕的孤独感和冷酷的隔膜感，她总是用一种结着冰茬的冷漠的眼神看待周围的一切。生活对于她，只是无边的沙漠，无论在家庭，在工作场所，或是在熙熙攮攮的大街上，她都感到“无由交往，无法沟通”。在这种绝对孤立的状态下，她感到：“首先要想的，是极力抓住自己，把自己系在一个地方，哪怕是系在一根水草上。”对于一个冷酷的唯我主义者和卑怯的梦游者，这种无端的恐惧感早晚会要来临的，它预示着幻灭；预示着一个精神总崩溃的时刻来到了：一天，“她”终于偶然得知，有个俗不可耐的、最让人讨厌的邻居，竟然就是她梦寐以求的理想中的“他”！谁能料到呢，一个多年用五彩的幻想的云霞妆扮起来的“漂亮的小男孩”，竟然是一个地道的市侩庸人！连仅有的一点虚无缥缈的梦都被击得粉碎，她“只觉得茫然，够不着边的茫然。” 人总免不了要做点梦。“事如春梦了无痕”，梦碎了，并非坏事，按说，靠做梦过日子的“她”似乎可以清醒一下了吧，似乎可以睁开那朦胧的眼睛向四周大千世界看一看了吧。然而，不然。人各有志啊！“她”想：“也许，生活离你心里的梦总是非常的远，那些梦不一定会有一个结果，而有结果的，又可能是偏差极大的。但你还是要做梦。只要能做梦啊！谁又知道呢，在那些无形的梦和实在的生活之间；是不是有着一座桥呢？是不是梦变形地延伸到生活里，而生活又向前延伸？”说得很清楚，她还要把梦做下去！在她，活着就是为了做梦；做梦，才证明她是活着。在她，梦是生活的异化；而生活，只不过是梦的延伸——这就是作者在她自己编排的一场“杯水风波”中要告诉给读者的东西，说得直白一点，是作者让一个梦游症患者向生活，向现实，向社会提出的挑战。 一个真正的梦游症患者是不幸的，因为他在病态的梦中，意识不到自己的所作所为，不能对自己的下意识、潜意识行为负责。但是，难道可以认为我们的一些有艺术才能的作者真的能在潜意识、下意识中进行完整的艺术创造吗？这是矫情。六十年代的一位非现实主义流派的法国女作家萨罗特声称，现实有两种：千万人生活于其中的客观现实，不是艺术创造的源泉。作家的“创作的出发点既不同社会冲突和社会斗争相联系，一般地说，也不同他周围的可见的现实相联系。在他面前可能会出现某种同这一切事物毫无共同之处的东西，可能会出现那种他独自一人感觉到的现实，那里没有一个人能够跟他一起进入，也可能会出现一种把他孤立起来，使他同其余的人隔绝的现实……这种他所特有的对世界的理解方式，正如塞尚所说的，是同他本身的最深刻的根源‘融合’在一起的，这种对世界的理解方式是潜在于下意识里的……”① ①赫拉普钦科：《作家的创作个性和文学的发展》 我看这位外国作家关于“现实”的理解和关于艺术创作源泉的概念，同我国少数青年作者的创作情绪是有某些相似之处的。这种创作概念，概括地说，所谓艺术创作，就是作家的个人感觉、幻想、意志在同别人无法了解，无法沟通的下意识深处与自我相“融合”的产物。 从社会思潮上说，这种观点是唯我主义。个人主义在艺术创造论上的表现。 从哲学倾向上说，把“现实”（即“存在”）当作某种由个人在精神上构成的东西，当作由个人囱由假定的东西——这种观点，实际上就是贝克莱的“存在就是被感知”这一主观唯心主义原则在艺术论上的反映。 事情就是这样。 但我热烈盼望一切有才能的艺术家在党的十二大的精神召唤下，回到历史唯物主义的世界观和思想方法上来。社会主义文学艺术毕竟是属于人民的啊。 （原载《文艺报》1983年第2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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