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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活是复杂的，充满了各种矛盾。作为灵魂工程师的作家，作为具有崇高理想的战士的作家，应该在思想的波涛中扬起真理之帆，应该在幻想的画布上绘出鲜红的理想之霞，应该在人们的心田里播下真、善、美的种子，应该启发人们去争取和创造美好、光明、高尚和乐观的生活。总之，作家在思想上、在道德上负有高度责任。 可以直说，短篇小说《爱，是不能忘记的》（载《北京文艺》一九七九年十一月号）没有负起这样的职责，这篇小说的格调不高，在思想上存有弱点。 小说描写了一位女作家和一名老干部之间“凄凉而悲惨”、但又“镂骨铭心”的爱情“大悲剧”。造成这场悲剧的原因，仅仅是因为老干部有一个共患难几十年的妻子——一个工人的女儿。他们几十年“风里来，雨里去”，已经“互为左膀右臂”。我概括得这样简单，使小说变得索然无味。但这正可以说明，离开充满浓厚的抒情气息的语言外壳，小说的思想本质是极为贫弱和渺小的。 然而，生活中难道不存在爱情与婚姻相分离的痛苦现象吗？ 是的，不应否认在今天的社会生活中，在我国已基本消灭私有制的条件下，由于经济尚不发达，由于物质生活的种种限制，也由于旧意识的深远影响，恩格斯所预言的那种最符合道德的婚姻——以爱情为基础的婚姻还没有完全实现。对于社会生活的不完善，对于人们心灵中旧意识的影响，作家完全应该进行批判。 有的评论说，这篇小说是“积郁在心的渴求”，“渴求摆脱镌刻着私有制度烙印的一切习惯、情感、规范和传统，渴求摆脱那散发着市侩气息的、庸俗的婚姻关系……”。我以为，这是无的放矢。小说里妨碍女作家钟雨和老干部发展爱情的唯一障碍是老干部有一个妻子。而老干部是出于阶级情谊和妻子结合的，他们在斗争中共同亲密生活了几十年。他们基于斗争生活的婚姻有何市侩气息？有何庸俗？又在哪里镌刻着私有制度的烙印呢？ 小说的这种渴求，其合理性是很值得怀疑的。当钟雨和那位老干部相遇时，都已过中年，老干部的头发甚至都白了。如果说，钟雨由于年轻无知而有过一次错误的结婚，因而离异，她渴求真正的爱情是可以理解的。而那位老干部却是毫无道理。作者为了使老干部的无故变心能被读者接受，便解释说他和那工人的女儿结婚不是出于爱情，而是出于正义感。且不说这是否必要，是否符合道德。即使如此，几十年同舟共济的亲密生活，也足以产生深厚的感情了。难道能否认这位老干部和妻子之间的感情不是夫妇之情；即性爱吗？如果不能，那么老干部凭什么无视和他几十年“风里来，雨里去”的患难妻子，又有什么理由去“镂骨铭心”地渴求女作家的爱情呢？ 还有评论说，“这篇小说并不是一般的爱情故事，它所写的是人类在感情生活上一种难以弥补的缺陷，作者企图探讨和提出的，并不是什么恋爱观的问题，而是社会学的问题”，“为什么我们的道德、法律、舆论、社会风气……等等加于我们身上和心灵上的精神枷锁是那么多，把我们自己束缚得那么痛苦？”对此，我不禁想问：同志，你的“精神枷锁”指的是什么呢？“难以弥补的缺陷”又是什么呢？ 其实何必说得那么玄呢？说穿了，无非是一个爱情和婚姻的稳定性问题。 不错，“只有以爱情为基础的婚姻才是合乎道德的”（恩洛斯语），但是这里，恩格斯是就没有第三者的男女两人而言，决不应理解为只要有爱情。第三者的插入也是道德的。并非一切爱情都是神圣的，只有符合道德的纯洁真挚的爱情才是高尚的。与道德相悻的爱情则是渺小可鄙的。因此，必须以道德作为爱情的准则。如果这使某些人感到被束缚得。我们能同情他们的呻吟乃至呼号吗？ 的确，生活中常常有例外或是意外（在这里，我们排除包办婚姻、买卖婚姻，仅就自由结合而言），而且，性爱的持久性也可能因人而异（但不会是无缘无故！）。一般说来，一个人可能爱的，绝不会只是一个人，而是相似的一类人。世界上并不存在所谓天造地设的“一对”。每两个人的最后结合，都带有很大的偶然性。存在这种可能，即一个人婚后仍会遇见比他的爱人更相投，趣味、志向更一致的人，这时候应不应该具有道德的约束力？能不能抛开“普通意义上的道德观念”呢？每一个心地善良的人都不难明确地回答这个问题。这只是一个极简单、极普通、而且极古老的道理：爱情应该坚贞。从“冬雷震震夏雨雪，乃敢与君绝”，“常存抱柱信，岂上望夫台”到“战士自有战士的爱情：忠贞不渝，新美如画”，这里面，难道没有一种美好的道德信念吗？自然，任何道德观念都不是永恒的，都带有时代的阶级的烙印。但是一种旧道德的消亡仅仅是被发展了的新道德所代替。人类的进步带来道德的发展，人类的总趋向是越来越道德的。比如，任何男性奴役女性的社会都只要求妇女恪守对爱情的忠诚，但是男女平等的新的社会关系则要求男子同样忠实于爱情。恩格斯所预言的家庭的消亡是指私有制一夫一妻家庭的虚伪关系的消亡，而代之以充分发展的名副其实的一夫一妻制。那种以为到共产主义社会家庭的消亡就意味着男女关系松弛和混乱，或把现在西方国家的所谓“性爆炸”看作一种进步的人，都是对婚姻、家庭的历史演变毫无所知。爱情是一种持久的感情，同地位、教养并不成正比例。人越文明，对爱情就会越忠诚，这是毋须置疑的。由此可见，小说中的老干部无故背弃妻子根本不值得去赞颂。 也许读者会问，可他们只是把爱情藏在内心里，你是不是也在无的放矢呢？ 不，这正是我要提出的第二个问题。我以为，小说论述了一个虚伪的道理。作者认为，只要没有在形式上伤害妻子，有妇之夫和别人相爱就是无可非议的。这是说不通的。道理再简单不过，性爱就其本性来说是排他的。尽管形式上老干部没有和妻子离异，但是无爱的夫妇生活，对于他的妻子，怎能不是一种深重的伤害和侮辱呢？试想，他的妻子如果得知曾和她共同生活多年的丈夫忽然在精神上日日夜夜和另一个女人在一起，“就象一对恩爱的夫妻”，她会因为他并没有离婚而感到快慰吗？而作者每每忘了这个不幸妻子的存在。实际上，作者笔下那个女作家的感情处处是自私的。比如，这位女作家希冀真有所谓天国，她盼望并相信老干部一定会在那里等待着她，他们将再也不必怕影响另一个人的生活而割舍他们自己。她大概忘记了，倘若真有所谓天国，把老干部的妻子放在哪里呢？是地狱还是天国？如果宽大，也让她升上天去，不又使高尚的他们大为扫兴吗？可见即使在想象中，道德的逻辑也是严密的，所谓“天网恢恢，疏而不漏”。此外，作者的许多优美抒情之笔恰恰是伤人的箭，如“不管他们变成什么，他们仍然在相爱。尽管没有什么人间的法律和道义把他们拴在一起，尽管他们连一次手也没有握过，他们却完完全全地占有着对方。那是什么都不能分离的。哪怕千百年过去，只要有一朵白云追逐着另一朵白云；一棵青草傍依着另一裸青草；一层浪花拍着另一层浪花；一阵轻风紧跟着另一阵轻风；相信我，那一定就是他们。”在这充满骄矜的精神胜利面前，我为那位已无立足之地的工人女儿感到不平。在作者笔下，这位无辜的妻子反而是渺小和不美的。这能不是一种颠倒，一种伪善和伪美吗？ 总之，问题不在于形式，而在于实质。在于男女主人公的情操和道德的力量。更在于作者的理解认识和思想深度。为了进一步作说明，我可以顺便举一个例子。 奥斯特洛夫斯基的小说《钢铁是怎样炼成的》中，主人公保尔曾深爱他的战友丽达。面当他和她重逢并知道无法和她结合时，他很难过，但是他诚挚地对丽达说，不管怎样，在炽热的斗争生活中，他得到的东西仍然很多，失去丽达的爱情是无法与此相比的。而丽达已经结了婚。她又是怎样对待这个问题的呢？她怀着深切的温情写信给保尔，希望他们之间的憾事不要在他的生活里留下痛苦的回忆，她相信保尔是很坚强的，她说虽然她对生活的看法并不拘泥于形式，如果的确出于不平常的、深沉的感情，是可以特殊处理的，但她还是打消了这种念头，因为那不会给任何人带来愉快。保尔和丽达理智和冷静地分手之后，继续走向新的斗争，新的生活，他永远怀念丽达，但是他心里充满的决不可能是悲惨的忧伤。而是共理想的同志的亲切情谊。他后来和女工达雅结合，在他的生活里不仅有斗争，而且仍有美好感情带来的欢乐。 如果我们设想保尔和丽达不是这样坚强地分手，而是“在精神上日日夜夜在一起”，终生追忆不已，念念不忘，以至常常神不守舍，并彼此期待着在天国厮守，沉溺于所谓“不朽的爱”，痛苦不堪。我们不觉得降低了他们吗？这正是无产阶级革命者的伟大情怀、坚强意志和乐观主义精神高出于小资产阶级和封建士大夫的绵绵长恨之处。 从这个简单的比较中，不难看出《爱，是不能忘记的》的格调之低 自然，我绝不至于愚蠢和武断到干涉作家创作自由的地步，我绝不是说当处理这类题材时都应学奥斯特洛夫斯基的样。这，我想是毋须多作解释的。 生活中有许多现象，都是可以理解的，但是可以理解不等于赞成和拥护。我造成的是那种能够克制自己，并且始终保持乐观主义精神，认为个人的一切永远无法与集体的事业相比的真正革命者的非凡的毅力和品格。 我想说的还不仅此而已。 我觉得，每一个对人民负责的文艺工作者都应该充分注意到这一点，即我们的国家是一个小资产阶级的汪洋大海，小资产阶级的思想有着深厚的社会基础。而十年文化大革命的动荡，更加刺激了小资产阶级思潮的不断产生和发展。这种社会现象不可能不反映到文学作品中来。我们的文学工作者，是否有一种审验以至批判的责任呢？是否应警惕和剔除小资产阶级思想和情调的浸染呢？是否应站得更高一些，看得更远一些，想得更深一些呢？我以为，这是一个极为严肃和必须认真对待的问题。因为，作家是社会的教员。 我希望作家用光明的、坚强的、乐观的和道德高尚的生活态度教育和影响群众，而不应把暧昧的、缺乏道德力量和不健康的情绪美化成诗。 （原载《光明日报》1980年5月14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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