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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上海的友人陈必智来信，说王大化同志的公子最近找到他，想了解王大化当年在重庆复旦中学任教时的情况。必智那时也是复旦中学的学生，但和王大化私人接触不是很多。所以，他希望我写一点什么。 在我读到的纪念大化的文章中，没有人谈到过他在复旦中学的那一段经历。可能因为他在那里的时间比较短，仅只有四五个月，外面知道的人不多。我当时是该校高中一年级的学生，与他相当接近。为了使人们了解这位“人民艺术家”生平中的这一段生活，也为了我们的情谊，我当然是应该写一点的。 只是过去了近五十年，一些记忆已比较模糊了。 但是，他当年的形象还清晰地闪现在我的眼前：高高的个子，瘦削、微黑、显得刚劲的脸，两眼很有神。初到校时，他留着长长的头发，不久后却剪成了平头。穿着一件黑白格子的土布衬衫——他当然还穿过别的样式的衣服，但留给我印象最深的是这一件，因为当时我也仿做过一件。 他是１９３９年３月到重庆复旦中学来担任音乐教员的。他第一次上课就使同学们留下了很深的印象。前一任音乐教员姓杨，年纪不大，音乐素养可能不错，只是教学方法有些呆板，教的又大都是三十年代早期的歌曲。他的嗓子不行，只能教，不能唱。同学们对他缺乏应有的尊敬，对音乐课不太感兴趣，课堂秩序总不太好。而大化一上讲台就将学生们“镇”住了。那是由于在我们眼中他是一个有名气的人，是当时在重庆相当活跃的木刻家（我们还不知道他是剧专毕业的，主要从事话剧活动），在重庆新华日报上发表过作品。得知他要来校的消息时，倾向进步的同学曾高兴地奔走相告。现在他微笑着站在我们面前，有着潇洒的风度和在别的教员中少见的那种青春的生气——他原也大不了我们几岁，只是二十出头一点。他教学的态度很富于激情。而他又有一副很嘹亮的嗓子。他教的是抗战歌曲。这一切就使他对学生们产生了吸引力。音乐课堂从此有一种热烈的气氛，激荡着雄壮、热情的歌声。 他的寝室就在男生宿舍的下面，一间不到十平方的小房。家具只有一张木板床，一个三屉桌，一把靠椅，所以还是显得有些空荡。那里成为一些男同学们爱去的地方。有几个同学，其中包括我，是校内一个歌咏队的主要成员，而主要的，我们是怀着对一个进步文艺工作者的敬慕心情，到他房中去的次数就更多一些，他对我们很亲切，很热情。我曾将我发表的一些习作向他求教。 不久，我们的关系就有了进一步的发展。 那时，复旦中学已建立了地下党支部。支部书记是廖临川，宣传委员是我。上级派来领导我们支部的一位同志告诉我们，不久将由另一位同志来接替对支部的领导工作。有一个晚上，大化约廖临川和我到他房中谈话，他说出了接头的暗号，我们才惊喜地知道，新来的领导同志就是他，立即扑上去紧紧地握住他的手。他说上级考虑到他在学校任教，与我们接近比较方便，所以才将领导任务转交给了他。他要我们汇报了支部工作和支部成员的情况，学校里的政治和其他方面的情况，然后我们商谈如何进一步开展工作。 重庆复旦中学是一所私立中学，它不像一般“国立”中学在政治上卡得那么紧。但校内情况也还不是那样简单。学校中有三青团的组织，还有几个军统特务学生（其中有一个叫但家瑞，后来在复旦大学曾经殴打洪深教授。顺便说一下，由于他有一次向学校当局打我的“小报告”，我曾让别的同学走开，关起教室门，揍了他一顿。这是轰动了学校的大事。可见我当时政治上的幼稚。这是我后来被学校勒令退学的一个原因）。训育主任张某是校内三青团的负责人，可能与中统有关系。不过，当时国共关系还不像后来那样紧张。同学们大都是从外地流亡到重庆的，抗战热情很高。大化同志指示我们，可以通过群众组织团结更多的同学。我们决定扩大原已建立的“复活歌咏队”，在此基础上成立“复活社”，再创建话剧团、口琴队，还成立了篮球、足球、排球队，并定期出版墙报，成为一个相当庞大的群众团体。另外还组织了秘密的读书会。通过这些活动，支部先后吸收了七、八个新党员，进一步扩大了我们党的政治影响，活跃了校内（有时我们还到校外）的抗日宣传工作。大化亲自担任了歌咏队的指挥。每个星期都定期进行活动。在校内演出过几次。他还为我们排演了一个话剧：冼群的《反正》，并饰演了其中一个伪军角色。另一位年轻老师季耿也参加了演出——我们过去也在校内演过话剧，但这是第一次师生同台演出，所以在校内产生了轰动。而且，过去的话剧大都是由我担任导演，我实在没有什么经验。而这次则经过了大化的严格的正规排练，演出得到了很大的成功。而在排演过程中，我们也学习到了很多东西，使以后的演出质量有很大的提高。 在我的记忆中，大化没有直接参加过我们的支部会。主要是通过廖临川，有时也找到我，传达一些上级的指示，分析政治形势，并谈谈如何开展支部工作。他的态度当然比平时严肃，但也还很亲切。 由于我们不仅是师生，还是同志关系，在接触过程中产生了友谊，我们的谈话就很自如，天南海北，社会见闻，文学艺术，什么都谈。现在我能够记起的，有这样几件事。他谈到在复旦中学之前，在成都演员业余剧团的一些工作情况。他说他主要是担任舞美设计并兼舞台装置工作，条件很简陋，人手也很少，有一次他装置舞台时从高梯上摔下来跌伤了腿，仍坐在椅上指挥工人们工作。他谈到抗战前他哥哥在山东从事地下工作的情况，他说他就是在哥哥的影响下参加革命的。其中很有一些惊险的故事，可惜已记不清了。但他当时绘声绘色热情地讲说的姿态我还记得；自己当时激动、神往的心情我也还记得。 还有一件事更值得我纪念，有一个晚上，在他的小房里，在烛光下面（学校是有电灯的，但常停电），他向我介绍了天蓝的长诗《队长骑马去了》，那是刚发表在延安出版的《文艺战线》上的。他极为赞赏这首诗，说感情真实，深沉而悲壮。他站起来怀着激情用他那浑厚的嗓音大声朗诵着。最后那句：“你想单骑渡黄河，黄河有不测的风波，你奈黄河何？！”他几乎是含泪倾吐出的。他说，如果能配上电影画面来朗诵这首诗，那效果一定很好。这是我第一次知道天蓝的名字，以后就很注意他的诗作，并受到过他的影响。 重庆的政治形势渐渐劣转。我们的活动原就受到学校的注意。大化突然被学校辞退。几个月后，廖临川和我都被学校勒令退学。但在大化指导下的“复活社”却一直在地下党支部的领导下，在困难的处境中坚持了下来，一直到重庆解放。 在大化离校前的一个晚上，我们几个比较熟识的同学聚集在他房里。大家感到气愤，又为他的离去感到依恋和惆怅。他的情绪却还是很好，微笑着淡淡地说了一句：“我知道在这里呆不久的，我也没有打算久呆。”问他将到哪里去呢？他还是微笑着说，到我想去的地方去。他将两箱他的木刻的底版托负给一位四川籍的同学刘之俊保管（刘之俊是“复活社”的负责人之一。后来，这两箱木刻底版由大化的亲密女友贾如珍取了去）。 他走后就没有消息，约一个月后，有一个黄昏，我在学校附近的化龙桥街上碰到了他。他告诉我说就住在红岩村八路军办事处，不久将到“那边”去，只匆匆说了几句话就和我握别了。后来我得知他已成行，就写了一首送给他的诗：《寄Ｄ．Ｘ——一个木刻工作者》，发表在靳以先生编的《文群》副刊上，诗相当长，靳以作了一些删节。几年前，友人为我查找了旧报，抄寄了来。我曾考虑收入集中，却终于没有。因为那是写得太粗糙太幼稚了。但从中还是可以反映出我和同学们对他的感情。这里我就摘引几句：“几片木头，几把刀，披一身风沙，你来了……你教我们唱歌，教我们演戏，教我们认识人间的真理……我们爱你，敬你，在我们眼里，你是一颗亮星……你走了，我们的心也生了翅膀，飞到遥远遥远的你生活和战斗的地方……我们记住了你留给我们的话：‘不要珍惜过去的珍珠的日子，珍珠的梦，吹开新生花朵的，你们是春天的风’。”最后那一段所写的他留给我们的话，我想未必他真是这样说的，只是，他的确热忱地表示过对我们的期望。我看见过两份内部材料，都说他是１９４０年春到延安的。但我这首诗的末尾注明了是写于１９３９年１２月１２日。那么，他离开重庆的日期应该是在这以前。 后来，我们知道了他在延安主演《兄妹开荒》的盛况，深以他曾经是我们的领导人、我们的老师、也是我们的朋友为荣。我相信我们还会见到的。但在解放战争时期，却得知他在东北翻车遇难的消息，使我深感悲痛。１９８８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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