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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学跳了一级,小学毕业被保送上了市重点初中;初中又跳了一级,初三被保送到市重点高中,十六岁高三被保送到K大学英文系。学生做成这个样子,自己也觉得算是到家了。大学毕业后工作了两年多,就决定留学了。仿佛有什么在等待着我。 或许人生就是这样反复无常,孜孜不倦,永不安宁? —杨一 天舒和杨一是在一次演讲会上认识的。 大舒到美国的前半年生活轻松,这个轻松不是对生活的应变自如,恰是她对生活的误解。一个月一千来元的奖学金,虽不多,可美国学生也不过如此。没有生活压力的日子使她颇具“精英”意识,热衷于校园里大大小小的演讲。S大学的演讲总是络绎不绝,演讲者包括著名的政治人物、诺贝尔奖得主。天舒不仅自己去,还拉着同学去,更是不肯放过唐敏。唐敏看着她一人吃饱全家不饿、轻松自在的日子。 越发感叹:“一代便是一个世界。” 杨一也是一个经常出人这些场所的人,而且观察着学习着。 用“明眸皓齿”四个字形容杨一是准确的。杨一谈不上多么靓丽出众,只是有双大大的黑眼睛,而且是真正意义上的“水汪汪”的眼睛,使她的整个脸显得极其聪慧。牙齿洁白整齐,一笑就快乐地跑出来。短短的头发,与随处可见的长发女子相比,帅帅的,就像日本漫画书上的卡通人物。她常常发言,口若悬河、锋芒逼人。天舒注意到她,盯着她看,作为女生,欣赏起靓女来有更多的便利。天舒当时想,不说别的,就依仗着这份自信、朝气也让人看好,有足够的资本骄傲。 一次散会,天舒跑过去对杨一说:“有空一起喝杯咖啡好吗?”两人就这样认识了。 天舒来自广州,一开始认识杨一这个北京女孩时,听她说话觉得很有意思,什么“你丫”、“就那个啥”。像“拿糖”一词,天舒以前就没听过,问杨一,她说是“把我当小孩呀,拿颗糖就想把我给打发了”的意思。天舒觉得这个词实在是妙,她前二十年怎么就没听过呢?杨一则很诧异天舒的国语如此纯正,她说美国中餐馆的广东老板讲起国语都很爆笑的。天舒有些哭笑不得,就像小时候她问为什么父亲有胡子、母亲却没有一样。她在广州一直受普通话教育,会讲流利的普通话,不是一个中国人的本分吗?可到了美国,许多人却称她是“BILINGUAL(双语言者)”,不是指英文和中文,而是指普通话和广东话。这让她啼笑皆非,广东话是一种方言,什么时候变得与国语相提并论了? 天舒说:“以后我要向你学学,你懂的东西很多。” 杨一说:“除了听演讲,你应该去选一些文科的课,像历史、艺术啊什么的。” “我是学生化的。” “甭管你是学什么的,都要了解美国社会,进入美国主流社会。” 天舒眼睛一眨一眨的,不知道美国主流定义是什么,也不知道这对一个外国人又意味着什么,反正听得满怀大志。 后来在实验室又遇见杨一,才知道杨一的男朋友就是她同实验室的美国学生ERIC。天舒更是感叹自己与杨一有缘,两人成了好朋友。两个漂亮女生走在一起格外引人注目。 杨一是个才女,这是公认的。 杨一什么都懂,也自以为什么都懂。 天舒说她二十六岁时就会是一位博士了,这会让她很光荣,这也一直是她的心愿。杨一说:“那你知道什么是博士吗!博士在先秦只是一般博学者的称呼。汉武帝时创办了大学,太学里的老师就是博士。那时博士的选拔比现在严格多了,武帝时只有七人,宣帝时十四人,元帝时增为十五人。 哪里像现在博士一抓一大把。“听得天舒脸上灰灰、心里凉凉,好像在说,你的小尾巴快收回去吧。 杨一什么都懂,不懂的问题她也要搞懂。 有一次,她与天舒谈论媳妇到底是谁的老婆。天舒在南人K大,说媳妇是儿子的老婆;在北方长大的杨一说,媳妇就是自己的老婆,且坚持北方人的说法是对的。天舒说,她在国内时看电视剧,曾听见男人这样的对白:“好呀,有媳妇伺候着,又帮我擦背又帮我按摩……”南方人听起来很邪恶,总以为是秦可卿的故事。不过也没有办法,中国文化,北方领导南方。杨一说,现在也不见得是北方领导南方了,应该说是富裕地区领导不富裕地区。以前谁都说广东话难听,像不开化部落的语言,现在广东最富,谁都以自己能夹带几句广东话为荣。可是媳妇到底是谁的老婆还是没有搞清楚c第二天,杨一跑来告诉天舒,我查过了,你们南方人是对的。因为在古文中,“息”通“媳”,“息”即“子”。 《战国策》里写:“老臣贱息舒棋,最少。”这里的“息”就是指儿子。 天舒忙问她是怎么知道的。 “查资料呀!”杨一说。 杨一什么都懂,不懂也装得很懂。 虽然平时喜欢开玩笑,关键时候讲话却很有水平,经常是“从这个角度分析”、“从另一个角度分析”,听这个架势,就是很懂的样子。在天舒与她认识的六个月里,她已经全方位地从各个角度剖析过天舒及天舒周围的一切,当然包括天舒的室友和同学。而且大量地使用判断句:“应该从宏观上进行判断。”“你这种说法是片面的。”……杨一讲话精确得像美国前国务卿考戴尔。赫尔。有一次,赫尔坐汽车经过一片草原,一群绵羊在草原上走过,车上有人说,这群羊刚刚被剪了毛。赫尔说,这个结论基本上没错,至少面对我们的这一边是这样的。 杨一很好学,从不浪费时间,多数都处于“一边……一边……”的状态。比如她每天早上一边吃东西,一边看报纸,还不时地圈点着;晚上一边做饭,一边听新闻,嘴里还念念有词。再比如,杨一看新闻节目,常常发表感想,这个词用得巧妙,那个问题提得深刻,随手就记下什么。 天舒说杨一像八脚章鱼,时刻处于吸取营养的状态。问杨一这样累不累?杨一说,如果天舒不概括形容,她自己并不觉得,可能从小到大一直这样,不觉得了。她说要“SEEMUCH,STUDYMUCH,SUFFERMUCH(多看多学多经历)”。 “我觉得你一定会成功的。”天舒说,“你这种人要是不成功,什么样的人才会成功呢!” 杨一叫天舒要多读报、多看书。美国的报纸真的很划算,二十五美分买一大叠,看都看不完。杨一说了,这就好像老美到中餐馆点菜,几十种菜名他看不过来,后来有经验了,只看“SWEET&SOUR(甜酸类)”,点来点去,都是甜酸肉、甜酸鸡什么的,看报纸也是这样。提高英语可以从读侦探小说开始,因为比较刺激,会吸引你读下去的。外语是需要下苦功夫才学得好的,与老美讲讲话混出来的英语表达可以,但终究深刻不了。 “许多人一辈子庸庸碌碌,就是因为没有抓紧时间。时间就像在海绵里的水一样,要靠挤的。”杨一常常说这种人人都懂,但只有她说出来显得特别有道理的道理。 天舒听了,很有收获。鲁迅说过类似的话,可是不如杨一说得让人动心。 杨一的名字简单。别人常跟她开玩笑:如果你有弟弟妹妹是不是跟着叫杨二杨三啊?明知这是个玩笑,却偏是一本正经地回答:也许吧。目的是让开玩笑的人笑不出来。越是年长,越是体会到这个简单名字的妙不可言。父亲是个资深记者,舞文弄墨之人,起个一笔之名,简直是大智若愚。杨一顶瞧不起有些同学的名字,是翻着《康熙字典》挑肥拣瘦得来的,什么刘躞、王砉、赵蠲,欺负我国六分之一的民众是文盲,连老师也一并考倒。第一节课,老师点名,只能叫“王什么”同学、“赵什么”同学,叫到杨一的名字,老师心存感激,终于碰上他认识的字了。同学们都羡慕杨一成绩好,杨一说,是啊,等你们把名字写完,我已经做完两道题了。 和中国这一代所有的独生子女一样,成长,就是承担家庭的期望。 出生于七十年代末,中国开始开放,中国人开始逐渐过上好日子的时代,杨一会这样想,是因为她母亲常叹她自己生错了年代。父亲、母亲同属老三届。他们这一代人最苦,该发育的时候,遇上三年自然灾害没饭吃;该读书的时候,赶上文化大革命没书读,还要去上山下乡;该结婚的时候又没房子没工作;好不容易安稳了几年,又碰上了下岗,怎么什么倒霉都让他们这一代人摊上了。他们常常念叨,是因为他们认为这些是子女应该聆听且牢记的,只是杨一听时远没有他们希望的虔诚,时而冒出一句:“你们说到哪儿了?” 他们说倒在其次,关键是他们做了。对下一代,他们急于将他们自己不曾拥有的给杨一。杨一三岁识字,五岁上学,六岁背唐诗三百首,七岁学钢琴,八岁学画。杨一小时候是属于“光长脑袋不长肉的孩子”,当然现在的丰满健康是后话了。童年的记忆就是坐在自行车的后座从这个学习班奔到那个训练班。父母最常说的话是,不要老是玩,玩玩玩,玩能玩出个名堂吗?杨一真是比窦娥还冤,她什么时候玩过了?她比上班的人还忙还累,人家还有下班、周末,她是二十四小时处于战备状态。 童年的杨一也有不得已,涕泪交流,抗议示威。母亲当即哭天抹泪,竟然比她还伤心地说,你不要身在福中不知福,父母省吃俭用辛辛苦苦为你创造条件,你不要辜负了我们,我们都是为了你。到底谁为了谁?杨—一直觉得她是为了他们。她投降了。邻居刘阿姨说,还是你们家杨一听话懂事,我送我们女儿学琴学画,她学什么都是半途而废。杨一抿抿嘴,心里在说,那是因为我实在哭不过我妈。 母亲说话频率很高,含量很低,说来说去,就是那么几句,后来母亲刚开一个头,杨一就能接下去说了。比如母亲说“我们小时候啊”,杨一拿腔拿调接着道:“苦得不得了,如果有你们现在这样的条件,一定会干番大事业的。”母亲瞪了她一眼:“你知道就好。”杨一知道父母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她,家里经济并不很好的时候,母亲把家里所有的钱都拿出来,还向两个舅舅借了钱给她买钢琴。父母对自己很苛刻,舍不得吃舍不得穿,近似自虐。 杨一总算不负众望,不管在哪一方面,她都成了明星。 她认为读书是件很简单的事,读不好书反而令她不解。“不就是一本书吗!”她说。 她的字画屡屡得奖,她的字画比她本人早十来年到达美国与美国人民见面。 她的文章深刻老到,完全不见中国女性文章中的小家子气和矫揉造作,通过她的文章,叫人既想象不出她的年龄,也猜测不到她的性别,加上她那中性的名字,于是源源不断收到女生的求爱信,开头千篇一律地称之为“亲爱的杨一老师”。 杨一在学生时代出尽了风头,她觉得自己比校长还忙。 她精力充沛,既是篮球队的队员,又是舞蹈队成员,常常刚在柔和的音乐声中优雅一番,舞鞋一脱,球鞋一穿,又在球场上冲锋陷阵了。这是两码子事,怎么转得过来? 杨一就像戏文里唱的——“谁说女儿不如男,呸,那是万恶的旧社会”。然而男生因为孤独而优秀,女生因为优秀而孤独。在中学生这个最真诚又最不真诚的年纪,杨一这种风光的女生在班上并不讨好。十几岁的孩子尚未学会掩饰情感,表达起来爱憎分明。班上一个女生这样对她说:“杨一,我不喜欢你,你太出风头了。”另一个男生对她说:“杨一,你不应该和我们这些平凡人作朋友,名人应该与名人交往。”果然,男生的话刚说完,班主任就来叫:“杨一,电视台来人找你。” 有家电视台要采访北京市优秀中学生代表,杨一是代表之一。问到业余爱好时,少年才俊们面对荧屏侃侃而谈,这个时候没有人说到四大天王,都是萧邦、李斯特;没有人说王朔,都是《论语》、《尚书》,尽挑高雅的。轮到杨一,她说:“我没有什么爱好。”主持人问:“那你平时喜欢做些什么?”杨一想了想,回答:“做菜。”主持人愣了一下,杨一以为人家不明白,又加了一句:“因为我爱吃。”主持人又问大家有什么愿望?杨一这次抢先回答:“我想吃遍天下美食。”后面几个同学,这个说环游世界,那个说世界和平,杨一眨眨眼睛问主持人:“要说这些吗?”主持人笑笑:“随便,自然就好。”杨一乐了,又说:“我想吃遍各色的小餐馆……”主持人不得不打断她:“时间有限,你就说到这儿吧。”节目播放出来时,杨一这段被砍掉了。 自古才女多傲气。杨一正常,正常得接近平庸。既不前卫也不新潮,既不清高也不孤傲,既不深沉也不古怪。她能说会道、爱开玩笑,有时还会冒出一两句粗话,“好个屁”。 “去他妈的”,语惊四座、让人汗颜。之后她再甩出一句最常说的:“逗你玩的。” 有一次,杨一数学竞赛得奖归来,一家报社的记者要采访她,打电话与父母约好星期六早上八点半。星期六早上,母亲八点钟叫醒她说:“别睡了,客人马上就到了。”杨一揉着惺。讼的双眼,道:“有没有搞错,这么早就要我接客。” 双亲大眼瞪小眼。母亲连忙说:“孩子,这话待会儿可不能乱讲。人家不是以为你有病,就以为你父母有病。”杨一像是醒了,咧着嘴傻笑,又是那句话:“逗你们玩的。我要是连这个分寸都没有,怎么混到今天!” 又有一次,杨一对母亲感叹:真正聪明的女人是比自己的丈大笨那么一点点的女人。女人太聪明太能干,着实让人害怕,尤其是男人。杨一与母亲分享此心得,母亲感慨不c不是因为这句话,而是说这句话的女儿年仅十六岁。现在的孩子太早熟了,他们十六岁时什么都不懂,现在十六岁的孩子没有什么不懂的。母亲和父亲商议了一番,觉得很有必要与女儿谈一次。 饭桌上,父母双亲神情紧张而严肃。母亲对父亲使了个眼色,示意父亲开口;父亲又对母亲点了点头,要母亲开口。杨一像是浑然不觉,只管吃她的饭,喝她的汤,还故意啧啧地咂着嘴。吃饱了喝足了,说句“好吃”,又抹了一下嘴,说道:“你们要对我说什么,就说吧。”母亲皱皱眉头,支吾了一阵,说:“是这样的。你虽然只有十六岁,但马上就要进入大学了,在你们这个年纪,会觉得有些事情很神秘,其实没有什么神秘的。” “妈,你在说什么啊?” “比如说,比如说性。”母亲显然有些不好意思。 杨一站起来,边回房间边说:“哦,我早就不觉得神秘了。” 父母二人盯着杨一的背影,又相互对望,父亲对母亲说:“明华啊,我听你女儿这话,怎么这么害怕呀。” 传来杨一咯咯咯的窃笑声。 父亲说:“你笑什么?” 杨一转身,扔来一句:“哦逗你们玩的。” 她就是这么一个活灵活现的女孩儿。 有一个同学对她说:“你怎么看怎么像胡同里长大的。” 杨一至今仍觉得这是对她的赞美。杨一讨厌做作。 现在的女性越来越会吃,也越来越能吃了。以前的女人没有听说哪一个是好吃能吃的,有个杨玉环,也就好吃个荔枝,小巧典雅得很。现代的女性,在餐桌上,往往比男人还贪嘴。杨一就是这样。 得了奖金赚了稿费,别的女孩子会买衣服装饰品打扮自己,杨一却是买回一包又一包的零食。吃完又去写稿子,得了钱再买东西吃。后来也知道漂亮了,见镜中的人儿圆圆实实,不免有些惋怜:如果能瘦些就好了。瘦些,怎么看也算是个靓女。于是决定不再吃零食了,没忍几天,实在按捺不住,又偷吃起来,边吃边发誓,这是最后一次了。结果是不断地发誓,也不断地吃。 杨一爱吃,吃些零食不在话下,毕竟是个小姑娘。杨一更爱做菜,不是简单的西红柿炒鸡蛋,而是佛手白菜、御膳宫保鸡丁、箱子豆腐、桃花泛等等有名有姓的佳肴。水准之高,让人刮目相看。逢年过节,父母知道杨一辛苦,问她想要什么。杨一说要厨房,父母知道扬一想做菜,说,要点别的吧,大过节的,别累着。杨一说她喜欢。父母购物回家见一桌好菜,杨一捧着本烹饪书在厨房里自得其乐。 父亲笑着说:“咱们培养孩子这个,培养孩子那个,就是没培养她做菜,她倒很擅长嘛。”母亲也笑:“咱们杨一真是命苦,学会这么多东西,可她怎么就喜欢下厨房呢?我在她这个年纪最讨厌下厨房了,可是却不得不下。” 父亲说:“我看挺好,上得厅堂下得厨房。杨一毕竟是一个女孩子,总是要嫁人生子的。”杨一从厨房出来:“我有两下子吧?” “不是两下子,是三下子。” “爸妈,我决定将来去当个厨子了。” 父母面面相觑。 杨一又说那句老话:“逗你们玩的。” 食为政首,烹饪的学问是大的。商代名厨伊尹“以滋味说汤,至于王道”,阐释烹饪之道和为政之道的关系。以后他成了商汤的一位名相,“调和鼎鼐”一词则成了宰相司职的代名词。自此,中国的名人、权贵之人都喜爱治味,且至今依然旧绪不改。杨一大概受了这个传统的影响吧。 上大学后,杨一应老师之邀,回到曾经就读的中学文学社,和同学们座谈。 一进大教室,可爱的学弟学妹们就拼命鼓掌,杨—一下子有些昏。老师先说杨一的文章写得如何好,杨一低着头,端坐着,老师讲完,悄声对杨一说,你也讲几句。 杨一小声地说:“老师,我说什么呀,你们要是说我写得不好,我还可以说几句。你们现在都说我写得好,那我说什么呀。” 老师想了想,对大家说,同学们如果有什么文学问题可以问杨一。 第一个文学少年的问题就把杨一毙了。他问:“文章中最重要的是什么?” 处境窘困,杨一尴尬地笑笑,说:“不知道……”话音未落,指导老师就面露难堪,杨一改口:“不知道……不知道大家对这个问题有什么看法?” 在这个表现欲很强的年纪里,立刻有人回应。这个同学说“结构”,那个同学说“理念”,还有同学说“结尾”,一时间很热烈。一会儿,大家将焦点再次集中在杨一身上。听了大家的意见,杨一顺着竿爬:“大家说得都很好,每一步都重要。” 当然现在的少年不是那么容易对付的,又有人问:“怎么结尾才能画龙点睛呢?” “其实写文章就像做菜。”因为这时杨一能想起的就是做菜,杨一换了个词说,“噢,就是烹饪。” 下面窃窃私语。 “我问大家,做菜过程中最关键的是什么?” “火候。” “调料。” “刀功。” 杨一笑了,开口说:“放盐。” 下面哗然一片。不是因为杨一语出惊人,根本就是答非所问。 杨一接着说:“《美食家》里有这么个故事。解放前有一家餐馆非常有名,师傅手艺之高,号称天下无双,所以宾客满堂,生意红火。尤其是那些美食家吃定了这家馆子。一天几个美食家又聚在这个馆子里,一桌的珍馐美味,吃得那个痛快。这时上了最后一道菜,是汤。美食家们一喝,个个拍案叫绝,从来没有喝过这么鲜美可口的汤。再研究一下配方,跟以前完全一样。这下奇怪了,一定要把那个厨子找来问个究竟。正要去找厨子,厨子却自己匆匆跑来了,一个劲儿地道歉。原来,他今天太忙太累了,做完最后这道汤,就因得打起瞌睡,这会儿才想起忘了放盐。这帮食客又得罪不起,就急忙跑出来道歉。” 同学们“噢”了一声。 “为什么这个厨子忘了放盐可以使汤有始料不及的效果?因为这些美食家吃完这一桌的美味佳肴,味觉已经满了,最后这个汤如果再放盐,就显得味道过重。不放盐,对他们来讲,却是恰到好处。” 同学们又“哇”了一声。 “盐者,百味之将。有时候,还得搞点无为而治。” 同学们再“哗”了一声。 “同样,结尾也是如此。如果你在想该怎么结尾,你已经可以收笔了。再往下写,不见得是件好事。” 同学们就“哇塞”叫起来。 散会,指导老师喜形于色:“杨一,我就知道你行嘛!讲得不错,深入浅出。” 杨一想,我真是“以已昏昏,使人昭昭”。又想,这个烹调的学问实在大,一出口就是一个比喻,一个典故,好,真好。民以食为天,已经吃出了水平,吃出了哲学,孩子在校补课叫“吃小灶”,大人在单位工作叫“吃大锅饭”,女人嫉妒叫“吃醋”,嫉妒得无理则叫“吃干醋”,吃的学问大着呢。以后,杨一也就以食为看家本领了。事实上,她发现任何事,恋爱也好,事业也好,都和烹调异曲同工——投入的精力、时间越多,满足的程度越高,当然,失望的可能性也会越大。 谈到她的整个成长经历,杨一打八十分。让她气愤的是:当她千辛万苦地走过来后,人们开始反省他们这一代的成长,言语之中,这些在训练班里长大的孩子都很脆弱,不经一击。杨一不这样认为,在训练班时没人说他们脆弱,现在他们过来了,人们也不能说他们什么。 大家都说杨一是才女,她也只好过着才女的日子。为了自己为了父母,都在情理之中,过了此线,就剩悲壮。杨一觉得。 杨一自幼出众,赢得长辈诸多赞语。邻居刘阿姨常对母亲说,就数杨一最厉害,比她家女儿强多了,把所有的同龄小伙伴都比了下去。母亲一听这话,心中暗叫不妙,杨一要反击了。果然,杨一说话了:“我才不要和别人比呢。” “可是小朋友都在和你比呀!”刘阿姨笑眯眯地说。 杨一说:“他们爱和谁比就和谁比,我才不比呢,累不累人啊!” 父亲同事来家做客,赞道:“老杨,你这个女儿了不起啊,将来是个人物。”父亲一听,也叫麻烦了,女儿要还嘴了。不出所料,杨一说:“我才不要当人物呢。被万人指指点点,一点都不好玩。” 这个情形一直到她大学后才有改变。 中学毕业时,她被保送到K大学的英文系,她不去,她想读新闻。她自认口才好、文采佳、人品正,是当记者的好料。 那一年,新闻系没有保送的名额。杨一决定参加高考。 当记者的父亲说话了,一个女孩子搞新闻搞不出什么气候,就读外语吧,也免得考了。 杨—一本正经地说:“今年考不上K大学的新闻系,十年后就争取站在K大学新闻系的讲台上。” 种种才艺满足了一个少年人的虚荣。抛开这个不计,杨一觉得童年英才教育的最大收获是为她赢得了自信。这是关乎重大的。果然杨一如愿以偿,读了新闻。 上大学后,同学们开始热衷于各种演讲比赛、英文派对、座谈会时,杨一反而退了下来。这些活动在她眼中越发近似于游戏。有同学慕名前来:“你就是杨一?看不出来。” 杨一说Z“看不出来就对了,看出来就麻烦了。” 她利用寒暑假走访了许多贫困山区小学。面对着一双双天真单纯、渴望知识的黑眼睛,她读出了这群在沙土上写字、在教室外偷听的孩子们的心声——我想读书!可是他们交不起二三十元的学费——这不过是一个城市孩子买书包的钱,在这里将改变一个失学儿童一生的命运。 他们从来没有出过大山,没有见过电视,没有见过游乐场,他们根本无法想象城市里的同龄孩子嚷嚷的名牌和电子游戏是怎么一回事,他们没有比较,他们只有那么一点点小小的心愿——“我想上学”。 可这都得不到满足。 杨一心情沉重。她是英才教育下长大的一代,她想如果她出生在穷山沟里,她就是他们中的一员。还有什么比这个更能解释“命运”二字! 她先后写了两篇报告文学,不仅获奖,且引起了一定的社会反响。 那时杨一不过十八岁。 真正让她名声大振的是她大学时期的一幅图案设计。 1997年,全国征求香港回归徽章设计图案,杨一技压群芳,一举成名。其实她的图案很简单,之所以能够胜出超过那些专业美术人士,就是一个创意。她画了一串中国历代以来形态不同的钥匙,下面写了一句话:咱们家的钥匙,一把也不能少! 由于她的种种成绩,她二十岁毕业就分配去了电视台新闻节目英文部。工作两年半,就想出国读书了。出国当然首选美国,加拿大和澳大利亚是亚选择,日本则根本不在考虑之列。看看美国朋友留的电话号码,只写区号和电话号码,不写国家区号,好像是属于常识范围,全世界都应该知道。 这样的一个国家需要去看看。 当时她的不少同学都留学了。一个同学对她说,你怎么不出去,你不一直都先人一步吗?出去看看总是好事。自己在自己家里用自己家的话讲自己家的事,怎么会有火花?怎么会有交流?出去看看人家在人家的家里用人家的话讲人家的观点,那是什么样的情景?在自己尚有韧性改变时对自己进行丰富。 杨一想想也是。客观、主观上的种种局限,在工作上她总觉得没有多么突出的成绩,就决定留学了。 对于大部分的留学生,出国留学是踏出国门的第一次,杨一例外。在她留学之前,她曾五次出访:第一次是她高一时,随中国少儿艺术团出访欧洲,别具一格的欧洲情调,杨一印象深刻;第二次是她随中国大学生代表团出访美国;后面的三次是她因为工作需要出访日本、加拿大和美国。邻居刘阿姨开玩笑,你们杨一出国比我们去天津还勤啊。 杨一并没有像天舒一样天昏地暗地上各种TOEFL和GRE的速成班,她和天舒交流过,TOEFL和GRE的成绩固然重要,但绝不是惟一的条件。美国大学非常重视学生的全面素质,像阿甘他什么都不会,只因着跑步就能上大学。她如果没有优秀的大学成绩,出色的工作表现,卓越的才能特长,想拿传播系的奖学金,别说门了,就是窗户也没有。 在美国学文科的中国人不多。即使有,一两年后也转到“会计”、“电子工程”等热门专业。当杨一告诉天舒她是学传播的,天舒故意用手摸摸眼睛,表示眼前一亮。一个外国人在美国学传播,一要有很过硬的语言功夫,二还意味着毕业后找不到工作。天舒的反应,杨一司空见惯——中国人的反应。那些学热门专业的,在美国时间长些的,就会呈上忠告:“这是美国啊!你在美国还是没有受过苦,才敢这样。”使得学文科的人声调都低下来。只有杨一骄傲地说,只有那些FZ(学生家属签证)、J2(访问学者家属签证),才会去学什么会计,她是不会转专业的。天舒立刻问,那你以后是想留下来,还是回国?“会先留下来工作一段日子,以后我是要回去的。回去比较容易做成大事。”杨一是学传播的,她知道她再怎么能,也不可能进人美国主流媒体,像ABC、NBC,不会要一个外国人。她的愿望是回国办一个类似美国《20/20》、《60分钟》的节目,她喜欢做人文节目。 上个学期期末考,杨一为考试焦头烂额,天舒被她花言巧语骗去当“陪读”。杨一说认识天舒三个月认为天舒英文应该提高,认识天舒六个月后深感她中文的加强也迫在眉睫。因为那天突然下大雨,两个人匆忙地往停车场跑,到了车里,天舒看着跑着躲雨的行人,说:“哗啦啦,下雨了,轰隆隆,打雷了,小鸡跳,小鸟。山,大家都往窝里跑。”杨一听后,大笑:“哈哈,陈天舒,这就是你的中文水平?太高了!”杨一以让天舒学英文为名,叫天舒帮她收集整理资料,且许诺事后重重地答谢天舒。一个星期后,杨一春风满面地告诉天舒她又得了A,只是答谢一事不再提起。她怎么这样呢?女人就是女人,说话只是发音而已,像广东话说的“你讲(你讲话呀)”就是比喻讲话只是讲话。 就在天舒对杨一的承诺不抱什么希望时,杨一却心血来潮了,决定请天舒看电影。杨一打电话到实验室找天舒。先是实验室的NANCY接的电话,杨一的英语很好,实验室的几个美国人接过杨一的电话,都这么说。言下之意,实验室的另外几个中国学生小马、唐敏、陈天舒的英语都不及杨很快地就换上天舒的声音c“唉,还记得上个学期末我答应过要答谢你的吗?” “哦,感谢老天爷,你还记得。” 杨一笑。 “什么叫还记得,从来就没有忘记过。“天舒接着道。 “我请你们看《铁达尼号》。” 天舒笑了:“你拿糖啊!” 电话那端传来杨一的大笑声:“你中文有进步,知道拿糖什么意思了。” “是呀,看这么个老片子,你就不能自觉点吗?” “这个片子我没有看过,你看过吗?” “也没有。” “那就这么定了。一起去受点爱情的滋润。” 《铁达尼号》风靡之时,天舒还在国内,票价为五十到一百二十元不等,太贵了,天舒没去。同学小安说,差不多了,美国一张票也要七八美金,折成人民币,和我们差不多,天舒说差得多了,美国人一个月赚多少,中国人一个月赚多少? 如果这张票不是杨一请的,她想她还是不会去。 第二天下午,天舒早早地就坐在图书馆前的长椅等待。 因为刚刚下完一场雨,空气非常清新,空旷湛蓝的天空,朵朵飘动的白云,心惰也格外的明朗,天舒坐在长椅上静静地享受着这一切。这是她留美半年最轻松的一刻。 “天舒。”背后传来杨一那好听的声音,接下来便是她一串风铃般的笑声。非常清脆,非常悦耳。 天舒回头,是杨一、曹大淼,还有一个人她不认识,从未见过。 “这是天舒,广州来的。”杨一的声音。 “苏锐,大淼的同学。”还是杨一的声音,“也是我的大学校友。” “你好,天舒。”苏锐说。 “你好,苏锐。”她也对他说。 “她是杨一的好朋友。”大淼补充了一句。 大淼一说话,就让天舒不高兴。她想起她与大淼的第一次认识。上个寒假她从洛杉矶看表妹晶晶回来,原本是杨一接机,杨一临时有事,就转请大森帮忙。大森对杨一说:“没问题,接你朋友没问题;要接你妹妹就更没问题了。唉,她漂亮吗?”天舒知道此事后便对大森有了成见。后来他们成了很熟的朋友,天舒就此事狠狠地批评了他,大森显然忘得一干二净,且说就算他是这么说的,也很正常,一个年轻男子提及一个年轻女子当然是问“她漂亮吗?”——这是再正常不过的反应,难道问她“年薪多少”、“什么学历” 不成?之后反而是他狠狠地批评了天舒,说她小心眼。 接下来商量怎么去电影院,是开一部车去,还是各开各的车去,然后在电影院门口集合。 大森姓曹,只是美国人叫起来很难听——“HEY,操(曹)”,所以他常省掉姓,大淼是北京人,能侃,讲话很好笑。有一次大家在天舒家里打牌,天舒在厨房里忙得叮叮咚咚,突然“呕当”一声,一般人的反应是问什么东西掉了,大森问:“天舒,你逮着了没有?” 杨一也是北京人,更能说。所以大森和杨一在一起时,一定热闹。他俩喜欢抬杠。如果大淼说“先有鸡”,杨—一定说“先有蛋”;但如果杨一说“先有鸡”,大淼则会说“先有蛋”。两人从认识起就吵架。杨一到S大学是大淼接的飞机。杨一在S大学中国学生会的名册上找到大淼的名字,发E-mail给他,请他接机c大淼答应了,回E一mail,开玩笑说在机场看见一个特帅的男人就是他大淼。那天,是大淼认出了杨一,杨一看着大淼说:“没认出来。因为我下飞机后,一直在找刘德华。” 果然不出所料。大森说:“大家坐一部车子去吧,省事。” 杨一立刻说话了:“这样并不省事,回程怎么办?开车的人还要把每个人送回家。” 出乎意外的是这次大淼没有再与她抬杠下去,而是说:“好,好,只要大家同意,我也同意。” 后来决定各自去,天舒是里面惟一没有车的,杨一带她。上车时,杨一问天舒:“觉不觉得大淼今天异常?” 天舒说:“怎么不觉得,太觉得了。” 杨一凑近天舒的耳边:“他失恋了,我拉他出来散散心。” 天舒抿着嘴笑:“又失恋了。” 说罢,她们挤挤眼嬉笑起来,满是小女人的琐碎与不争气。 看电影时天舒与苏锐挨着坐。《铁达尼号》的最后,JACK临终前对ROSE说:“WINNINGTHATTICKETWASTHEBESTTHINGTHATEVENHAPPENEDTOMEITBROUGHTMETOYOU。” 这正是天舒想说的,赢得杨一的这张电影票,是发生在她身上最美好的事情,它让她认识了苏锐。 这样,天舒成了一个有秘密的女生,心里企盼发生什么。 从电影院出来,天舒发现今晚月亮又圆又大。她举头望明月,不由得顾影自怜起来。记忆中她什么时候曾经做过同一个动作——举头望明月,是她小学的时候,那时她看着月亮婆婆,希望能像骑扫帚的小魔女一样,划过星空,满世界邀游。现在,看着圆润丰满的月亮,只想回家了。 天舒回到宿舍,关上门,将钥匙上抛,转了个身再接住。她想:谈不上一见钟情,就是遇见,在异国他乡熙攘的人群中,猛然抬头,遇见了一个家乡的亲人,很熟悉很亲切,天舒一进来,LAKETA就问:“你好吗?” “我很好。”天舒甜甜地笑,“你们好吗?” “我们?这里只有我。MEG回家了。”LAKETA说。 MEG和LAKETA与家庭都不亲密。昨天MEG的父亲留了个言在答录机里:亲爱的女儿,你母亲和我对你上次的回家非常高兴,当然那个时候,我们都还比较年轻,但那到底是什么时候,我们也不是太清楚了。爱你的爸爸。 MEG的父亲很具有幽默感,MEG收到留言后就回家了。 “MEG回家了,那你呢?”天舒问。 LAKETA说:“我要写小说,不写诗歌了。” 天舒想:这也转得太快了点。 “我要写一部关于黑人的历史小说。你看过《根》吗?” “没有,不过听说过。” “没发现大多数的电影、电视都把黑人的形象搞得很可笑很傻吗?你一定要读读这本书,写得好极了。我也要写一本类似的小说。比如说,黑人讲英语有口音,这些都是有缘由的。”她说,“讲话有口音,名字起得怪都是黑人故意的,觉得自己不一样,也要别人觉得他们不一样。像我的名字就是挺少有的。” 天舒也有个英文名字,上大学时英语老师起的,到了美国,反而不用了。她好像没有勇气跟中国和美国的同学们说,晦,你们别叫我天舒了,叫我戴安娜陈吧,再学老美把“陈”发得像“全”。 “你什么时候开始写?” “还不知道,我还在构思呢。不过我会先练习写一些短篇。” “好了,你出名了会忘记我吗?” “这还用问吗?一定是会的。”她笑,露出一颗颗洁白的牙齿。 说完,LAKETA进行她的小说创作。电脑坏了,改用手写。她的拼写十分糟糕,隔一会儿就问天舒什么什么词怎么拼,天舒很得意地说,英语到底是你的母语还是我的母语?我的英语虽然不如你,听说写读全不如你,但我的拼写正确率几乎百分百。LAKETA问,你是怎么练的?天舒说,你门大依赖电脑的拼写检查了,我们是一个词一个词这样训练出来的。美国学校里没有语文课,只有阅读课,读读文章。而中国的语文课,从字到词,从句到文,反复练习,朗读背诵,抄写默写,老方法自有它的妙处。LAKETA说,是啊,美国高中生阅读写作的水平很低,已经引起了关注。 一会儿,LAKETA的一个短篇小说就出厂了。天舒看后,不能不承认,美国孩子的思维很开阔。LAKETA写的是一个黑人家庭,单亲母亲与她的三个孩子的故事。对话写得很精彩。黑人母亲教育她的孩子要学好,说:“不要偷东西,否则白人不会让你们好过的。”天舒没有想到她眼中轻松快乐的室友可以把一些严峻的社会问题写得这么生动幽默。 天舒的中学作文全是假话,写她拾金不昧,给老师送伞,扶老人过桥。光拾金不昧就写了五篇周记,老师有意见了:“全广州市的钱全让你捡着了。”天舒改写家务事,一会儿堂哥带她打雪仗,一会儿与堂妹去捕鱼,母亲又有意见了:“你哪里来这些个堂哥堂妹们,我们都不认识。” 天舒写得痛苦,相信老师改得也不快乐,可下次提笔,还是依旧,除了这种作文模式,她已经不知道如何突破了。 这就是教育的烙印。 LAKETA小说炮制完毕,又来与天舒说话:“我一共有过三个男朋友,交第一个男朋友时,我十四岁,我男朋友十六岁,他很CUTE(可爱),交第二个男朋友时……” “你和第一个男朋友为什么分手?” “嗯……我们也不知道,后来就分开了。” “就分开了。”天舒重复。 “对,交第二个男朋友时,我十六岁,他是我同班同学。噢,他是一个JERK(傻瓜)。第三个男朋友比我小一岁。我现在没有男朋友,我很寂寞。” “你想找什么样的人,白人还是黑人?” LAKETA有点敏感地说:“我不需要找一个白人去改变我的社会地位。我对我的肤色很自豪,不需要找一个白人支持我。” 天舒只是随便问问,没想到她会激动起来。 LAKETA说:“白人生下来是白的,生气的时候是红的,生病的时候是黄的,死的时候是灰的。我们黑人生下来是黑的,生气的时候是黑的,死的时候还是黑的。白人才是有色人种嘛。” “对,轮到你了。”LAKETA上齿碰下齿客气地催促着。 这倒是和国内大学宿舍的场景完全一致。我告诉你一个小秘密,你也得跟我讲一些悄悄话,否则就不够意思。全是小女生的那一套。 在这种场合的作用下,天舒就讲了她今天认识了一个叫苏锐的男孩子。 “你喜欢他吗?” “我……” “JUSTSAYYES(就说是的)。” 在美国原来可以这样呀,天舒想。她上高中时,就因为无意中的一句“我有心事”,被当做“春心荡漾”传播了很久,越传越具体,越播越传神。 “你应该告诉他。” “不,不,不可以。”天舒连忙摇头。LAKETA竟然建议她去跟苏锐做血泪告白,这不是等于叫她去送死吗。 “为什么不?”LAKETA不解了,在她看来,应该对自己喜欢的人说我喜欢你,这是更单纯的想法。于是又追问一句,“为什么不?” “因为……因为……因为……”天舒后来显然是被逼急了,憋出了一句,“因为我是女的呀。” “我知道了。中国女孩、”LAKETA耸了耸肩,说了这么一句,把她自己的困惑也全解释通了。 几天之后就到了中国的春节。那天是星期五。一到星期五,室友就拍手赞叹:“TGIF(感谢神是星期五)。” 这是天舒在美国的第一个春节,学校、街上都冷冷清清。天舒有点想家。实验室里的几个中国人似乎只有天舒一个人意识到今天是春节,吃午饭时,她提醒大家。小马说,来久了,人变得很麻木,过不过节都一样。唐敏说,她那中餐馆的老板在过春节时说“在美国过什么春节”,过圣诞节时说“我们中国人过什么圣诞节”,怎么样都过不上节。 小马、唐敏这么一说,天舒也麻木了,只是想现在她的家人在做什么呢,看春节联欢晚会?穷吃海喝? 下午,天舒提着两包刚买的食品回到宿舍。一进门,白人姑娘MEG就雀跃而至:“怎么样了?你们怎么样了?” “我们?我和……” “你和锐啊!” MEG也知道了。想必也是在一种场合的作用下,LAKETA又告诉了她。 “你们怎么样了?”LAKETA也问。 “什么也没有!”天舒一边说,一边把刚买回的食品放进冰箱。 “什么也没有?”LAKETA穷追不舍,“你们没有见面吗?” “没有!”天舒烦了,说,“我们换个话题行吗?” “可我们只对这个话题感兴趣。”LAKETAT嬉皮笑脸。 “对了,你的好朋友YANG(杨一)打电话来提醒你,今晚你们有活动。中国春节,她邀请我们一起去,预备了晚饭。”MEG说。 “看,与锐相比,这件事显得重要多了。”天舒笑。 MEG也笑:“对啊,我立刻问她锐会不会去。” 天舒瞪大了眼:“什么?你真是这么问她的?” “开个玩笑,看你紧张的!”MEG很是得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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