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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月１４日早晨，接到一位朋友从北京打来的长途电话，告知路翎于２月１２日去世，紧接着又收到两位朋友的信，告知同一消息。他去世的那天是阴历正月初三，还在节日的气氛中。 这几年来，有好几位老朋友先后去世，我都只是默默地承受死别的悲哀。对于路翎，却想来写几句。 我和他是１９４１年在重庆北碚相识的，至今已有五十多年了，却来往很少。但是，在同辈作家中，他是我最为喜爱，最为钦佩，也是给我影响最大的一个，因而在感情上，我是对他十分亲近的。 我不能，也不必在这里对他的文学事业作出评价，那是文学评论家的任务。我只想谈一点这样的感受：当他进行创作时，总是力图走进他所创造的世界，不仅描写出生活里的形形色色，而且通过体验去表达人物内心深处隐蔽的感情、情绪的激荡变化，并使读者感同身受地去体验人物的感情。他在创作过程中总是满怀激情，寄寓着他对人民的热爱，对黑暗势力的憎恨，对理想的追求，对明天的信心。由于他的这种激情，就使他的小说大都具有诗的素质，闪耀着光华，形成独特的艺术魅力，而且是感人肺腑的。他的小说的题材主要是劳动人民，也写知识分子、商人、官吏、士兵、地主……我从中扩大了生活的视野，激扬了对生活的热爱，在艺术上也得到了启发。解放前我用另几个笔名写出的一些短篇小说，是很受他的影响的。 由于从事进步活动，他读到高中二年级就被学校开除，从此就先后在几个单位当小职员，并在业余从事文学创作。他是勤奋的，在解放前的十年中已有两百多万字的作品问世。主要是写小说，也写文学评论、剧本、散文、诗歌，也都有其特色，真是才华横溢，意气风发。他初涉文坛时，只有十七岁，即受到胡风先生的重视。他迅速地成长了起来，在２０岁左右，即完成了被誉为“青春的诗”的长篇《财主的儿女们》。他受到了不少赞扬，也受到过一些不公正的批评，而他坚持走自己的道路。从他１９４０年发表第一篇小说《要塞退出以后》开始，到１９５３年他深入抗美援朝前线，写出了《初雪》、《洼地上的战役》等受到广泛注意的小说，可以看出，他在艺术上是逐渐走向成熟，肯定会攀登新的高峰，作出更大的贡献，而１９５５年在反胡风的那场大风暴中，他被吞没了，当时才只有３２岁。 我也受到牵连。在艰难的处境中，常常念及一些同命运的友人，其中也包括路翎。我在痛苦和困惑的心情中写过一篇短文，引用了他的两句话：“人不是神，不能承担这样严酷的考验；人应该成为神，必须承担这样严酷的考验。”我知道他受到的打击一定比我更沉重，他将怎样承担呢？１９７９年９月，我的问题还未解决，但总的政治形势已大有好转，我有机会到北京，见到绿原、牛汉，向他们打听路翎的消息。他们也多年没见到他了。只听说他已出狱，住在芳草地，具体地址不详。我决心去看看他，和同行的翼南到芳草地挨户挨家地探询，终于找到了他的住所。在这以前，我最后见到他是１９５３年秋季，他从朝鲜战场回来后不久，是那样英俊洒脱。而现在坐在我面前的是一个头发花白、满脸皱纹的老人了。而且神情淡漠，完全没有当年的热情和气概。看着他，看着他的贫民窑似的简陋、萧索，没有一件像样的家具、没有一本书刊的家，我可以想象他身心所受到的巨大的摧残，可以想象他目前清苦的生活。他一点也没有谈及这二十多年来的遭遇，只是询问了一些友人的情况。倒是他的妻徐明英告诉我，他因受刺激过深，曾经住过精神病院。这几年是在打扫街道，每月收入约２０元。她自己则在街办工厂劳动，每月收入也不足３０元。我无言，感到了沉重的悲凉。 第二年，胡风问题平反。他的处境和待遇得到了根本改善。他又埋头于写作，发表过一些诗、散文、小说，表达了他在新时期的感受和对新生活的热受，但是，已缺少那种灵气和光华了。恐怕还有不少作品没有得到发表的机会，我手头就有他的几篇原稿。他能够重新执笔总是一种可喜的事。我曾就他的作品写过三篇评介文字，希望他能因此感到一点温暖。我更希望时间和新的生活能治好他心灵上的创伤，重新燃起火焰，并融合这几十年来对人生的深刻感受，写出更为宏丽的作品……但是，现在我只能满足于在灯下翻读这十年来重新出版的他的旧作，好在那已包括了他的一些主要作品。我依然像当年那样心情激荡，并惋惜这样一个有才华的作家的殒落，因而思索着一些问题……１９９４年２月２８日５１５曾卓文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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