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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 老大



  在那个二百多人的工厂,电工是一个很有技术的工种。老大穿着蓝灰色的帆布工作服,屁股上挂着电工工具包,一甩一甩的,就象背个盒子枪一样。工厂流行这么一段顺口溜:“车工紧,钳工松,吊儿浪当当电工”。人人都羡慕电工,有技术,又轻松,可以四处走,不象当车工那样硬站八小时,撒尿都要跑快一点。

  老大做电工,没有成天四处走,他有空就看书。读书时他想工作。现在工作了,他爱上书了。文化革命全国旅行,又和那个偷越国境的大学生一拍即合,对他的启发很大,他上班看技术书,下班看杂书。那些杂书,都是被称作“封资修”的东西,他特别对西方政治经济和管理方面的书看得起劲。

  在老大的书中,有一本用毛边纸印的管理书籍《驭人哲学》,象草纸一样发黄。他还带回家给亦琼看过。用今天的眼光看,它是一本公共关系学书籍。里边讲的是怎样做人,当好统帅,做好售货员。一个好的售货员,从不伤害顾客的自尊心。面对矮个子的人,注意不说他矮,而说你的个子没有他高,适合穿这样的款式。面对胖顾客,注意不说他胖,而说,你没有他瘦,适合这样的打扮。见面打招呼,一个点头微笑,比一分钟说一千句话更有效。一个好的经理,对员工永远和蔼。一个好的统帅,挑选士兵的原则是留下那些忍住干渴不踊向河边喝水的人,而把那些喝水的士兵遣散回家。理由是喝水的士兵没有敌情观念,在他喝水的时候,已被埋伏的敌人打死了。书中所举例子,全是用的历史上的著名人物。诸如罗斯福、丘吉尔。

  这天,老大躲在堆放线圈的工具房看《驭人哲学》,他正看得津津有味,设想如果是自己做经理,做老板,做领导,这是一本很好的参考书,他一定会是一个有智慧、讲现代文明的好领导。看看现在革委会领导都是些什么水平呀,怎么可能把工作做好,把工厂搞好呢?他又在那里空操心了。

  身穿黄军装的复员军人穆向东路过工具房,听见里面象是有什么声音,他顺手推开了门,是老大在里面看书。他哈哈一声,原来你不懂权力,却懂得偷看“黄书”呀!浓厚的南充口音里面又夹着几丝倒土不白的焦盐普通话,表明他是一个走四方的人。

  那书的纸确实是黄的。但内容却不是“黄色”,并非色情淫秽的描写。但纸是黄色的,这就有问题了,必是封资修的无疑。穆向东就是这样来推断的。

  老大说,里面一点色情淫秽的东西都没有,是讲怎么做人民公仆。

  人民公仆?人民公仆是“黄的”?

  这才是“秀才遇到兵——有理说不清”!老大懒得和他说了。

  穆向东是南充农村兵复员到城市来的。他小学文化,在云南边境当了八年炊事兵。他当兵的时候,正是三年灾害的时候,掌菜勺子的炊事兵特别吃香,干部战士都对炊事员很客气。穆向东是个头脑机灵,口齿伶俐的农村人,他时时想着复员后很有可能回农村,这是他不愿意的。因此到部队的第一件事就是争取入党,以便复员有本钱。他在部队参加任何政治活动都很积极,一心想跳出炊事兵,学点技术。谁知他太积极了,被当做安心炊事工作,热爱本职工作的标兵,反倒换不了兵种了。他心里叫苦,只好认了,更加认真地搞好本职工作,搞好部队领导关系,和上上下下的人都能打上哈哈,说句笑。文化革命来了,他立即给自己改名“向东”,要誓死捍卫毛主席,并给自己的妹妹改名“向红”,永远都是红心向着党的。

  穆向东几次都差点上了复员名单,但都给他挽回了。毕竟炊事兵不同于连队战士,穆向东在部队待了八年。1968年,终于轮到穆向东复员了,他找到他的同乡战友,已经提干的老卫,要他帮忙说情复员到城市。他当了八年炊事兵,把青春都献给部队,献给边防了,现在不该给他一点补偿吗?要求不高,把他复员到重庆城,那里既是大城市,离老家南充也近。

  他入愿以偿了,复员到重庆,分到机修厂。他死活不当炊事员了,带着他从云南带回来的白药和土特产去见革委会的领导。领导由他挑工种,他挑了电工。自然他对修电机一窍不通,电工组只好安排他管厂里生活照明换保险,上灯泡一类的事。老大是修理电机的电工,平时跟穆向东没什么来往,也少打交道。但穆向东是工厂党支部委员,他管电工组的政治学习。

  穆向东把老大看“黄书”的事向工厂最高权力机构革命委员会报告了。革委会要老大把书交出来。老大固执,不愿交,把书藏在车间房顶的瓦下。说是书放在宿舍里,不知被谁拿了。

  合当有事,穆向东上房拉电灯线踩滑了瓦,发现了瓦下的书。他把书拿到手,发现它比“黄色”的问题还大,全是些资产阶级的货色,罗斯福丘吉尔什么的,这不是教唆人向无产阶级夺权吗?怎样待人接物,这分明是资产阶级的虚伪,搞阴谋诡计,伺机向无产阶级反扑!他把书交给了革委会。

  那天,两个戴红袖章的工人纠查来到老大的宿舍,老大正准备出门,托人请美术教师,给小弟辅导美术家教。两个纠查对老大说,跟我们走吧。

  老大莫名其妙,去哪儿?

  纠查说,开批判会。

  老大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开什么批判会?今天我不当班。

  纠查说,你去了就知道了。一边一个架着老大的胳膊往门外走。

  老大嘴里说,开什么玩笑!已推推搡搡到了会场。穆向东在领呼口号:“清除工人阶级的败类!”“横扫一切牛鬼蛇神!”“警惕资产阶级糖衣炮弹的腐蚀!”“巩固无产阶级专政!”老大一看那架势,心里知道不好,是冲他来的了。

  老大被罚站在主席台的一角,接受批判。他一副无所谓的样子,看着台下。老账新账一起算,从他进厂挖防空洞假装积极开始,到当逍遥派不关心文化大革命,穿着整洁资产阶级思想严重,看外国书籍思想反动。车间工友上台揭发他,其中最起劲的是穆向东。老大说过他没技术,是外行领导内行。穆向东最忌讳别人说他是外行,没技术,老大挑到了他的疤疤上,只痛得他嘴歪,对老大结下了冤仇。有点技术就不得了了,尾巴翘上天了。这下子,两人是仇人相见,分外眼红,穆向东报复的机会到了。

  老大对穆向东揭发他的罪状是“背着手撒尿——不扶(服)”,钻研技术有什么错,当工人就得有技术!他看的书,都是公开出版的,没有黄色下流的东西。

  台下有人喊,不许他猖狂,不许他诡辩。穆向东踹了老大几脚,头被狠狠地按下去了。革委会人一声吆喝:“把资产阶级顽固分子押下去!”老大被纠察扭到了防空洞。

  山城是一座有很多防空洞的城市,大大小小的防空洞,难以尽数。几乎每个工厂,每所学校,每条街道都有。最早的防空洞是50年前挖的,那是为了躲日本鬼子的空袭。那时的防空洞挖得很简单,郭沫若的耳聋,就是在教场口的防空洞躲空袭的时候给日本人炸的。年深月久,那些洞子早已风化,泥土石块堵塞了通道,壁上渗出的地下水齐脚背深。红房子的后山坡有一个防空洞,红房子小孩捉迷藏钻进洞里,阴风惨惨,没有光亮,一股霉臭直冲鼻子。受到惊动的蝙蝠,呼啦啦象鬼魂一样扑上身来,吓得大家哇啦啦叫,连滚带爬逃出洞,浑身沾满泥水。

  距躲日本鬼子空袭20年后,山城又掀起了第二个挖防空洞的热潮。那些废弃的洞子重新清理,新的防空洞又在遍山挖掘。老大参加工作的第一件事就是挖防空洞,那是一个旧洞子,位于工厂边缘的荒山脚下。山上长满灌木丛,还有几棵枝枝桠桠的杨槐树。在洞口上沿的山坡上,竖着巨幅标语牌,是用油毛毡钉木条框做成的,上面刷了白色的油漆,每个标语牌都写着一个红油漆大字,在灌木丛中,不多远跳出一个,连成一条20来米长的线:“反”——“修”——“防”——“修”——“备”——“战”——“备”——“荒”——“为”——“人”——“民”。

  老大浑身象有使不完的力气,他用锄头挖,橇棒顶,钢钎打,肩膀抬,手打起了血泡,肩又磨厚了一层老皮。马克思曾经说过,无产阶级是资产阶级的掘墓人。如今老大跟父亲一样也是工人阶级了,这个血统工人在挖防空洞。他不会想到他在给自己挖墓,日后他的囚室,他的冤孽。更不会知道他后来的命运,阴差阳错都跟防空洞联系。他只是感到兴奋,总算没饭吃的日子过去了,他独立了,再不会挨父亲打了,再不用拉纤挣角子钱了,他有工资了。不是一分两分,一角两角的小钱,而是一块两块,五块,甚至十块的大钱。尽管他是一个学徒工,每月只有18元。

  老大参加工作挖的防空洞,没有用来躲过一次空袭,在文化革命中成了革委会的隔离室。洞门是用石头砌的圆拱门,地上打的三合土。洞里拉了一盏电灯,有一张铁床。旁边有个小铁桶。石壁上长满青苔,渗水顺着石壁往下流。洞脚有条小沟排水。再往里走,就不行了,洞壁没有砌石头,地上也没有打三合灰,全是土坷拉,洞子深处一片漆黑。是个盲洞,没有另一个出口。防空洞口安了一扇铁门,上了一把大铁锁,门外有守卫。

  老大被推进防空洞,上了锁。他气得发狂,摇着铁门大声喊叫:“你们私设监狱违反国法!”“我究竟犯了哪条法?”

  防空洞在山脚下,离车间较远,老大的喊叫化成袅袅余音,在空中回荡。每天上班的时辰,老大就对着洞外喊:“我要出去!”没有人路过,没有人理睬,老大被防空洞隔断了与外界的联系。

  他双手抱膝斜靠着石壁坐在地上,两眼直楞楞地看着洞口。这可不是夏天乘凉的洞天福地,这是人鬼之间的阴阳界。洞外,是自由的天空,阳光世界,洞里,是禁锢的牢狱,无边的黑暗,他还没做成一件事呢,就这样被困在洞子里,他象掉入枯井一样绝望。自由,自由,走在阳光下的叫化子都比他幸福。对人精神的摧残,莫过于关防空洞,不打不骂,什么刑法都不用,保管叫你感到埋了还没有死的恐怖。黑暗、潮湿、霉臭紧紧包围是老大,他心中充满了死的绝望与恐怖。

  老大的吃喝拉撒都在洞里。屎尿拉在洞里的小沟,用自来水冲去。时间久了,洞里有股难闻的骚臭味。洗脸——如果他愿意洗脸的话——用小铁桶。守卫是个单身,每天他去食堂吃饭,就用食堂的搪瓷罐把老大的饭菜带回来,账记在老大名下。老大吃了罐罐饭,把搪瓷罐往铁门外一扔。把个搪瓷罐摔得稀烂。守卫有意见了,老大,我没得罪你,罐罐饭没有得罪你,你吃得不耐烦了,是不是不想吃了?

  老大不再扔搪瓷罐了,也不再喊叫了。革委会要他写检查,他一口回绝,没什么好写的,他没错,更没罪。那劲头,倒象是坐牢的革命志士,不肯变节投降。

  老大这人,就是缺少变通,认死理。小时候是犟,遭父亲打,大了是固执,为本书弄得关防空洞。有那个必要嘛,他又不是真的革命家。大概,他是把自己看作革命家,或者要象革命家那样给世人一个新典型。他还是颇为得意的。

  老大开始又唱又跳。唱毛主席语录歌,跳毛主席忠字舞。他象一只蝙蝠在洞里四处窜,时而飞高,拼命往顶上蹦,时而飞低,使劲把脚跺,时而张开手脚,把身子紧紧贴在石壁上不动。无论他怎样折腾,他插翅也难飞出防空洞。后来老大唱不出,跳不动了,他整天一动不动地躺在铁床上。母亲去给老大送衣服,老大已说不出话,母亲看着他直流泪,他抓住头发,头发一把一把的掉。

  如果不是老大真的病了,革委会怕闹出人命,这出荒谬的闹剧不知还要继续多久。防空洞的潮湿把老大的手脚拉扯蜷曲了,老大周身关节疼痛,得了风湿病。两个月后,老大从防空洞放出来的时候,连腿都迈不开了。

  老大被两个临时工扶回家来。他躺在床上,抬不起手,伸不直腿。母亲跪在床边,给老大搓手揉腿,用煮熟的鸭蛋给他滚背,滚额头,抽出体内的寒气和湿气。鸭蛋变成了黑蛋子。母亲到处求方子,熬中药。全家都戒肉了,把凭证供应的猪肉都给老大滋补身体。每月每人供应半斤猪肉,半斤菜油,全家不吃肉,也难补老大的身体。

  父亲在家起劲地做大鱼钩和车竿鱼盘。大鱼钩有弯曲的手指那么大,父亲又是锉刀锉,又是磨刀石磨,把鱼钩磨得尖尖的,非常锋利,没有通常鱼钩尖那样的倒钩。买上能承重30斤、40斤的尼龙线做鱼线,卷在车盘上,线端挂上几个鱼钩和铁坠子。

  半夜12点,父亲扛着两根钓竿,背着工具包出发了,他走路,过嘉陵江大桥,经红旗河沟,到四十里外的江北两路口水库钓鱼。天还没亮,他赶到水库,放下包就开始钓,钓白鲢鱼。钓法很特别,不要鱼饵,叫“刷白竿”。把手里的钓竿往外一扬,铁坠子带着鱼钩鱼线唰唰地往外奔,线放完了,把钓竿横着朝里一拉。没有挂上鱼,赶快卷盘收线。然后又把手里的钓竿往外一扬,铁坠子带着鱼钩鱼线又唰唰地向外跑了。线放完了,又把竿往身前猛一收,这回挂住鱼了。试着把竿往里拉拉,拉不动,鱼还在蹦,把腋下的竿夹紧,手抓牢,跟着鱼往前跑几步,这下挂牢了,鱼还不小呢。赶快收线。卷线卷线,鱼露出水面了,拖到岸边了。慢慢慢,用手网把鱼网住,拉上岸。真不小,足有6、7斤。赶快拿出工具包里的米口袋,把鱼装进去。不能太贪,扛起就走。

  "久走夜路要撞鬼”,遇上看守水库的,就免不了麻烦。拿出事前准备好的两毛八分钱一包的经济烟,递给巡查的。陪着笑说,我大儿病了,城里就供应半斤肉,想给他弄点鱼,补补身子。遇上好说话的,放过了,不好说话的,把鱼和竿都没收了。好在也是早有准备,已经把鱼盘取下了,损失根竿没关系。回到来路的草丛中,拿出另一根备用的竿,折回水库。这回到水库的另一端,放下包又开始钓。钓上就走。绕过水库从草丛走,只要走上大路就不怕了。

  天擦黑回到家,把口袋往地上一掼,就去厕所方便,厨房洗脚,半腿子的泥巴,都已结了块,好象下了田一样。然后靠着门,架着腿,抽叶子烟,等候开饭。母亲早已把鱼拿到厨房,切下鱼头,给爷儿俩熬鱼汤喝。父亲吃饱喝足,就上床休息。今天还算顺利。

  老大靠着床头吃鱼喝汤,心里只想早些恢复,老这样让父亲去钓鱼,他心有不安。

  也不知老大吃了多少父亲钓的鱼,他的身体恢复好了。父亲也不再去钓了。毕竟,这种钓法不合规矩,也难为50岁的老汉去做这样的事,让人提心吊胆紧张。

  老大能下床了,能走路了。他去找革委会说清楚,算个什么性质?难道你还想得个革命家的鉴定不成?头头说,就为你这“为什么”,我也要关你。已经进入革委会的穆向东在一旁阴阳怪气地说,怎么,还没关够?老大瞪着他,哼了一声,走了。除了上班,老大不过问厂里的任何事。他为弟妹的学习忙乎去了。

  1972年,亦琼招工返城进厂当了车工。随后,小弟顶替父亲,进厂当了模型工,小妹是木工。老大连连摇头说,一家清一色的工人,文化没有翻身。

  一天,老大带了一个与他同龄的年轻人来家里,那是老大给弟弟请的美术老师,金老师。金老师是个业余画家,颇有点小名气。他看了小弟的画说,你画的都是临摹,要画写生才行……。

  从此,小弟每天在家画素描,每个星期天老大带着小弟去金老师家求教。老大为小弟找纸笔颜料,给金老师家安电灯,安电表,送去各种东西作为回报。

  老大常常守在小弟身边画,把小弟盯得很紧。他常常指手划脚,要小弟按他的见解画。


  小弟不服,不是这样的。

  老大说,怎么不是这样的,按我说的没错。

  小弟不满,自己不懂,还自以为是。

  老大用手指戳小弟的头,什么自以为是?给我画!

  小弟把笔一罢,我不学了,要画你自己画。

  老大劈头盖脑朝小弟打去,大声咆哮:你不学想干什么,当一辈子文盲工人?

  小弟伤心地哭,老大一把把他抓起来,要他继续画。敢说不画,究竟我为谁好?

  小弟一边哭一边画。

  老大要小妹学数学,说女孩子当木工,太苦,找对象都困难。小妹爱打扮,学数学学不进。老大讽刺说,文化都没有,光打扮有什么用?一定要学好数学,改变工种。

  小妹心里不高兴,隔壁几兄妹,不学习也生活得蛮好。可是哥哥的严厉,叫人不能反驳。学就学吧,你愿请老师就请吧。

  老大那点工资,已无力再请家教,他亲自复习数学,自己先学,遇到不懂的,就请教单位的技术员。然后天天回家教小妹。老大说字是打门槌,找回字帖,要小妹练字。还请老会计写下各种漂亮的阿拉伯数字,要小妹摹写。

  对亦琼,老大不敢采取对小弟小妹的武断作法,他还是看人说话的。亦琼不是好惹的。再说他也指导不了亦琼了。他对亦琼说,哥帮不了你,你需要什么书,只要开个口,哥一定替你找来。也真是的,不论亦琼说要什么书,他总能找到,也不知他从哪儿弄来的,用什么办法弄来的。

  那个时候,正是老大的青春年华,谈情说爱的时光,他以超人的胸怀把他的青春都献给了他的弟妹。以后打倒“四人帮”,恢复高考,当年老大逼弟妹学习的东西全都发挥了作用。小弟上了美术学院,亦琼读了研究生。小妹上了财会校。老大的预言实现了!他对母亲说,妈妈,妈妈,你的儿子、儿媳、女儿、女婿都是大学生,你该笑了吧。其实老大笑得比谁都开心,他这个工人兄长,成就了三个大学生弟妹。老大高举起小弟刚一岁的儿子说,三代人培养一个贵族,张家打了一个文化翻身仗,以后就看你的哟!不过这已是后话。

  厂里传达上级文件,支援三线建设。三线建设是根据毛主席的战略方针“山、散、洞”搞的,即把那些重要的国防工业、重工业搬到山里去,分散开来,车间修在洞里。让那帝国主义修正主义的任何侦察卫星都发现不了我们的地面目标,要炸也不知该往哪儿丢炸弹。

  去三线厂工作,采取自愿报名的方式,有许多优惠政策。诸如解决农村家属户口进城吃居民口粮,解决夫妻两地分居迁到一起,解决子女就业安排工作。这些优惠,使得很多“困难户”报名去山区工作。

  老大没有结婚,没有解决老婆孩子一类的困难,他对支援三线建设的动员和宣传都不在意,他为弟妹的学习奔忙。谁知公布名单时,有老大的名字。老大一下子跳起来了。他从未表过态要去山区工作。再说,在他还未完成帮助弟妹成长的大事前,他是决不会离开重庆半步的。他去找厂领导。于是有了下面这段对话。

  --是不是搞错了?

  --没错。你没家庭拖累,人年轻,又有技术,会积极争取的。

  --"水里打屁——乱鼓(估)”,我什么时候表态要积极争取的?不是自愿吗?我不自愿。

  --自愿和组织决定相结合。年轻人要听从党的安排。

  --我不是党员。

  --不是党员也要服从党的领导。

  --我不理解。

  --理解的要执行,不理解的也要执行,你的人事工资档案已经调出我们厂,转到三线单位了。

  中国七十年代,还没有市场经济,把一个人的人事档案工资关系断了,等于把一个人的生路断了,命都掐死了。要老大去的那个三线建设单位是造军舰主机的,工厂部分是从上海迁来的,研究所部分是从天津迁来的,厂址在在远离重庆的山沟沟,经长江,进乌江,走了水路,再走旱路,车间修在防空洞里。说起防空洞,老大就心有余悸,黑暗,黑暗,无边的黑暗,他顿时感到莫名的恐惧和心的窒息,他连呼吸都不畅了,他畏惧与世隔绝的防空洞。


  他跑去找公司领导说理。把个造军舰的国防工厂、研究单位搬到山沟沟里算个什么事?还修到防空洞里,简直是异想天开。飞机炸不了你,它不可以把你的水路陆路都封锁了吗,活活卡死你。造军舰要在海边,跑到我们四川大山里来干什么?他们上海、天津的工人都不愿来,还要我们这些四川人去垫背!

  要你去三线,你还说三线的坏话,你老大可要当心呀。

  我是不去的,我不跟着胡来,这个三线厂早晚是要短命的,我不能跟着打短命,把我的最好的青年时代都赔到山沟沟里去。我还有好多事要做。

  这是中央精神,什么胡来打短命的,你老大想“二进宫”?

  我是在给领导反映情况谈心,希望你们把我的档案要回来。我说这些,表明我心里对这些事情看得太明白了,所以我是不去的。我的态度是坚决的,我爱我的家乡,我与山城共存亡。我死也要死在这里,这就是我的态度!

  说理没用,绝决的诅咒发誓也没用。老大成天爬坡下坎,跑遍山城上上下下的领导部门,八方申诉,没人理睬。他没有工资,没有粮食。成天在外面晃晃荡荡。

  母亲四处找老大,我的老大呀,你到底到哪儿去了呀?天已经黑了,她一人爬上观音岩的石梯坎,在七星岗公司的院子里找到老大,他正坐在地上靠着门廊打瞌睡。母亲摇醒他。老大叫声妈,嗓子发哽再也说不出话来。

  母亲说,跟我回家。拉起老大就走。

  母亲把老大安顿在家,单独给他铺了一张小床。你就在家吃住,有妈吃的,就有你吃的,“天塌下来地接着”,“一不偷,二不抢,三不参加国民党”,就好好待在家里,惹不了事。她背着一个竹背篼出门了。

  粮食定量,每人27斤,只有三分之二的细粮。家里就父母的口粮,36斤细粮,18斤粗粮。亦琼读书,每次回家没有粮食。家里的口粮就更紧张了。母亲背着竹背篼,走学田湾、上清寺、牛角沱,到市中区边缘的李子坝炒房去买沙炒胡豆。两毛钱一斤,母亲买了20斤,一路歇气背回家。来回大约有二十来里。

  母亲在厨房放下背篼就开始烧火煮饭了,她在大铁锅里加上水,放上碱,倒两碗沙炒胡豆在里面,上面放两罐米,盖上拱型的竹锅盖,边缘扎上湿布条,她把小板凳拉到灶前坐下来,旁边放着锯木屑箩篼,那是为了省煤钱,她去锯木厂背的,一毛钱一背,母亲每次总是背一个可以在里面站两个人的特大背篼去背锯木屑,象驮着一座山一样驮回来,把她那本就矮小的身躯压得更扁了。

  母亲手里拿着吹火的竹筒,撒一把锯木屑到灶膛,对着吹火筒,鼓着腮帮吹一口火,从灶门钻出的浓烟熏得她直流泪。轰的一声,灶膛又冒红火了,浓烟减弱了。母亲不时用火钳把火掏空,让木屑充分燃尽,她的岁月是在浓烟里熏过来的。

  胡豆煮烂了,饭也蒸好了。揭开锅盖,取出罐罐饭,端着铁锅耳朵,把煮得黑黑的胡豆倒进滤水的竹箕里。然后把滤过的水倒回锅里,把罐罐饭放进去,汽在灶上。

  母亲坐在灶前开始吃胡豆了,她的身前放一碗开水和一盅辣椒酱。她抓一把胡豆在手里,一颗一颗往嘴里放,干沙沙的胡豆满口钻,胡豆壳半天嚼不烂,噎人,母亲伸着脖子使劲往下咽,喝口水把壳壳渣渣面面送下去。她咂一下嘴巴,又把胡豆往嘴里送。没味,实在不好吞,她把胡豆蘸一点辣椒酱,放进嘴里。太辣,她扯起嗝嗝来。扯一下,停一下,又嚼一下,咽一下,喝口水,打囫囵吞下去。

  她的头上已经有了白发,灶里的火光映着她满是灰尘的脸膛,忽明忽暗,透出一道坚毅和安祥,她象一个吃苦的观音,端坐在那里。她总说,变个人是要吃些苦,光享福,要你变啥子人?她整个的就是一个吃苦的观音。

  她哎呀一声,吃饱了,放下开水碗,拍拍手,把剩下的胡豆放进灶房案桌的抽屉里。取出锅里的罐罐饭和一碗青菜,端进屋里饭桌上,从泡菜坛抓一把酸咸菜,用手撕碎,放桌上,就叫老头子和老大吃饭。老大见饭桌只有两罐饭,问妈的饭呢。母亲平静地说,我已经吃了,炊事员是饿不着的,我在厨房里偷了个嘴。说着,轻轻地耸下肩,摇个头,不好意思地抿着嘴笑笑,好象她真的偷嘴了。

  收拾完碗筷,母亲靠着饭桌,东张西望,典当东西是不可能的。屋里除了有两样木壳壳家具外,就没有一件东西是能卖钱的,张家一辈子也不沾金器,没有金银手饰项链什么的,连结婚戒指也没有打造过。母亲工资只有31元。亦琼在上大学,没有工资,小妹把她的学徒工资都拿回家,也经济紧张。得想个什么办法弄钱呢?她突然面上有了光彩,找老肖去。邻居肖家是卖血“专业户”,两口子都卖血,母亲常说他们可怜。这一回,母亲端了一大碗胡豆去肖家,打听卖血的事。

  老肖有些迟疑,张师母,你年纪大了,卖血恐怕不合适。

  母亲说,没关系,你不是说只抽一杯子吗,我身上的血总有一大桶吧。

  母亲没有告诉儿女,让老肖陪她去临江门的川东医院,她不知道找医院的那道门,也不会写字填单。老肖填单时说,就抽两百西西吧。

  母亲问,两百西西是多少?

  老肖比划说,就象喝老荫茶的杯子那样有一杯。

  母亲问,你们每次抽多少?

  老肖说,抽三百,我们要年轻力壮一些。

  母亲说,你们两口子也年轻力壮不到哪里去,抽一回算一回,我也抽三百吧。

  母亲抽血前喝了一碗糖开水稳心。抽血时,她不敢看那粗大的针头,把脸扭到了一边,平时她是怕见血的,连鸡也不自己杀,她说看着不忍。现在她为了大儿的生活,自己把手伸出来抽血了。她的手瘦骨嶙峋的,青筋突出,血管很好找,针一推进去,殷红的血就流进针管了。她感觉到身上的血在往手臂上涌,她闭着眼睛想,这是没关系的,儿女是她身上掉下来的肉,现在再在她身上抽一杯子血又有什么呢?一杯不算多,如果需要,就是要她的命,她也是要豁出去的。她为儿女挨丈夫的打,不是豁出去了吗?

  母亲从注射室出来,靠在走廊的座椅上,她感到有些头晕,一起身眼就黑,她也就闭着眼睛在那里休息。她还是身体太虚弱,加上劳累,没吃过饱饭,尽管是第一次抽血,她还是不适应。

  她手里紧紧捏着三十六元钱和一张优待的猪肉票,跟着老肖,顺着临江门的下坡路,慢慢走回家。

  她仍然感到头晕,毕竟她已是50岁的人了。她蜷曲着身子躺在床上,脸色苍白,显得特别瘦小可怜。老肖怕出事,把卖血的事讲了。

  老大知道了,进到屋里,扑通一声跪在母亲床头大哭,妈,你好糊涂哟,我讨口要饭也不吃你卖血的饭。

  父亲进来,飞起脚尖向老大踢去。老大哎哟一声倒在地上。

  父亲又踢又骂,你就是这样孝顺你妈,让她去卖血。她吃什么了?杂粮,苞谷,胡豆,你让她去卖血。张家有谁卖过血?三年灾害都过来了,你让她去卖血。你就是这样孝顺你妈,你在追她的命!

  老大任父亲踢他,踹他,伏在地上不动,哭声闷在胸腔里。

  母亲从床上挣扎起,靠着床头。哭着说,老头子,别打了,是我自己糊涂,不关老大的事,我以后再不卖血了。

  父亲鼻子里哼一声,抹一下脸,出门去了。

  刚好亦琼放假也在家。三个弟妹有的靠着床头,有的靠着窗台,都哭丧着脸,不说话。小弟在那里不断跺脚,鼻子哼哼哼的,也不知是怨母亲,还是怪哥哥。

  老大坐在地上,两眼呆呆地看着窗外。这是自己的耻辱呀,身为老大,不仅没有孝顺妈,反而让妈去卖血,叫他怎么有脸见人呀!他心里难过得痛。

  母亲叫亦琼,把你哥扶起来。

  亦琼去拉哥的胳膊,哥,起来吧,不怪你。说着,自己流下泪来。

  亦琼赶去菜场,凭卖血的优待票,买了三斤猪蹄肉和一斤花生米。拿回家洗净,全放进铝锅里炖汤。炖好了,亦琼给母亲端去。

  母亲说,都吃吧。

  小弟说,还都吃,你要我们喝你的血了。

  母亲就做出笑脸说,我吃好了。

  她眼里含着泪喝汤,心里感到慰籍,她的儿女都是孝顺的。那罐汤,母亲一人吃了两天。

  三十六元卖血钱,放在抽屉里,谁也不去动它。后来,老大拿去人和街储蓄所,给母亲立了个户头,存起来了。他把那36元的存折放在母亲手上,母亲横翻竖看那折子,上面写着她的名字“陈荣贞”,说来这名字还是她自己给自己取的呢。她当姑娘时在农村,从来没有名字,是她嫁到重庆的时候,给自己取了这个大名。她的四个儿女的名字也都是她取的。亦琼曾以为他们四兄妹的名字是父母请教书先生取的,问母亲,才知是她取的,没有请教过谁。亦琼有些惊奇,一个没有文化的劳动妇女也能取出这样不俗气的名字,就问她怎么想到的。母亲说,这有什么好奇怪的,叫着顺口,好听,有上进思想就行。母亲是个很心秀的人,如果她有文化是一个真正干大事的人。母亲把存折夹在她修隧道得奖的笔记本里,那是她有生以来,头一回有私房钱。

  父亲又开始打骂老大了。28岁的人了,还在家吃闲饭,莫非还要你妈卖血?防空洞工厂有什么不能去,那么多人都去了,没见死人?

  老大默默地承受了。父亲说的是对的,他老大不能靠母亲卖血过日子,但防空洞工厂,他是不会去的。老大越来越少在家里吃饭了,他去单位找事做,抢着干杂活、脏活,好在那里吃碗饭。单位游行,他抢着去扛红旗,只要有人叫老大一起吃饭,他也就“黄泥巴做磨心——不推”,“沙土里的萝卜——一带就去了”。过去那个死要面子的老大不复存在了。

  老大找领导申诉越来越频繁。那个时代,大小事都得找领导,小孩在农村没有招工出来呀,进厂工作想分一个好工种呀,家庭困难要吃补助呀。找领导得送礼。送什么的都有。吃的,喝的,穿的,用的,最起码的也得送上一条红塔山香烟或者一瓶茅台酒、五粮液。老大找领导是要把人事档案从防空洞工厂退回,这可是个大事,得送大礼才行。可他老大,连吃饭都靠母亲卖血,能送出什么大礼来呢?

  老大送礼,希罕得别人想象不到,叫人无法接受。他送的是吃不能吃,喝不能喝,穿不能穿,用不能用的花。谁希罕花了?而且他送花不是送一束,是送一支。从一束花里抽出一支来送。这不是寒碜自己也讥笑领导吗?发什么神经?即使在今天,送花成了一个十分时兴的见面礼,但要求人办事,也万万没有送花的道理。也亏他想得出来,想送上一支花,就解决他的工作问题,真是异想天开!

  老大为自己送花是颇为得意的。送吃的用的,少了,拿不出手,多了,他没钱买不起。送花,是既不俗气也不花大钱的,这是只有他老大才能想出的绝招,现在中国文明还没到这一步,早晚也会时兴送花的,他老大走在了时代的前列。他只顾想着这送花有多文明,多高雅,花钱还不多,完全忘了他面对的是什么样的国情和人心。他没想到这只会给人一个神经病的印象,他送花失算了。他以为送花富有诗意,怒放的鲜花将把他和领导的心都溶解得甜蜜蜜的,不再有隔膜。可是在那个革命的年代是不时兴抒情的,送花不合时宜。说来他是没钱,才想出这么个送花的点子,还编排出那么多的理由。没钱就不要送了,如今送这花,把自己搞得不伦不类,尴尬万分。那么个大男子汉,手里拿着花,在街上晃荡,见着领导就迎上去,谦卑地送上一支,又是点头哈腰,又是死缠软磨。要多难堪,有多难堪。

  老大究竟送的什么花,是春天的桃花,夏天的黄桷兰,还是秋天的菊花,冬天的梅花?过去这么多年了,亦琼已经想不起来了。在重庆市中区,是很少见到鲜花的,路边常见的只有夹竹桃花。只有郊区的校园,才能看到一年四季的鲜花。

  亦琼问母亲,哥哥当年送的什么花?母亲也记不起了。她说,总是草花吧。说话的神态,就跟当年她看着老大摆弄那些花一样,一脸的无奈。鲜花容易凋谢,也许哥哥送的花是假的吧,是什么绢花、绸花、纸花吧?亦琼脑子里突然闪过这么一个念头。母亲说,恐怕是真的哟。

  姑且不论真假,老大送花算他想绝了。

  老大捧着一大把花回家,也不知是买的,采的,还是——还是偷的?小时候家庭那么困难都没偷过,老大是很爱惜名誉的,现在会不会逼到绝路上去呢?实在说不准。老大在家里修剪那些花,也不搭理母亲。大概,他也觉得难堪,没什么好说的吧。母亲见了,也不问,由他去包花,由他去出格,什么面子都丢尽了,他自己都把脸抹到荷包里去了,当妈的又能管他到哪里去呢?

  老大拿着花出门了。他去找领导。大多数上级领导,是连人带花把老大推出门去。嘴里说去去去,不要胡来。他们的秘书则附和说,烦人,送什么鲜花,神经病!市府的门卫把老大认熟了,不许老大进到大院里。老大就手持鲜花站在大门外等领导上下班路过。

  清晨,老大总是比一般上班人更早地站在门外恭候领导的到来,傍晚,他又总是在下班前等候在门外。每出来一辆小车,老大都弯着腰去看,有没有他要找的领导。那次,老大见到小车里的领导,高举着鲜花迎上去,司机伸出手把老大往后面推,嘴里叫骂“神经病”。老大跌倒在路边,手里的鲜花洒落一地。

  神经病?神经病!这终于提醒老大了。他找人开的所有病假证明都不管用,说有神经衰弱,这算什么大不了的病,说有风湿病,又不要命,说腰痛,这是谁也查不出来的最好的装病籍口。老大的招数都用上了,连送花这样令人尴尬的办法都想出来了。还是不行。那就装疯吧,这才是真正的绝招,怎么早些没有想到呢,如果一年前就装疯,现在问题已经解决了,也不用他打送花这张牌。装疯,老大有神经病,这真是太好了,他再不用象个龟孙子一样在人面前低心下首,他要随心所欲地疯说疯笑疯跑疯闹,老大是神经病!哈哈!老大疯了。


  在会议饭厅里,老大端着碗就跑。服务员满饭厅追。他边跑边用手抓着吃。就象一只苍蝇一样,赶出去了,又飞回来。看见的人就说,疯了疯了,老大也狂笑着说,疯了疯了。大家议论,是真疯还是装疯?怎么知道?试试他。于是炊事员进厨房,往饭里倒了半瓶煤油,搅拌了,端出来说,你要吃饭,给你吃吧。老大接过碗就刨,有那么一个短暂的停顿,紧接着是端着碗往嘴里倒。炊事员说,看来是真的了。老大跟着学他的话,嘿嘿,看来是真的了。

  一时间,老大疯了的消息传遍全公司,也传回家里。那天晚上,弟妹在家陪着母亲,大家都无话可说。忽听有人用树枝敲打窗户,窗上印着人影,是哥哥。他要亦琼打开窗户。亦琼把锁住的木栏杆打开了,老大抱着一束鲜花从石栏那边飞身进屋,一脚踏在饭桌上,再一脚,就跳到地上。弟妹又惊又吓,须知这是二楼,窗户和石栏之间隔着一条壕沟。

  老大神情兴奋,满面红潮,说话声音嘶哑。他说他不能从楼梯回来,不能被人看见。他要回来给妈妈打个招呼。妈妈别难过,我没疯,我是装的,我没有别的出路了。他又对亦琼说,你要多照顾家,多关心弟妹,我无能为力了。这是老大第一次说自己无能为力了,看来他也真是绝望,真是感到自己不行了,才说出这样的话。他只有豁出来了,要疯下去,以疯相拼,誓死捍卫自己的城市居住权。

  他把该交待的都交待了,要说的都说了,不容大家开口,他又拿着花从窗户飞出去了。


  从那以后,老大没有再回家吃住,成天在外疯跑疯闹。

  老大把公司闹烦了,领导对他说,我们派人陪你去医院看看病吧。老大坐上公司的吉普车,和公司派的两个人去医院。一路上,老大从吉普车的窗口往外探望,他不知是到哪家医院。车子顺着中一路、中二路,驶过了三人民医院,他心里疑惑,怎么没停呢,要往哪里去呢?接着,吉普开过了两路口、上清寺,上了嘉陵江大桥,往江北开去。

  老大感到不对劲了,江北有什么医院呢?金子山?金子山精神病医院?他心里一震,搞不好骗他去精神病医院,他没有吭气,有些坐卧不安了,再看看吧。

  吉普车沿着江北的公路开了一段,就转向旁边的叉路了。开始上山了,前面传来开山采石的放炮声,石匠挥舞大锤吆喝号子的声音和叮叮当当敲击錾子的手锤声。满山遍野的条石横七竖八地倒在那里,采石工人象蚂蚁一样布满了工地。这是重庆著名的江北采石场,红房子里有好几个石工在这里上班。采石场的上面就是金子山精神病医院。

  老大终于明白了吉普车要把他送到什么地方去了。嘿,就这样麻到麻到的把我往精神病医院送呀!

  他对司机说,停车,停车,我要小便。

  护送人员说,忍一下,马上就要到了。

  老大说,“水火不留情”,憋不住了。

  吉普车停了下来,老大钻出车,背着吉普做小便状。突然,他转身向山下跑去。吉普车上的人发现了,连叫,回来,回来!司机赶快掉转车头跟在老大背后,往下山的路追。

  老大回头见了,离开公路往采石场的乱石堆里跑。车上的人下来了,直叫,抓住他,神经病!

  老大腾空而起,从三四米高的石崖上拼命往下跳。采石场的石工都停止了手上的活路与吆喝,被眼前的景象惊呆了。没有人上前去抓他。追他的人也象被钉在那里了一样,不再叫喊,不再动弹。

  老大在石崖下滚,爬起来又跑,逢山跳山,逢崖跳崖,终于瘸着腿,一拐一拐地消失在采石场的山崖后面。

  静寂的采石场又开始沸腾了,再次响起了号子声、锤子声。吉普车一颠一颠地下山,往市区去了。

  老大在家养好了腿伤,他又到公司去,想找领导谈。办公室的人一见他的身影在公司出现,赶快打了一个电话给保卫科,叫派几个大汉来。办公室的人跟老大说着话,那边四五个大汉拿着绳子进屋来了。

  老大还来不及转身,就被人按在地上,五花大绑捆起来了。只等汽车一到,就要把他送精神病医院。

  有人给家里报了信,母亲急得颤惊惊的,两手直抖。“儿多不可牛踩死”,她要去阻止,要去把自己的大儿带回家。她连门都没有关,发疯一样冲出家,跌跌跌撞撞地沿张家花园街爬上观音岩,赶到七星岗的公司去。

  汽车停在公司门口,一群人正在把老大往车上拖,嘴里塞着他的袜子。母亲一下子扑上去,拼命喊叫,你们不能这样,把人交给我,让我带回家去。

  母亲分开众人,抱着儿子哭,老大,听妈的话,跟我回家,有妈吃的就有你吃的,不要在外面跑。

  老大嘴里发着嗯嗯的声音,眼里流着泪。

  母亲又对公司的人哭诉,求求你们不要带他走,看在他爸是公司老工人的份上,就放了他这一回吧,他再不会乱跑了。

  穆向东吆喝着把母亲拉开,让开让开,什么老工人不老工人的,这不关你们的事。

  他们重新捆老大。老大拼命挣扎,无济于事,被人象甩麻袋一样抛进车厢。

  看着远去的汽车,母亲披头散发地坐在七星岗的马路边哭喊,天啦,天啦,谁来主持公道呀!我的老大呀,他不是疯子呀!我的孝顺儿呀,你的命怎么这样苦啊!

  在精神病医院,老大坚持说他没疯,拒绝治疗。越说没疯,越是疯。老大挨电棍打,在地上滚,浑身抽搐,蜷曲成一团,就象当年在防空洞隔离时那样,直不起手脚。他蜷曲在地上,再不敢说自己没疯了。医务人员把他从地上拖起来,老大眼里含着泪花,听人摆布,乖乖地伸出手,打针,张开嘴,吃药,接受精神病人的所有治疗。

  不久,亦琼在学校收到哥哥从精神病医院来的信,要她给他带书去。他想看《马克思传》。还说他要争取入党提干,他能做好多事。他要亦琼也争取入党。亦琼很反感哥哥管她的事。还是小时候要哥哥来操心弟妹的事呀?自己都住精神病医院,这跟关监狱有多大差别,还想着对弟妹指手划脚,还想着入党提干。哥哥是不是神经有问题,干嘛那样狂妄?

  亦琼乘长途汽车回到家,带上《马克思传》,去了江北的精神病医院。精神病院围着黑灰色的围墙,很高,在外面看不见里面的设施,不熟悉的人,不知这围墙里是个什么单位,看它那样森严的样子,或许被认为是个保密单位或者军事单位吧。山城的军工单位是很多的,象这样的围墙也是很多的。

  医院有两道门。第一道门是大木门,刷着和围墙一样的黑灰油漆。进了木门,是一个厅堂一样的屋子,会客的家属在这里登记,等候见病人。第二道门是大铁门,是焊接的铁条门,门是锁上的。透过铁门,可以看到里边是个大院子,一排平房在院子的那头,挡住了视线,亦琼看不见医院的面貌了。

  一会儿,亦琼见护士带着哥哥从院子的平房背后绕出来了。老大麻麻木木地跟在护士身后,慢吞吞地走,一脸痴呆相,脸浮肿得有两个脸大。亦琼很紧张,使劲盯着哥哥,都快认不出来了。护士把老大带到铁门边,隔着铁门对亦琼说,和你哥哥好好谈谈吧,开导开导他。

  护士坐一边去了。亦琼隔着铁门,叫声哥哥,哭起来了。

  老大脸上有了表情,他手抓着铁门,笑笑说,别哭,没关系,都是打针造成的,以后出去就好了。

  亦琼说,这样做值吗?玩命呀。

  老大说,有什么不值的,总比一辈子蹲山里的防空洞强。我会憋死的,真的要发疯的。我不会老待在精神病医院,要不了多久就会出去的,我以后要做好多事。

  他问亦琼,我要的书带来了吗?

  亦琼赶快打开包,说,带来了。

  老大从铁门里伸出手接过书,翻起来,扉页是马克思夫人燕妮相,老大停下来,说,真美。瞧了一会儿,他又往后面翻书。边翻边说,这里看书要受检查,这书没问题,一会儿交给护士过目。

  看哥哥说话的光景,头脑很清醒,脑子不会有问题。亦琼悬着的一颗心,落下来了。

  护士往这边走来了。老大说,我要入党!出了医院就争取入党提干。老大连比带划,显得很兴奋。亦琼感到吃惊,怀疑哥哥是不是真的神经有问题。你怀疑我是吗?我知道你心里想的,不要怀疑,这是千真万确的,入了党我就翻身了。我可以做好多事,我比好多人能干,我的计划都要实现。

  亦琼说,好好养病,争取早日出院,不要东想西想的。

  老大说,你真的认为我有病?

  亦琼一下子语塞了。你没病也得早些出来呀。老住在里面,没病都搞得有病了。

  护士来到铁门边,拿起书,翻了一下,说,马克思的书可以看。把书给了老大。对亦琼说,时间到了,下次再来吧。然后对老大说,走吧,该吃药了。

  老大脸沉下来,又一副痴呆相,麻木地点点头,跟着护士往里走。亦琼看着哥哥远去,他回过头来,亦琼隔着铁门摇着手。他转过平房去了,亦琼看不见哥哥了。

  去防空洞工厂工作的同事,把老大疯了的消息带进了大山,防空洞工厂的领导听说了,把老大的同事找去了解。

  --真的疯了?

  --真的,还喝煤油汤。

  --进精神病院了?

  --进了。在医院读马克思,还读给其他病人听。书上有幅马克思夫人的相,也被人撕下来了,疯子都抢着看,说是美人相,争着要娶她。在单位都传开了。

  防空洞领导又把老大的档案调出来看。看照片,理个齐齐的平头,很精神,脸很方正,还算英俊,嘴唇很薄,闭着,似笑非笑,是嘲弄还是倔强?真的疯了就可惜了。出身很好,父母都是工人。本人表现一般,文化革命中为看反动书籍隔离审查。身体健康,没病,更没有神经病。

  材料中还有一封老大给防空洞领导的信,说他没有申请到防空洞工厂工作,原单位领导整他。恳请把他的档案退回去。他跟他们没有冤仇。他不会来的,他们永远只会得到一个“纸人”——档案——又有什么意义呢?

  "纸人”?防空洞领导陷入了沉思,第一次听人说档案是“纸人”,那决定人的命运的档案竟是纸人!两年来,他们接受的只是一个纸人,对这个纸人的真身——老大,他们连见也没见过,就把他算为在册职工了。多么荒唐的事!防空洞领导迅速和人事部门开会研究,决定退回老大的档案,不要了。宁可补发他两年的工资,也不接受了。

  防空洞工厂给老大的原上级单位去函,说老大两年没去报到,他们不打算要了。听说老大生病了,他们愿意付给老大两年的病假工资,把“纸人”退回原单位。靠着这种恻隐,老大的档案在防空洞工厂置放了两年之后给退回重庆。

  六年以后,防空洞工厂解散了,从上海迁来的工厂部分回上海,从天津迁来的研究所却进不了天津,没有地盘了。中央同意他们重新选址,研究所迁到滨海城市大连。从重庆支援三线建设的工人回原单位。经营了十多年的三线工厂破产了,就象老大说的那样打了短命。


  工厂迁走的那天,通往乌江的公路被当地农民挖断了,全村男女老少拿着铲子,扛着锄头,堵在防空洞门前,不许把机器运走。

  你们走了我们怎么办哟,我们的蔬菜卖给谁,我们的鸡蛋卖给谁?我们到哪里去做下力的零工?你们这一走,不是把我们全村的活路给断了吗?要走把我们也带走,给我们安排工作!

  这个村的农民,在三线厂搬来之前没有见过汽车,一家人合穿一条出门裤子的农民就有好几家。工厂迁来了,工人好奇地看见缩在床上没穿裤子的一家农民,把自己的裤子丢给他们。工人用两分钱一盒的火柴换农民两个鸡蛋。靠着工厂,村里跟着富起来。建厂占了农民的地,农民就在厂里干杂工,修房子用的砖瓦也是在村里农田办的砖瓦厂烧的。工厂赔钱买土买地,安排农民的工作。这一走,不是要把富裕起来的农民重新推入水深火热的苦难中吗?从穷到富的日子好过,可是从富倒回到穷就难过了。农民一把鼻涕一把泪地拦在公路上,死活不让走。要走,就从我们身上碾过去吧,反正也是不活了!

  搬迁停了两天,县里来人了,把公路重新修好了。三线厂的人走了,剩下修的厂房、宿舍、防空洞却不能搬走。这里离县城远,房子县城用不上,农民自发接管了厂区,宿舍用来养猪关牛,防空洞车间用来储放红苕、苞谷,堆放农具。搞三线建设究竟损失了国库多少钱财,这是个天文数字,而那些在三线建设中沉浮的个人命运,则象乌江风浪中的小船一样,在旋涡中打转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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