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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十年代的出国人员流行过这么一句话：“寻找回失去的自我。”这句话说得还是很有水平的，首先肯定是有自我的，只不过失去了，现在要把它寻回。我想，他们是否寻到，现在应该是很清楚的了。可对我而言，甚至对我们这一代人而言，出国留学只是一件相当自然的事，就像上完一年级该上二年级一样。 ——陈天舒 十七岁前没有动人的故事。天舒记不起什么很深刻的事情了。记忆只因隔着岁月相望，那份遥远才变得美丽。人家说前十七年决定人的一生，想想自己前十七年的记忆如此单薄，她有些遗憾。 外公有三个女儿：妈妈招弟、二姨弓陈和三姨来弟。即便如此，那个“弟弟”还是没有“招引来”，而三个女儿又给外公生了三个外孙女——阿晴、天舒和晶晶。 外公像是不喜欢所有的外孙女们，可惜他没有外孙子可以喜欢。 母亲招弟排行老大，却给外公生了第二个外孙女天舒，而且天舒比二姨引弟的女儿阿晴小了六岁。小时的天舒，对此大有吃亏的感觉。如果不是因为母亲结婚晚，她理应是长外孙女。她想做大，可以管着妹妹们，就像阿晴表姐常管着她一样。到小学毕业，大舒的心理就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她再也不喜欢长大了，她觉得还是做小的比较好。 母亲晚婚与外公有关。外公一直不同意母亲的婚事，最后同意也是因为母亲年纪大了。 母亲结婚时近三十岁了。外公不喜欢父亲有两个原因：一、父亲是山东人。外公不喜欢北方人，可怕的是外公把广东以北都列为北方，那他要不喜欢多少人啊；二、父亲出身不好。外公不希望母亲及母亲的后代因为家庭出身再受苦。 阿晴没有父亲，从小与母亲引弟寄居在外公外婆家。她对外公外婆的言行举止看在眼里，记在心里。私下里曾对天舒议论过，最后的评语是：外公对外小心翼翼，外婆对内飞扬跋扈。天舒把阿晴对外公外婆的评语转告母亲。母亲听了，说，阿晴此话差矣，长辈终究是长辈，不要乱加评论。 母亲的话外之音，像是有些默认。 天舒只记得在她很小的时候，外公早上一定听一部小小的半导体收音机，音量调得低低的，整个头凑过去，有时索性把小收音机放在耳边，听一些香港新闻，脸上的表情紧张又慎重。这样一直维持到国内的气氛相当的松弛，香港的电视、广播已经公开于广东及沿海地区。这以后，外公根本就不听新闻了，只听些天气预报。 阿晴说，外公本来就是不关心政治的小男人，以前也不是关心，根本就是担心嘛。母亲说，阿晴这句话倒是对的。 不担心的日子，外公像是反而过不惯了。不久，外公就去世了。那年，天舒七岁，阿晴十三岁，晶晶三岁。 至于外婆，干干瘦瘦，颧骨很高，典型的广东女人。外婆像铁，阿晴如钢，两人不时磨擦出火花。不管是热战还是冷战，女人和女人之间的矛盾，又能深刻到哪里？想必都是女人的小心眼，小事化大事。 二姨引弟终日不说话，像个深宫的怨妇。三姨来弟则是继承了外公的嗜好，爱听收音机，当然不再是先前的小半导体收音机。不过她不听新闻，而是热衷于电台的热线电话，小老百姓可以直接介入“党的喉舌”，发表意见、聊天、点歌，三姨牵着长长的电话线耐心地等待着，一旦打通了，受宠若惊，第一句话是：“喂，是我吗？是同我讲话吗？”最后点了首歌，说送给收音机前所有的听众，似乎她多博爱一样。阿晴听了都心酸，三姨平时在家可没有这么好脾气。 三姨的嗜好坚持到她出嫁，嫁人后就不打热线电话了，只是打电话给丈夫。三姨夫是个生意人，有钱。三姨每天打电话到他办公室以慰问为名，做些监督工作。 外婆说过她们表姐妹三人，最聪明的是天舒。天舒觉得不然，她只是最会读书的那一个；阿晴表姐和晶晶表妹都比她聪明。 小时候，晶晶与天舒玩捉迷藏，天舒常常大伤脑筋。不是找不到晶晶，而是太容易找到了。晶晶只知道藏在桌子底下，也只知道到桌子底下找别人。每次在桌子底下捉到她，晶晶就说：“姐姐好厉害呀，一下子就找到我了。”天舒索然无趣：“你就不能换个地方藏吗？”晶晶却说：“我担心换了地方，你找不到呀。”捉迷藏是小事，聪明人能在这种小事上就随便显露智慧吗？ 晶晶父母对她进行的是刺激性教育。考60分奖一百元，考80分奖二百元，考100分奖五百元，写一篇额外作文，奖五十元。晶晶常把那些额外作文转手给别的小朋友，从中赚了点批零差价。 晶晶极有爱心，对她家的狗关怀备至。有一次晶晶就赏了它一瓶马爹利，那狗大醉三天。晶晶十分孝顺父母，为了给父母减少麻烦，寒暑假常常不请自到天舒家，祸水流人他人田。 而表姐阿晴则是个尤物加鬼灵精。天舒有时与母亲周末回外婆家，她多是找表姐玩。大人聊天，天舒有时会插嘴，母亲就说：“大人的事，小孩子少管。”阿晴则是边玩边竖起耳朵听大人谈话，句句入耳，字字在心。 阿晴比天舒大六岁，六年的差异对人生的前三十年就是时代的区别。当天舒是一个儿童时，阿晴已是少年，当天舒是少年了，阿晴又是青年。就是这么的永远追不上。天舒还在大院的篱笆下用泥土堆一个很高的城堡，并以此为荣时，阿晴已经知道为自己身体的变化而羞答答了。 天舒十三四岁时，发育得不好，用手护着胸，生怕自己一个不小心会掉下什么。而那时的阿晴，妩媚的狐狸脸，身体前凸后翘。别人都说她美。刚刚开始发育的天舒是体验不到这种美的，且为表姐深感惋惜：替表姐的狐狸脸遗憾，她认定圆圆的娃娃脸好看；更为表姐的丰乳肥臀害羞，觉得出卖了女人的含蓄美。 渐渐发育成熟，也渐渐见了世面，尤其那个健胸器材——“做女人‘挺’好”，“女人有‘曲折”’，“人‘身’更精彩”的广告词铺天盖地时，天舒体会到了其中的妙不可言。 阿晴常常带天舒去逛街。一次，阿晴看上了一件粉红色的连衣裙。对于这种有些俗气的、扬长而不避短的色调，阿晴试穿上，也能让人眼前一亮。卖衣服的老板娘说，这衣服好像就是为你订做的。当然，卖衣服的老板娘都会这么说。 老板娘又加了一句：“你穿什么衣服都好看！”这是由衷之言。回家后，天舒将老板娘的话重复给母亲听，母亲抿着嘴说，是啊，阿晴穿什么衣服都好看，不穿衣服更好看。说罢，母亲自己偷笑了。天舒仿佛窥测出什么苗头，傻傻地跟着笑。天舒一直认为母亲是个大智慧的女人，三言两语就能概括出事物的本质。 阿晴在天舒她们还是一群丑小鸭时，就已经是一只白天鹅了。有人曾经说过，共产党人是用特殊材料做成的。其实，这句话形容阿晴也是合适的，她就像是用特殊材料做成的。接着，天舒对表姐的美绝对崇拜起来。她的同学、朋友赞叹阿晴美貌，天舒就当成对自己的赞美一般，忘乎所以。 有一个同学说：“阿晴她是怎么长的啊？”天舒竟回答：“哪里，哪里。” 高中时，她曾喜欢班上一个很酷的男孩。这个男孩很受女孩欢迎。为了吸引他的注意，天舒竟有意无意地告诉该男孩：“我的表姐长得可漂亮了。”只有十六岁天真无邪的年纪才会说出这种可爱的傻话。 当然这种崇拜也没维系太久。天舒把对表姐的认识作为自己成长的标识。“阿晴，人一个。”天舒长大后说。 天舒见过父母的结婚合影，像是两个志同道合的五四青年。天舒成长背景正常。父母恩爱与否不知道。因为母亲有一次抱怨说，她和父亲恋爱那阵子，每次在外面吃饭，父亲一定抢着去排队，让母亲先坐下。“结婚后全变了，在外面J吃饭，你爸自己先找个位子坐下，剩下全是你妈的事了。” 母亲这样说。 父亲则说母亲太爱逛商店了，他进去超过十分钟，头一定昏。母亲也不一定要买什么，有时根本就不买，看看、摸摸，感觉就很好。父亲显然理解不了女人的这种感觉，说：“不买，你看什么呀。口袋里明明没钱，还很大胆地跟人家讨价还价，折腾一番后，又不买，走掉了。”后来父母逛街通常这样：到了商店门口，父亲就对天舒和母亲说：“你们进去逛，我在外面等你们。”有的时候，父亲连等的耐心也没有，说：“你们进去逛，我站在外面等你们。”父亲故意把“站”字讲得很响，言下之意很明白——记住，我可是站着等，你们可得快点儿。 家里气氛既不民主宽松，也不专制压抑。也就那样。 父亲在研究所工作，是一个本分的知识分子，热爱知识，文革当中，也偷偷地学习。历史和良知告诉他，中国不可能永远这样下去，总有一天需要知识。果然，改革开放后，父亲凭着过硬的专业知识，作为文革后最早一批的留学生公派留美，几年后学成归国。 八十年代初，关于留学生在外获得成功又毅然回国的报道层出不穷。父亲所里另一个公派留学人员老张，回国后十分风光，晚报专访，就写他“毅然放弃国外的别墅、轿车。 高达三万的年薪，回来报效祖国“，结果评了先进个人，又提为研究员。 许多年过去，中国对美国已经不再陌生，那些令人艳羡的故事也逐渐销声匿迹了。 什么叫别墅？中国人眼中的一幢房子，美国几乎人人在住；轿车，美国没有车就像没有脚；至于三万元左右的年薪，在美国只能算是温饱有了保障。 父亲回国，对外对内口径一致，年纪大了，孩子又小，再说毕竟是单位派出去的，能说不回来就不回来吗？ 当时父亲那批留学生还不允许家属“陪读”。比父亲晚一些留学的父亲同事，携家带眷，回来的就少了。等二十年后，天舒到美国遇见父亲同事的女儿时，两个年轻姑娘只能用英语交谈了。天舒想：如果父亲当年留在美国，我也就变得跟她一样成了半洋鬼子了。当然这是一种假设。 天舒曾经问过父亲，有没有后悔回国？父亲说，有得有失吧。谈物质生活当然是美国好了，但一个中国人要获得归属感、成就感，还是应该回国。他在国内可以感受自己的存在，能够为身边的环境带来一些变化。而且在一块土地上出生成长的人，应该对这块土地注人一份关心、负起一份责任。 一年春节，所里发苹果，父亲比别人多一倍。父亲以为搞错了，人家说，这是从今年开始给归国人员增加的福利。 父亲回家说：“回国这么久了，早不把自己当归国人员了，可人家还记得。”这么一点的关心，却让父亲感动了许久。 父亲勤勤恳恳地工作，将自己的事业推向一个又一个的高峰。 父亲总是在工作，一次电视里报道某位科学家废寝忘食，夜夜睡在办公室里。父亲听了，笑着嘟嚷了一声：“他就睡在办公室里呀，那我还没他努力啊。”母亲听了，愤愤地说：“你少了人家的前一句话——妻子去世后，我就睡在办公室里！” 母亲是医生，中医。母亲十分推崇中医，她很霸道地说：“中医把人当人来看，西医把人当动物来看。”中医当久了，母亲讲话都是判断句。西医还会先询问再判断，中医看看气色、把把脉，往往问也不问就下了判断。母亲的句型常是：“你要……”“你应该……”母亲是个禀赋极高的女人，以她的智慧足以成就丰功伟业，可惜没有，而且也不可能了。天舒常为母亲不平。 天舒上学早，五岁上小学。不是父母对她智力开发得早，实在是没人管孩子，就把天舒早早地送到学校交给老师管。 天舒的整个童年乃至少年都是平淡无奇的。惟一的深刻印象是她才读小学一年级就会背诵《水调歌头。游泳》。这让她在几次特定的场合出了一丁点风头。当小朋友们在背“床前明月光”和“鹅、鹅、鹅”时，天舒脱口而出：“才饮长沙水，又食武昌鱼。万里长江横渡，极目楚天舒。不管风吹浪打，胜似闲庭信步，今日得宽余。子在川上曰：逝者如斯夫！风椅动，龟蛇静，起宏图。一桥飞架南北，天堑变通途。更立西江石壁，截断巫山云雨，高峡出平湖。神女应无恙，当惊世界殊。”小朋友目瞪口呆，老师也刮目相看。其实原因很简单，她的名字取自此词，父母从小就教她。天舒对自己的名字很满意，她常说母亲和阿姨们的名字可笑，什么招弟引弟来弟，哈哈，俗不可耐，好玩。 中小学出色的有两种学生，一种是学习成绩优秀的，另一种则是文体出众的。 天舒在读书上从未叫父母操心过，偶尔也参加文体表演。小学四年级时参加广州市国庆游行，由于她长得比较高，被选去跳狮子舞。她兴奋地告诉父母，国庆节一定要去看，第七排右起第三只狮子就是她。 父母带着表姐阿晴去看了。游行队伍浩浩荡荡地经过广场，鲜花队伍、鼓乐队伍、彩车队伍等等都过去了，才轮到狮子队。 上百只活灵活现、金光闪闪的小狮子在锣鼓喧天声中，右蹦蹦，左跳跳。父亲连忙问母亲，哪一只下面装着咱们家天舒呀？母亲说，我正在找呀。正说间，狮子队已经过去了。晚上，天舒红光满面地回家，问父母：“你们今天看见我了吗？”母亲立刻说：“看见了，就你舞得最好。”天舒咧着嘴笑：“我们老师也这么说的，那你们知道我是舞头还是舞尾的？”父母对视，天舒还在咧着嘴笑：“告诉你们吧，我是舞头的。老师说了，舞得好的同学才能舞头。” 母亲说：“搞了半天，天舒只舞了半只狮子。还挺兴奋的。” 阿晴说：“在太阳底下晒了一天，连张脸也没亮亮，还只舞半只狮子，就高兴成这样，天舒真是天真。” 父亲说：“孩子们的天真就在于此。你说哪个成年人会这样？这样也好，这种孩子单纯，好养。” 天舒总的来说，算得上是一个好学生好孩子，要知道中国人对女孩子的要求有多严！尊重师长、团结同学、成绩优秀、待人礼貌，这些都是她成绩单上常见的评语。可以说，她没有让父母操过什么心。 上学的时候，常听同学说“我和我们家老子大吵了一架”，口气中溢出的是一种光荣。现在流行“新新人类”，要酷，要反叛，要特别，要有个性，什么“男孩不坏，女孩不爱”，什么“好女孩上天堂，坏女孩走四方”；再不就是说坏小孩将来都有出息，而“表现佳”的孩子，将来最多做个银行职员；还说西方的孩子都这样。真的吗？现在的风气下，“乖小孩”倒成了另类，与时代唱了反调。天舒觉得她这个“乖小孩”走得也挺顺，没有什么不好的，更不觉得混灭了个性，你们都不乖，她乖，这就是一种个性。父母对她算是满意，会读书也听话，笑口常开，不满意的都是一些小枝小节，无伤大雅。比如，天舒只知道开灯，从来不知道关灯，母亲常常跟在后面关灯，嘴里喊：“等你以后成家了，我到你们家第一件事，就是把你们家的灯一个个都打开。” 父母对她满意的另一点原因是，她不给家里惹事，即使在容易反叛的青春期。当然天舒也有过不顺从，只不过全是“心理活动”，没有机会发作出来，等到她过了青春期，又觉得没什么可发作的了。她小时候在垃圾箱里捡到一只小猫，抱回家想养，母亲斩钉截铁地拒绝了：“养什么猫啊，我们养你都困难。”说完，就要丢回垃圾箱。这让天舒很伤心，换了其他“新新人类”，可能早在地上打滚了，天舒只在地板上跳了两跳，母亲仍然不理她，她也就作罢。 中国的教育是累积性的教育，万丈高楼平地起。天舒觉得自己到现在为止只做了一件事，那就是读书，自发自觉地读书。有一次，母亲见她太努力了，说了一句：“你也不要给自己太大压力，适当时候也要放松一下。”天舒并不是个多愁善感的人，只是觉得父母不可能说出这话。当时听完，第一个反应竟然是——我是不是得了什么绝症？我是不是快死了？要不然，父母怎么会叫我放松呢？ 一次，母亲的病人来家做客，对母亲说，你女儿真是不错，书读得好，人也是眉清目秀。天舒听了，暗喜，刚想进房间照照自己是如何的眉清目秀，母亲说话了：“天舒这个孩子，漂亮倒还谈不上，会读书倒是真的。” 高考那年，面对报名表，她极漫不经心地向母亲投出一句话：“哪所大学最远？”母亲也极随意地丢来一句话：“哈佛最远。”之后，大家都笑笑。后来，天舒报了中山大学，准确地说，是在父母的引导下报了这所离家最近的学校。报的是生化专业。那年计算机专业和生化专业都很热，都说二十一世纪是信息的时代，是生命科学的时代。 天舒的大学生活与中学生活几乎没有什么差别。还是在同一座城市，还是住在家里，同样的读书考试……唯一不同的是：中学生拍拖有人管，老师、家长都阻止；大学生就没人管了，不拍拖反而让人觉得不正常。高三与大一只差一年，拍拖的后果就有了天壤之别。 大学时代流行两件事：一件是“拍拖”，另一件是“考托”。 大概大二的时候，周围所有的同学都在考TOEFL和GRE，同学小安每天都在学英语，看英语电影、听英语广播、读英语小说，学英语学到将中文彻底遗忘。有一次天舒与小安到小安男朋友宿舍，上楼前要先登记。 “与被访者关系这一栏，一定要填吗？”小安红着脸问门房老伯。 “是的，如实地填。” 小安羞涩地填了两个字——“一次”。 小安在天舒惊诧的目光下，头低得更低了：“噢，你也没有想到吧？” 小安真是学英语学得太多了，她做梦都用英语。 这种氛围下，不考TOEFL和GRE也成了异类，因为连食堂的师傅都卷入了。有一次打饭，有个广东学生要买包子，他“四”和“十”不分，北方师傅听了半天，还搞不清楚他到底是要四个还是十个。师傅急了，叫：“FOURORTEN？”大家顿时一片哗然，买包子同学更是诚惶诚恐：“FOUR，PLEASE。”师傅点头：“OK。” 师傅都非等闲之辈，不努力能行吗！于是天舒开始报名参加各种各样的培训班、速成班、强化班。其中一个是“王牌托福”，口号叫得很响，什么“考满分是应该，不考满分是活该”、“王牌托福，托福王牌”。姓王的老师很有意思，每次一讲语法部分，就说：“好了，又是我们中国考生得高分的时候了，这是我们的强项。语法部分长句子就是要缩句，缩成主谓句。定状补都是袜子，记住脱袜子，脱袜子。” 一次讲急了说漏了嘴：“记住脱裤子，脱裤子。”惹得哄堂大笑。 另一个姓李的年轻老师每次上课开讲前先介绍美国生活，什么鸟儿在唱，小松鼠四处跑，皮鞋穿了一个月也不用擦，空气非常干净清洁，所以挖出的鼻屎都是白的……这时几个文静的女生频频摇头，但更多的人是一笑置之。有时这位老师神聊不止，就有同学举手：“老师，今天还讲课吗？” 又引得一阵大笑。 他们在大学里可不是这个样子的。他们在大学里问的是：“老师，还不下课啊？！” 老师鼓励大家在班上互相多接触多讲英文，一来提高英语水平，二来交个朋友，说不定将来在美国还可以彼此照应一下，都是中国人嘛。年轻的李老师不遮不掩地说，留学的男女生比例并不平衡，有一幅漫画，留学生们想开一场春节联欢会，结果是七个光头男生手拉手跳小天鹅。男孩子应该把握机会，增进感情。 一个很油的声音飘出来：“速配吗？” 老师笑笑，给大家讲了一个笑话：“夏娃问亚当，你真的爱我吗？亚当回夏娃，你认为我有得选择吗？男生到了美国，就跟亚当差不多了。你们多认识交流总是好事。” 这一讲英文，英语水平不知道有没有提高，笑话倒不少。 先是天舒问她同桌的男生：“EXCUSE ME，DO YOU HAVE THE TIME？”男生一脸的诧异，老师的话真是太立竿见影了，马上有一个如此清纯漂亮的美眉主动问他“有没有时间”。 “有，有，我有的是时间。” 轮到天舒一脸的诧异：“DO YOU HAVE THE TIME？我在问你现在几点了？” 男生知道自己会错了意，表错了情，一脸的失望。 课间，天舒想下楼到小卖部去买瓶水，电梯的门一开，又遇见同桌的男生。 男生在电梯里问：“够淫荡？” 天舒本能地向后仰了仰，吓得一句话没有。 “够淫荡？”男生毫无表情地又问了一句。 “你黍线啊！”天舒大骂。 男生被骂得莫名其妙，眨眨眼睛，用食指比比上面，又指指下面，轻声地说：“你是GOINGDOWN（下去）还是GOING UP（上去）？” 天舒知道误会了，可仍凶巴巴地叫：“你不会说普通话，说广东话也行啊！” 男生苦思冥想终于明白了天舒发火的原因，十分抱歉地跑来赔礼：“对不起，我的英语发音太差了，英文说得像中文。” 有一年暑假，天舒专程去了一趟北京“新东方”，竟再次遇见那个男生，原来同样是痛定思痛，决定更上一层楼。 寒、暑假里“新东方”人满为患。在北京最传统的四合院宿舍里，住着一群群拼命想出国的青年人，像四合院中的大树拼命地往墙外生长一样。“新东方”的校训为“从绝望中寻找希望，人生终将辉煌”。言重了，对于他们这一代没有苦难经历的年轻人。留学对天舒只是一件很自然的事情，因为她的父亲八十年代初留美，现在她的表姐也在美国。 在读得昏天黑地的日子里，天舒特别想去玩。说来惭愧，她长那么大，还是第一次到北京。“不到长城非好汉”，她非常想去登长城。不过这个时候去，对她来说总感到内疚，后来实在忍不住，就带着“红宝书”跳上了火车。在车厢里她遇见好几个“新东方”的人，心里才放宽了些。 苦读之中，也会有些调味品，桌前永远有几本像《留学美国》、《美国之旅》、《留学指南》之类的必读书。有些书写得极具煽动性——从美国大学排行榜、如何签证，到准备行李、留学注意事项，甚至还提到了灰狗的乘坐。一句话，包罗万象。当时天舒觉得在理论上已经完全掌握，只差实践了，再抬头望望墙上的世界地图，感觉实践也是指日可待的。 这是寄托（GRE，TOEFL）的一代。当时一般认为，如果能拿出TOEFL在630，GRE在2100以上的成绩，各方面进行起来会比较容易。 等天舒从北京回来，正巧表姐阿晴回国探亲。天舒与阿晴聊起美国，大至政治人物，小至娱乐界的花边新闻，天舒无不如数家珍。连克林顿家的狗叫BUDDY她都知道。确实，他们这一代对美国毫不陌生。看美国的卡通片《米老鼠和唐老鸭》长大，英语学的是美音，能‘溜学美国“是件对家庭有面子的事……这一代人全无一点”反帝反修“意识，那场轰轰烈烈的文化大革命算是”前功尽弃“了。 阿晴偷笑，对天舒的母亲说：“阿姨啊，以前我在国内时，你们老说我身在中国，心在美国。我看天舒他们这一代才是生下来就是为了去美国的。” 天舒听了这话跳起来，像受了侮辱一般：“你可别这么说。知识归知识，认识归认识。不要讲得我像出国狂热分子一样。” 天舒六月份大学毕业，八月份就来美读书，中间只隔了一个暑假。当然，心理上远不止一个暑假的距离。 她一共收到五所大学的录取通知书。S大学是最后一所。一拿到S大学的通知书，别的学校就不考虑了。不仅S大学是那五所大学中最好的，而且它还是父亲的母校。天舒觉得这就是缘分——她与父亲要成为校友了。 他们家走的不只她一个，十七岁的表妹晶晶几乎在同一时间也去了美国。晶晶今年没有考上大学，家里有的是钱，就把她送到美国洛杉矶上大学。 出国前那段日子，天舒做了一件比较重要的事，补牙洗牙。母亲在医院工作，带天舒去检查牙齿。补了一颗牙又洗了一口牙，事毕，医生拿镜子给她，照出她洁白的牙齿。天舒觉得她已经为自己省下了一笔钱。美国，她是有备而去的。 临行前的晚上，父母照例叮咛了几句，天舒频频点头，回房间收拾行李，母亲已经细心地替她准备好小礼物和她要求买的国货。突然间，眼泪不争气地落下来。这个暑假，她很少在家，对母亲精心准备的晚餐，常常是一个“不回来吃饭了”的电话让母亲自忙活了一整天。她经常与朋友、同学在一起，且为自己呼风唤雨的人缘暗喜于心头。好不容易呆在家里了，又是没完没了地打电话。有一次父亲问，家里的电话是不是坏了？他在单位打了几十个电话都打不通。母亲说，是你女儿在堡电话粥。父亲说，那她打了多久？母亲看了看沙发底下一堆垃圾，说：“大概是两包话梅、两包开心果、一根香蕉、三根雪条的时间吧。”父亲摇摇头对母亲说：“她出国，不知道是与家人告别，还是与同学告别？”天舒没往心里去，想，父母嘛，都这样。 现在要走了，才知道自己不应该。她起身走出自己的卧室。 父亲坐在书房里。书房没有开灯。天舒与母亲比较亲近，父亲一直忙于工作，而且父亲出国多年，天舒和父亲并不像和母亲那般的亲近。父亲讲话，她常常是左耳朵进，右耳朵出。听人说，挑剔父亲的女孩子将来会挑剔丈夫，是找不到好丈夫的。天舒大恐，于是决定收敛自己，尽量不挑剔，学会宽容与接受，让自己有教养。可每当她看到父亲的身影在她房间门口出现时，心里就又筑起一堵围墙，将父亲远远地挡在外面。 夕阳透过窗户将余辉洒人屋内。天舒站在门口，看不到父亲的表情，只看见一缕缕的青烟从面部升起经过头顶再弥漫至整个书房，仿佛营造了一个王朝。 天舒感到此时是父亲驾驭着时代，而不是时代驾驭着父亲。父亲仍坚守着自己的王朝。天舒顿时明白，她可以尽量体会父亲，可是她无法走进他的王国——原来父亲对于她是这样的陌生。天舒鼻子发酸。中国人没有拥抱的习惯，离开襁褓后，她好像再也没有接触过父亲的手。此刻，她真想用她年轻的双手握住那双不再年轻的手。 父亲看见了她：“噢，东西收拾得怎么样了？” “收拾好了。” “到美国后要尽快进入状态……” 天舒坐在小凳子上，双手支着下巴，睁大双眼，一脸的崇拜与天真。 天舒认真地聆听着，开始接受父亲和父亲的种种批评。 父亲很少表扬她，常常以粗线条方式批评她，现在她发现许多男人都是以这种方式表示爱的，以免显得自己娘娘腔。父亲很自豪，而天舒愿意让父亲自豪。前三十年看父爱子，后三十年看子敬父。她马上就要到S大学读书了，一种很特殊的情感溢了出来，甚至有些神圣和庄严。 母亲进来了：“重要的文件再检查一遍，机票、护照、录取通知书什么的。” 天舒点点头。 “那就早点休息吧。” 天舒离开书房，走了几步，回过身说：“谢谢你们把我养得这么好。”天舒想说的是，感谢父母这样呵护培养她。 可是由于害羞和紧张，说得有点莫名其妙。 父亲自然明白，却只笑笑：“我们也就给你一碗白饭和一点肉松，是你自己长得这么好的。” 终于到了分别的那一天。天舒与父母都很平静，三个人在白云机场留了个影。帮他们照相的也像是一位留学生，用英语对天舒一家人说：“CHEESE。”当时不知道为什么，天舒有点反感，她宁愿别人对他们说“笑一笑”或者说“茄子”，现在人家说“奶酪”，她笑得很不自然。这张照片以后一直跟随着天舒，只是照片上三个人的表情都很死板，相似地笑着。 机场人流如潮，天舒想，中国每年走那么多人，人怎么。 还这么多？ 一直想出国连做梦都说英文的同学小安却被拒签了。她送给天舒一张卡片，上面写了一段慷慨激昂的话，满是“理想”、“追求”这样的字眼。最后一句是“美国将有一片更广阔的天空等着你”。大家不过二十上下，又未经沧海桑田，人年轻，心也年轻，有的就是这种可以挥霍的热情。天舒更是心潮澎湃，还真当美国这个高度发达、人才济济的国家就等着她这个小丫头去创造发明点什么。 飞机上，天舒左边的邻座在努力地睡觉，右边的邻座在看电影。突然，看电影的美国老头被逗得哈哈大笑起来，笑得眼睛都不见了，大肚子一颤一颤。天舒有点纳闷，因为她长那么大，还没见过人这么开怀地大笑，她想美国人笑得就是比中国人痛快。 没过多长时间，已经从一个时区跳到另一个时区，机上的乘客似乎没有意识到这种变化，或者说他们根本不关心，他们只是设法让自己睡着。天舒去卫生间时，发现几个空姐也坐在座位上打盹儿。天舒像是精神很足，睡不着觉，主要是睡得很不安稳，在座位上调整着，试图给自己找个舒服的姿势。就这样，十几个小时过去，天舒半睡半醒中从一个国度到了另一个国度。想起父亲在临别前夕的晚餐上说，像今天这样团圆的日子也不多了。当时她十分不以为然，心里还笑父亲儿女情长，现在体会到时，她已经在大洋彼岸了。 刚下飞机，人有点累，周围又吵，天舒好不容易等到自己的两个箱子。她一直担心行李会丢了，说是“细软”也罢，“行头”也罢，“生活用品”也罢，这两个箱子现在就是天舒的一切，里面有很多的药：三九胃泰、保济丸、百服宁、邦迪、红花油……光风油精就带了好几瓶，中国人什么都用风油精，美国人什么都用TYLENOL。天舒说，我哪里用得上这么多药。 母亲说，用不了更好，说明你健康。 临行前，母亲用白色的跌打风湿膏胶布写上天舒的中文名字英文名字、中国地址美国地址，贴在箱子上。领行李时，在大同小异的箱包中，她就专瞅那块白色的胶布。终于看见一块白色胶布天真地丑丑地亮相在某个箱子上，她远远就断定是她的家当了，近了，她迅速地搬到推车上，惟恐别人多看一眼。又等了一会儿，另一个箱子也从转盘上被拎了下来。 天舒推着车子从里面一走出来，就看见自己的名字“TIANSHUCHEN”在一块大牌子上，与自己箱子上的那块白胶布比，显得很是大方气派。 天舒仔细看了一下举牌子的人，慈眉善目，和蔼可亲，不像拐卖人口的。 “感谢上帝，我终于等到你了。我一直在等待着你。” 举牌子的老太太是系里的秘书。 后来才知道，这位善良的美国老太太足足等候了两个小时。用她的话说，一直为天舒祷告着。她还不敢走开，哪怕上个卫生间，担心天舒见不到人会着急。天舒很受感动，因为她长这么大，好像还没被别人这么尊重过。 后来又知道，这位老太太是个很虔诚的基督徒。打这起，天舒对基督徒的印象很好，认为他们有爱心。也让天舒对美国人民有了好感。 天舒来美国几乎谈不上什么深刻的第一印象或第一感觉，甚至没有身处海外之感。当阿晴表姐问她感觉如何，她说：“没感觉。我不觉得自己出国了。美国不过如此。”。 相比之下，父亲的第一印象则深刻多了。八十年代初，父亲被公派赴美留学。他对美国的第一感觉是：怎么这么多车啊！他想起以前读到的一篇英文课文《AMERICAISONTHEWHEELS）），果真如此。父亲对美国非常好奇，洗衣服不用晒，有烘干机；连商店里可供顾客随手取阅的小广告画册也让父亲大开眼界，收集了不少，准备带回国给天舒玩。而那些让父亲好奇的小广告画册，就是现在每天都会收到的让人讨厌的“垃圾邮件”。 父亲的美国第一印象是天舒这一代新留学生再也体会不到的了，当年让父亲好奇乃至吃惊的“美国印象”再也引不起现在的留学生好奇，也许只会觉得好笑。 这些感觉上的差异来自时代、年纪的不同，更来自中国这二十年翻天覆地的变化。 5小资产阶级情调由于学校有人来接天舒、阿晴表姐没有亲自去机场，但天舒在美国的第一个星期是在表姐家里过的。 天舒到美国的第二天就见到了已经来美八年的阿晴表姐。 不得不提她的表姐，阿晴是在哪里都很能折腾的人。 记得小学六年级时，天舒看到一张报纸大谈什么“小资产阶级情调”，就问母亲：“这里提到的小资产阶级情调是什么意思啊？” 母亲想了想，说：“噢，那就差不多是你表姐那样。” 母亲说阿晴是一个“具有小资产阶级情调”的小女人，从人到文。 那个晚上，天舒随母亲口外婆家，天舒去找表姐，阿晴躺在破旧的竹榻上，倚窗，听着港台流行歌曲，手里捧着张爱玲的《白玫瑰红玫瑰》。 “姐姐。”天舒叫。 阿晴婉约回首，淡然一笑：“来了？” 这一刻，天舒似乎看见一个富裕优雅、旗袍盘发、麻将香烟、宴会舞厅的小女人向她走来，这就是小资产阶级情调的女人。母亲真是绝顶的聪明，她通过阿晴让女儿理解了一个难以界定的概念，又通过这个概念让女儿了解难以形容的阿晴。 后来，天舒读了一些阿晴发表的散文，更是对母亲佩服得五体投地了。阿晴的文字是纯粹的小女人文字，还是那种有钱有闲的粉领一族，那种卧在家里写独白的女性。阿晴说，我哪里是什么娇生惯养之辈，我十岁就做全家人的饭了。那么惟一的解释只剩下受“小资产阶级情调”影响太深了。 阿晴直言不讳地说，现在的女人都不够女人，以前的上海女人才是真正的女人。 如今的阿晴已经生活得相当有面子，住在寸土寸金的海湾边，这里的房屋没有低于百万元的。阿晴开的是BMW车，还有游艇。如果说美国汽车的普及程度相当于国内的自行车，那么有游艇相当于中国有汽车的人，算是有那么些钱吧。只是阿晴年轻的外貌与殷实的家当之间的反差，给不少人实在留下了无穷的想象。因此，她不太交中国朋友，不是有意避开中国人，只是想躲过那些闲言碎语。 阿晴至今未婚，男朋友却不知谈了几个，天舒谁也没拿着当真。偶尔表姐冒出个人名，她才知道，改弦易辙又换人了。现在表姐与男友老金合开一家电脑公司。 许多年后，“小资产阶级情调”已经由带有政治色彩的话语转变成调侃的一句戏言。而天舒在北加州见到阿晴，仍认为这是对阿晴最好的描绘，天舒这么觉得。那么母亲不是聪明绝顶，是什么？ 阿晴家里到处都挂着自己的玉照，连天舒住的客房也满是阿晴的照片。天舒觉得，她表姐虽然满不在乎，随心所欲，但骨子里自恋得很。 阿晴与男友同住，这一点在国内是无一人知道的。天舒刚到北加州，就知道了这事，还以为抓住了表姐的什么小辫子，关键时刻可以拎出来甩甩：“哦，你呀……我知道的……”不料得到的只是阿晴式的微笑——嘴角微微上吊，吊着讥讽与调教，似笑非笑：“小孩子家的，玩这种花样，还自以为是。” 阿晴家宽敞的房子寂静得很，连他们家的猫都是寂苦型的，这是天舒说的。阿晴家里养了一只黑色的猫，走路、吃饭都异常的安静，典雅得像个淑女，从来不叫，惟一的嗜好就是蹲在窗边，数小时一动不动地看着外面，一副言情小说中“怨妇”的神态。天舒观察了几次后，说：“你们家的猫用几号电池？” 阿晴大笑。这也是为什么阿晴喜欢天舒来住的原因，家里有了生机。阿晴说：“它就是这样的，买来就是这样。我发现美国的猫好像都不如中国的猫好动。” “它要是遇见老鼠，也不知道谁怕谁了，可能当场被老鼠吓得五脏碎裂。” “我没有打算培养它捉老鼠的技能。”猫狗是宠物，已经从根本上变性了。猫不捉老鼠，狗不吃屎。美国的宠物享有和它们主人同等的福利，像私人医生、心理辅导、美容美发等等。 “多少钱买的？” “六千块。” 天舒愤愤地说：“那你还不如养我呢。” 接着，天舒不失时宜地对小资产阶级表姐进行教育，你要知道中国有多少失学儿童呀，你这只猎足以改变十个以上失学儿童一生的命运。阿晴后来也说，是呀，别说那些失学儿童了，就是我小时候也穷得很。天舒说，忏悔吧！ 的确，阿晴与美国校园里四处可见的中国女留学生不太一样。 阿晴的动作非常“外国”，耸肩摊手不在话下，更多的是在一些语言中夹带着小手势。不过她做得非常得体，在举手投足之间自然、顺畅地施展出来，没有别人身上由于模仿而留下的婢作夫人之嫌。加上她身上的衣服常是丝绸这类非常有特色的东西，直让人觉得她有味道。 阿晴喜欢去酒吧。中国学生由于长时间一贯性的学习生涯，对这类酒吧没有大大兴趣，去也是带着“侦察员”的身份去了解、看看的，只有阿晴是定期去，喝酒、聊天和跳舞。她可以妩媚地坐在一个陌生人的旁边，挑逗说：“一起喝一杯吧。” 这种事在中国女学生中没有普遍性。 阿晴带天舒去酒吧，天舒想见识一下，就跟着去了。 一个有酒、有笑、有叫、有人跳舞、有人聊天的地方，与国内的酒吧没有多大的区别。天舒和阿晴坐在一张桌边，看着大家闹。阿晴问天舒要不要跳舞，天舒说没兴趣，阿晴也说今天没心清，于是两人就坐在一边喝着、看着。 这时，一个美国青年男子过来，“HI，我叫……” 阿晴似笑非笑地看着他，他就接着说：“我在后面的桌子观看了你们很久……” “那你就回去接着观看。”阿暗淡淡地道，满是一个交际女子的老练与自卫。 那个男子讨了没趣，也知道遇到了对手，识相地走了。 当然，这只是一方面。有一次，阿晴带天舒参加一个商务派对，听见几个美国人用歧视的语调谈论中国，阿晴对天舒说：“他们美国人懂什么中国？凭什么对中国指手画脚？ 真是‘知少少扮代表’。“这是一句广东话，指只知道些皮毛，却充当内行人士。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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