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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要小看它，它的力气其实很大。单是把它装进纸盒，再把纸盒用绳子捆上就费了我不少力气。 一路上它更是鬼哭狼嚎。 我一手扶着自行车的车把，一手背过去不断拍打着夹在自行车后座上的纸盒，口中还不断喊着“咪咪、咪咪”地安抚它。 它在纸盒里乱蹬乱喘，弄得自行车摇摇晃晃很不好骑，又赶上修路，不时还得绕行或下得车来推行。到了先生家，已是晚上十一点多了。 在十月下旬的天气，我竟能汗流如雨。 把它一放进客厅，我注意到妈没让人扶，一下就坐起来了。 我马上想，妈真是躺下就不会坐起来吗？ 我也看见妈欣喜的笑了。妈，我为的不就是您这短短的一笑吗？ 可是我突然发现，我的背包忘在门户不严、等于是废屋的老家里了。那里面有我全部的钱财细软，只好返回去取。等再回到先生家里，已是午夜十二点多。我一头扎在床上，一下就睡着了。 不过睡了几十分钟，又突然醒了。然后就睡不安稳了。虽然有小阿姨陪妈睡在客厅里，我还是不断起身到客厅里看望她，见她安详地睡着，便有了很实在的安慰。 当然，大功告成的兴奋也使我无法入睡，我长久地注视着她，就像欣赏自己的一个的杰作。我怎能知道，那其实是我一生中最大的败笔，而妈就要离我而去？ ※ ※ ※ 十月二十二号，星期二。 很早起身，说是给大家做早饭，其实真是为妈。 煎蛋和“培根”。国产的“培根”质量不太好，只能拣最好的几块给妈，余下的是先生和我、小阿姨平分秋色。 妈的手又不大好使了。一块煎得很好的“培根”从她筷子里掉下来，妈像犯了过错，轻轻地“哎呀”了一声。 我说：“没事。” 她懊恼的也许是那块煎的不错的“培根”，更懊恼的也许是我为她的劳作让她白白地掉在了地下。 这是很小的一件事，可我现在仍然能清楚地记起，我想它肯定不是无缘无故在我心里留下了痕迹。 对，我懊丧那么好的一块“培根”妈没有吃到嘴里去。一块煎得很好的“培根”就那么容易得到？要以为那仅仅是一块煎得很好的“培根”就错了。 还有，妈那像是犯了过错的神态让我为之心痛。妈，您就是把什么都毁了，谁也不能说个什么。这个家能有今天，难道不是您的功劳？ 后来妈要上厕所，我有意要她锻炼自己从马桶上站起，没有去扶她，也不让小阿姨去扶。 她先是抓马桶旁的放物架，企图靠着臂力把自己拉起来。我把放物架拿开了，迫使她只能依靠自己的力量站起来。 可她就是不肯自己站起来。 我那时真是钻了牛犄角，认为站得起来、站不起，对她脑萎缩的病情发展至关重要。如果从这样小的事情上就倒退下去，以后的倒退就更快了。 为了让她自己站起来，实在用尽了心机。 我先是假装要把她抱起来，然后又装作力不胜任、歪歪扭扭像要摔倒的样子，嘴里还发出一惊一乍的惊叫，心想，妈那么爱我、疼我，见我摔倒还不着急？这一急说不定就站起来了。 可是不行。 我又推高发动的档次，打出唐棣这张王牌：“唐棣年底就回来了，她不是说要带您去吃遍北京的好馆子吗，您自己要是站不起来，她怎么带您出去呢？” 还是没用。 深知她盼望着一九九二年我带到她美国去和唐棣团聚，又说：您也知道，飞机上的厕所很小，根本进不去两个人。您又爱上厕所，要是您自己站不起来，我又进不去怎么办呢？ 这样说也没用。 又知道妈极爱脸面，在先生面前更是十分拘谨。便故意打开厕所的门，明知先生不过在卧室呆着，却做出他就在厕所外面的样子，说：“你看，妈就是不肯站起来。” 妈着急地说：“把门关上，把门关上。” 就是这样，她还是站不起来。 ※ ※ ※ 后来我发现，她起立时脚后跟不着地，全身重量只靠脚尖支撑，腿上肌肉根本不做伸屈之举。既然不做伸屈之举，自然就不能出劲，不能出劲怎么能自己站起？ 我立刻蹲在地上，把她的脚后跟按在地上，又用自己的两只脚顶住她的两个脚尖，免得她的脚尖向前滑动。以为这就可以让她脚掌着地。但她还是全身前倾，把全身重量放在脚尖上。而且我一松手，她的脚后跟又抬起来了，这样反覆多次，靠她自己始终站不起来。 现在回想，这可能又是我的错。 她术后第一次坐马桶的时候，突然气急败坏地喊道：“快，快，我不行了。”我吓得以为出了什么事，奔进厕所一看，原来她上身前倾。两脚悬空，自然有一种要摔向前去的不安全感，难怪她要恐怖地呼叫。 那时我要是善于引导，将她整个身体前移，使她两脚着地，并告诉她坐的时候重心应该稍稍往后，起身时重心应该前移，以后的问题可能都不会有了。 我却不体谅她大病初了，在正常生活前必需有个恢复过程，反而觉得她的小题大作让人受惊，根本不研究她为什么害怕，就气哼哼、矫枉过正地把她的身体往后一挪。她倒是稳稳地坐在马桶上了，可是两只脚离地面更远了，如果不懂得起身时重心应该前移，使两个脚掌着地，再想从马桶上站起来就更不容易了。 对于一个本来就脑萎缩、又经过脑手术的老人来说，手术后的一切活动等于从头学起，第一次接受的是什么、就永远认定那个办法了。以后，没有我的帮助，她自己再也不能从马桶上站起来了。 人生实在脆弱，不知何时何地何等的小事，就会酿成无可估量的大错。 也许她的敏感、她对这个手术的一知半解也害了她。自己给自己设置了很多受了伤害的暗示。她认为既然是脑手术，自然会影响大脑的功能。 大脑的功能既然受到伤害，手脚自然应该不灵。 ※ ※ ※ 这时她又叫小阿姨扶她起来，我因为急着到装修公司去，就嘱咐小阿姨别扶妈，还是让妈自己站起来。 在装修公司忙了一天，回家时一进胡同，恰好看见妈和小阿姨从农贸市场回来。小阿姨没有搀扶她，而是离她几步远地跟在身后。她连手杖也没拿，自己稳稳当当地走着。这时她看见了我，就在大门口停下，等我走近。 我搀扶着她走上台阶，她的脚在台阶上磕绊了一下，我想，好险，幸好我扶着她，就回头对小阿姨说：“走路的时候你可以不扶她，但要紧跟在她的身边，万一她走不稳，你得保证一伸手就能抓住她。上台阶的时候可得用劲搀扶着她，不然会出事的。” 妈还买了半斤五香花生米，这就是妈这辈子最后一次上街、最后一次买东西了。不过半斤五香花生米。 晚上我问小阿姨，妈是不是自己站起来的。我是多么想要听到这样的消息，那会比什么都让我高兴。 小阿姨说不是。还是她扶妈起来的。 我感到无奈而又失望。 她说，妈还对她说：“你干嘛不帮助我？我请你来就是要你帮助我的，你怎么不听我的净听你阿姨的呢？你别听你阿姨的。” 妈不但过于敏感，且取向颇为极端。 她之所以这样讲，一定是又为自己制造了一份寄人篱下的苦情。诸如，因为她是靠我生活，自然在这个家里说话不算数；自然指挥不动小阿姨：保姆自然势力、谁给她工资她就听谁的……等等。 妈是永远不会理解我的苦心了。她不理解我的苦心倒没什么，让我不忍的是她会从自己制造的这份苦情里，受到莫须有的折磨。 晚上，大家都睡下以后，我还是不断到客厅里去看她。她似睡非睡地躺着，猫咪亲呢地偎依在她的怀里。它把头枕在妈的肩头，鼻子拧在妈的左颊下面。我在沙发前蹲下，也把头靠在妈的脸颊上，静静地呆了一会儿。妈没有说话，一直半合着眼睛。 那就是我们少有的天伦之乐。我当时想，妈的病好了，我们还能这样幸福地生活几年。 为了不影响她的休息，我呆了一会儿就离开了。 ※ ※ ※ 十月二十三，星期三。 一早我就起床了，把头天晚上泡过的黄豆放在“菲利普”食物打磨机里粉碎，给妈磨豆浆喝。此物早已买来多时，这是第一次使用。 然后我又让小阿姨去买油饼。 妈吃的不多。她的食欲反倒没有在医院时好了。 服侍妈上厕所的时候，我发现她的臀部有一圈出血性紫癍，根据部位推测，显然是昨天我让她练习自己从马桶上起立未成，在马桶上久坐而致。 当时我倒是想了一想，即便坐的时间长了一点，怎么就能坐出如此严重的一圈瘀血呢？但我很快就否定了可能有问题的取向，心里想的总是妈手术后百病全无。要是我能往坏处想一想，肯定早就会发现问题的严重。 也因为我们家的人，身上常常出莫明的出血性紫癍，过几天就会自行消失。妈也如此。我也就大意了。 但这一次发展到后来，轻轻一碰就是一片。所以星期三的发现，已是非常危险的信号。 从这一圈紫癍的发现到妈过世，不过就是五天时间。 如果说妈去世前有什么征兆，这就是最明显的征兆了。 回忆妈这一场劫难的前前后后，我甚至比医护人员还能及时发现妈各种不正常的体症，只是我既没有医学常识，不了解这些不正常体症的严重后果，又没有及时的求救于医生，就是求救于医生，也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采取应有的措施，我更没有坚持将这些不正常体症的来龙去脉弄个一清二楚。妈是白白地生养我了，她苦打苦熬地把我拉扯大，哪想到她的命恰恰是误在我的手里。我蹲在马桶一旁，等着帮妈从马桶上站起。这时，妈伸出手来，一下、一下，缓缓地抚摸着我的头顶，突然对我说：“我知道你是为我好……” 我立刻感到那声音里颤绕着非常陌生的一种情韵。丢失了我几十年里听惯的、她也讲了一辈子的那个声韵。心里涌起一阵模糊的忧伤。 现在才悟到，那声音里弥漫着从未有过的无奈和苍凉，以及欲言还休的惜别和伤感。 那是一句没有说完的话，现在我的耳朵里已能清楚地回响起深藏在那句话后面的万千心绪，和没有说出的一半：“……可是我不行了。” 她也许曾经想要把后面的一半说完，可她还是不说了，咽回去了。 她的手虽然一下、一下抚摸着我的头顶，却又轻得似乎没有挨着我的头发。 虽然没有挨着我的头发，我却能感到自她心里尽流着的、而又流不尽的爱，绵软而又厚重地覆盖着我。 那一会儿，我觉得自己像是重又回到她襁褓中的婴儿，安适地躺在她的怀里。 虽然她老了，再也抱不动我，甚至搂不住这么大的一个我了。可是，只要，不论我遇到什么危难，她仍然会用她肌肉已经干瘪的双臂，把我搂进她的怀里。 虽然她的左肩已经歪斜得让她难以稳定的站立，她还会用她老迈的身躯为我抵挡一切，那是这个世界上没有一个人肯为我这样做的。 我一生爱恋不少，也曾被男人相拥于怀，可我从不曾有过如母亲爱抚时的感动……也不曾有如母亲的爱抚，即使一个日子连着一个日子也不会觉得多余…… 从她手掌里流出的爱，我知道她已原谅了我。不论我怎样让她伤心；怎样让她跟着我受穷多年；怎样让她跟着我吃尽各种挂落……她都原谅了。 可是上帝不肯原谅我，为了惩罚我，他还是把妈带走了。 ※ ※ ※ 就在那一天，我对先生说，我要给妈找一个心理医生，来解决她的思想障碍问题。我觉得她手术后躺着坐不起，坐着站不起是思想障碍的问题。 但那时最要紧的是忙着找关系，以便请到最好的医生为她做放疗，心理医生的事还没来得及落实，她就走了。如果这个问题早解决一些，妈的体力一定不会消耗那么大，这又是我的过错。 下午，妈和小阿姨一起包了饺子。小阿姨告诉我，妈还擀了几个饺子皮。后来妈就说累了。我不知道我是否吃到妈包的那几个饺子，或哪一个饺子，反正这是妈这辈子给我包的最后一次饺子了。 晚上妈对我说：“沙发太窄，猫也要跳上来睡，把我挤得不得了。特别是昨天，你们两个人还都在我脸上蹭来蹭去的。” 我才知道昨天晚上我和猫偎依在她身旁的时候，她其实没有睡着。她之所以闭着眼睛，不过是在专心致志地享受我们对她的依恋。 她又说：“前天晚上把它刚接回来的时候，它对这个新环境还有些认生，对我也有点生疏，昨天就好了。拼命的往我怀里钻，简直像要钻进我的肉里。”妈微微地笑着。这真是妈值得炫耀的感受，连一只牲畜都能分出好歹，那是怎样的好歹？所以它来只钻妈的被窝、只让妈抱。 当时我就让妈睡到折叠床上，让小阿姨睡到沙发上去。 ※ ※ ※ 妈坐下就站不起来的情况越来越严重了，我很发愁，不知怎么才好。 临睡以前，我忍不住拿出她的核磁共振片子，万不得已地吓唬她说：“本来我不想告诉您，但是现在不告诉您也不行了。您瞧，您的脑子已经萎缩的相当厉害了。医生说，您自己再不好好锻炼。再不好好恢复各方面的能力，脑子还会继续萎缩下去。脑子一没，人就活不成了。照这样下去，再有三个月就要死了。但医生说，只要您好好锻炼，好好恢复您身体各方面的能力，脑子还会再长大，那就不会死了。” 想出最后这一招，是出于这样的想法：妈是不会放心把我一个人丢在世上的，为了这个，她也得拼上一拼。 妈平静地躺在折叠床上，眼睛虚虚地看着空中，什么也没有说。 这当然又是我的大错。 从以后的情况来看，这一招，不但没有把她激发起来，肯定还给她造成了很大的精神负担。她精神越紧张，各方面的功能就恢复的越不好。 对妈有时可以用激将法，有时不能。火候掌握不好就会坏事。 我猜想，她后来对胡容说：“我要走了，我活不了几天了，我累了。”肯定和我这样吓唬她有关。我把她吓着了。 ※ ※ ※ 十月二十四号，星期四。 下午带妈上北京医院联系放疗的事。 我拿了甲大夫的介绍信去找关系，可是甲大夫介绍的那个关系不在，只好挂了一个普通的门诊号。 我们先在候诊室等着叫号。为了抓住每一个帮妈锻炼脑力的机会，我装做忘记了我们的号数，问她：“妈，咱们是多少号？是不是该叫咱们了？” 妈说：“三十七号。” 我说：“瞧，您比我还行，我都忘记咱们是多少号了。” 护士叫到三十七号的时候，妈已经拉着前排的椅子背自己站起来走了过去。我想她一定在注意听护士的叫号，否则怎么会在她走过去的时候护士正好叫到她呢？尤其是在乱糟糟的人群里，护士的声音又不大，连我听起来都很吃力。而且她自己站起来的时候很利索，这又让我感到信心倍增。 我们等叫号的期间，先生又去找了他的关系户。很凑巧，先生的那个关系户在，我们希望得到她的治疗的放射科主任也在。 我对妈说：“妈，瞧您运气多好，要找的人都在。” 我可能变得极其琐碎、极其牵强附会，不论可供回旋的地盘多么小，我都想在上面挖出点让妈振奋的东西。 放射科主任给妈做了放疗前的检查。 她让妈用食指先点手心、再点鼻尖。左手点完右手再点，而且要求妈越点越快。妈做得很好。 主任说：“老太太真不错，这么大年纪，做这么大手术后果还很好。”我听了这话比什么都高兴，这不是又一次得到证明，妈很棒。何况还是一位主任医生的证明。 主任约定我们下星期一，也就是十月二十八号来医院放疗，同时交付所需费用和办理放疗的一应手续。 然后，她让我拿着妈的病理切片到病理室去做结论，以便作为放疗的依据。 我们乘电梯下楼的时候，电梯里人很多，我用双手护住妈，挡住那些拥挤的人说：“别挤、别挤，这里有个刚动完手术的老人。” 电梯里的人见妈那么大年纪还接受手术，都感到惊奇，也许还有一点敬佩。羡慕妈在这样的高龄还有这样硬朗的身体；一个老头还向我打听妈的年纪，一听妈都八十了更是赞叹不已。 我为有身体如此之好、生命力如此之强，能抗过如此大难的妈而自豪。好像她能顽强地活下去是我极大的光荣。 下楼以后我在挂号厅给妈找了一个座位坐下，然后到后院去找病理室。病理室很不好找，拐来拐去才找到。病理室的大夫看了妈的切片也说，妈的瘤子是良性的。他给我开据了放疗需要的病理诊断，我们就回家了。 下门诊大楼的台阶时，我怕妈摔着，便站在她面前，和她脸对脸地倒着下台阶。万一她一脚踩空，我还可以抱住她。 这时我又忧心起来，我发现她的脚分不出高低了。她果然一脚踩空在我的脚上，并且一点感觉都没有的样子。但是她脚却很有劲，像她术后第一次下地踩在我脚上一样，很痛。要不是我挡着她，非从台阶上摔下来不可。我也立刻想到昨天她从农贸市场回家的时候，在家门口的台阶上磕绊的那一下。 我烦闷地想，就在手术前妈的脚还能分出高低的啊。 回家的路上，不知怎么说起她穿的运动衫裤，妈还略微诙谐地说：“美国老太太。” 她在美国生活期间，见惯了美国人的日常穿着，多以舒服、方便为原则。我认为这个办法不错，特别在妈日渐老迈、手脚也不太灵便以后，运动裤上的松紧带，要比西裤上的皮带简便多了。另外她的脚趾因生拐骨摞在一起，一般的鞋穿起来挤得脚疼，穿宽松的运动鞋就好多了，所以后来就让妈改穿运动衫裤、运动鞋。 车到和平里南口，快过护城河桥的时候，妈说：“到了。” 我说：“嘿，妈真行，才走一遍就认出来了。”可不是嘛，走一遍就能从北京千篇一律的街道中认出某一条路口，不很容易。 到家以后妈满意他说：“大夫挺负责任，检查的很认真。”说这话的时候，离妈去世还有三天半时间，而妈的脑子还不糊涂。 妈满意我就满意了。 这就是妈这辈子最后一次上医院了。 ※ ※ ※ 这天晚上妈又发生了“谵妄”。自己下了地，蹲在地上小解后，又自己站起来回到床上睡去了。 第二天小阿姨问她：“你能蹲下？” 妈说：“你不扶我，我不蹲下还不尿在裤子上。尿在裤子上你阿姨还不说我。”她这样说的时候，好像不存在她近二十年不能下蹲的事实。但她似乎也分不清白天和夜晚、过去和现在的事了。 我知道这件事后很高兴，当做可喜的事情对先生说，后来又对胡容说。因为她近二十年不能下蹲了。可是在梦中，她不但蹲下、还自己站了起来。这是否说明她白天的表现，并非是各部器官的功能丧失？ 我也更相信妈最后能站起来。可是我也更不能容忍妈自己不能站起来的表现了。 妈对我把这件事说给先生很不高兴。说：“多不好意思。” 后来又对胡容埋怨，“张洁干嘛要对老孙说这件事，多不好意思。” 胡容说，“张洁是高兴啊。” ※ ※ ※ 十二月二十五号，星期五。 上午又和妈多次练习坐下、起来那件事。妈没有任何进步。 中午去参加了奥地利使馆的一个招待会。 回家头很痛。睡了一个午觉。我估计星期二给妈洗澡的时候，暖气还没来，我怕她冻感冒，热水一直对着她冲，自己可能就冻感冒了。 午睡起来后，我到客厅去看妈，她独自一人，无声无息地坐在客厅里。 虽然知道现在再想什么也是白搭，但还是忍不住去想。在行将离开人世的前两天，她独自坐在那里想过什么？ 可在那时，我并不知道一切已然无用，想起上午毫无效果的练习，免不了做困兽斗。便用很激烈的办法试探她、激励她：“别练了、别练了，没用，只好等死吧。” 妈生气他说：“我偏要练，偏要练。” 她的回答和她的气愤又给了我一点希望，至少说明妈还有一个想活下去的愿望。下午，豆花饭庄的老板刘则智打电话给我，让我一定到她那里去一趟，她有要事相商。又说到台湾一位文化界的朋友想结识我。我那时心情已不甚好，再重要的事情与我和妈的困境又有何干，但想到台湾的朋友也许会为我的作品开拓另一份读者，便又很自私地去做那商业化的应酬。刘则智的业务由于某些环节不畅，突然进入低谷，感慨多多，所以很晚才回到家。 到家就进客厅去看妈，可是妈已经睡着了。 ※ ※ ※ 妈出院后，我以为就剩下渐渐康复的问题。所以没有更多的陪伴她，一直跑进跑出地为装修新房子而忙碌。她不能老住在先生家里，虽然在先生家里住下后，对于住哪儿妈再没有说过什么，可我知道妈一定特别想住进自己的家。 从妈这个阶段和小阿姨的谈话中看出，妈的心情波动很大。 她问过小阿姨：“他们说我能活到一百岁，你说能吗？” 小阿姨说：“当然能，你身体那么好。” 妈能承受那样大的手术，谁能说她身体不好呢？ 她为什么问这个？是她希望如此，还是她感觉到不对，想从别人那里找到与此相反的证明。 她甚至提起我准备请美容师给她剪眼皮的事：“我女儿对我真好，我这么老了她还要给我剪一剪眼皮。”她还对小阿姨说：“唐棣结婚的时候我要去参加她的婚礼，我已经没病了。我也是该抱重孙子的人了，唐棣的同学都做妈妈了，她还没有结婚呢？” 又说：“我们要是去参加唐棣的婚礼你也别走，就给我们看着猫。” “你阿姨说，等我们搬进新房子，要请给我手术的大夫聚一聚，还要我和大夫们一起拍照留念呢。” “等我好了，我带你去北海公园玩。” “等我好了，你阿姨说咱们五个人（包括先生和他的司机），到饭店里好好庆祝一下。” 我想她说的“等我好了”可能是指她做完放疗吧。 从这些谈话可以看出，妈对生活是充满希望的呀。 可也正是这个时期，妈越来越不想锻炼了。 记得刚做完手术的时候她自己还说：“我早点恢复还是好，老不走就不会走了。”那时她在医院的走廊里来来回回走的很快呀，人们给她鼓掌，她还说谢谢呢。 她几次对小阿姨说：“活着真没意思，这么老了还得从头学起。” 又说：“我这么老了，就这么过就行了，还锻炼干什么。” 或是：“等你们到了我这么大年纪，就知道了。” 我怎么不知道呢？我不过是想尽办法让妈健康长寿。 我也奇怪，这些话她为什么不对我说？也许是我老不在家，她没机会说、或是她以为我那样逼她锻炼是不同情她？ 妈，您误解了我。您误解我倒没什么，但这样误解可就伤透了您的心，那不也就伤了我的心吗。 还有一天她突然似乎是对我，又似乎是自言自语欲言又止地说：“这手术……嘁！” 我想她当然是对我说，但我没有做出应有的呼应。我那时仍然认为她的感觉代替不了科学。正像我后来常听一个朋友说的那样，一切等科学做出回答就晚了。她去世后我回想起她说这句话时意味深长。有一种悔不该当初、说什么都晚了、只好罢手的苦绝之情。她肯定已然察觉，正是手术后，她的情况更见不妙。妈是一个大英雄气概的人，如果不是这样，她对手术的态度，不会这样出而反尔。这句话，她又是只说了半句。因为她早就知道，她就是把这句话说完，可能还是这个下场：我不会相信她，而是相信所谓的科学、相信大夫说的：一切都很正常。甚至还会调侃她、抢白她：一切都是她的多疑。 而且，她能说得过、争得过、“最好的医院、“最好的大夫”、“手术完美无憾”的现实吗？ 她说不过，也争不过。 既然她说不过，争不过，再说感觉不好就是她的荒谬。 有人相信吗？ 也许她自己也没法相信吧？ 十月二十六号，星期六。早上照料妈起床的时候，她躺在床上对我说：“我今天特别不舒服。” 我看着她安详、宁静、看不出一丝病痛，略显迟疑、迷惆因而也就毫不理直气壮的脸，想不出她说的特别不舒服是什么意思。而那时我还满怀逃出劫难的喜悦，仍然固执地认为，手术以后什么病都没了，一切顺利、万事大吉。所以迟疑地站在那里，一时不知怎样去做。 这时小阿姨在一旁说道：“她就是这样，等会一再问她哪儿不舒服，她又说没有什么不舒服了。” 听小阿姨如是说，便想起手术后没几天，妈也对我说过：“发烧了。”给她量了一下体温，三十六度都不到。当时以为，她说的“发烧”就像她的“谵妄”一样，是手术后一种虽然不正常，可又是必然的反应，其实正像医生预料的那样，妈果然没能经受住手术的打击，早从那时起就开始应验了这个预料。 妈去世后小阿姨对我说，还有一两次妈也对她说：“我觉得我病了。” 过一会儿小阿姨再问她情况怎样，她又说她没病了。 这一反复出现的情况，她要是及早告诉我，或我时刻守在妈的身旁，可能就会引起我的注意，也就会及时反映给大夫，如果那样，还会有今天这个结果吗？ 所以妈说“我今天特别不舒服”的时候，我只是研究着她的神情。猜测着她之所以这样说的原因，以为这又是她的错觉。更对不起妈的是，我以为她也许在为不愿自理、不愿锻炼做铺垫，并根据这种想当然的猜测，酝酿着自以为对恢复妈的健康有好处的对策。却连问都没问一句“您哪儿不舒服”，更没有对她说一句抚慰的话。 我只对她说了一句：“胡容一会来看您。” 她也就缄口不言了。 难道我不了解妈是一个非常自尊自爱、非常不愿给人添麻烦的人么？就对自己的女儿也不愿多说。如果她不是“特别”不舒服，她是不会对我这样说的。 正像我说过的那样，十月十三号我让她别“闹”了的那番报怨，把她吓坏了，怕我真会因此丢弃了她，同时也深深地伤害了她的自尊、自爱，到了真不行的时候，她也忍着不说了。 尤其在她这样说了之后，我竟没有丝毫的反应，她还有什么可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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