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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难有一个理想的结构：画东乡那个悲愤至极的茫茫大雪的下午么，而北庄大松树要证实的不是我。雪漫天飘落，妆扮着现实，掩盖了往事。我的心里有那个肃穆悲怆的画面，但不是为了自己。 或者画我的两把汤瓶。一把黄铜的一把铁皮的，画成一对静物，背景是Farizo Dayimu，如水的天命。不，也不是，承认天命和强大的存在，仅仅是懂得了自己是一个有信仰的人，而不是畜类之后的常识。 用画面，可能是晦涩的选择。何况，我更没有能力以色彩表达晦涩——那非常易于陷入不可信。 这是一种放任的精神流浪；如同辞官后的李贽。他放浪于哲学，我放浪于语言——用画刀思维，用钢笔遐想，我又一次对自己大吃一惊，怎么以前就没有想到这么干呢？ 我只是这样：匆匆地，一面写一面思索了一下，就定终身般决定了自己的新形式。 而这以前，（我现在回忆很困难，似乎脑子的某处地方已经伤毁）——记不清那一天的思索了，那一天我愤怒、狂乱、混沌、纯真。 只有回民的形式才能勉强表达——我换了大水。泻下的水流冲刷着我欲哭无泪的两眶，冲尽了我直到脚趾的犹豫。然后封了3天斋，我不知它算是Wajib（责任）还是算什么。 哗哗的水流，冲得我几乎陶醉。 在泻下来流过我肉躯的水流中，我努力想清晰地举意，但是脑海被洗冲净尽，思想中一片空白。 ※ ※ ※ 那天起，天落雨了。城市若有灵魂它也在换水，那雨下得一片淅沥，我对那雨印象很清楚，因为我家正在闭斋。雨脚也像空白的思绪，纷乱茫然。 自己形容不出自己的一切；我只是任那彻悟的水流冲刷着身心。 如果诗有上篇与下篇，如果歌有上阙与下阙，如果人生有前半与后半——那么，洗心之后，转折便默默开始了。 说不清，画不出，对于这洗心的语言，也许我要选择好久。那时我会画，选挥确定的时候画会自动来到我的笔下” 它太复杂又太简单，抽象又饱含情感。我想，待到我画出它的那一天，使用的色彩一定是能代表我的语言。 1990·1 我以前写了那么多忧郁文字。今天早晨我突然觉得自己不对。渲染和夸大是一种中国文人的恶习——比如大革命来临时，你看文人们都是精心算计、假充大胆、空吼冲锋，硝烟散尽时你可以放心他们谁也没死。然后再吹嘘自己的付出，渲染自己的压力，尽把自己打扮成—个英雄角色，眼巴巴等着上台领奖。 和他们相处久了，总觉得不快，笔下总流露一种伤感。这很难克服；但是今天我突然悟出自己的不合理，在纸人国中，难道我不也一天天变成一个稻草人么。 大火猛烈地烧起来，它扫荡了我寄生的纸人国，也终于烧尽了我一身的烂稻草。 我赤裸着，爬了起来。 浑身轻松极了。 我看见了无限辽阔的原野平川，地平线默默无声，但毫不伤感。她如同最宁静最温和的女人，等着我一步步走过去。 我放声大笑了。 如今我要教你快乐；既然你以前那么长久地陪伴我的沉重。我错了，我要为我的夸大和渲染赔偿。既然你那么准确地区别了我和纸人们，那么我要为你从一具稻草人变成有血有肉的活人。 忧郁的文字消失了——我先悄悄告诉你；我的新语言是一些纯美的色彩。它们将依然有分量，但，是它们会非常美。不管以前我教给了你多少错与对的东西，如今我要教你快乐。 在我的画中，将会有一束明媚的光，投射在一种悦目而深沉的色彩上，无论题材怎样，无论藏着什么。 像老老实实、见人过来就腼腆地闪在路边的哲合忍耶（无水山区的回民）战士一样，我将不会再有纸人的那种轻薄和炫耀。我被烈火烧得光着屁股，我得意洋洋地入了伙，跟着义军的大队东西南北，晃荡着自己那半肚子学问，和对于结局的好奇心。 结局一定是皆大欢喜。对于真的上了这条路的人来说，任何结局都不会比一把火烧了房子更坏。哲合忍耶的沙沟农民一共给自家泥屋放过6把大火——想想那些泥棒子教师，心里还有什么不踏实呢。 我之成为我的理由，就是要在他们中间，把他们活鲜鲜地描画出来。用文字，用色彩，你可以耐心等。你不仅可以学习，而且可以永远根除你内心的忧郁。 这件事太重要了，像一条冬雪中的红土大道。等你看见它，等我完成它，我们将会相视悄然微笑，——年轻的时代和年轻的情绪都过去了，人应该具有的，成熟而坚强的情感确立了。 也许这里暗含着最深刻的艺术论？ 有一块石头从山上骨碌碌滚下来了，东磕西碰，进溅摔打，速度愈来愈快地跌下山去，转瞬之间，它滚下了山麓，不见了，空余一种不安宁的单调回声在谷间传动， 思想，我终于抓住了比喻——思想的运动大致就像这块石头。 你用笔——如此刻一格格和它并行疾驰；但是很快它变成了兔子，你的笔成了乌龟——后来你追逐的不是思想，不是那个思绪和灵感；你是在重新慢腾腾地思考。 你用色——先用松节油和排笔刷满画布，就需要一段时间。布干透要放两天以上——而思想早消失了。何况还有准确；色若是不听从，画上布的东西就仿佛是陌生的思想变调的感情，油画对于灵感的表现，也许是最困难的。 而人人都深信不疑：石头不会上山；灵感、灵气、心绪、一瞬被照亮的脑子，令人惊异而兴奋的超能力发挥——都是稍纵即逝的宝贝。 我在独自发呆时想过（不，是脑子里闪过）的东西，比我写出来发表了的要强不知多少。 艺术与速度——我死死地琢磨它。 用油画对付速度问题，这是一种极其艰难的摸索。凡·高因为他本人的天性和厄运，活得已经超过了时代，因此他的画在速度上是绝对领先的。此外，从技术上他的提高速度方法，在于他被逼出来的——笔触；他那火焰般不安的笔触合拍地追上了、并解说着他疯狂的痛苦心灵。 那么，笔触是一种重要的翅膀。 也许还有不协调，即所谓乱调，异端。 ※ ※ ※ 油画的单纯化和对比度——单一色调和绚丽缤纷，对于速度的提高也有益。但这一套显然早已流行。我毕竟是从乌珠穆沁大草原里走出来的人，阿尔泰语系关于黑与白两种原色的认识浸泡大的人，也许我应该更重视我的独有的色彩分析？——这种思路也许追得近些了，用色彩本身，曲折地显示速度，让它平行于思想的石头，然后在作画中仰仗手感即神来之笔，最后追上甚至超过那块蹦跳着滚下去的石头。 ※ ※ ※ 或者这些呓语全是失败的乱鼓；或者我就能突破每幅油画史上大名鼎鼎的作品的隔膜，这隔膜就是后来的种种权威诠释、尤其是名气人的诠释，——直接让面面具备的新奇神秘的本质，永远照耀于欣赏者思想的石头之前。 我已经有过多次类似的艺术经验。每当我以相当的体力精力消耗，甚至是不折不扣的生命消耗推下一块大石头，让它轰轰滚向人间后，我都证明了一次这种经验。 核心依然是本质，依然是销心吐血一般的付出生命化成一块推向艺术荒谷的石头。 我能够用色彩追上它吗？ 1990·2 记得有一年（1987？）在京都，与冈林信康在“朝日杂志”主持的对谈中，曾经有过一瞬： 冈林问：……如今，住在北京，描写内蒙古，不觉得情绪枯竭吗？ 当时我浑身一震。 由于口才不好，没能回答上来。再就是由于全员酒醉之后举行对谈，因此常常答非所问。我当时（包括事后杂志发表后，更懊悔不已）总挣着命想说、但一直没说出来——在中国，一切都严峻得逼人就范，想迈出一步太难了！ 因为冈林当时沉迷的理论是：用久了抽水马桶会失去抵菌力，要用自己的屎肥田，吃自己种出来的米，才是艺术正道。他当时借与我对谈的机会，透露了一个消息——他正认真准备，永远留在农村。 这种富贵已极重思贫贱的发想，对我刺激很大。我无权说一个民族不懂得穷苦。我无权说艺术家也得有—个棚子居住。但是，冈林信康迈步跨入的农村，也许是西海固回民不敢想象的极乐世界——有一个隐蔽其中的界限，生存和休息的质的界限，被我们的对谈忽视了。 所以，所谓on the road——走上大道，对于不同的处境下的人来说，滋味是完全不同的。 你一步跨过的，也许只是艺术的台阶。 我一步若走错，也许就从此灭亡。 on the road，对中国人来说，不仅是浪漫，而且是一种忌讳。旅行固然吸引人，但是更重要的是家，是一座我奉为主题的“黄泥小屋”，——尽管我血管里流着古代丝绸之路上的旅人的血，而且是在纯粹的游牧世界长大成人。 西双版纳的知识青年为了返城，采取了大规模的请愿上告运动。我见过在新盟已经成了老人的、当年仅仅因为出身不好就被剥夺考大学机会并且“支援了边疆”的一些教师，他们说，我们只争一点：那就是让儿女进关。不，这种例子不用我写。当年陕北青年有一句歌辞说：“一步就落深渊。”外国人，包括冈林信康，他们今天已经不具备这种在悬崖边缘的感觉了。而我们，尤其我，却即使睡在床上也总觉得翻身就会摔下深渊去。 ※ ※ ※ 但是—— I'm on the road again，我又走上了道路！无论如何，我终究还是冲决了一切束缚，重新撑竿上马，走进了下午的草地。那种乌珠穆沁式的、使人怅惘又使人开阔的一字地平线，在整个视野里突然出现，靴跟摩擦牛皮大靴的触感，大陆的坚硬的弹性，又都突然传遍了我的肉身——使我颤抖，使我感动得心跳。什么都没有改变，我还是那个骑着黑骏马的我自己！ 冈林信康最新的作品中，有这样几句： 雨淋湿了心，云封闭了天 但什么都没有改变 光辉仍在闪耀 夜包住了心，暗吞没了路 但什么都没有改变 光辉仍在闪耀 出发在雨打的泥泞 迷失在夜里的黑暗 但是那遥远的深深的光 系着这颗心引我上路 我感到从未有过的快乐。心事深重的快乐是奇妙的。20多年前那种轻易得到又轻易放弃的自由，终于又被我强抢回来了。清洁感更是使人得意，好像换了一件浆洗熨硬的雪白衬衫，里面的肉体又刚刚做过宗教洗礼。如今我是都市的牧人，无马的骑手，公开的教徒，自由的作家——我还闯入绘画的殿堂，放浪于美丽的色彩之间。 自信心竟然突然地在一瞬之中回到了我的手上，我的浑身突然饱饱地涨满力量。远方不断传来歌声，不知是“向着自由的长旅”，还是“我又走到了路上——I'm on the road again。”每天从醒来至睡熟，我的思路混乱，眼前五彩缤纷，似乎在捕捉，似乎在游泳。我觉得那种只属于我的形式，那种只属于我的色彩，那种只属于我的语言，已经悄然靠近了我。 应该坚决地抓住它，纵情地画出来么？ 应该甜蜜地沉进去，充分地享受它么？ 我不知道，我只是想：一切网罗都冲决了，一切重负都卸尽了，一切犹豫都结束了，一切他人不能企及的我都达到了——艰难和辉煌，孤立和骄傲，危险和希望，如今都被我占有。我又走到了路上。那座黄泥小屋被我纵火焚烧。火焰和黑烟跳跃着歌唱自由，I'm on the road again，我又走到了路上！ 成为一个无职无业无工资无老板的自由人，对于心灵是多么重要啊。我惊喜异常，凝视着这片新土地。确实只应该向着自己发掘，哪怕挖倒了墙，毁灭了泥屋。我只想用疯狂的笔触和色彩。现在我又变得强大，我甚至不相信危险和难关——主在凝视着我，它确实存在，当我做完了一切我能做的之后，它就要为我显示奇迹了——路，将宽广光明而且是通的，我有这样的直感。当年，神要考验亚拉伯罕（即回民的伊卜拉欣）是否有信仰，便要他牺牲自己的儿子。当亚拉伯罕真的把刀指向自己的骨肉时，神说——你可以宰一只羊羔。 这是一种残酷的考验。也许任何考验都仅仅对于心灵是残酷的。坚持了心灵原则的人，会获得他决心牺牲时不敢想象的援助——我坚信这种预感，不会是死胡同。 心灵要面对的这种残酷不会终结。 让它来吧，我想喊叫，我爱它！ 连日里总用Bob Dylan的一支曲子哼着几句自编的词，用我会的各种语言，哼得沉迷半醉。 你那样长，漫长而且出现得晚 而我已经看见了你 你那样硬，好像一块铁 而我又走到了路上 I'm on the road again 1990·2 小白兔使劲跑呀跑呀，跳过了一道小溪，又穿过了一片绿油油的草地。忽然问，一只热乎乎的大手抓住了小白兔的后腿，小白兔跑不动啦。小白兔挣呀挣，可是那只大手抓得可紧啦。小白免急坏了，哇地大哭起来。哭着一睁眼，我看见了妈妈。 妈妈正给我穿裤子呢。“好孩子，好宝贝，别哭别哭。”她一边给我系鞋带一边哄我。我还没睡醒呢，我使劲踢腾着，使足劲地哭。妈妈给我穿完了，就到厨房煮牛奶。我跑到奶奶床前去朝奶奶告状：“奶奶，我还没睡醒呢，妈妈就把我给——弄起来啦。”这个“弄”字是昨天我刚学会的，奶奶没听完我告的状就从被窝里伸出手来，搂着我使劲地亲我。 妈妈领着我走到外面时，天上满是亮晶晶的星星。我已经3岁半了，我没让妈妈抱着走。我的小红皮鞋啪啪地敲着马路，我已经不困了。黑天上有一个好看的大月亮。她瞧着我，我瞧着她，我在地上啪啪地走，她在天上悄悄地走。她怎么总跟着我呢？我说：“妈妈你看月亮在跟着我走哪。”妈妈亲亲我的小脸蛋说：“贴着妈妈的脸吧，小脸蛋都冻凉啦。”过马路的时候我喊：“妈妈，走斑马道！”妈妈就抱着我走上斑马道。“大斑马真好看。”我告诉妈妈说，“过马路要走斑马道，幼儿园小刘老师说的。”妈妈说；“搂紧妈妈，风来啦！”我就闭紧眼睛，风呼地刮过去啦。 车站也是黑天。月亮跟着我也到车站上面来了。我们挤上车以后，我坐在售票员阿姨的小铁桌子上。还有两个小朋友也跟他们的妈妈一块，坐在我旁边的椅子上。那个小男孩背唐诗，他老念“锄禾日当午。”那个小女孩是个小妹妹，妈妈说：“你看那个小妹妹多勇敢，她那么小就跟妈妈上幼儿园啦。”我知道妈妈的意思，所以我就“哼哼”，缠着她讲小白兔在月亮里捣药的故事。车外面全是骑自行车的大人，黑黑的像电视里跑着的马群。车上的人可真多呀，大人们都紧紧地挤着。小朋友也很多。一个，两个，我扳着手数了，一共有8个小朋友上幼儿园。我想告诉妈妈，可是我看见妈妈抱着我睡着了。 我们看见幼儿园大门时，已经不是黑天了。我抬起头来，又看见了那个大月亮。我牵着妈妈的手走着，仰着头瞧着那个月亮。妈妈说，“小白兔都开始捣药啦，咱们也快点走吧。” 在幼儿园门口妈妈蹲了下来，捧住我的脸。我使劲绷着脸，因为我想哭。妈妈说“数一数，到星期六是几天？”我没说话，我快哭了。妈妈又说，好孩子，你已经3岁半啦，对吗？我就又使劲忍住不哭，这时幼儿园的小段老师走过来了。 我拉着小段老师的手喊：“妈妈再见！”我又抬头看了看大月亮。今天晚上，我想，等我躺在我的小床上的时候，我要给自己讲一个月亮里的小白兔的故事。 这张画也许我等不到明天再继续画了。在汗乌拉时，好像那天马群在乌松·讨布格，小山坡的形象栩栩如生。有一匹黄儿马疯一般疾奔而下，几个牧民在玩儿马。乌力记——是章加·乌力记怎样套的我根本没看见，只清晰地记得那黄儿马狠狠地摔了一个前滚翻，车轮般地把庞大躯体连同旗子般的长鬃，在乌松·讨布格的坡上重重地砸了一圈。 不想在日本总想起那一幕。那样翻滚的马实在是太美了。应该随它摔倒过去。我恨自己的懦弱。其实马这样的美同死是值得的。我不必嫉妒三岛由纪夫，我有屈原可以礼赞。用油画描写这样的思想很困难，我永远能力与心力不般配。 这张画表达不了万分之一。人既为人，何必理想。追求着又不敢行动，自己的判决词太残酷了。千字文，纵然名家也只拥有一二；真画面，我怎能用两尺之幅表现呢。坠下深渊的不是这匹马和骑手，而是我的自信。 此时静夜，悄悄再试一会儿。 我去画了。 1991·3·5 人生的赌博一旦用电脑控制，赌博二字可能残存的那一层美也就丢光了——痴呆呆盯着客人们打弹子，我不断地联想陀斯妥耶夫斯基和轮盘赌。弹子房，Pachinco，这样对译不知妥当不。我总是抗拒音译日语。 10个“霍鲁”——Hall都是中国人。除我外差不多都是就学签证和陪读签证。日本人是黄皮肤，我们也是黄皮肤，我们资劳双方组成了这黄色弹子房，黄灿灿的灯和黄灿灿的弹子珠迸溅照射，在可悲的电脑世界之中。 几天之内，我蜕变了。 洋插队——我又变成了我，走进风尘。 让我投身于被歧视，让我也染一身黄色。 在漆黑的深处，我突然憎恶自己——那么软弱——我切断这最愚蠢的渴望，不打电话。 朋友们，收留我，让人们说我们下贱。让我们扔掉一切歌颂我们的磁带，在他们的恶心音乐轰鸣中，坚持到下工，朝他们要钱。 然后咱们匆匆分手，在那条弯形的地铁站台上，只摇手示意。明天早晨以前，在各自的巢里煎熬。我们消失进地铁车厢，扒车不买票。让他们认为我们下贱吧，我只爱这贫民般的黄色，超过爱女人娇嫩的皮肤色——因为她们会变。歧视吧，歧视吧，歧视吧，我连心都是黄黄的。 向你学习了沉默，我的兄弟，我又变成了我自己。我打败了那么多敌手，如今我终于找到了一次学习。这一次洗礼般的学习，使我洗净了一切恶习，我又回到了——被歧视的人群之中。这才可能近主，在这样阴暗的夜里人才有权说：我只爱你，唯有你最尊贵，我的主。 让女人们在背叛的季节里，完成背叛吧，我永远属于穷人。异国的受苦人，打工的朋友们，我们明天9点店里再见。 纯洁的拉玛丹斋月啊，饶恕我，没有仪式的人。连净身的水也没有，我在心里默默礼拜。我向十面寻求出口，今天我知道那是寻求耻辱的同情。 几天之内，我的心蜕变完毕；如今我的心里，有一颗冷酷的铁核。它决不会轻易献出，决不会乞求温暖。它已经敢于湮灭至死——不论在怎样愉悦的时刻，不论在怎样痛苦的时刻，我可能向你投降，但我决不向你交出它。 黄灿灿的灯串忽灭忽亮，客人们愚蠢而有钱。一排排手臂慢慢地抬起来，一排排纸币被那巨大的电脑吸走，一排排瀑布般泻下的是那数不尽的黄弹子。 那黄弹子跳起来，在灯光中和音乐中，在巨大的电脑控制中，它们疯狂地迸跳着，玩弄着人的小小命运。不，不包括我们10个人；我们个个冷漠地站着，背着手，嘲笑地看着那些万元券被电脑打败。不，我们只清清楚楚地挣自己每小时1000日元的那一笔钱，强求他们让我们生存。然后我们各自西东，或者打发自己余下的日子，或者抚育独生的女儿，或者在故乡开一爿小店，我们的人生不受电脑控制。 如果我真能活下来，如果我真能靠这样的劳苦生存下来，我要用这颗被心隐藏着的铁核，证明一个古老的真理，它确实需要无数遍地证明：穷人是美丽的人。 1990·12——1991·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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