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怎样理解戈一兰的形象?

作者:姚定一

——与刘万厦、袁永庆等同志商榷

  《公开的“内参”》中的女大学生戈一兰,是一个丰富、生动和深刻的人物形象,这个形象在大学生中引起了浓厚的兴趣和激烈的争论。发表在《文谭》七月号上的两篇文章是一种颇有代表性的观点,认为戈一兰“应该是一个探索者”,但小说却把她“歪曲为一个大骗子,性解放者,高级女流氓”;小说的前部分“发人深省,颇有魅力”,“可是后来却笔锋急转直下,不惜向戈一兰泼污,”因而造成戈一兰形象前后矛盾,“违反了戈一兰本身思想性格的逻辑发展,没有典型意义”(刘万厦:《她,应该是一个探索者》)。发表在《文谭》八月号的另两篇文章则代表了另外一种观点,认为戈一兰形象是真实的,“可信的,也是典型的”,但她是一个“表里不一,判若二人的性格统一者”,是一个用现象掩盖本质,“金玉其外”“败絮般的中核”的、有“才识”、有“学问”的坏人(袁永庆:《可信的,也是典型的》)。“生活中也有戈一兰这种畸形、败类、堕落者。”(曾祥麟:《随处都有浊流,警惕啊!》)。
  我以为这两种观点都是值得认真研究和商榷的。
  细读作品之后,我以为戈一兰的形象前后并不存在逻辑上的混淆。作者写“内参”的目的是要通过著名记者陆琴方到S大学了解有关“青年的恋爱问题种种”,以便“向社会呼吁”,写几条“内参”,“让中央领导同志了解一下大学生的现状”。小说紧紧围绕这一中心展开情节。陆琴方了解到S大学一个女生寝室的三个不同女性的三种不同恋爱观:一种是正统派的;一种是虚无主义,或者叫僧侣主义的;第三种是多元恋爱观。女大学生戈一兰不仅是多元恋爱理论的拥护者、宣传者,也是多元恋爱的实践者,在这一点上作品前后的描写并没有什么逻辑上的矛盾。小说开始不久,以康五四身份出现的戈一兰,就曾对陆琴方坦率地表白过,她“相信世界上有爱情,但不是一次,可能有多少次”、“这就可怕了吗?我看总比那些表面道貌岸然,一肚子男盗女娼的伪君子要光彩些。”她的恋爱实践,不论是与朦胧派诗人安路路的关系,还是对陆琴方的进攻,都是她的多元恋爱观的产物。戈一兰的放浪行为与她的言论是统一的,至于对这种行为的高尚或卑下,人们可以作出不同的评价,但说戈一兰的形象前后逻辑矛盾和她是一个表里不一的伪君子,恐怕言之过实,不符合《内参》所提供的戈一兰形象的实际。
  认为戈一兰形象前后逻辑混淆的同志,恐怕应归于因自己思维中在评论人物时还有某些旧式的框架,即好人就是好人,他只干好事,坏人就是坏人,他只干坏事,好就是好,坏就是坏,非此即彼,别无其它!一旦好人也干了某种坏事,于是或者否定他是好人,或者说这是矛盾的,不可能的。
  小说前大半部的戈一兰的确是一个青年探索者的形象,但人们却往往忽视,这样一个青年探索者却又是一个先天不足的探索者,她的探索染上某种时代的悲剧色彩,这就是“四人帮”十年浩劫、“极左”的文化禁锢给青年一代刻下的深深印痕。在这一代人身上,由于知识和道德教育的先天不足,他们之中有些人在大胆探索的同时,也可能良莽不分,好坏不辨,又由于自己身上某些个人主义思想的支配,使他们在婚姻恋爱的探索和实践上很可能失足。我以为戈一兰就属于这一类探索者之中的比较典型的一员。戈一兰的形象是真实的,她的勇敢的探索与她那些应当鞭笞的放浪行为都同样是真实的。戈一兰式的人物在大学生中我们也可以见到。他们当然有各自的缺点、错误,甚至严重错误,但他们是坏人吗?是金玉其外,败絮其中的丑类吗?非也。与其说他们是败类,不如说他们的放浪行为是对各种各样没有爱情的婚姻、宗法式封建婚姻的反叛,这种反叛在很多场合是无政府主义的,是不可取的,但在某种场合却又是对封建道德的大胆尖刻的嘲笑。戈一兰身上的个人主义是相当严重的,她的放浪行为也是应当批评的。但是,我以为“内参”的作者决非把她当作一个败类来描写,当作满嘴仁义道德,一肚子男盗女娼的“有学识”的坏人来描写。戈一兰似乎给记者开了一次玩笑,但在“这不是玩笑”的结尾处,记者却对戈一兰这样说道:
  从你身上,我看到了所谓性解放的真面目。
  你还年轻,是受着高等教育的人,你应当为你的一生负责,少干些损人利己的事情。……我希望你不要再堕落下去,象安路路那样!
  记者的希望就是作者的希望,这是一段深挚的话语,有谴责,有惋惜,有对历史的总结,有对未来的展望,同情多于愤怒,期待多于失望。
  戈一兰不是安路路,她与坏蛋、败类还有十里之遥,她还有拯救的希望。如果把这样一个思想敏锐的大胆的探索者引向历史的正轨,那么事物将又是一种什么样子呢!这或许就是作者创作“内参”的初衷吧!如果我们不再象堂·吉诃德式地把风车当作妖魔,那么应当承认,在现实生活中,特别在青年一代中,有许许多多人目击到我们老一辈人中流行的那种门当户对、宗法式封建婚姻,以及各种凑合的没有爱情的婚姻后,力图想改变它。他们不愿再重复老一辈人的错误,探索和实践中最大限度地争取真正的爱情的结合,这本身是无可非议的。但在这种种探索和实践中也往往泥沙俱下,产生了许多社会道德问题,应当及时批评教育和引导。戈一兰式的“解放”和“探索”,她的多元恋爱观的理论,或许在某种程度上表现了这种复杂性。
  当然,“内参”中的戈一兰形象的确也存在某种矛盾性,但这种矛盾性却不是作品的逻辑混淆,而是现实生活中活生生的人本身所具的矛盾性的反映。有些同志认为象戈一兰这种既勇于探索,又具有某些放浪行为、品质恶劣的人在艺术上是不真实的,恰恰相反,十八世界法国杰出的唯物论哲学家狄得罗就曾经写了一部哲理小说《拉摩的侄儿》,塑造了一个十分矛盾的人物形象——音乐家拉摩。对于这个拉摩,狄德罗说:“他是高傲和卑鄙、才智和愚蠢的混合物”,“没有比他自己更不象他自己的了。”因为“他毫不夸张地表露了自然赋予他的优秀品质,但也毫不羞耻地表露了他所接受的恶劣品质。”狄德罗说,这种人“打破了我们的教育、我们的社会习俗、我们关于礼貌的惯常观念所造成的令人厌恶的常规。如果在一群人中出现了这样一个人,他会象一颗酵母一样,开始发酵,便每个人都恢复了他的自然个性的一部分。”(《狄德罗哲学选集》,三联书店,一九五六年版,第200页,201页)
  对于拉摩这种具有“正确的思想”和“极端堕落”(同上书,第219页)的人物,有些人是不能理解的。特别是一些封建卫道者,他们大肆攻击狄德罗。但德国辩证法大师黑格尔却对拉摩的形象作了极高的评价,认为他是“分裂意识”的代表,是矛盾观念在艺术上的体现。马克思也称它是“无与伦比的作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2卷,第283页)恩格斯称它是“辩证法的杰作”(《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60页)。
  正如拉摩的形象可以象酵母发酵一样,“使每个人都恢复了他的自然个性的一部分,”戈一兰式的人物不也会抹去象陆琴方这种一向以“私生活严谨”的美名著称的人的头上的灵光圈,道出他“内心的隐私及种种自相矛盾的地方”吗?
  这或许也就是戈一兰形象的深刻之处。
              (原载《文谭》1982年第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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