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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这样一幅照片：我披着风衣，骑在一匹高大的白马上，背景是苍茫的天空和奔流的黄河，显得颇有气势。这是今年４月去郑州黄河游览区旅游时，画家张善平为我拍摄的。当时我就说，要写一篇小文《放马黄河边》。同游的人都笑了。因为我只是租了一匹小马，在黄河的沙滩上小跑了一圈而已。《三次在马上》，这是几年以前我写的一首小诗的题目。那么，这是第四次在马上了。 第一次是１９４０年在重庆南岸，当时我是个中学生。在一个星期天，和几个同学各租了一匹马。川马一般都很矮小，不会大跑，但善于爬山路。我们嘻嘻哈哈地沿着南岸的崎岖的山路走了一段。第一次骑马当然很兴奋。我想象着在希腊战场上手执长剑的拜伦，而且默念着他的诗：“在光荣与至善中，我将勇往直前，一无所惧，直到我被阻挡——而没有什么能将我阻挡。” 第二次是１９５１年春，我作为第一届赴朝鲜慰问团的一名成员到了朝鲜战场上。我和慰问团的另一名成员劳动模范李德心，被派到三八线以南的前沿阵地去。一个夜间（当时我们的行动都只能在夜间），来接我们的战士为我们牵来了一匹马——当然是真正的战马。当时志愿军中的马很少，我感到是太受到照顾了，不大好意思骑。而且，老实说，我也不大敢骑。那匹马就一直由那名战士牵着走。后来到了一条小河边的开阔地，我忍不住骑上去试了试。战马显然感到驮负在它身上的是一个生手，猛烈地蹦跳了几下。由于我抓紧了缰绳，没有能将我摔下，于是它狂奔而去。来接我们的战士的吆喝没有能止住它。呼呼的风声在我耳边流过。我紧紧地伏在马背上，感到一种飞腾的欢乐，但更多的却是紧张。不仅是怕摔下来——那是碎石地，摔下来是够受的；更怕的是不知道马将把我带入什么地方去，我将脱离了来接我们的战士，迷失在战斗激烈的异国的战场上。来接我们的战士和李德心的惊呼声已听不见了。马还在流星般地奔跑……幸好小两边还有一些运粮的战士，将马拦住了。 第三次是３０多年以后，我参加了一个诗人访问团，沿着大兴安岭跑了一些地方，并在黑龙江上航行了三天，又去访问呼伦贝尔草原。这是我第一次踏上神往已久的大草原，当然是喜悦和兴奋的。当地的牧民们是好客的，除了请我们在帐篷中喝羊奶、吃大块的羊肉外，还将他们放牧的马让我们骑着在辽阔的草原上自由地驰骋。牧民们在一旁照料，马很驯良，而且似乎也是好客的，不紧不慢地奔跑着，使我真正享受到骑马的乐趣。 这三次在马上，加起来也不过一个多小时，真是令人发笑的。但我却为之写了一首诗，那是因为这对于我颇有一点象征意义：第一次在马上时是一个中学生，满怀朝气和向往；第二次在马上，我已是一个青年，而且是在战场上——对于我，那更意味着是人生的战场；第三次在马上，是在我经历了坎坷的险道、绝望的深渊，穿越了２０多年的艰难的岁月以后，终于面对在阳光下的浩瀚的大草原。 而这一次在黄河游览区骑马，已是在我逐渐进入老境之时，说是豪情不减当年未免浮夸，说“老夫聊作少年狂”当是可以的吧。 今年秋季，我去岳阳旅游，带着两岁多的小孙子浩浩又骑了一次马，开始他很紧张、害怕，但跑了两圈后他就乐得大叫了。我想，以后我骑马的机会恐怕很少了。让他成长以后放马驰骋吧。 美国作家欧文·斯通写有一本杰克·伦敦的传记，书名是《马背上的水手》，有的朋友称我为“老水手”，那么，我借用这本书名作为本文的题目。１９９２年７月１０日改旧稿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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