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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门》写于１９３９年冬。最初发表在靳以先生编的重庆《国民公报》的副刊《文群》上。当时曾得到一些好评。后来我出版第一本诗集时，就以《门》作了书名。近十年来，评论家们在谈到我早期的作品时，大都提到了这首小诗。这首小诗当初发表时，曾有一个副题：“写给老朋友们看”。当时我未满１８岁。所谓“老朋友”，也都只是比我大一两岁、两三岁的几位年轻人。抗战前，在武汉，我们曾组织一个读书会，主要是靠友谊的结合，而又带着明显的政治倾向：在当时新思潮的影响下，这批青少年都自认为是革命者。这个读书会的成员并不固定，多时十来个人，作为核心的只有五、六个人。这些人后来都是武汉市“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的第一批成员。《门》一诗中所说的“那个向我们哭泣而来的女郎”，也是我们读书会的参与者，她是我们之中一个人的亲戚。很美丽，很活跃。喜欢文艺，对政治则不是那样关心。当我们就一些政治问题热烈地讨论时，她往往只是睁着大眼睛，微笑着在一旁静听。不过，她随着我们一道参加了救亡活动，也参加了“民先”。我们曾期望她成为苏菲亚——我们很崇敬的一位俄罗斯女革命家。她的父亲曾是一个官僚，宦场浮沉，后来沦落成为一个小职员，对女儿很宠爱，将她当作了一笔财富。抗战发生，武汉危急时，他将女儿嫁给了一个比她大二十多岁，曾经结过婚的国民党官员，从而得到了一笔可观的聘金。她肯定受到了父母的威逼和哀求。但她终于应允过这一婚事，也表明了她的软弱的性格，可能还由于虚荣心。如果她坚强一点，朋友们是可以帮助她从家庭出走的。当时的出路很多。但当我们得知消息时，一切已无可挽回，所以，朋友们对她很感失望，并愤怒了，认为受到了欺骗，都不愿原谅她。武汉沦陷后，我们当中一位姓朱的朋友在重庆街头碰到她，她穿着华丽，情绪却相当沮丧，而且流露出一种愧疚。她对那位朋友谈到，由于家中准备逃难，急需一笔钱，她被迫变相地出卖了自己。她希望得到谅解，能和读书会的朋友们保持友谊，并表示，朋友们如果生活困难，她是可以给予一点帮助的。那位朋友当即断然拒绝了。那位朋友随即将这一情况告诉了我——当时我也已流亡到重庆。我在激愤的心情中写了《门》那首小诗，决绝地表示：“我们的门，不为叛逆者开！”这也表达了朋友们共同的心情。 这首小诗是直接抒发胸臆。由于表达的是真实的激愤的感情，所以形成了内在的韵律，节奏感比较强烈。诗虽然是以一个特定的人为对象，但充溢在诗中的对叛逆者的愤恨，是容易激发读者们的同感的。好几位评论家都谈到了《门》这一形象用得很好，使抽象的概念得到了具体的展现。其实，我是受了屠格涅夫的《门槛》的影响的。在少年时读过巴金译的这篇散文诗，使我很激动。写这首小诗时，几乎是不自觉地用了“门”这一形象。“我们的门，不为叛逆者开！”是与开首的“莫正视一眼，对那向我们哭泣而来的女郎！”相呼应的，并使全诗的情绪推向了一个高潮，然后戛然而止，显得比较生动、有力。 当然，这首小诗显得比较直白、浅露。那时年轻的诗作者们，很少单纯地追求和玩弄技巧，注重的是真情实感和对生活的积极的态度。我对这首小诗有所偏爱，主要的是由于那当中所表达的有所追求的激情，现在整整五十年过去了，当年的意气风发不免使我怀念和神往。 １９９０年８月４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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