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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星期天，接到一个朋友的信，里面提到另一个朋友的死讯。当时我颇有一点惆怅。在目前的中国，一两个人的死自然不值得惊奇，我虽离中年的大门还颇有一段距离，这几年也就默默地经历过好几次死别的悲哀了。但这一次却想写下一点哀悼的文字。我和死者有十多年的交往也应该有这一点情谊。但我提笔的原因，有一半却是为了生者：现在还健在的友人和我自己。 死者的名字是蒋良华，我初中时的同学，一个非常——用老师的话说——调皮的学生。上课不用功不必说了，而且常常要做出一些小小的恶作剧。他的小足球踢得很好，在初中一年级时已经是校内出名的球员了。另外，他又是很出色的话剧演员，代表学校出席讲演比赛的选手。总之，在课外活动中他往往占一个显要的位置，成为我的和别的同学们心目中的英雄。 因为住处的相邻，也由于性格的相近，我们成了很好的朋友。谁起得较早时就去邀约另外一个，一道骑着自行车上学，晚上又一道回家。我还能非常清晰地记得那些大雪的冬日，天还没有大亮，他就站在我家的窗口低声地呼唤。低声，是为了怕惊醒我的祖父（祖父不喜欢蒋良华，老是说他把我“带坏了”）。他的声音虽然那样低，我还是在警觉地期待中被惊醒了，悄悄地爬起床，因为寒冷而颤抖着，披上衣服，走向窗口向他做手势，一面忙乱地扣衣服。他也做手势回答我，意思是要我快一点。我们表现得紧张而又神秘，那景象现在想来还非常生动。很快地我就穿着好了，轻步下楼。一到门外，我们就跳上各人自己的车子，飞快地骑走了，同时吹着口哨，唱着歌…… 蒋良华的家庭曾经富有过，后来衰落下来了。他的父亲曾经是政界的红人，因为风云的变幻，加上一点别的什么打击，倒了台，在家里闲住着。他看去很苍老，很少说话。良华是他最小的、也是仅剩下来的儿子，受着老人衷心的爱抚和严厉的管束。他的母亲（老人的第三个姨太太）的出身听说不大值得尊重，因为她的善良和慈祥，我是非常欢喜她的。再加上一个远房的孀居的姑母，就组成了他们冷清的家了。——他们的屋外是一个没有人经管的废园，有着几棵高大的法国梧桐树，阳光不易射到屋内。那高大幽暗的房中，常常寂静得只听见窗外鸟雀的喧叫声。后来，我想，也许正因为在家中是这样的局促，所以，一跑到外面，良华才反叛地变得那样顽皮吧。 那个失意的老人，在凄凉的暮年，给予他安慰的，除了独子外，就是书籍。他收藏了好几柜子的书，大都是线装的，也有一些文学读物。因为在家里不能胡闹，良华就只能在书本中来开拓他的天地了。他后来喜爱文学，这种孕育是很有关系的。常常，在晚间，我和他站在椅子上在大书橱中东翻西找，有图画的，故事性的，就都取了来看。开初我们还轻声说话，后来就都沉默了，两人都沉进了悲哀的或是美丽的故事中间，一直到他母亲再三来催促他去睡觉。 在我们读到初中二年级时，北方学生运动的狂澜卷到了我们所生活的城市。在几个高年级的同学的影响下面，我们参加了一个读书会，参与了几次全市学生的示威游行。良华很少出现在球场上了，他常常埋头啃着一些厚厚的理论书籍，开始成熟起来。初中毕业的那一年，芦沟桥的炮声在北方震响。良华异常地狂热和激动。他参加了一个流动宣传队，到邻近的县城和乡下去进行各种救亡宣传活动。常常，深夜他来敲我家的门，告诉我他们工作的情况和遇到的问题。一直到现在，我还记得在灯光下他的燃烧着热情的脸。 战局激剧地转变，我们所生活的城市已处在紧急的状态中。他家决定搬迁到桂林。临走的前一天晚上，他来向我辞行。我们在街上边走边谈。他显得有些忧郁、焦躁，说他原来准备到遥远的北方去，但又觉得完全丢开父母不顾是不对的，想等他们安顿下来以后再说。他向我说了将来的打算和计划。那时候，他是有着迫不及待地为这个时代献身的激情。我们热情地谈着，一直到深夜。店铺的大门一家一家地关上了，街上行人已逐渐稀少。我们沿着幽静的街道走着，哪一家窗口飘吹过来一个少女的歌声，唱的是忧愤的《松花江上》。最后我送他到家，紧紧地握手，两人都流泪，相互叮咛永不相忘。当他走进去后，我还站在阴暗中，久久地凝视在夜色中的荒凉的废园和楼上窗口不安的灯光。……不久后，我沿江西上到了重庆。有三年多没有得到他的消息。后来他从另外一个朋友处打听到了我所进的学校，给了我一封很长的信，告知了他这几年的情况：他的父亲在一年前去世了，家境非常困难。他原也进了学校，现在已经辍学，打算先将母亲安顿在一家亲戚处，他好走自己的路云云。信的语气已不像过去那样爽朗，甚至有一点阴郁，但还迫望着进步。我想，这个社会的某一面的现实已在他面前揭开了。这是残酷的，也是不可免的。而在一个充满幻想的热情的少年的发展道路上，一点痛苦和一点折磨也正是养料吧。我很快地给了他一封信，却没有收到回信。我想，也许他已离开了原地，而开始了悲壮的飘流了吧！我为他祝福。这样不知音讯地又过了两年多，我们却在一个意外的场合下重逢。 一个秋天的黄昏，我搭公共汽车去城里。同车的两个乘客因为一点什么事争执得很厉害。那当中的一个人的语调我似乎是熟悉的。我在人丛中挤了过去。我谨慎地打量了好一会后，就兴奋地大喊了一声。那果然是他——蒋良华，他已变得多了，戴上了黑边的眼镜，穿起了长袍，神情像一个中年人。但我还是从他的脸上的某种表情认出了他。 他也显得非常惊喜，向他的对手道歉，结束了争闹。我们在最近的一站下了车。我引他走进了一家小小的冷酒店。我们之间有一点拘谨，一点矜持，这是久别的友人之间常有的情形。当喝下两杯酒之后，话就渐渐地多起来了。在我简单地谈了谈自己的情况后，他向我诉说着这两年间的遭遇。辍学以后，为了负起家庭的重担，他做了半年的小公务员。接着湘桂战争爆发，无法买到车票，他和母亲只有随着逃难的人群步行。因为沿途劳累和积年的忧郁，在途中母亲病倒了。到南丹时，母亲的病更严重。他说：“母亲实在不能再多走一步了，坐在地上，倚在我的怀中喘息。她的脸色苍白得真像一张纸，额上一颗一颗的汗珠。那时候要弄一杯水都非常困难，还谈什么治疗呢。而且也没有钱。我眼望着她受苦，没有一点办法。我心里纷乱极了。你相信么，在刹那间，我甚至希望她快点死去。而她终于死在我的怀里。弥留时，她只是断断续续地说：‘你走吧，华，你妈一生也苦够了，你走吧，妈会保佑你的。’你看，她还是只记挂我。”他的眼睛湿润，低头呷了一口酒，接着又说：“我草草地埋葬了她，在坟前做了一个记号，打算有机会再去看看。而我看这样的机会永远不会有了。”他呛咳着，脸上泛着激动的红色。 我告诉他我的母亲也是死在那一次逃难中。后来问到他到重庆后的情况。他说他在重庆的熟人很少，好不容易找到了个小学教员的位置。 “也只是混一碗饭吃而已，这年头……”我惊异于他的语气，“少年人的那种单纯的热情我已经消失了。人生的道路原来是这样艰难。父亲一死，我开始认识了这个社会的残酷；想将母亲寄居到一家亲戚家里，那家亲戚曾经得过我父亲很多帮助，在抗战中发了国难财，他们却只给我白眼。母亲的死，更使我感到了人生的凄凉。而生活又是这样不易……” 我沉默着，在我面前坐着的是我少年时的同伴，而且我们是一道谈到过理想和追求的。现在他的雄心是受到了严重的损伤了。我不知道我是应该给予安慰还是责备。当他低头喝酒的时候，我忽然想到了鲁迅先生的小说《在酒楼上》，虽然我并不认为他就是吕纬甫。 “我相信对这个社会和它的前途，我是还有所认识的。”他以兴奋的语调说，“目前的处境我真不甘心。有时候，我自己问自己，难道就这样消沉下去么？我的少年时的梦想呢？” 我想到了一个脱离集体的孤独者斗争的艰难。但一时又不好向他多没什么，只是泛泛地说了一些鼓舞的话。他用那样不满的眼光看了看我，好像说：“你向我谈这些空话干什么？！”我只好住了口，在沉重的心情中和他分了手。以后，我又和他见过几次面，有过几次长谈。对他我了解得更多了一些。我明了他的不甘沉落的悲哀。另一面，他变得渐渐有些愤世嫉俗，在生活的泥潭中挣扎着，却愈深地陷了下去。他有时也谈到理想，但却已失去了当年的热情，有时甚至是以嘲笑和虚无的口吻谈到当年对他是神圣的东西了。 他因为常常发点牢骚而又自傲，和学校的同事相处得不好。学期终了时，他被解聘。在一个远房亲戚处呆了半个月，又到附近一个小学教书去了。在那座小城中，自然更寂寞，心情也变得更荒凉，给我来信很少。 去年我离开重庆时，他赶来送行。当我们沿着一条僻静的街道散步时，我想到了九年前在武汉为他送别的情景。那时候，他是一个满怀热情的少年，而现在他已只能以悲愤哺养自己。那时候，他要告别的城市因危急而渐渐冷落了，但我们的国家是以英雄的气魄在灾难中屹立，上升；而现在，我要告别的城市因战争的胜利而渐渐冷落了，但我们的国家却被覆上了巨大的新的战争的阴影，有的人想独占胜利而置人民于深渊。……呵，九年！我似乎听到了时间河流的汹涌澎湃，心中充满了异样的情怀。他很沉默。我了解他的心情。我叮嘱他珍重，应该看到自己身外，应该看到将来。分别时，他紧紧地握着我的手，以被压抑着的颤抖的声音说：“你回去看一看我们过去的城市，看一看我家的废园。我大概一两年内走不掉了。回去又有什么意思呢？哪里都是一样……记住我，常常给我信，我……”他没有能够说完下面的话，我的眼里也充满了眼泪。 我回到故乡后，给了他几封信都没有收到回复。一直到两月前，才接到他一封很长的信，里面有一段这样的话：……我已经在床上躺了一个多月，是老肺病，吐血，恐怕是好不起来了。因为空闲，我思索了许多事情。过去，我自暴自弃，甘愿灭亡，甚至多次想到过自杀。病了，却又特别感到生命的可贵。每天早晨，睡在床上，听见小学生们在操场上唱歌，我就有着强烈的生的欲望。迫望着追回失去了的少年时期。我的心中，有一股神圣的火焰，照明一切，向我指示了未来。我已经痛切地知道，这几年，我是错误的。我的消沉和堕落不能也不应责备生活。战败者不应埋怨敌人的强大……我想起了你对我的几次长谈和我们之间的争论。我现在是真正地理解了这个世界的痛苦和庄严。如果能够，如果我能够从头生活一次，我该是多么快乐呀……但是，我怕已经晚了。 这一封充满了生命的呼喊的信，给了我很强烈的震动。我张罗了一点钱为他寄去，安慰了他，希望他好好养病。 这以后，他就没有信来了。我不知道他的病好了没有？在异地的小城里，谁照顾他呢？……当我再知道他的消息时，却已是死讯了。 我有一点惆怅，却并没有流泪。这个时代已将我们的感情锻炼得粗糙了。但我却立意要写下一点哀悼的文字，为过去美丽的少年时期的友谊，为死者的受伤的灵魂，而且——也为生者，为我自己。 我痛切地感到，死者的悲哀也正是我和一些年轻的友人多多少少所共有的。谁不曾有过灿烂的年华，少年的梦想？但是这些年来，我们也看到有多少人是在生活中沉沦了。有的一心经营自己的小巢，成了安分守己的小市民；有的在一点挫折和打击下退缩，在暴风雨中将头缩进折断了的翅膀中去；更有的走上了背叛的道路，卖身投靠……在看到这各种各样的变化时，是不能不感慨或愤懑的。良华则是属于另外一类。他还是比较真诚的，也还没有忘记自己当年的梦想。但他也在生活的重轭下苦苦地挣扎着，迷失了自己的道路，耗尽了自己的力量。这是一个带有普遍意义的悲剧。但我想这不应该是一个宿命性的悲剧，并不是就不能找到出路的。当我前夜重读良华的信时，我战栗。为什么我们在死前才忏悔，在不能挽回时才觉到自己错误。我觉得我也真正懂得这个世界的痛苦和庄严了。 我简单地、零乱地作了这样一点追述。窗外，是夏初的黑夜，白日的燥热是已经过去了。乌云沉重，预告着深夜的雷雨……１９４７年５月２３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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