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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高成回到家时,已经是凌晨一点多了。
  算了算,将近四十个小时没合眼了。虽然头疼欲裂,浑身累得像散了架,但却丝毫没有睡意。胡乱冲了个澡,倒了一杯开水,然后把自己捂在暖暖的被子里,大睁着两眼任凭思绪随意驰骋。
  怎么办?刚才在中纺公司听他们汇报完了以后,他本来不想多说什么了,但说着说着又止不住地发了火。
  听了那么长时间的汇报,所有的意思似乎只有一个,那就是他们这些领导并没有任何错处,也没有任何责任。工人们都是猜测,告状是别有用心,中纺目前的状况是体制造成的,至于说有什么好办法能让中纺走出困境,答案只有两个,一个是同国外合资,前提是不承认所欠的一切债务;一个则是宣布破产,让这个数万职工的大型企业彻底从地球上消失。
  简直不像话!如果结局就是这样,那还要你们这么多的领导干部做什么!有钱有权有效益的时候,你们一个个都人模人样的吃香的、喝辣的,坐着小车、拿着高薪。而公司一旦不行了,立刻就一片愁云惨雾,个个愁眉苦脸、唉声叹气,一心只想做鸟兽散。原来这就是你们的本事,这就是你们的能力!只能坐顺风船,这样的经理哪里找不下,这还能算是一个领导?如果国有企业的领导都像你们这样的水平和素质,那中国的大中型企业岂不是迟早都得完蛋!要是这样,你们一个个趁早都给我回家种地去,像你们这样子就是当农民也不会是好农民!
  但骂归骂,解决问题归解决问题。中纺的困境不是靠骂靠查靠严肃惩处就能彻底解决得了的,你就是把他们全都撤职查办;也不等于中纺就可以很快走出困境。
  关键的问题还是眼前究竟该怎么办!怎样先拿出一个切实可行的方案来,尽快地让中纺这台沉重的机器运转起来,不要再眼睁睁地等着它锈掉锈死。只有先解决了这个问题,其它的问题才能随后去着手解决。
  然而一进入正题时,他又渐渐地感到刚才经理们说的那些话不无道理。摊子大,包袱重,周转不灵,资金短缺,这是国有企业致命的通病。让他们带着枷锁镣铐跳舞跑步,他们跳得动,跑得开吗?一些个体企业为了自己的利益,可以为所欲为,不择手段,想怎么干就怎么干,偷税漏税、克扣工资、投机回扣、重金收买、巧取豪夺、没有任何顾忌,甚至可以对国家和职工不负任何责任,国有企业能那样做吗?尽管大部分个体企业都是遵纪守法的,但个体企业的自由度毕竟要大得多,包袱和压力要轻得多,自决权也一样要多得多。尤其是某些个体企业所干的那些横行无忌、明目张胆的事情,对国有企业来说,则全都是违法乱纪、动辄得咎的行为。在这种不公平的竞争下,国有企业得付出多少倍的代价和努力才能保住不败下阵来?就是再能干的经理和企业家,面对着这种不公平的竞争,又能干出多好的业绩来?他们的苦衷能没有道理吗?而且不应该得到人们的理解吗?
  这么多年来,我们老是在讲政企分开,可是什么时候政企真正分开过?且不说我们任免企业干部的那种随意性,让那些大大小小的经理和厂长们终日战战兢兢、惶惶不可终日。只是对国有企业资金的任意占用和对企业产品的盲目指令,就足以让企业时时处于一种危险的境地。1990年,市委兴建办公大楼,一次性就从中阳纺织集团公司拿走人民币800万元,这几乎是中阳纺织集团公司那一年全年的剩余利润!一年后作为副市长的他被选举为市长,于是许许多多的老百姓,当然也包括中纺的职工干部,都在背后骂他这市长是用钱买来的!其实有谁能知道,在当时的市委常委会上,他对此事所持的是最为强烈的反对态度。在那些年里,尤其是在中纺发达兴旺的那几年里,中纺每年的摊派款项都数以百万计。再加上并不合理的利税标准,使得中纺几乎没有任何喘息的机会和扩大再生产的能力。若碰上一个好大喜功的上级领导,以釜底抽薪式的举措让你扩大生产,以硬性指标逼着让你不得不虚报产量、无中生有,甚至于在勉强持平和亏损的情况下,让你上缴利税和赢利所得!国有企业若要总是处在这样的一种环境里,又如何能好得了?你成天逼着让他们干坏事,他们又如何能干出好事来,又如何能不变坏?
  能这么一味地只是指责他们个人吗?又怎么能把所有的责任全都推在他们头上?这会儿又逼着让他们拿出办法来,这岂不是自己得下的病,却非要让别人去服药?
  你这会儿是一市之长,而且还是中纺的老厂长,又是多年的优秀企业家,在当市长之前,还是主管企业多年的模范副市长,其实最应该拿主意的是你,最应该有办法的也是你,恰恰不应该是别人!
  以中纺目前的情况,你觉得应该怎么办才好?
  李高成脑子里顿时又是一片茫然。

  卧室门轻轻推开了,妻子吴爱珍悄无声息地站在了门口。
  家里有两个卧室,自从李高成当了市长后,他同妻子更多的时候是各睡各的卧室,以免相互打搅,无法安睡。其实妻子的工作比他也轻不了多少。妻子是市东城区检察院副检察长兼反贪局局长,常常忙得不可开交。卧室里各有各的电话,妻子的卧室里整日电话不断,有时候甚至半夜三更还有电话打进来。妻子还有一个BP机和移动电话,就是吃饭时也时常有人不断地呼她和找她。案子多的时候,她晚上很少11点以前回来过。加上是市长的夫人,所以也就更加忙了几分。平日里两个人见面的时候,大都是在早餐时和晚饭以后。尤其是这一两年以来,夫妻俩在一个卧室里休息的时候也越来越少了。
  妻子吴爱珍比他年轻11岁,前不久才刚刚过了42岁的生日。他们俩结婚时,他整整30,而她却才19岁。他是个中专生,而妻子则是个师范中专生。唯一不同的是,李高成是文革以前的中专生,吴爱珍是文革中的工农兵学员。他们结婚时,李高成只是个一般的技术员,刚刚当了车间副主任不久,吴爱珍则刚刚毕业不久,因当时恢复公检法机关,人员奇缺,她便被抽调到了市检察机关工作。李高成相貌一般,吴爱珍则相当漂亮。所以不论从哪一方面看,他俩都不应该成为一对。即便是到了现在,他们俩走到大街上,也很少有人能把他俩看成是夫妇。54岁的李高成,看上去足有60,43岁的吴爱珍却像三十多岁。不认识的人竟常常把他俩看成是父女关系,以至于闹出不少笑话来。甚至于有好多人直到今天还坚持认为,李高成肯定是离过一次婚后才同吴爱珍结的婚。他俩当初的认识也纯属偶然,毫无浪漫色彩。吴爱珍读师范时,学校举行学工学农活动,她便被安排到了李高成所在的纺织车间,天撮地合,两个人便成了一对。三个月后,当李高成成为吴爱珍的入党介绍人时,他俩似乎就已经确定了恋爱关系。一年半后,他们便极为简单地举行了婚礼。
  在结婚后的好多年里,吴爱珍总时不时地爱说一句:那时候咋就会看上个你!即便是到了现在,这句话也常常动不动地就从妻子的嘴里冒了出来。妻子还有一句口头禅:你有今天,还不是因为我的福气!
  对此他从不争辩什么,一来是妻子的玩笑话,二来也确实是自从他们一结婚后,他的位置就突突突地往上顶。不管是什么沟沟坎坎,总是一越而过、顺顺当当。每一次提拔和调动时,他从来也没跑过什么关系找过什么人。所以有时候他也觉得还真是有点不可思议,妻子不仅给他带来了温馨,也确确实实给他带来了运气和机遇。
  在婚后的二十多年里,他不仅深深地爱着妻子,也时时处处竭力维护着自己的妻子。平日里不管在外头多么的叱咤风云、说一不二,一回到家里,大大小小的事情总是让着妻子三分。当然,他们之间也从来没有出现过,也不可能出现过什么大的原则性问题,行业的不同,地位的差别,再加上他大了11岁的年龄,以及妻子的娇柔和温润,使得他们之间很少会为什么事情产生争执、别别扭扭。
  在柔和幽静的灯光里,妻子还是显得那样年轻俏丽、楚楚动人。他们有两个孩子,一男一女,现在都在大学读书。在当时的情况下,这已经是很好的计划生育了。也许是生孩子的年龄较早,也许是平时保养得法,妻子的身材体形几乎没什么改变。有时候连他自己也有些纳闷,妻子工作那么忙,休息那么少,有时候还背着那么大的压力,为什么却一点儿不显老?
  在大学一年级读书的女儿,每逢回来时,也总要时不时地戏谑他一句:
  “爸,注意你的形象,你跟妈妈越来越不般配了。”
  所幸的是,两个孩子都吸收了妈妈的优点,长得都很像那么一回事,而且都聪明过人,升高中、考大学,从未让他们帮过忙。于是妻子就常常说,看来我的智力一点儿也不比你差。
  平日里,不管有多忙,也不管有多累,只要一回到这个家,只要一回到这欢乐温馨的气氛里,所有的烦恼和沉重立刻就烟消云散了。这两年,两个孩子都相继上了大学,家里除了保姆外,就只剩了他们夫妻两人。而他们两人似乎都已到了事业和工作的最辉煌、同时也是最沉重的时期,虽然只有两个人,但见面的机会反倒越来越少了。过去有孩子在,两人再忙也要赶回来在家吃饭,如今孩子不在,有事打个电话也就不必在家吃饭了。因而大多时候,竟是保姆一个人在家吃饭。
  这似乎也一样是没有办法的事情,谁让两个人都是领导干部呢。一个市长,一个反贪局长,都是忙得不能再忙的要职,想躲都没地方躲去。
  他默默地瞅着妻子,没想到妻子会在这时候走进他的卧室里来。
  妻子一边轻轻地在他的身旁躺下来,一边有点心疼地瞅着他说:
  “事情都过去了?”
  “唉,哪有那么简单。”他拉开被子,很细心地给妻子盖上。
  “是不是特别难办?”妻子的一双大眼睛一眨一眨地在他脸上扫来扫去。
  “再难办也得办,中纺的事情没法再拖了。”
  “那些工人真的闹得很凶?”
  “要是晚去两个小时,说不定真的就闹出事来了。”
  “郭中姚他们真的已经管不住了?”
  “不是管不住,而是已经呆不住了。工人们根本就不听他们的。”
  “怎么会这样?郭中姚的威信不是挺高的么?”妻子满脸都是担心的神色。妻子同中纺的领导们一直很熟,因为这些人都是家里的常客,妻子对他们了如指掌。
  “看样子已经彻底垮了,连他自己这会儿也绝望了。”不知为什么,看着妻子忧心忡忡的样子,他突然对郭中姚这个人流露出一种深深的同情和惋惜。
  “真的非常严重吗?这两天人们对中纺的事情吵翻了天,还说你被那些工人们整整围攻了七八个小时,还有的私下传说你差点挨了打。后来紧急从市防暴队调去了好几百人,才算把你从人群中解救了出来。”
  “瞎说八道。要真成了那样,我还咋有脸当这个市长?”李高成觉得有些好笑,但却没能笑出来。
  “可当时还真把我给吓坏了,我给小吴连着打了好几个传呼,他也没给我回一个。你那秘书也真是的,怎么连个电话也不回?”妻子很生气的样子。
  “就没有电话。整个中纺就只剩了一个总机还能通话,其余的电话因为欠费全给卡了。你让小吴在哪儿给你回电话去。”
  “……是吗?”妻子一脸的惊愕,也许只有到了这会儿,她才真正知道了事态的严峻。
  “因为欠账,电也不正常了,水也开始定量供应了,都成这样了,想想工人还能不闹事。”
  “怎么会是这样?”妻子脸上的表情越来越沉重起来。良久,她才接着问道,“你下一步准备怎么办?就这么让它垮了吗?”
  “现在还没想出什么好办法,欠债五个多亿哪。”
  “那些闲事的工人们都是怎么说的?”
  “你想也想得出来,要求开工,要求发给工资,还要求查帐,要求追究责任,要求严惩公司里的腐败分子。”
  “你都答应了?”
  “当然得答应,这些要求并不是无理取闹。”
  “那你就准备去查吗?”
  “你是反贪局长,你说说该怎么办?”
  “让我说,能不查就不查,最好别查。”
  “……为什么?”他不禁有些吃惊,他没想到妻子会这么说。
  “这会儿的事情,查谁查不出问题来?要是一查,这个班子可就全完了。要是班子完了,这个公司你可是想救也救不了了。这么大的一个企业,若要一查起来,说不定就会拔出萝卜带出泥,一带就是一大片。到了那时候,只怕连你的位置也稳不了。这不是闹着玩的,我在反贪局干这么多年了,这个我比你清楚。”
  “……哦?”他一下子怔在了那里。他虽然想过这些,但没有像妻子想的这么严重。
  “最好别查,宁可撤掉一个两个,也别去查。中纺是你起家的地方,查中纺其实就等于是在查你。一查中纺,即便是查不出问题来,你在市里的威信也要打一个大大的折扣。若一旦查出什么问题来,你可就全完了。在这个问题上,你没有任何回旋的余地,一定得顶住。”
  “要是中纺的问题真的很严重呢?就这么一推六二五,睁只眼,闭只眼,和稀泥,抹光墙吗?这让我们如何给工人们交待y’
  “你是市长,如何交待的责任并不在你身上。你应该让别人去负责交待,让别人对你负责,而不是要你对此事负责。就算有责任,那也只能是大家的责任,是整个市委市政府的责任,同你本人并没有什么直接的关系。像如此重大的事情,永远都应该让一个整体去做决断,去承担责任。”
  原来妻子竟也这么想。“你的意思,是不是应该推卸掉责任,永远也别让自己去承担什么责任?”
  “这并不存在推卸责任的问题,像中纺的问题,其实你个人又有什么责任?还有郭中姚他们又有什么不可推卸的责任?我们政府就没有责任吗?国家就没有责任吗?让个别人来承担这一切,这合理吗?这应该吗?市委书记杨诚一而再再而三地要求彻底解决中纺的问题,那恰恰是由于他可以推卸掉一切责任,因为他刚刚来市里不久,他对此事可以不必负责。所以你一定不要让他把责任全都堆在你一个人头上。”妻子的两眼闪闪发亮,像是在面对着一个小孩子一样地看着他,“你呀,我们在一起过了二十多年了,我还不了解个你。你这个人就是责任感太强,这既是你的优点,也是你致命的缺点。你现在已经是市长了,也该长长心眼了。趁着年龄还不算大,再想办法往上走一走。不要成天只会谋事,不会谋人,你也该成熟了。”
  他像不认识似的看着妻子,再也说不出一句话来。
  他无论如何也没想到妻子竟会说出这样的一番话来,更没有想到妻子的变化竟会这么大。
  他仿佛有点不了解自己的妻子了。
  像往常一样,妻子乖巧柔顺地依偎在他身旁,很快便甜甜地进入了梦乡。
  在妻子微微的鼾声里,他却久久无法入睡。
  整整一夜他都在想着妻子的那些话,如果现在的领导都像妻子说的那样去想,那样去做,那岂不是太可怕了?如果要说腐败的话,这算不算也是一种腐败意识?如果把个人的责任、领导的责任、社会的责任全都像搞经济那样谋算来谋算去,那这个国家和政府还有什么希望呢?我们又如何取信于民、取信于社会?把搞经济和搞整治人的行为完全等同起来,这才是最最腐败的事情。假如说这才叫成熟的话,那么这种成熟可就太让人恐怖了。
  妻子的这种变化究竟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她甚至都已经开始在“纠正”和“引导”自己了,而这种家庭的“纠正”和“引导”,也同样是令人恐怖和极具诱惑力的。
  其实在任何地方都一样,你不一纠正”和“引导”他,他就要“纠正”和“引导”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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