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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元旦上午,赵锡平父女驱车前往周伟成住宅。从昨晚到今晨,女儿对父亲是那么顺从体贴:同他聊天,帮他打洗脚水,为他收拾衣柜,这使赵锡平的情绪大大好转。早上,他告诉进进,今天准备去周伟成家。

  “周伟成?”进进叫起来,“他什么时候来的?”

  “来了有个把月了吧?到这里养老。”

  “我们几点出发?”女儿又问。

  “急什么,老头子都是慢吞吞的。八点起床九点吃饭……我们九点走吧!唔,”赵锡平想了想又道,“他这人也有意思,春天房子刚刚盖好,就差警卫员跑了一趟,专门在房前种上五棵柳树,自称什么‘五柳先生’。那是……陶渊明的别号吧?”

  “对,对,”进进一听,好奇心大增,立即背起了《五柳先生传》。赵锡平就要女儿教他,可如同惯常的那样,他又是背了下句忘上句,女儿不由得哈哈大笑。父亲的短处每逢此刻便暴露无遗,甚至那张俊气的脸庞也变得粗浅起来。

  其实,周伟成——这位知识分子出身的将军,全不象赵锡平猜测的要睡到八、九点。他五点半就起床了。先做一套自编的保健操,搓头脸,捏双耳,活动浑身关节。然后,一双健身鞋,一身运动衣,从家里一路小跑,直奔凤凰山下。不多不少,刚好四千步——他腰间的计步器,报给他一个准确的数字。

  凤凰山下,每天早晨,有一位晒得黝黑的“老乡”在等他,见面互相问候,再一同从凤凰山往碧霞寺,又经绿浪坡,再绕回一个三叉路口。两人分手,刚好又是四千步。然后,周伟成独自回家,这是两千步——所以,他每天早上,整整要跑一万步。

  周伟成同这位“老乡”,是近二十天来在晨练中结识的莫逆之交,至今互相不知姓名,不明身分,只是凭了那亲切的四川乡音,便在这界上他乡成了“老朋友”。

  “老乡”向他介绍各种养身之道,讲述长跑的好处,背诵长寿的口诀:“少车多步,少盐多醋,少糖多果,少荤多素。”这给周伟成的晨练带来了乐趣。

  今天早上,“老乡”一见他就喊:“新年好新年好哇,老哥!我还怕今天碰不上你了呢!”

  “哪里会!”周伟成说,“要是碰不上,这元旦我们两个谁能过得好!”

  “老乡”哈哈大笑,拍着他的肩膀又同往碧霞寺去。周伟成觉得有趣:他并不晓得我是个将军!我只怕他知道了会不自在,其实,人到了老年就又会回到儿童时代,什么将军不将军!

  诚然,这个从来不穿军装,说话如此随和,长跑这般积极的老人,已经没有一点将军架子了。倘若有一天,周伟成突然将当年身穿礼眼的照片递给“老乡”一张。“老乡”也许会惊得跌在地上。啊,到那一刻,再看看这“老哥”堂堂的仪表,高大魁伟的身躯,便会大彻大悟了。倘若周伟成再拿一张早年在燕京大学读书的照片给“老乡”看,这老乡更该惊异生活何以将一位书生改造得如此虎里虎气呢?

  但周伟成是永远不会拿出一张什么照片去向一个老百姓炫耀的。更何况自从八三年离休之后,他真的起了“脱俗”之心,不然,他干吗要自称“五柳先生”呢!

  离休近两年,周伟成的大部分时间是在游山逛水中度过的:长城、泰山、庐山;太湖、西湖、滇池。儿女们说:“爸爸,你做得对,就是要趁走得动。多玩玩。”,

  他笑而不答。孩子们太年轻,刚刚过了而立之年。他们现在正象他当年那样,是凭想象在寻找和品尝人生。他们对一切的理解还太浪漫,太浅显,他们不能真正懂得他。人是一定要到了暮年才会认识自己的本来面目的。

  应当说,从幼年开始,周伟成就在人类文明的教养中熏陶着,这使他身上浸满书卷气。年轻的时候,他有着非凡的雄心,报国的赤诚,这心思化作一派豪情壮志,将他抬得离地面很高。但这气质逐渐减弱,在现实的洪流中冲刷殆尽,到了八三年,正式离休之后,他觉得他是真的站在地上了。他胸中的豪气到底有多少化作了现实?他一生的努力到底有多少获得了成效?当他发现自己离休后仅仅是在打发日子时,悲哀与烦恼笼罩了他的心。

  于是,他寄情山水,仿佛当年在书卷中寻找人生的真谛。有一次,他偶尔经过一处农舍,便进去攀谈。他见到一位八十岁的老妇人,那妇人满脸满手都是皱纹,可谈起死亡,却象谈起回家一样,竟有些温情的向往。他相信这是因为那老妇人一辈子生活在大自然中的缘故。生命本是一种自然现象,也许,一个人只有真正将自己化入大自然中,求得自身与自然的和谐,才会彻底达观……

  他的心绪渐渐变得平和,他发现在社会之外还有一个更广博的天地,这就是大自然。只有大自然才是无穷无尽,它永远对一切生命怀着母亲的柔情。即使对一个离休的老人,大自然也不会将你遗弃。它有永恒的风光让你欣赏。为了尽可能长久地投入它的怀抱,他开始了每天的晨练,象任何一个期望长寿的老人那样,认认真真地开始长跑。

  当然,这并不等于他对年轻时代不再留恋。青春才是生命最美好的象征,作为一个曾经将自己一生中最宝贵的时光献给一个伟大事业的将军,他是不免常常要回忆过去的。

  一九三一年,他年仅十六岁,便以优异的成绩考入了燕京大学经济系。他很快接近了地下党,接受了马列主义。那时,祖国正面临危难,偌大的北平放不下一张安稳的书桌,他积极参加了地下党领导的抗日救亡运动,直到“一二·九”时被捕。党组织营救他出狱后,才接受了这个大学生提出了四年之久的入党要求,并将他送到A城一带的游击区。

  在游击区,他第一个认识的是赵锡平,几年后,他又认识了许基鑫。这些工农干部待他甚好,许基鑫一有空就拉着他要学中学文化课程,赵锡平则从见面的第一天起,就没掩饰过对他的爱慕和饮佩。他原以为同工农打成一片是很难的,这些出身贫苦的人从本能上肯定是敌视知识分子的。但他现在知道了这些“穷人”原来都是这样善良、勇敢、忠诚,这使他非常感动,以至于下决心一辈于投笔从戎。甚至到离休之后,还一定要回到这片他最眷恋的土地上来。

  这次,他一到A城,还没站稳脚跟,就接到了赵锡平热情友好的电话问候。可惜他忙于安家,一直到快过年了,他才又想起了赵锡平:这位远离家园的钦差大臣过年一定很冷清吧?便也顾不得新居还没布置完善,就打电话邀他元旦来玩。

  一见赵锡平还带来了进进,周伟成更是欢喜不胜。

  走进会客室,周伟成的爱人金敏端来了糖果,瓜子,见到赵锡平父女,不免又感慨一番。

  “一别正好二十年,”周伟成说,“六四年在高等军事学院一道学习,分手就再没见过。”

  “嘿,你还记不记得那次我们去看常香玉的戏,一路走一路吃桔子。到了戏院门口,你问我票,我问你票,谁知什么时候同桔子皮一道扔掉了,互相埋怨了半天。”赵锡平抢着说道。

  “就是就是。”周伟成笑起来。

  “那后来戏看成了吗?”进进问。

  “看成了,”周伟成说,“收票的人看我们两个都不象骗子。当时也确实很少有骗子。”

  大家都笑了。

  “怎么样,”周伟成换一个话题,“搞整党,担子不轻吧?”

  “是啊,问题不少,复杂得很。”赵锡平说。

  “够你喝一壶的,吃住条件还好吧?”

  “条件倒不错,”赵锡平又有些得意,“喏,还配辆‘红旗’。”

  “人家等着你对上奏好事,对下保平安嘛。我是不问国家大事罗。”周伟成双手合十。

  “哪里,还是你这样好。”赵锡平说,“我看你这房子挺漂亮,我离休了还不知道往哪里搬呢!”

  “算了吧!不错个屁!”谁知周伟成伸出了右手的食指,“一砖墙,外面搞得花里胡哨,那是骗土包子的!”

  赵锡平一楞,但他对周伟成向来随和:“那你为什么不住老房子呢?”

  “唉,”周伟成叹一口气,“我五二年来这里,干了十八年,再回来倒成了外来户。我过去那房子漂亮得很。我提出离休要回A城,这里干部部知道了,连忙派人来找我。说;周副政委,你原来的房子谷参谋长住着呢,你是不是要,你如果要,我们做工作让他腾出来。我说你们放心吧,那是公家的房子,我住过不等于我的私有财产。他们一听,又说:那你要哪一栋呢?我们可以陪你去看看。我说谢谢!我哪里也不看,看什么!你前脚走了,人家后脚就跟着骂娘。我按我的标准盖新房子就是了。”

  “也是,”赵锡平又附和他,“老房子超面积。将来房费都交不起。”

  “算了吧,老赵,”周伟成又摆摆手,“人家在职的住房比我大一倍,交起房费来和我也差不多。他们会说:这阁楼差两公分,不收钱;那间会客,不收钱;这间办公,不收钱……七扣八扣,结果一个平方米也不超,这种事情还瞒得过我?我也讲点实际吧。我搬到这里以前,就把我那‘达特桑’交上去了,换了台新‘桑塔那’。我那‘达特桑’已经跑了五万公里,再跑六万就完了,谁还给你换新车?这台‘桑塔那’又轻巧又省油,等车跑完了,我也差不多啦!你看看那个钱启军,我劝他把红旗’换成‘桑塔那’,他非要摆那个架子,结果那‘红旗’今天修好明天坏,接个客人半路还抛锚,说是要用‘红旗’换‘皇冠’。他还在做光绪的梦哟……”

  周伟成突然发现赵锡平有些尴尬,这才想起他的“红旗”车,倒有些不安了:“算啦算啦,难得见一面,就讲这些不该讲的,我们这里讲这里完。”

  进进却问:“伯伯,那你干吗主动要求离休呢?”

  “老了就下来嘛!”周伟成坦然一笑,“当兵当到八十岁,不成了老油条啦?将来挂起军衔,满街都是将军,也不象话嘛。我对有些人讲:你们就那么想当司令?我看你们啊,一没能力,二没水平,三没才干,有的就是那些不正之风。与其你们当司令,不如我来当司令!不过我有自知之明,我也不当!有人就会拍马屁,这种人我鄙视得很!没有人格,没有人气。他就是当了天王老子。我也看不起他!”

  进进很吃惊,她没想到周伟成会说这些。她认识周伟成是在七四年,那时周伟成牢骚满腹,骂江青,骂张春桥,嘲笑所谓“资产阶级法权”的理论,可那毕竟是十年前!那时,年仅十六岁的她当兵被退回来了,赵锡平觉得实在对不起她,八号文件一下来。就开始为她找出路,结果打长途找到了周伟成。周伟成豪爽地在风头上收下了她。当她风尘仆仆、泪流满面地来到了那个遥远的内地时,周伟成亲自在火车站迎接她,一见她便说。“莫哭,姑娘,你放心,只要我周伟成有军衣穿,你就也有军衣穿!”这话给了她多少勇气和力量!她多么感激这个周伯伯!后来,形势稍有好转,周伟成立即设法送她上了大学:“念点书吧,孩子,你爸爸吃亏就在念书少。”她上大学了,她奇怪周伟成为什么会有这样的胆魄和能耐,不象父亲只知忍气吞声。后来,她从一些叔叔阿姨和朋友嘴里听说,周伟成是个难得的人才,通晓三国外语,围棋下得极好。抗战胜利后,他曾作为某地区“停战小组”的我方代表,周旋于国民党与美国人之间,纵横捭阖于复杂的斗争当中,以他的胆识和才智,赢得对手的钦敬。“文革”十年,周伟成“利用职权”帮过许多老战友的忙,他善于“有理有利有节”。她更敬重他了。

  一别十年,现在,她已经长大成人,已经是用成人的眼光在观察世界,当她听父亲说周伟成号称“五柳先生”时,她以为周伟成现在一定象个隐士。陶渊明不是”采菊东篱下,悠悠见南山”吗?历来中国的读书人,不都是做官时信奉“儒家”,不做官就成了“道家”吗?

  “伯伯,”她开口了,“我没想到你现在还有这么多牢骚!”

  一句话触到了周伟成的痛处,这话只有妻子金敏说过,想不到进进竟如此锐敏!他不觉看了看这位晚辈人。可他从她那含着疑虑的目光里,看到的依旧是信赖与敬重,万般思绪涌上这位将军的心头:好姑娘,你问得好,我实在是很想同你探讨一下我自己的。是的,他真的想告诉她很多话。自从离休之后,这些话就装在心里了。有时,他希望忘却,他愿意学习陶渊明,真正陷逸于桃花源里。可是,他也许永远达不到那无怨无虑的“脱俗”境界,那境界对于他宛如数学中的一个极限,他最多只能接近一个最小值;却永远无法达到“零”。因为他毕竟当了一辈子“社会的人”——一个戎马半生的将军!

  他想告诉她,他同她的父亲的的确确是不一样的。她的父亲是个“现实主义者”,他一生的道路都是从“现实”这个基点出发走过来的。他同中国绝大多数将军一样,来自长江中游的山区,被生活逼得走投无路,才在黑夜里找到了穷人的救星共产党。他们一无所有,革命,战争,对他们来说只是打碎身上的枷锁。他们接受马列主义,是在长期的革命实践中,经过了由实践到认识的过程。而他自己则不同,他接受马列主义,是从认识回到实践的。他是先从书本上,从理论上接受了共产主义原理,然后寸背叛家庭,走上革命道路的。这条路,从思想上来说,也许比赵锡平那条路更为艰巨。所以,他应当说是一个“理想主义者”,而这种理想主义就必然带有怀疑主义的成分。这是因为理想是那么高远,现实却是那么复杂甚至低俗,若要在现实与理想中间架起一座桥梁,这桥梁就必然由无数的问号组成。中国正直的知识分子身上大都具有这种由怀疑而求索的特征。然而,一切事物均有其两面性,这种理想主义既是优点,也是弱点。当理想与现实出现差距,当一个理想主义者终于感觉到力不从心时,便可能表现为逃避与遁世。周伟成主动要求离休,难道没有这个因素吗?当时,机关的小伙子们要为他写一篇“高风亮节,主动让贤”的通讯,他却说:“不要胡扯淡!”这些娃娃们如何懂得他!象他这样的大知识分子将军。在部队里如凤毛麟角,可他离休前也还只是个大军区副政委。其实,在他那个单位,他是威信最高、说话最管用的人。他有几个当年的同学,比他还低两届,如今都成了中央的主要人物,如果他解放初就脱了军装呢?可他那时多么舍不得军队……

  “唉,姑娘,我并不象你想象的那么崇高,尽管我做过许多好事,但同我认识到的相比,实在太少了。三十几年来,我咽下去了多少话!就说当年为你的事吧,我也不象你想象的那么英勇!我了解你的爸爸,可我也考虑了三天才答复他。你来了,我带你到司令政委家转了一圈,我是想万一有人查起来我要把他们全搁进去!你至今也不知道吧,我也有阴谋诡计……一个人的能力实在太小了,人是很难超越自我的,这正是人会自我悲哀的根本原因。越是到了晚年,我越是免不了自我反省,便越是对自己不满意……”

  他多么想对姑娘说这些,但他却没有说,因为赵锡平也在场。如果将来有一天他单独同这姑娘谈话,他肯定会告诉她的。他相信这姑娘比她的父亲更能理解他。文化教养所造成的差异,有时比年龄的差异更难弥补……

  金敏来了,端来了酒酿甜羹:“饿了吧?先垫垫饥,今天中饭可能要晚一点。”

  “谢谢,谢谢!”赵锡平忙说,“不要搞那么多,吃点便饭就行了嘛。”

  “那老周就要怪我啦,”金敏说,“难得见面,还不在一起好好聚一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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