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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我桌上放着这么一封检举信，上面写道： 尊敬的领导同志： 我怀着对无产阶级司令部的无限忠诚和热爱，毅然大 义灭亲，愤怒揭发你厂工人刘书善。七六年春我去贵市出 差，曾在他家住过，耳闻目睹了他许许多多反革命言行。比 如，他污蔑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是唯恐天下不乱，攻击社 会主义的市场要啥没啥，最最恶毒的是……为了不扩散毒 汁，我不能写出来，你们立即派人来，我当面揭发。 致以 无产阶级革命敬礼。 陈忠革 1978年6月 看完这封检举信，我开始是惊愕，随后便哑然失笑了。这位陈忠革似乎失去了时间概念，竟忘记了连小学生都牢记的两年前在中国大地上发生的惊天动地的历史转折，而写出这种从内容到形式都是“四人帮”货色的所谓检举信来，真是让人啼笑皆非。这究竟是怎么一回事，难道…… 当然，眼下尚不易、也不该早作判断，必须设法找到这位有意或无意忘记签署发信地址的告密者。根据信中“大义灭亲”这一措辞，可认为检举者与被检举者间一定有某种亲属关系，既如此，便不必担心找不到这位告密者。我打开档案柜，在充填得满满登登的柜格中很快便抽出我所需要的那一份档案来。我的眼睛当触到案卷封面上“刘书善”三个大字后，眼前便立时浮现出一张忠厚得像庄稼人似的脸。我不由替他庆幸，假若这封检举信早出现两年，谁又会料到这位老工人的命运将会遭到怎样的不幸呢？ 我一面在心里发着感慨，一面打开档案袋查看起来，试图能从刘本人在历次政治运动中填写的履历表里找到这位叫陈忠革的社会关系。但是奇怪，直到我把所有的表格翻完，也没有发现这个名字。 “怎么回事？”我不由沉思起来：“陈忠革，陈忠革，你是在开玩笑吧！” 可是，当我掩卷细细了想，却又为自己的昏庸失笑了。啊，陈忠革，这一强烈散发着时代气息的名字，不正可以说明，这是告密者在文化大革命那暴风雨年代里为自己增加革命色彩而更改的名字吗？那么，从这些基本上是“四清”运动前填写的表格中又怎会找到呢？我自信我的判断不会错的。 没有别的办法，我便派人把被检举者刘书善从车间请来了。当这个老实巴脚的老工人眨着迷惑不解的眼睛在椅子上坐下后，我便开门见山地问道：“刘师傅，你认识一个叫陈忠革的人吗？” “陈忠革？”他的发红的眼睛和厚厚的嘴辱同时颤动着，然后摇了摇头。 “那么，在你的亲属中，有姓陈的吗？”我又问。 “有，有，孩子他姨夫姓陈。”他补充说：“我的连襟。” 我的眼睛一亮，急问：“他叫陈什么？” “啊……还真忘了呢。”他有些歉意地望着我。 “那么，他在哪儿工作？” “河南，在一家什么……对啦，新建机械厂。” “这几年，你们有来往吗？” “他早死了。” “死了！”我吃惊地问道：“什么时候？” “前年春天。这是听他儿子说的。他爷儿俩在一个厂，老头死后不久，儿子来这里出差在我家住过几天。” “啊，原来这样。”我不由抽了口气，连忙问道：“你是说，他儿子是七六年春天来过？” 刘师傅肯定地点了点头。 “这就对了。”我在心里对自己说。告密者陈忠革无疑便是刘师傅的这个外甥了。外甥告姨夫，也自然是“大义灭亲”了。 2 无论怎么说，这都是一件荒诞无稽的事情，最好的处理办法就是不予理睬。于是，我便把这封检举信锁进抽屉里，很快便淡忘了。可是，几天之后，厂里为给一个干部落实政策，要我去他的原籍河南省办理回迁手续，c市是必由之路，我便突然起意利用这个机会去见见这位告密者。 几天之后，我已经到达河南某地，很快便与当地部门办妥了回迁手续。随后，我返回了c市。刚刚走出火车站出站口，便看见马路旁的一根电线杆上贴着一张寻人启事。好奇心驱使我走了过去。这一看不打紧，几乎使我惊叫起来。人一生常常会遇到许多巧事，但我从来没遇见过这般巧得近似离奇的事情。原来启事上寻找的失踪人，竟是我要找的陈忠革。 “吓，真是无巧不成书。”我的心里嘟囔着，便又把眼睛盯在启事左上角的一张相片上。这是一张二寸半身照，相当清晰。只见他约莫三十八九年纪，短发、瘦脸，尖尖的下巴，高高的颧骨，眼睛不大，目光好似有些斜睨，嘴唇紧抿着，神情专注，好象时刻都在留神地倾听着什么。 我收回目光，不由沉思起来。看来此行见到陈忠革是不可能的了，那么，是立即返程呢，还是去新建机械厂反映一下情况？在犹豫片刻之后，我还是决定去看一看。 到厂后，保卫科一位姓冯的科长接待了我。他听我说罢来意，又看了我带来的陈忠革的检举信，脸上几乎没有反应。只是淡淡地说：“他失踪了，在二十多天之前。”说到这儿，他又拉开抽屉，从里面拿出一封电报来，说：“今天早晨收到电报，才知道他现在的下落。” 我连忙抽出电文看了起来，电文很短，上写： 你厂陈忠革已住进我院，请速派人前来接洽。 发报地点是k城二二医院。 “神出鬼没，”冯科长苦笑着摇摇头，“有病何苦要跑到那么远的地方去治疗？” 我问道：“k城离这儿有多少路程？” “四五百里光景，在铁路线上，交通倒方便。”说到这里，冯科长看看我又说：“我下午乘三二一次车去，你如果认为有必要，不妨咱们搭伴一起去，你说呢？” 因考虑到k城正是在我归程的途中，不会多跑路，我便欣然答应与冯科长同往。 3 三二一次列车是一趟慢车，车厢内乘客稀少，显得空荡荡的，这大半是由于眼下正处三夏大忙季节，农民无暇乘车外出的缘故吧。我和冯科长对面坐在临窗的位子上，各自泡了一杯茶，边喝边扯了起来。我自然很快便把话题引到陈忠革身上。冯科长也自然理解我的心情。 “俗话说：‘山大了，什么野兽都有；人多了，什么孬种都有。’”冯科长先发了一通感慨，接着便滔滔不绝地讲起告密者陈忠革的一些轶事来了。 陈忠革原名叫陈光福，是“四清”后期就业到机械厂的。说起他的进厂，倒有一段不平常的经历。他爸爸是厂里的计划员，那一年突然得了癌症。厂党委书记杨光去医院看望他时，他流着眼泪要求把他刚刚下乡的大儿子收进厂。因考虑到他死后家里生活会遇到困难，尽管不大符合规定，杨书记还是答应了他的要求。为了使他能在死前放心闭眼，厂里便立即派人到陈光福的下乡地点办理就业回迁手续。事情办得很顺利，谁还忍心与一个将死的人过不去？陈忠革就这么进了厂，分配在翻砂车间当工人。可是后来，他爸爸却没有死，据说原先关于癌症的诊断属于误诊（又有人说这原是一个小小的阴谋）。然而陈忠革的就业，也只能作为既成事实被承认下来。对此，父子俩再三向领导表示，今后一定好好工作，报答党对他们一家的关怀。事实上，陈忠革也确实干得很卖力。 文化大革命初期，机械厂的群众也像所有单位那样，分裂成势不两立的两大派，一派是人多势大的“东方红”，另一派是力量较为薄弱的“造总”。陈光福（这时已改名为陈忠革）是“造总”组织里的一名普通造反战士。不久，社会上夺权之风铺天盖地，机械厂的两派也在暗地里酝酿夺权了。两派都十万火急地连夜召开头头会研究决策。陈忠革不是头头，没资格参加会议。但他的革命自觉性很高，自报奋勇给开会的头头们放哨，顺便做点服务性工作。比如送送开水，准备点夜餐之类，这样进进出出会议房间，会议的内容便大体知道了。有一次进去送开水，听到“造总”司令李先红在做行动部署。陈忠革一面慢慢往壶里倒开水，一面仔细听着。李先红部署的大意是：虽然“造总”是机械厂唯一方向路线正确的革命造反组织，但在势力上却弱于老保“东方红”，因此，夺权要搞闪电战术，明天一早便开始行动。六点钟队伍赶到走资派杨光家里，将其秘密带到厂党委办公室。然后向他宣布“夺权声明”，要他当场表态支持并交出公章。如若不交，便采取“革命”手段。只要搞到公章，大权便在握了…… 陈忠革退出屋外，他感到心中有一种不能自抑的冲动。为什么会这样？是由于自己知道了组织的最高核心机密？还是为曾经帮助过自己的杨书记即将遭难而不安？他自己也说不清楚。 在散会后回家的路上，陈忠革的思想仍然在激烈地活动着。他知道，对于他这个在组织内没有任何头衔的普通一兵说来，夺权并不意味着他能多得到些什么，而对于杨书记，却是一场浩劫。现在能够帮助杨书记的只有他。想到这里，他便突然起意将消息向杨书记汇报，让他赶紧找地方躲一躲。主意一定，他便快步朝杨书记家奔去。这时已经是夜里三点钟，时间不多了。 人的思想往往是瞬息万变的，当他站在杨书记家门外正要敲门时，他的手却在空中停住了。他明白，关键时刻，任何稍许的不慎，都会酿成一场灾难。假若今后事情暴露出去，那将不堪设想。再说，像杨光这样的革命对象是否还值得为他冒风险？他的手缓缓地放了下来。正在这时，他突然听到屋内有人说话的声音，便立即把耳朵贴在门缝里偷听起来。他的耳朵很好使，很快便听出说话的一个是杨书记本人，一个是“东方红”组织的一个头头。说话的内容他也听得真切。那头头告诉杨书记，“东方红”已连夜开会决定，明早六点来带他到厂，宣布夺权，然后召开批斗大会。真是不谋而合，陈忠革心里明白，这个头头也是在开过会之后来报信的。他一面在心里骂这个头头，一面考虑自己下一步应该怎么走。正权衡之际，他又听见屋内响起了脚步声，便立刻闪身隐在一棵粗大的柳树后面。随后便听到开门、告别、关门的声音。又听见那个头头临走前还隔着门说了一句：“杨书记，你务必要在五点以前离开家。”然后，脚步声渐渐远去了。 没有任何言词能够形容陈忠革此刻的心情，他决定索性等在这大门口，搞清杨书记将躲于何处的秘密。中原之城的冬夜是寒冷的，陈忠革没穿大衣，不一会儿便冻得瑟瑟发抖了。他想活动一下身子取取暖，又担心暴露了自己，便忍耐着等下去。果然，在将近五点的时候，门开了，出来的正是杨书记。只见他反身把门关好后，又把大衣领子往上提了提，脖子一缩匆匆走去了。陈忠革待他走出一段距离后，便在后面悄然跟了上去。就这么相随走了约莫半个小时，来到一条短街上，只见杨书记在一家门口停下脚，抬手敲了门。过一会儿，便闪身不见了。陈忠革快步奔上前去，记下了门牌号码，然后快步离去了。 六点钟以后的事情，这几乎是可以料得到的。“东方红”、“造总”两路大军象有约在先似的同时开到杨书记家大门外，他们首先是惊愕对方为何与自己同时采取了行动，然后又像发了疯似的撞开大门，争先恐后地冲进去抢人。然而，猎物已经逃遁，两派顿时陷入混乱之中。 陈忠革这时也在场，他丝毫不动声色，冷眼观望着两支败军的愤怒与纷乱。他知道，如果把这乱糟糟的场面比成一盘赌局，那么，王牌就在自己手里。夺权的狂热似乎感染了他，他暗暗思忖着该怎样利用这张王牌来改变自己目前的地位和处境。在经过一番仔细推敲琢磨之后，他胸有成竹了。于是，在这天中午，他到了“造总”司令李先红家中。 后面的事实是：当天下午，“造总”以饿狼扑食之势从藏匿点揪出了杨光，紧接着召开了夺权大会宣布夺权成功、成立新生革命委员会。会后，由于“顽固不化”而被打折了腿的杨光被关进牛棚。荣任革委会副主任的陈忠革第一次被吉普车送回了家…… 一个下午发生的事情，竟是这般惊心动魄，令人目瞪口呆。刹那间变成了在野派的“东方红”也只得自认倒媚。不过，大家的议论中心却集中到陈忠革身上：这个一直不曾被人们正眼看过的小人物，何以会突然被权小姐的绣球打中，而一下子成为风云人物？总之，这是一个谜。 几天之后，人们终于从市里的造反派（已夺了市里的权）办的一份“全无敌战报”上找到了谜底。战报以整版篇幅报道了坚定的革命造反派陈忠革，如何怀着对走资派的刻骨仇恨，冒着三九严寒跟踪走资派搞清了藏匿地点，为夺权建立了奇功的消息。战报并号召所有造反战士学习陈忠革这种革命的坚定性、自觉性及灵活性。云云…… 人们瞠目结舌了，议论是五花八门的。有人说陈忠革恩将仇报，踢杨光这一脚可真狠，够缺德了。有人说，什么叫革命，这就叫革命，什么叫斗争，这就叫斗争。 开初，陈忠革本人也似乎有些意外。他原来的想法能当一个委员就不错了，压根没有当什么副主任（他知道副主任相当于从前的副厂长，这官够显赫的了）的奢望，想不到却居然升得这么高。真是时来运转命中定，得来全不费功夫。 另外，他事先也没料到李先红会把这件事捅给战报。见战报登了出来，心里便有些忐忑不安。不管怎么说，告密毕竟不是一件光彩事。他担心自己的行为会遭到人们的非议，因此，他便处处留神人们的言谈表情。他很快便得出结论，人们对他似乎并没有什么恶感，相反，有些人却对他愈来愈恭敬了，见了面点头哈腰、满面赔笑，口口声声要学习陈副主任坚决、自觉、灵活的革命性。这倒真使他有些困惑了，他有时想：难道世道真的变了？ 总而言之，陈忠革终于得志了。虽属于偶然得手，意外的收获却常常给人以深刻的启示。他决心为了更加辉煌的前程，在大风大浪中搏一搏。 说起来，在那动荡的乱世年代里捞一个一官半职并不是太难的事情，就像在赌场里，哪个赌徒都偶尔有沾了手气摸到几副好牌的时候，但要想永远官运亨通，就不太容易了。陈忠革苦恼的也正是这一点。 不久，事实便证明他的担心不是多余的。在他当了半年多一点的副主任之后，市里突然指示要机械厂革委会进行改组，并公开言明，改组后的革委会应由“东方红”的人任主任，“造总”出一名副主任。显然，这是派系斗争与幕后交易的结果。与“东方红”的狂欢成对照，“造总”的人个个像死了娘老子。陈忠革当然比别人更要焦灼不安，他明白，“造总”留任一名副主任，那理所当然是李先红了。眼看自己头上的乌纱帽要落地，他是很不甘心的。这天晚上他一整夜没有合眼，翻来覆去地盘算着怎么度过这一天。在天快亮的时候，他猛然想起了什么，使劲一拍脑袋，骂自己道：“妈的，凭着轻车熟路不走，傻蛋一个！”他又一次胸有成竹了。 吃了早饭，他来到李先红家，满脸义愤的样子，说：“老李，咱哥们儿打开天窗说亮话，你对这次改组怎么看？” “屁！”不甘心当副主任的李先红骂道：“还不是‘东方红’那些王八蛋……” “‘东方红’那些王八蛋我有数，”陈忠革紧盯着李先红的脸，“可这是市里的指示……” “屁！”李先红又骂了一句，脸上露出一种鄙夷的神情，说：“全是混帐王八蛋，别看他们掌着大权，可他们的老底老子摸得透透的，一把手就是个流氓加小偷，双料。” “那么二把手呢？”陈忠革赶紧追问道。 “那骚娘们儿，破得没底儿了。” “那三把手呢？” “舔腚的老家伙，老奸巨猾的走资派。” “那么四把手呢？” “那猪八戒……”说到这儿，李先红像猛然意识到什么似的戛然住嘴了，他警惕地盯着陈忠革那两只竖起来的耳朵，半真半假似笑非笑地问道：“老弟，你不会去告我吧？” 让李先红问对了，这一次，陈忠革就非告他李先红不可。很快改组揭晓，陈忠革留任副主任，至于李先红，对不起，污蔑新生政权罪恶深重，步了杨光的后尘，陈忠革又一次大获全胜，不过这次“战报”没再登消息，消息是“敌台”（李先红的嘴）广播出去的，人们听了倒不大以为然。 时光荏苒，陈忠革驾驶着他这条“副主任号”官船在宦海的波峰浪谷中行驶着，艰险的历程使他愈来愈老练成熟起来。他有了自己的思想和见解。 他认为，整个生物界其所以能繁衍千万年而至今仍蓬蓬勃勃，关键是遵循了一条“弱肉强食”的生存竞争总法则，就是人们常说的大鱼吃小鱼，小鱼吃吓米。人类社会自然也毫不例外地要遵循这条总法则，所以，人与人之间决不会有什么真正的友谊、团结，而是充满着明争暗斗和死拚活搏。 这便是陈忠革的逻辑，他也确实是按照这条逻辑去做的。他戒备所有的人，又暗算所有的人。他总是随时随地留神周围人们的一切，尽管表面上装得若无其事，可全身每一根神经都在高度集中。每当他听到或见到自己认为有价值的东西，都会感到有一种难言的快慰，悄悄记在一个专用的小本上，就好像在他的银行存折上又添加了一笔“储蓄”。当然，他这些“储蓄”并不轻易地提出使用，他必须等到最合适的时机。两三年间，他告了许许多多人，上至革委会成员，下至车间工人，有的被打成反革命，遭到逮捕或遣返，有的被开除厂籍流落街头。更令人触目惊心的是，在他主持的机械厂清理阶级队伍运动中，他为了搞出成绩，为自己捞取政治资本，挖空心思，望风捕影，在厂里挖出了一个所谓“历史反革命集团”，把十多名无辜的老工人搞得家破人亡。陈忠革在市里的清理阶级队伍经验介绍大会上滔滔不绝地讲了两个小时，介绍他如何狠抓材料工作把运动推向高潮。 富有戏剧性的是，他就在这次大会上结识了他后来的妻子——糖果厂革命会副主任孙爱武。她是轻工系统大名鼎鼎的女造反派，魁梧、凶悍，在一次掀斗走资派大会上，一巴掌打掉他们厂女书记的两颗门牙，人们给她起了个绰号叫“孙二娘”。这一次，孙爱武也在会上介绍了经验，讲她如何采用专政的手段挖出了一个现行反革命集团。两人在这次大会上认识后，不由彼此产生了英雄惜英雄之情，从此便谈起了恋爱。不久，又闪电般地结了婚。可是谁又料到陈忠革的政治生命竟几乎毁在这个女人手里。 那是在他们结婚半年之后，一个偶然的机会，孙爱武发现了丈夫珍藏的那本告密“储蓄本”。她便从头翻看起来，立刻便被吸引住了。只见陈忠革在上面详尽地记录了许多人的反动言行，时间、地点、何人可做旁证无不清清楚楚。其中有市、局一些头头的，有本厂干部工人的，还有邻居的。孙爱武一边看一边赞叹起来。她从来都是信奉武力的，她的逻辑是“拳头大的是哥哥”。她想：如果说自己是靠“武功”起家，那么陈忠革便是靠“气功”了。想不到他这“气功”有如此深邃的奥妙。可是看到后来，她不由变了脸色，只见本子上分明列着这么一条： 孙爱武，五月二十日夜十一点在床上对陈忠革说：忠 革，样板戏里寡妇多，你算算：江水英、方海珍、李奶奶、 沙奶奶、盼水妈……（攻击样板戏） “吓！搞到老娘头上了！”孙爱武顿时勃然大怒。 可以料想得到，一场龙虎搏斗在所难免了。中午，陈忠革回家了，孙爱武立刻揪小鸡似的把他揪到桌子旁站直，然后自己坐在椅子上，像在厂里审“反革命分子”那样开始了这场家庭审讯： “你为啥要娶我当老婆？说！” 陈忠革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只得说：“我爱你。” “放你娘的屁！”孙爱武怒喝一声，“你是想娶了我再来个大义灭亲，好官加三等，对吧？说！” “这……”陈忠革更加迷惑不解了，“爱武，你这是怎么说，我从心里爱你呀，咱们是革命夫妻……” “住嘴！”孙爱武把告密本“叭”地往桌上一摔，大吼一声：“这是什么！” 陈忠革一见告密本，先是一怔，接着便稍稍宽了心，有些责怪地说：“爱武，这本子我迟早会给你看的。本来，我早就想和你好好谈谈。你应该知道，革命的道路是曲折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是复杂的，要讲究斗争艺术，杀人不见血才是好手。你以后也要改变一下，不能只是一味的冲冲冲、杀杀杀……” “我杀了你才解气！”孙爱武看着丈夫那一对有些斜脱的小眼睛，火气更足了：“你告张三，告李四，告天王老子，都不关老娘的事。俗话说兔子不吃窝边草，你他妈连畜生不如，竟告到我的头上了。” “你说些什么呀！”陈忠革急了：“我什么时候告你来着？” “你还敢狡辩？” “我对天起誓，我要是说了你一个不字，天打五雷轰！”陈忠革几乎是用哭声在说。 孙爱武哗哗地把本子翻到其中的一页，使劲往桌上一拍，喝道：“这是龟孙子写的！？” 陈忠革赶紧俯下身子看着，他不由惊叫起来：“该死，这是什么时候写的？怎么一点印象没有？”他确实记不起有过这样的事，一急之下，浑身冒了汗。 “啪！啪！啪！”孙爱武左右开弓，对丈夫实行起家庭专政来，陈忠革左躲右闪，总逃不过妻子的巴掌，便苦苦哀告着： “原谅我，爱武，原谅我，我不是成心的，绝对不是成心的，可能是在喝醉酒的时候……也可能是习惯成自然，心不在焉的时候写上去的……” 从来不肯说心里话的陈忠革，终于在妻子的巴掌下说了几句实话，然而妻子有妻子的习惯成自然：对坏人专政绝不能手软。所以，一巴掌比一巴掌重。 “我向你庄严宣布，”孙爱武在打累了之后停下手，把告密本往衣袋里一揣：“一、咱们离婚；二、我要向被你整过黑材料的市、局头头揭发你，让你自食其果。”说完转身走出屋子，从院子里推起自行车就往外走。陈忠革知道这泼妇什么事情都做得出来，不由发了慌，赶紧追上去，抓住自行车后座，哀求道：“爱武，俗话说，一日夫妻百日思……” “恩你娘个屁。”孙爱武推起车子走了。 “哼哼！”陈忠革见哀告无效，不由变了脸，斜脱的小眼睛射出两道凶狠的光：“娘的，告状？别看你的巴掌硬，论告状你还是孙子辈。老子是干什么吃的？”陈忠革知道必须抢在那泼妇前面，才能把告状的主动权抓在手。他跑啊跑啊，夏天中午的太阳酷热炙人，他感到一阵阵头晕，一阵阵恶心，最后终于支持不住，一下子晕倒在马路上。 他中暑了。 当几天后他走出医院的时候，他被告知，他已经“无官一身轻”了，要他重回翻砂车间劳动，只待通过的入党志愿书也宣布作废了。 就像一名历尽千辛万苦即将登上山顶的登山者，突然一脚踏空又滚回山底那样，这次打击对他是致命的。他听到这个消息后，两只斜睨的小眼睛顿时僵住了，随后便全身痉挛起来，把两手伸向空中乱抓，不住地嚷：“我完了，我完了，我后悔，我后悔。”他后悔他戒备了所有的人，却偏偏大意了睡在自己身边的赫鲁晓夫。 从此，陈忠革便一蹶不振了。 他已不适应又脏又累的体力劳动，更受不了群众的奚落和嘲笑，便离厂到社会上游荡去了。人们很难看到他的行踪。有人猜想他一定是自暴自弃，由此消沉下去了；但也有人认为他是水里的葫芦，即使被击得粉身碎骨，也不会甘心沉入水底。 不久，事实便证明后者的观点是有预见的。 天赐良机。据说市里原来被陈忠革整过黑材料的头头在派别斗争中倒了媚，这样，陈忠革又被重新起用了。市里有的人对他很是欣赏，说他是一个难得的人才。正好这时候，开始了批林批孔运动，他便被安排在市“运动办”当材料员，专管材料的搜集和整理。在这期间，他回厂几次，每次都乘坐北京吉普，神气得很，嘴里说是来了解运动动态，其实不过是耍威风罢了。他特地跑到翻砂车间，皮笑肉不笑地在车间里踱着官步，见了那些曾打过他“落水狗”的人便瞪起斜睨的眼睛冷笑几声，笑得那些人毛骨悚然。 后来，他便一直呆在上面，对于他的情况，厂里就不太清楚了，只是知道他的工作常常有变动，一会儿是xxx专案组，一会儿是追查政治谣言办公室……总之万变不离其宗，他仍然恶习不改，靠整人过日子。 后来厂里的人又听说，在“天安门事件”发生后，陈忠革便立即越级给上面打了报告，说他发现本地也有类似的反革命事件。上面很快便转发了他的报告，责令立即进行调查处理。陈忠革为了搞到证据，不但偷偷查清了全市共有几个秘密悼念周总理的灵堂，还在夜晚偷偷潜入灵堂，把每一个花圈上的缎带都剪下来窃走。由此带来的后果：几十名“现行反革命”身陷囹圄。 这一次陈忠革又立了奇功，受到上面的嘉奖，破格提拔为办公室副主任，又一次填了入党志愿书。 可以想象出当时他是多么踌躇满志了。然而乐极生悲，平地一声雷，他的后台“四人帮”垮台了。 4 冯科长讲到这里，不由连连摇头叹息，依然重复着先前那句话：“山大了，什么野兽都有；人多了，什么孬种都有。” 听了陈忠革十年多的这些轶事，我不由感慨万分。当然，我不太同意冯科长的观点，不是由于人多了才会出现一些孬种，而是像自然界一样，当乌云遮住了太阳、梅雨连绵的时候，总会有那么一些奇形怪状的毒苗应运而生。 我问道：“那么，陈忠革后来怎样了？” 冯科长呷了口茶，接着说：“粉碎‘四人帮’之后，他回了厂，仍然在翻砂车间干活。在清查运动中，他转变得很快，一面痛哭流涕地做检查，一面忙不迭地揭发检举他那个帮派体系里的人。这家伙真是个怪物，就好像早就知道有一天会粉碎‘四人帮’需要他进行揭发似的，他揭发了许许多多与‘四人帮’篡党夺权活动有联系的人和事，一条一款记得清清楚楚。可是后来，随着运动的深入发展，前些年被他告密诬陷的人逐渐得到平反。文化大革命初期被他害得断了一条腿的杨书记，也拄着一条拐仗回厂工作了。这对他的刺激很大，精神开始有些反常，逢人便说他害怕，害怕杨书记那条又粗又硬的拐杖，说总有一天会抡起来打碎他的头。他时好时坏，好时就来厂上几天班，坏时就在街上四处游逛，直至半个多月前失踪为止……” 说到这里，我和冯科长都觉得心里不是滋味，便默默不语了。 车到k城已经是傍晚时分。这儿刚下过一场雨，空气非常清新。下车一打听，所谓二二医院原来竟是一座精神病医院，我和冯科长惊讶得面面相觑了，陈忠革怎么会自己跑到这几百里路之外的精神病院来？难道他也清楚自己的神经需要得到治疗？简直不可理解！ 到了医院，我们很快见到了负责给陈忠革治疗的赵大夫，经过交谈，才知道了陈忠革到这儿的来龙去脉。 原来在半个多月前，赵医生去c市受领一个从医院跑走的精神病患者（患者病情严重，嘴里总是无休止地嚷叫一些不三不四的话）。他领着患者到车站乘车，发现有个人总是在后面跟着他，神情鬼鬼祟祟，他暗中留神，上了车后，那个人也上了车，拣个靠他和患者最近的位子坐好，然后竖起耳朵听患者说胡话。赵医生打量着那人，那直直的眼神及收敛不住的口水，显出他的精神也不正常，但又不便于理会，就这么走了一路。到站后，那人也跟着他们下了车，而且跟着他往医院方向走。赵医生忍不住站下问道：“喂，你要到哪里去？”那人指指患者，嚷道：“我要去揭发他，他是现行反革命，是我这些年来发现的最恶毒的反革命。”赵医生先是一怔，随后便有些明白了，故意说：“你有证据吗？”那人大叫大嚷道：“你别瞧不起我的耳朵，我跟了他几百里，他的反动言论一句也没逃出我的耳朵。”赵医生继续试探说：“你知道吗，他是精神病患者。”那人瞪起斜睨的小眼睛，嚷道：“你胡说，你是有意包庇反革命，是同伙，我要连你一块揭发。”赵医生断定这也是个疯子，便对他说：“好吧，我带你去揭发。”这样，便把他领进医院，送进了脑电图室。经过检查测定，他是典型的精神分裂症病例。当他后来稍微清醒些的时候，才问出他的姓名和工作地点，于是，便到邮局拍了电报……” 我和冯科长只是相视苦笑，不知说什么才好。 “真是一个奇怪的患者，”赵医生连连摇着头：“他不同于一般患者，不打人、不骂人，很少有狂暴性行为。从进院第二天，他便向我们索取信纸信封，说要向组织检举揭发坏人。怕加重他的病情，我们只得满足他的要求。于是，他便一天到黑趴在床上写检举信，一天总要写上十几封，写好后又要去邮局发。我们担心这样的信寄出去会造成意外后果，因此便欺骗他说，由我们代发。” 我说：“我们倒收到他的一封检举信，不知是怎么发走的。” 赵医生想了想说：“对了，他曾经偷偷溜出过一次，也许就是那次发出的。喏，你们看——”赵医生说着从抽屉里拿出一叠信摊在桌子上。我和冯科长连忙一封封看起来，信的内容混乱不堪，都是属于检举、揭发、告密、诬陷别人的。被他所告的人，几乎包括他所有的亲属、朋友，甚至连他早已死去的父亲也不能幸免。 看过信后，赵医生便陪我们去看望患者。我们上了二楼，打开一间病房的门，这时，映入眼帘的是这么一幅画面：在昏暗的光线下，一个赤背汉子正趴在床上全神贯注地写着，床上放着许多写满字的纸。由于他背对着门口，又执意不肯回首一瞥，看不见他的脸。看到的，只有那披长发的后脑，还有那从脖子上不住地顺脊背淌下去的几道污黑的汗。 我的眼睛逐渐模糊起来，心中不由泛起一种说不出是什么滋味的苦痛。我在心里默念道： “啊，告密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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