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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成吉思汗陵的思考


  20余年来,我或者以一骑牧人之身,或者以一名考古队员之职,一直在中国大陆北方彷徨。后来久了才发觉自己有着一种观点;也许是大陆北方养育造成的一种脾性或烙印吧——我极度地要求一切外来人:首先要尊重这片大地的心情,然后才能进入。
  草原、黄土高原、戈壁和沙漠都是沉默不语的。也许它们需要我代它们发言。
  听说日本学者趁蒙古人民共和国沧桑巨变青黄不接之机,动员巨额坚挺的日元,与蒙古官方协议,要勘查成吉思汗陵寝——当然若找到了,发掘问题即将摆上桌面。
  我听说后,一连几天,脑海里浮现的都是给我青春的乌珠穆沁草原。
  我那永远无言的额吉(母亲——蒙语),若听说了,一定依然是无言的。
  而我觉得这消息郁塞胸间,使我不安。
  ——世界从来如此,权与钱谈判,决定了一切。至于百姓的心情,是无关紧要的。
  这就是学术吗?

         ※        ※         ※

  事情既然以学术为名,我也从学术开始。
  大名鼎鼎的成吉思汗殁后,葬在哪里呢?通常有两说:一在蒙古人民共和国东部的草原之间,一指中国宁夏南部的六盘山地。
  在《元史》中,成吉思汗及元朝皇帝们的埋葬处,被写成“起辇谷”3字。一代代学者们推敲之后,拟音为Keluren谷,即元代汉译中的“怯绿涟”河。今天多用汉字“克鲁伦”音译——那是一条名河,河谷辽阔,地表上并没有封土(即“塚”)或其他陵寝遗痕。
  认为成吉思汗葬在宁夏南部(陇东)六盘山者,主要据那位大英雄猝死于对西夏国战争之中——可能虚张声势作向漠北送葬状,其实已经就地埋了。
  不知道是否日本学者已经与中国政府谈判过,双管齐下,同时也向中国回民聚居的六盘山一带调查。
  ——其实,我本人还可以编个游戏,再指一条并非不可能的路;以供当代富翁学者参考:清代蒙文史料《黄金史纲》讲成吉思汗葬地,音为“柴麻”(Chima),另外又有不少资料提及成吉思汗丧事与“萨里川”有关——那么或者可以推理“萨里川”即“萨里畏吾儿”即历史上的“黄头回鹘”居地——河西走廊之某地;若可说通,则河西大走廊尽头、甘肃西头倒是有一片神秘的山地,地名恰好叫做“昌马山”。有谁能说Chima与“昌马”其音不谐?!虽作戏笔,也许在方法论上并没有与学者们相悖。

         ※        ※         ※

  真正的成吉思汗葬地,若是动员本地人寻找,是一定可以找到的。至今尚未发现成陵,是因为学者们没有把功夫炼就——无论是在对牧人心情的尊重上,或是在因地制宜的田野考古技术上。
  说到这里,我又联想起一些趣事:
  若是在万顷牧草中丢了一件东西,可以用羊群来找。60年代,当我还是一个牧羊人时,曾经多次用这个办法。有时摘下眼镜,上马刚走开几步,就再也找不到了——后来学会了用羊群。让羊群自由自在地吃着草,散成一线,朝丢失了眼镜的那片草走去。突然间,羊群在一个点上惊炸四散,挤命逃开——盯住那个点,纵马路过去,眼镜就在那里。
  羊群对于草原上任何异样的东西——比如骨头、怪石、木头、皮鞭,都很敏感。我们不止一人、不只一次地用这个“羊群梳草法”找回过鞭子、书、套马竿等东西。
  成吉思汗陵寝即使不起封土,也一定多少有留在地表的痕迹——如果“起辇谷”确是草原植被,那么至少应当有用羊群“梳”一遍的本领。这需要每个考古队员都应当有一点牧人味儿。
  其次,也是更重要的:没有世世代代生息于斯的人不知道的事。这是一条定理。以前我当牧羊人时,从来没有留心我生活4年之久的汗乌拉有什么考古学遗址。后来,从北京大学考古学系(当时历史学系考古专业)毕业后,又几年来在新疆考古;有一年回到汗乌拉,便问我的蒙古哥哥阿洛华,问队里有没有什么坟呀古物的。
  ——结果令人吃惊:次日阿洛华哥哥领我去了年年驻夏的泰莱姆(我有4个夏天在那儿度过),泰莱姆山坡上有一串串几排链式古墓,在新疆我们称为乌孙或塞种墓。它们应当与斯基泰文化、汉代西域之乌孙国关系密切——那是我见过的亚洲最靠东部的这种古墓。
  第三天我们又发现了突厥石人雕像,按照以前大学里和考古队里的常识,这种突厥石人很难在乌珠穆沁东头发现。
  ——考古学教科书就这样在两天之间过时了。然而我对于考古学的认识,从那两天之后,才刚刚开始。
  我敢说:在确实埋葬着成吉思汗的那个地方,正生活着像阿洛华哥哥那样的人。他们不写书甚至不读书,但是他们熟知比书本更精确的细节。关键在于,学者们从来没有住进他们的泥屋或毡房,从来没有真正平等地以他们为师。也许还可以容忍我更尖锐的、但我自认为是更原初的质问:学者和学术难道就是如此吗?研究难道是一种新的歧视吗?

         ※        ※         ※

  尚有其三,在沉睡安息的成吉思汗陵被惊扰之前还有一些话该说。
  无论起辇谷或成吉思汗陵在蒙古草原还是在六盘山——那里都是一种宗教性很强的地域。
  人人都知道藏族人的神鸟天葬,但很少有人知道蒙古人的葬法。至少在乌珠穆沁牧区,蒙古牧人对于埋葬,多少是有些忌讳的。对于这种葬法,我为了尊重,从来在作品中回避描写。比如拙作《黑骏马》中,主人公只是说:“自古以来,畜群从不来这儿吃草,人家也不靠近这儿居住。”——这就是蒙古牧人(或一部分)的天葬地。我从未进入过汗乌拉的天葬地;不进入,不言及——都是草原上无文的法律。为的是对逝者尊重,为的是遵循一种道德。
  人们也许对六盘山周边的住民——回民的葬俗更生疏。我出身于回族,近年来一连6年参与着六盘山区哲合忍耶派回族的事业。在六盘山周边,处处都有回族——伊斯兰教的圣徒墓。穷苦的回民们洗过宗教的沐浴之后,虔诚地到那些圣墓上诵经悼念。我多次参加这样的活动。有时,随着一些年长的老人行走;路过一片坟园,老人捧起两掌,为死者接“都哇尔”(祈愿);我注意到那是汉族墓,便问:“那不是回民啊。”老人对我说:
  ——要为众亡人举念!
  举念,这是一个不易解释的词汇。它很深沉,含意尽在两字之中。

         ※        ※         ※

  这样,我想我可以结束这篇文章了。
  诚然是,学术无国界,研究不签证。但是在考古队的铁铲上,究竟有没有一种更高的道德呢?
  蒙古草原由于它承载的文化的游牧性质,用一句考古学行话:草原上很难形成文化层堆积。连续两千余年的北亚游牧文化,并没有如数地留存至今。我不能说,游牧的蒙古人只有成吉思汗陵这一处国宝;但是,成吉思汗陵确是蒙古人和北亚游牧民族拥有的最贵重的遗产,——若是匆匆挖了它,那么后世的蒙古孩子就用不着学习考古学了。
  “心比天高,身为下贱”,也许是我们中国文人的固癖。但是对于蒙古高原的那万顷牧草来说,我并不是一名第三者。我在那片草海中度过了自己的青春,而且从那里获得了后日学术和文学的基础。听说了日本向成吉思汗陵伸手的消息之后,我无法安宁。我感到那茫茫青草在向我摇曳,我感到无言的牧人们正在凝视着我。明知日本富翁背后一定有数不清的蒙古人和中国人志愿当买办,我仍然决心再三挑起这个话题。
  成吉思汗陵寝应当由蒙古牧民的子弟自己去决定发掘与否。如果连这样的事情也由有钱人说了算,那么人文科学便再无人道可言。
  50年前,日本学者们在皇军的威风下进行了一系列考古活动;50年后,日本学者们又在日元的威风下卷土重来了。一介书生之美,清贫文章之美,难道已毫无价值了吗?
  我相信,未来的某位蒙古学者——他曾经是一个牧羊小孩——会站出来为我作证;这并不是狭隘的民族主义,这是一种学者的重要道德。
  我没有钱,但我有笔,这就足够了。
  我能够坦然地迎接草原神明的凝视了。
                          1991·1·东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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