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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困惑


  叶芽的苦闷来自她过分的清高。
  对于新的家庭格局,她难以适应,而以她的性格,唯一的办法只有再次躲开了事。可住在学校,她又时时挂念父亲。关于从“大民主”向“两党制”伸发的探讨也不顺利。几个编辑部向她约稿,可当她将这一内容的稿件送去后,大多被婉转地退回了,有一篇虽然采用了,但已改得面目全非而且毫无反响。孙束人鼓励她不要灰心,说真理的声音传出去总要历尽艰辛。但她听着听着就烦起来,就告辞了。她烦他的训导,尤其恶心他眼睛里闪出的滑腻腻的光。她从来只把他当成一具灵魂的载体,从来不曾想过他也可能冒出一点热气。但她又无法向他直说什么,因为他其实什么也没做,难道是她自己神经质吗?
  当听说有讲师团要派往大别山时,她立即报名了。她想远离北京,远离熟人,想站在一个与北京反差很大的环境里,反省自己的见解,重新思考生命的依托所在。
  她就这样来到了大别山腹地。
  但她万没想到,在这个闭塞的山区里,她所感受到的一切,对她一向津津乐道的那一套理论,将产生巨大的冲击。

  这是一座相当惹人喜爱的小县城,它依山傍水,宛若一颗明珠,镶嵌在无尽的山峦之中。县城有两条宽阔的柏油马路,有漂亮的路灯,热闹的商店,和一座相当不错的宾馆,还有好大一片三层楼的居民住宅。叶芽初到这里,感觉比想象中的“贫困县”好多了。
  县城四周全是山。墨绿色、紫黛色、蓝灰色、诸红色的山峦,重重迭迭,无边无际,将北京隔得很远了。山里人烟稀少,空气清洁,泉水潺潺,到处鸟语花香。早晨,走在盘山道上,远远地,可以看见山道下,蒙蒙的雾霭里,有牧童头戴草帽,手持横笛,骑着水牛在田埂上游移。真像一幅古代水墨画。要不是山上那些醒目的电线杆,你还真会以为时光倒流了,以为你来到了两千年前的汉代呢。
  叶芽离京前曾去过潘主任家,告诉潘伯伯她要去大别山他们红四方面军的发源地,也是潘伯伯的老家了。她问潘伯伯有什么事。潘主任一听,立即有些激动:“好哇,好哇,去看看我的老家,那是中国革命的发祥地之一啊。我还有一个弟弟在,叫潘广文。要是方便,你去看看他。”潘广寿写了一封短信,拿出了五百元钱,“这钱,你带给他。”
  叶芽来到县里,趁着还没开学,请当地一位姓杨的年轻教师领她去潘广文家。
  “他家我晓得,好远哩,”小杨看看地址,“这样,我借个‘屁驴子’带你去。我们明天出发,后天或大后天回来。顺便,我带你到处看看。”小杨说。
  第二天一早,小杨果然骑来一辆七成新的“屁驴子”。叶芽好开心,仿佛困难中遇上了一位中世纪骑士。她坐在后面,突突突突就下乡去了。
  在我们这里,到处都是红军时代的痕迹。小杨教语文,热情而且富于文学气味,一上路,他就这样对叶芽解说。他熟练地开着摩托,走到有典故处,便停下来讲解一番——
  叶老师,你看这片竹林茂密青翠吧?当年民团刽子手就是在这里,把红军伤员的两条腿绑在两棵竹子上,手一松,竹子一反弹,人就撕成两半了。叶老师,你看这条青石板小路幽静而充满诗意吧?我们县著名的詹大南烈士牺牲前就在这里游街,据说那是一个黄昏,他脚上的镣铐声叮叮当当特别响,鲜血一滴一滴滴过去,嵌在石板里,千年也抹不去。叶老师,这片河滩看上去清澈见底吧?那年肃反,杀改组派,就是在这里,刀砍的尸体一大片,身子横在东,脑袋滚到西,河里全是血啊,老鼠吃死人都吃上瘾了,眼睛都是血红的……叶老师,这位老爷爷是“红流”,就是红军流散人员。我们这里“红流”多啦。现在正在落实政策,他们以后一个月可以领到十二至二十元的“红流补助”。叶老师,别看我们这小地方,可是藏龙卧虎,名人辈出哩。小杨历数起一九五五年授衔的许多将军,还讲到一个赫赫有名的被叶芽称为“错误路线头目”的人,“他也是我们老乡。”“屁驴子”突突突响,小杨简直在喊话,“我们乡下人见识短,在我们这地方,他的‘路线错误’早就剔除干净啦,只剩下‘头目’的光荣广为传诵了。”
  叶芽坐在后面哈哈大笑,笑得眼里全是泪水。
  中午,小杨找了个路边开小店的老乡家,说叶芽是北京来的,老乡一听就热情地留他们吃午饭。吃了午饭,两人继续赶路,赶到潘广文家,已经下午两点多了。
  “叶老师你看,那栋瓦房,就是潘家。潘广文肯定在。”
  “你什么都知道?”叶芽问。
  “巴掌大的地方,哪有什么不知道的,何况是将军弟弟家里。”
  潘家住的是土改分得的一栋瓦房,据说修过两次,但还是黑洞洞的,屋里几件陈旧桌椅,梁上挂着滴油的熏肉,园子里种满青菜,下蛋的母鸡咯咯咯乱叫。
  潘广文见到叶芽,惊得好久说不出话,一直到叶芽给他读了潘广寿的信,拿出了五百元钱,泪水才从他朦胧的眼里涌出,滚落在他那黧黑粗糙满是皱纹的脸上。
  “哦哦,谢谢你叶同志,我哥哥他身体好吧?”他问。
  “潘伯伯身体挺好,您放心吧。”叶芽这才仔细打量这位将军的弟弟,他干瘦而苍老,一副干体力活的身架。他的相貌和他哥哥其实很像很像,宽额、大眼、阔嘴,但猛一看却一点不像,潘伯伯魁伟、开朗,一副军人气派,他呢,一个地道的山民。造物主的雕刻刀就是这样厉害呢。叶芽想。她见潘广文穿一身军装,问:“这衣服是你哥哥给的吧?”
  “哦,不,这是县民政局发的。”
  “是洪部长拨来的扶贫物资。”小杨在一旁解释。
  叶芽明白了。从这里走出来的每一位威震四海的将军,乃至党和国家领导人,都不敢有须臾忘却这片滴血的土地,他们尽其所能,将大包的军装运往这里,将一批批医疗队讲师团派往这里,将扶贫款项拨往这里。
  叶芽点头表示理解,她又问潘广文:“你有什么困难吗?”
  “没有困难,叶同志,”潘广文对叶芽恭敬得就像当年对土改工作队,“就是一件,你回去见到我哥哥,告诉他一定再回来一趟,看看老家。”潘广文的眼里又涌出了泪水。
  叶芽和小杨在潘家吃了晚饭,潘广文的大媳妇为他们做了熏肉,鸡蛋,和青菜。
  “你还有儿女吗?”叶芽问。
  “我有两个儿子,大的这个务农,小的在供销社。我和大儿子过。两个女儿嫁出去了。”
  叶芽又问大媳妇:“你都有些什么打算?现在改革开放了,想不想出去挣钱?”
  大媳妇腼腆地笑笑:“我四十几岁了,不想啥,过得去就行。我们比不得你们城里人。”
  “让你的孩子到城里来念大学嘛。”叶芽指指饭桌上两个十几岁的男孩。
  “谁讲不是哩,”大媳妇说,“可两个孩子都淘气,不喜欢念书,大柱小柱,听见吗?看看人家北京城来的叶老师,人家多有学问。”
  两个男孩嘿嘿地乐。
  叶芽问大男孩:“你长大了想干什么?”
  “找我北京大爹爹当兵去。”孩子脸上露出了骄傲。
  “我们这里叫爷爷是爹爹。”大媳妇解释。
  “不想念大学?”叶芽问男孩。
  男孩笑笑:“也想。不过当兵最好。”
  叶芽突然转过脸问潘广文:“你比你哥哥小几岁?”
  “我小他十三岁。红军长征走的时候我才十岁。”潘广文说,“我家五个兄弟姐妹,我最小,潘广寿是大哥。红军走后,母亲带着我们成天跑反,民团抓红军家属啊,我们躲在大山里不敢出来……”
  叶芽不再问什么了。这天晚上,睡在区供销社里,她做了一夜乱梦。她梦见了潘伯伯,梦见了潘广文,梦见了那片竹林和那条青石板路,还梦见孙束人正张牙舞爪同她辩论……第二天一大早她就醒了。走出供销社,在不远处一条小河边站下来,她闻到了弥散在空气里的血腥气,看见了河水里泛起的血沫。中国革命曾经在这里发生,这里不知有多少人为革命献出了生命。可现在,这个地方离现代化还多么遥远啊。潘伯伯他们,当初为什么参加革命?他们企盼什么?而你,你在北京的那些高谈阔论,同这里有什么关系吗?

  开学以后,叶芽在县里师范学校教语文,和小杨一个教研组。小杨很热心地向她介绍学校的一切,使她很快进入了情况。不久,她注意到班上一个叫莫勇新的男生,十七岁,腼腆、黄黑、瘦弱,但聪明过人,不但作文好,还写得一手好字。最令叶芽吃惊的是,当堂教给他的古文,他当堂就背出来了。小杨老师说,他数学也非常好。
  “你为什么不考大学来读师范?”一次课后,叶芽终于问他。
  英勇新低垂着眼,恭恭敬敬:“叶老师,我还有两个弟弟,我想供他们念大学。”
  “他们学习也好吗?”
  “二弟勇明最聪明了,今年上初二。三弟勇惠上五年级,也总是年级第一名。”
  莫勇新告诉叶芽,父亲死得早,母亲一个人拉扯三个孩子,很难。母亲发现孩子都爱读书,为了让三个孩子都上大学,从早到晚,挑担,拉车,种田,什么活都干。就在他准备考高中时,母亲得了眼病,为了省钱,她不看病,结果眼睛化脓了,他们兄弟仨跪在地上,苦苦地哀求母亲去看病,好说歹说,母亲才同意他初中毕业上师范,把准备让他念高中的钱拿去治眼了。可惜,母亲的右眼睛耽误得太久了,还是瞎了。他临来前,母亲悔得直哭,说不该治眼,应当让他考高中,念大学的……
  秋收的时候,学生放农假,叶芽随英勇新去家访。莫家住三间黑漆漆的瓦房,没有一件像样的家具,但还算整洁。莫勇新的母亲正在地里干活,一听说叶芽是北京来的教师,忙赶回家。莫勇新呢,拉着两个弟弟忙农活去了。
  这位母亲不过四十岁,但任何形容女人美丽外貌的词汇,对她来说都是奢侈品。她很憔悴,头发、脸庞和身躯,一似山里的枯叶,肩上和膝上,补丁落补丁。她说话时总是下意识地向右歪着脑袋,似要遮挡瞎了的右眼。她用粗瓷碗给叶芽倒水喝,关切地问叶芽孩子在学校里可好。
  “这孩子聪明过人,”叶芽说,“凭他的智力,完全可以上个好大学的。”
  “没办法哩,”女人叹息,“老二老三学习都好哩,勇新说他是哥哥,要早点工作供弟弟。”女人说着将老二。老三的作业本和考卷拿给叶芽看,果然都是一手好字,篇篇都是满分。
  “真是好学生!比我们北京的孩子强。”叶芽夸奖道。
  女人的脸上露出了欣慰:“比不了,俺这乡下,怎比得了北京哩。”她说着,神态又忧郁了,“老师啊,没让勇新念大学,我心里海着呢,老二今年初二了,这回拼命也要他念大学。”
  “听勇新说,你春天病得很重?”
  “不是的。”女人摇摇头,“那天在苞米地干活,谁知道怎搞的呢,被苞米杆扎了眼,”她指指右眼,“我不想看病的,省下一分是一分,供孩子念书哩。后来,眼化脓了,烂了,勇新哭着求我去县医院看眼,他说他念师范去,不用学费……”女人哽咽了,“钱花了,眼也没看好。其实瞎一只眼没事的,一点不碍事,干活还是一样的。”女人歪过头,似又在遮挡右眼。
  叶芽心里发酸:“嫂子,你放心,勇新是个好孩子,我在北京见的学生多啦,勇新非常出色。”
  女人点点头,撩起衣角,揩揩眼睛。
  中午,女人一定要留叶芽吃饭,她到菜园里拔了些青菜、小葱,又将家里母鸡下的蛋拿出来,脸上满是歉意:“没啥吃的,老师,真对不住你。别人家都腌腊肉,俺家三年没腌肉了。每回杀猪,就想着搞两个钱供孩子念书……”
  叶芽几乎一口饭菜也咽不下去了,看着莫嫂和莫家三兄弟,想着北京城里那些生活优越的独生子女,比如小扬扬,她突然自问,当年这里的穷人一定是穷得没活路才闹革命吧?革命的最低目标就是消灭贫穷吧?可半个世纪过去,我们做到了吗?到底怎样才能彻底消灭贫穷?
  她觉得她的思维习惯被打乱了。她觉得她过去所想所写的一切,对于这片土地,就像一切美丽的形容词对于莫嫂,全是奢侈品。怎么回事?应当发出些什么样的主张,才适合中国国情?

  回到学校,小杨问她:“叶老师,家访有什么新体会?”
  叶芽谈起了莫嫂。
  小杨说:“叶老师伤感啦?到一个新地方,见什么都容易感动。时间长了就好了。”
  叶芽问:“你们这里山清水秀的,国家又老拨扶贫款,又有那么多大人物支援,为什么总脱不了贫呢?”
  小杨摇摇头:“叶老师,这类问题我回答不好。”他想了想,“我给你介绍个人怎么样,你同他探讨探讨。”
  小杨果然很快给叶芽找来一个叫秦峰的男人。秦峰四十出头,圆脸盘,浓眉大眼,身材高大粗壮,看上去又像乡下人又像城里人。小杨说他是“文革”前回家务农的老知青,现在百货大楼当会计。小杨称他为“本县城最著名的政论家”。
  秦峰将叶芽带到自己家里。秦峰的家,就在那一片三层楼的住宅之中。
  “你的家真不错。”看着这小县城里清爽的两室一厅,叶芽由衷地赞叹。
  “前年刚分的房。我都干了二十几年了。”秦峰让叶芽坐在沙发上,给叶芽沏茶。
  “你爱人在哪里工作?”
  “和我一个单位,当售货员,也是知青。”秦峰看看叶芽,猛地,他拍拍脑门,“哎哟喂,我晓得了!叶老师,《求真集》就是你写的!我真是有眼不识金镶玉!”他说着从满澄澄的书架上取下一本半新的《求真集》。
  叶芽的脸刷地涨得通红:“我写的不好。”
  “你看,”秦峰用粗大的手翻开书里的作者像,“这张照片还蛮像你的。”他说着又哗哗地翻着书页,“这本书我至少读过三遍。”
  叶芽看到,那书上,圈圈点点,差不多划满了。她的脸更红了。
  “签个名吧。”秦峰变得极热情了。
  叶芽立即友好地签了名。
  秦峰将叶芽的字细细端详了一会:“好字。叶老师,说真的,你的书写得很有才气。”
  叶芽全身火烧火燎。
  “我父母都在省城,”秦峰打开了话匣子,“我六四年高中毕业回这里爷爷家务农。学邢燕子嘛。一到这里,我就向组织保证永不返城。你看,我做到了。刚来的时候,就在生产队干农活,那时候真是一腔热血啊,现在不行啦,老啦,实际多啦。”他顿了顿,“你不是问小杨,这里为什么脱不了贫吗?我告诉你,因为享清贫福好啊,就像美国那些吃救济的乞丐,不过比那些乞丐还大有优越性。每次上面来调查,县里总是带他们去看最穷的风景,那些人畜共屋的,一家四五口白痴的,并喷喷地问,怎么样,穷吧?简直是在赛穷。然后,给上面送礼。”
  “真的?”叶芽问。
  “这是我个人看法。谁心里没本账?今年上面扶贫团来了七个人,县里送他们毛尖茶叶七斤,木耳七十斤,高级啤酒七十箱,变蛋一万只,鸭绒被七床。我们县今年的扶贫款敲定啦。”他激动起来,“走,我带你到县里转转。”
  他将叶芽带到县城,一路走一路说:“你看这座宾馆不错吧,就是用扶贫款、军烈属优抚费用和救灾款建的。里面有地毯。彩电、空调,据说三十年不落后于北京、上海。县里说了,这是为了老首长回来探亲有个住处。你看马路上跑的这些小卧车,不差吧,也是用这些款项买的。”他领叶芽走到一片宅院前,“这些二层小楼,都有一百平米,住的都是县官,这些人家里彩电冰箱俱全。一些老红军回来安家落户,原单位要是给他们一万块钱盖房,县里至少克扣下两千块留给自己盖房。你看,这是民政局长的家,”秦峰指指一个院于,“光门前这道石坝,就花了几千块。这些人,打着家乡贫困的旗号常跑北京、武汉去找老首长,利用老首长热爱家乡的感情,搞些快淘汰的华沙、北京吉普回来,转手高价卖给别的县,从中牟取暴利。有的人还把老首长在乡下的亲戚弄进县里,同自己的儿女结亲,然后张口闭口某老怎么样。老百姓敢不怕他们?”
  “你们为什么不向上反映?”叶芽问。
  “没少反映。可是信写上去,上面又一级级转下来请下面处理,结果那些信全部转到被告手里由被告处理,你写信还有好果子吃?再说,就算上面有人下来调查,根本轮不到你见面,他们早用鸡鸭鱼肉把上面的嘴填满了。”
  “鼓吹鼓吹民主选举怎么样?”叶芽想起了她的“两党制”论文。
  “叶老师,”秦峰友好地笑笑,“说真心话,你的《求真集》上很多见解我非常欣赏,读起来非常痛快。但恕我直言,你那些意见实际上行不通。中国有多少北京?只有一个。中国有多少县城、农村?无数。我们这些地方和你们北京可大不一样,好多人连名字都不会写,肚子还没吃饱,哪懂什么民主选举?退一万步,就算选出了你认为的好人,不出三年,变得一样黑。正像鲁迅先生说的,中国大约是太老了,像一只黑色的染缸,无论加进什么新东西,都变成漆黑。叶老师,你听了不会生气吧?”
  “不会,”叶芽的脸很红很红了,“那依你说,中国怎么才搞得好呢?”
  “这个问题就复杂了。我想急是不行的。争取花他三十年,把教育搞上去。全民的文化素质提高了,很多事情就不一样了。你们讲师团下来,我是很感动很欢迎的。”
  “谢谢你给我上了一堂课。”
  “哪里哪里。”秦峰不好意思地挠挠头,“我这是班门弄斧。因为你是叶芽,我才想什么说什么,请多多包涵。如果你有兴趣,以后时间还长,你可以慢慢下去调查。唉,今天和你讲讲,心里真痛快。”

  同秦峰分手后,叶芽的心久久不能平静。她情不自禁地久久地回味着秦峰所讲的每一句话。她又想起了潘广文,想起了莫嫂,想起了北京。她感觉,她曾经自以为同孙束人建立的理论大厦就要崩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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