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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余年来，我或者以一骑牧人之身，或者以一名考古队员之职，一直在中国大陆北方彷徨。后来久了才发觉自己有着一种观点；也许是大陆北方养育造成的一种脾性或烙印吧——我极度地要求一切外来人：首先要尊重这片大地的心情，然后才能进入。 草原、黄土高原、戈壁和沙漠都是沉默不语的。也许它们需要我代它们发言。 听说日本学者趁蒙古人民共和国沧桑巨变青黄不接之机，动员巨额坚挺的日元，与蒙古官方协议，要勘查成吉思汗陵寝——当然若找到了，发掘问题即将摆上桌面。 我听说后，一连几天，脑海里浮现的都是给我青春的乌珠穆沁草原。 我那永远无言的额吉（母亲——蒙语），若听说了，一定依然是无言的。 而我觉得这消息郁塞胸间，使我不安。 ——世界从来如此，权与钱谈判，决定了一切。至于百姓的心情，是无关紧要的。 这就是学术吗？ ※ ※ ※ 事情既然以学术为名，我也从学术开始。 大名鼎鼎的成吉思汗殁后，葬在哪里呢？通常有两说：一在蒙古人民共和国东部的草原之间，一指中国宁夏南部的六盘山地。 在《元史》中，成吉思汗及元朝皇帝们的埋葬处，被写成“起辇谷”3字。一代代学者们推敲之后，拟音为Keluren谷，即元代汉译中的“怯绿涟”河。今天多用汉字“克鲁伦”音译——那是一条名河，河谷辽阔，地表上并没有封土（即“塚”）或其他陵寝遗痕。 认为成吉思汗葬在宁夏南部（陇东）六盘山者，主要据那位大英雄猝死于对西夏国战争之中——可能虚张声势作向漠北送葬状，其实已经就地埋了。 不知道是否日本学者已经与中国政府谈判过，双管齐下，同时也向中国回民聚居的六盘山一带调查。 ——其实，我本人还可以编个游戏，再指一条并非不可能的路；以供当代富翁学者参考：清代蒙文史料《黄金史纲》讲成吉思汗葬地，音为“柴麻”（Chima），另外又有不少资料提及成吉思汗丧事与“萨里川”有关——那么或者可以推理“萨里川”即“萨里畏吾儿”即历史上的“黄头回鹘”居地——河西走廊之某地；若可说通，则河西大走廊尽头、甘肃西头倒是有一片神秘的山地，地名恰好叫做“昌马山”。有谁能说Chima与“昌马”其音不谐？！虽作戏笔，也许在方法论上并没有与学者们相悖。 ※ ※ ※ 真正的成吉思汗葬地，若是动员本地人寻找，是一定可以找到的。至今尚未发现成陵，是因为学者们没有把功夫炼就——无论是在对牧人心情的尊重上，或是在因地制宜的田野考古技术上。 说到这里，我又联想起一些趣事： 若是在万顷牧草中丢了一件东西，可以用羊群来找。60年代，当我还是一个牧羊人时，曾经多次用这个办法。有时摘下眼镜，上马刚走开几步，就再也找不到了——后来学会了用羊群。让羊群自由自在地吃着草，散成一线，朝丢失了眼镜的那片草走去。突然间，羊群在一个点上惊炸四散，挤命逃开——盯住那个点，纵马路过去，眼镜就在那里。 羊群对于草原上任何异样的东西——比如骨头、怪石、木头、皮鞭，都很敏感。我们不止一人、不只一次地用这个“羊群梳草法”找回过鞭子、书、套马竿等东西。 成吉思汗陵寝即使不起封土，也一定多少有留在地表的痕迹——如果“起辇谷”确是草原植被，那么至少应当有用羊群“梳”一遍的本领。这需要每个考古队员都应当有一点牧人味儿。 其次，也是更重要的：没有世世代代生息于斯的人不知道的事。这是一条定理。以前我当牧羊人时，从来没有留心我生活4年之久的汗乌拉有什么考古学遗址。后来，从北京大学考古学系（当时历史学系考古专业）毕业后，又几年来在新疆考古；有一年回到汗乌拉，便问我的蒙古哥哥阿洛华，问队里有没有什么坟呀古物的。 ——结果令人吃惊：次日阿洛华哥哥领我去了年年驻夏的泰莱姆（我有4个夏天在那儿度过），泰莱姆山坡上有一串串几排链式古墓，在新疆我们称为乌孙或塞种墓。它们应当与斯基泰文化、汉代西域之乌孙国关系密切——那是我见过的亚洲最靠东部的这种古墓。 第三天我们又发现了突厥石人雕像，按照以前大学里和考古队里的常识，这种突厥石人很难在乌珠穆沁东头发现。 ——考古学教科书就这样在两天之间过时了。然而我对于考古学的认识，从那两天之后，才刚刚开始。 我敢说：在确实埋葬着成吉思汗的那个地方，正生活着像阿洛华哥哥那样的人。他们不写书甚至不读书，但是他们熟知比书本更精确的细节。关键在于，学者们从来没有住进他们的泥屋或毡房，从来没有真正平等地以他们为师。也许还可以容忍我更尖锐的、但我自认为是更原初的质问：学者和学术难道就是如此吗？研究难道是一种新的歧视吗？ ※ ※ ※ 尚有其三，在沉睡安息的成吉思汗陵被惊扰之前还有一些话该说。 无论起辇谷或成吉思汗陵在蒙古草原还是在六盘山——那里都是一种宗教性很强的地域。 人人都知道藏族人的神鸟天葬，但很少有人知道蒙古人的葬法。至少在乌珠穆沁牧区，蒙古牧人对于埋葬，多少是有些忌讳的。对于这种葬法，我为了尊重，从来在作品中回避描写。比如拙作《黑骏马》中，主人公只是说：“自古以来，畜群从不来这儿吃草，人家也不靠近这儿居住。”——这就是蒙古牧人（或一部分）的天葬地。我从未进入过汗乌拉的天葬地；不进入，不言及——都是草原上无文的法律。为的是对逝者尊重，为的是遵循一种道德。 人们也许对六盘山周边的住民——回民的葬俗更生疏。我出身于回族，近年来一连6年参与着六盘山区哲合忍耶派回族的事业。在六盘山周边，处处都有回族——伊斯兰教的圣徒墓。穷苦的回民们洗过宗教的沐浴之后，虔诚地到那些圣墓上诵经悼念。我多次参加这样的活动。有时，随着一些年长的老人行走；路过一片坟园，老人捧起两掌，为死者接“都哇尔”（祈愿）；我注意到那是汉族墓，便问：“那不是回民啊。”老人对我说： ——要为众亡人举念！ 举念，这是一个不易解释的词汇。它很深沉，含意尽在两字之中。 ※ ※ ※ 这样，我想我可以结束这篇文章了。 诚然是，学术无国界，研究不签证。但是在考古队的铁铲上，究竟有没有一种更高的道德呢？ 蒙古草原由于它承载的文化的游牧性质，用一句考古学行话：草原上很难形成文化层堆积。连续两千余年的北亚游牧文化，并没有如数地留存至今。我不能说，游牧的蒙古人只有成吉思汗陵这一处国宝；但是，成吉思汗陵确是蒙古人和北亚游牧民族拥有的最贵重的遗产，——若是匆匆挖了它，那么后世的蒙古孩子就用不着学习考古学了。 “心比天高，身为下贱”，也许是我们中国文人的固癖。但是对于蒙古高原的那万顷牧草来说，我并不是一名第三者。我在那片草海中度过了自己的青春，而且从那里获得了后日学术和文学的基础。听说了日本向成吉思汗陵伸手的消息之后，我无法安宁。我感到那茫茫青草在向我摇曳，我感到无言的牧人们正在凝视着我。明知日本富翁背后一定有数不清的蒙古人和中国人志愿当买办，我仍然决心再三挑起这个话题。 成吉思汗陵寝应当由蒙古牧民的子弟自己去决定发掘与否。如果连这样的事情也由有钱人说了算，那么人文科学便再无人道可言。 50年前，日本学者们在皇军的威风下进行了一系列考古活动；50年后，日本学者们又在日元的威风下卷土重来了。一介书生之美，清贫文章之美，难道已毫无价值了吗？ 我相信，未来的某位蒙古学者——他曾经是一个牧羊小孩——会站出来为我作证；这并不是狭隘的民族主义，这是一种学者的重要道德。 我没有钱，但我有笔，这就足够了。 我能够坦然地迎接草原神明的凝视了。 1991·1·东京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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