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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性的贯穿，使张贤亮小说历史纵深感趋于一个新层次，一种深沉思辨的美学风范；但常因处理上的失当，总有人为的斧痕。这在《绿化树》中已有展露，而《男人的一半是女人》（见《收获》1985年5期）则把这种矛盾尖锐化、两级化，使整部作品杂入一些不和谐的噪音，严重妨碍着读者的审美心理。 平允而论，作家的艺术感觉是极丰盈细腻的，而捕捉和表现这种艺术感觉的才能又实在令人叹服。《灵与肉》中，许灵均抱着马头痛哭的一幕已经触动了不少人灵魂的颤栗，《绿化树》对“饥饿心理”的绘状给读者的冲击大略也不会低于其主人公在特定背景下所经历的煎熬（主要指情绪上的）。可贵的是，在目前这部中篇里，作家的才能又得到进一步的强化，对“性饥渴”。心理的摹写，无疑业已达到空前的水准。它象旋转着的飆风，在人们衡稳的心理中卷动起一个个狂澜，引发出剧烈的骚动和痛楚。 这是险笔。由于无处不在的理性观照，使这种险笔获取了平稳的落点，既异常深刻地反顾和谴责了那个灭绝人性的时代，同时又挚诚热切地发掘出促成人性复归的蓬勃着的元素。它不仅唤醒和校正着人的本性、人和尊严、人的价值，而且自身所拥有的强大生命力也构成作品美学的重要层面（甚至超乎前者），使历史感、美学感较完整地统一起来。 对于一个荒谬绝伦的时代的揭露，自然可以有多个视角。张贤亮择取知识分子在特定环境中的深层心理意识，异常真实生动地剖析出那个时代的本相。 在这部中篇里，笼罩着章永璘精神世界的原罪感不见了。他已经认识到自己做为羔羊被献在祭坛上是无端的，是对人性的戕害与绞杀。因而恢复和重建人的尊严和渴望作为潜在的因素已存在于意识的底层，只是“在这个混乱的年代”，还不可能以外在形式表现出来，灵魂与肉体还暂时保持着最低层次的平衡。他用繁重的劳动求得精神和肉体的自慰。即便如此，生命最原始的本能仍在蠕动，在顽强地表现着人之为人的道理。异性的幻影，满足着章永璘难耐的、可怜的情欲。黄香久的出现，使这种平衡被永久地破坏了。肉体的诱惑和人类的庄严感使他经受了痛苦的熬炼，理智在同本能的格斗中虽一时占据了上风，然而，这种胜利由于没有根基，八年后，他们既偶然、也必然地结合了。 如果说这是“爱情”的话，那么它是畸形环境下所造就的畸形“爱情”。这种“爱情”的开始也就预示了它的破裂。因为在章永璘的意识中，爱情应该“是两份情感的化合，立即就会在化学反应中产生出一种崭新的结晶”，然而在求婚时他没有找到，也不可能找到这种美妙的境界。结果是“去他妈的吧，爱情被需求代替了”。 既然他们的婚姻仅凭肉体的需求来维系，连这种最基本的满足都不能确保时，双方的痛苦是可想而知的。封建法西斯主义已经把章永璘变成了“废人”、“半个人”。正是在超常痛苦的氛围中，我们听到了主人公同大青马感人心魄的对话。用同动物的对话来阐释某些见解、理想，并从中得到启悟，虽然已不是独创（如王蒙的《杂色》，读来仍有振聋发聩之感。处身的境遇，使章永璘不可能向任何人倾诉自己的苦衷，与大青马相象的厄难也为他（它）们提供着心绪沟通的条件。“你全身完好无损，你是在心理上受到了损伤，外部刺激刻下的病灶在你的肺腑里，在你的头脑里，在你的神经里。”“人们为什么要骗我们？就是要剥夺我们的创造力，以便于你们驱使”。把极“左”政治的真面剖示的淋漓尽致。 既然他们的婚姻始终不曾有心灵的契合，注定离异只是个时机问题。黄香久炽烈的情欲把章永璘最终还原和造就成一个真正的男人，但情欲的满足又如何填补得了心境的空落？如果说在章永璘还是个“废人”时，由于卑微感的压抑，他不甘屈辱的灵魂还不可能得到伸张的话，那么，当他认定自己已成了真正的男人时，他要做的事，就是首先摆脱这畸形的婚姻。我们无需追究黄香久在肉体上曾对他的背叛，虽然章永璘以此为借口，求得灵魂上的宽慰，最终也不过是伪设的缘由。即使没有这根导火线，他们关系的破裂也是必然的。极左政治最为苛酷之处，不仅是直接残害了人们，也使被残害的人们互相残害。 理性的作用，只有附着在生活真实之上，才能强化艺术，一旦企图用它来主宰生活，就会使艺术真实遭到损伤。无论作家怎么解释，作品所呈示出来的美学创痕也不会消弭。 据此评判，《男人的一半是女人》缺欠则是明显的了。章永璘觉察到自己成了“废人”，其打击已不啻致命，那么此时面对第三者的涉足，他的怨恨、苦痛不待说高涨到了顶峰，而顶峰的出现必是极度的喷泄。然而他却乞灵于古圣先贤，玄妙地将自身的悲愤升华为对时世的思考。这种升华既是玄妙的，淡化和柔化了人物内心的巨大波动，而且在艺术上是不尽情理的，也是不符合美学原则的。倘使章永璘真正能够在这幻化的境界中求得灵魂的超脱，他无疑应是超凡脱俗的了，那么通篇对章永璘膨胀着的情欲的渲染也即失去依据。况且此后，他又几次以黄香火对他肉体的背叛相挪揄，却又显示未能脱俗。作家也许在此感到落笔的困窘，因为既要使章永璘感到生活的严酷，又不愿损害黄香久丰满的个性，于是使出现了哲人们的救援；也许作家要去迎合作品总的题旨——唯物论者的启示录，便设置这个幻境，以求得总体思想的契合；也许作家企图借此表述更深的内涵，对主人公的磨难及缘由作出科学的注解？然而既已抛开艺术的真实性，所付出的一切努力也只能是枉然。 其次，作品中罗宗棋这个人物是作为章水璘的向导而设的，他似乎成了章永璘命运转折的直接促动者，无论结婚或是离婚仿佛都与此人关联，而细细品味，却又毫无联系。那么这个人物的存在，其作用就只是同章永璘纵论天下大事了，然而他又毫无个性，于是便只能是个理念化的人物。况且他的出现也确实有些突兀。我推测，大约在作家其他中篇中还要涉及到这个人物，而且有可能是个地位相当重要的人物，倘若那时罗宗祺是一个丰赡的形象，这里就愈显得不成功，倘若依然如此，当然还会成为作品美学上的负担。 原载《青年评论报》1985年12月10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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