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且不说抗战以前曾经在武汉的报纸上 发表过一些习作，就以1939年1月，在重庆发表小诗《别》算是正式起步的话，那么，我从事创作的年头也不算短了。但其间长达二十多年处在与文坛隔绝的状态。另外有一些年在新闻战线和教育战线，没有将主要精力放在创作上，只是时断时续地写一点什么，门类很杂。发表时大都用了另外的笔名。我写得较集中的主要是两段时间： 一是起步后的那五、六年间，当时我还是一个学生；另外就是这十多年，而我已逐渐进入老年了。 编辑这部文集的一个主要困难是，我解放以前的作品大都未结集。原来保存的资料剪贴，在1955年的那场风暴中被抄去了，二十多年后退还时已寥寥无几。现在要重找当年的报刊是很不容易的，我不可能有那么多的时间和精力。1980年因公到重庆时，曾抽空到图书馆翻查到一些抗战时期的报刊，找到了一些我过去写的东西。因为纸张和印刷都很粗劣，无法复印，而时间有限，就只能有选择地抄录了若干篇。后来，友人邹荻帆、邱晓崧、魏荒弩、刘福春、孙耀东、田野等，还有好心的读者又设法为我找到了一些寄来。也从《新文学大系1937——1949》、《中国抗日战争时期大后方文学书系》等书中发现了数篇。通过这些途径，才使这部文集的解放前的那一部分稍得以充实。但没能找到的还是有一些。 而已找到的并没有全部编入。就是在六七十年代中写出的一些未能发表的原稿，在“文革”横扫劫难中，也遗失不少了。这十多年来发表的一些作品，也并没有全部编入。 文集共分三卷： 第一卷：诗。几年以前，我曾出过一本诗选集，这次增加了解放前的近二十篇和近几年所写的一些。抗战时期所发表的诗，手头还保留着一部分，但觉得过于稚嫩而没有编入；还有一些诗没有找到。我倒是有点喜欢发表在靳以编的《现代文艺》上的一首较长的诗《院落》，和发表在荃麟编的《文化杂志》上的《夜的城市》（题目记得不大确切），这两种杂志应该还可以查找到的，只是一时无力去做。最后附有一组翻译的印度诗人阿盖的诗，我曾有一篇专文记述他（在第二卷内），可参看。 将所写的有关自己的诗的几篇文字附在了这一卷的后面，当可使读者对我学习写诗的过程和我的某些诗的背景有所了解。 第二卷：前一部分是《听笛人手记》，这本书曾由上海文艺出版社出过单行本。收入到这部文集时又增加了几篇。这是以散文形式写的有关外国文学作品的读后感。后一部分是散文。在1982年由长江文艺出版社出版的《让火燃着》散文集中，解放前的作品收了七篇，这次又增加了新找到的十多篇。 其余的则大多是这十多年来所写的。 第三卷：内容比较杂。第一部分是有关诗的一些杂感和评介。对于诗的艺术和诗的理论，我都没有什么研究。我所表达的，只是一点经验、体会和对于诗的朴素的感觉。另一部分，是文艺短论之类，大都是近年来应邀赶写的，当时由于篇幅所限，论点未能展开。还有一些序跋，承蒙一些朋友特别是年轻朋友的好意和信任，我是应邀写过不少的，不只限于文学，还有绘画、书法和思想工作方面的。实在盛情难却，而我写得很吃力，这几年来，就基本谢绝了这方面的邀请了。这里只选用了一部分。我未必能究明作品，但多少借以表白了我对文艺的某些理解，其中也寄托着友情的。选了三篇较长的文章。《作家与战士》，写于解放初期，在那先后还写过爱伦堡、巴尔扎克、果戈理等，都只是一般的介绍。选用了关于高尔基的这一篇，算是示例。《坚持现实主义的路》是1980年我在一所大学讲话的记录，表明了我当时对文艺的某些基本看法。关于“创作过程”那一篇，我认为接触到了胡风文艺理论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是有现实意义的。只是我未能联系目前创作的状况，作深入的探讨。 1951年，我出过一本文学短论《在现有的基础上向前》，这本小册子未能找到，所以其中的作品都未能收入。 在解放战争的那几年间，我写过一些小说，都是用了别的笔名，发表在靳以编的大公报的《星期文艺》、安宇（吕淑湘）编的和平日报的《和平副刊》和别的几种报纸的副刊上。解放初期还写过一篇《握一下手嘛！》，以后就很少写了。这里选用了五篇。至于儿童小说《小鲁宾逊的一天》，是重庆建国书店1944年出版的“儿童文学丛书”中的一种，记得写这本小书时，我正在重庆流浪，是在临江门一家茶馆中赶写的。 少年时期，我就对话剧有兴趣，1943年春，在贵州毕节时，写了独幕话剧《同病相怜》，这个剧后收在《处女的心》独幕剧集中。我的一本已散失。《处女的心》是黄佐临、黄宗江改编的。不知他们是否存有此书。另外，我还写过多幕话剧《江姐》、《清江激流》、儿童剧《谁打破了花瓶》，改编过话剧《莫扎特》，这部文集只收了一个独幕剧《祖国的孩子和母亲》。 1936年，我开始练习写作时，在友人田一文编的《时代前》副刊上，发表得最多的是杂文，总题用的是《恐口无凭》，这是模仿鲁迅的《立此存照》的。当时还和同学蒋文杰（现在用的笔名虔丹）共同编过专刊杂文的副刊《偶语》。抗战时期，在重庆国民公报副刊上写过杂文专栏《瓜蔓小集》（笔名江汶），解放战争时期，在《新湖北日报》副刊上有过杂文专栏《抵掌谈》（笔名阿文），前者完全无法找到，后两者也找到了少部分，所以都未编入。 此外，我还写过一些剧评、影评等也未收入。 这部文集，实际上，带有一些选集的性质，但毕竟是作为文集，所以，编选的尺度又较宽。 我是以结束一下过去的心情来编集的。 从这中间，大致可以看出我的成长过程：青少年时，投身于民族救亡的浪潮中，对未来有着纯真、朦胧的向往，又夹杂着一些小知识分子的浪漫的情怀。渐渐在生活中受到磨练，感受到了生活中沉重的，严峻的一面。终于迎来了长久盼望和追求的“明朗的天”，却遭受了生命中一次致命的打击，因而有着巨大的痛苦和困惑。然而，那一点信念依然保持着，并凭着对自己的作为一个“人”的要求，度过了那漫长的艰难的岁月。即将跨进老年的门槛时，也跨进了一个新的时期，又可以站在窗口唱自己的歌，虽然个中也还激荡着当年的热情，却已有些嘶哑了。有时回顾自己走过来的道路，我无悔。我也常常冷静地考虑现实，依然怀着希望。 从这中间，也大致可以看出我在艺术上探路的过程。我只想谈到一点：以诗来说，我最贴心的还是在最艰难的岁月中所写的东西，因为，在那样的处境中，能比较更为深切地感受生活，也更为全身心地在创作中去寻求慰藉和倾泄，在艺术与生活中找到了一个血肉相联的契合点。生活当然是文艺创作的起点，但没有对生活的真实的感受和激情，也就没有真正的诗。对读者说，文艺不仅帮助他认识生活，而且应该激发他对生活的信心，增强他生活的力量。我愈来愈对这一点有所体会。 我不必叙说在编集过程中的复杂的心情。我只谈一个很深的感触：时光、时光、时光飞逝！俯仰之间，我已年过七旬。今年是我的本命年，趁这个机会，结束一下过去，是有意义的。 深夜走笔，黎明又静悄悄地到来，我站到窗前，呼吸着新鲜空气，看着路边一排枝叶繁茂的大树，在晨光中飞翔的小鸟，几个舞剑锻炼身体的老人……自己的一生在面前闪闪而过，不禁喃喃地念着： 生命是美丽的！ 在编辑这部集子时，得到了不少友人的帮助和关切。这几十年来，友情就是温暖我也鼓舞我的一种力量。我还应该提到我的妻子，她支持我度过了灾难的岁月，为这部集子，也花费了不少心血；我也应该提到，当出版事业面临如此困难的时候，长江文艺出版社的领导却有魄力提议出这样一部书——我将怎样表达我的感情呢！我想到了过去写的一句诗：“我知道什么是感激，因而我知道不必说出我的感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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