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焦志敏也走上了异国婚恋之路 就在一九九零年元旦何智丽和小山英之在上海举行隆重的婚礼之后的第二十天——一月二十日，在上海《解放日报》的“解放论坛”上，忽地登出一篇题为《过热的“外嫁”》的杂文。杂文署名拾风，亦即郑拾风，上海的老杂文家。 何智丽读了这篇杂文，感到十分吃惊。 文章写道： 随着改革、开放浪潮的冲击，中外人士交往频繁，中国女子“外嫁”的情况也日见其多。具体数字，未见公布，只从某些知名女性的“喜讯”中略知一二。也许是“气候因素”，婚姻一沾染上外国人，敏感的记者先生很容易把它当成“热点”。要说知名女性的婚姻报道，陆续也有透露，如郎平，报上就通过简单报道，向关心郎平的球迷递一个信息，这种作法可龋类似的“明星”、“运动员”的报道还有一些，但比之最近两位世界乒坛女冠军的报道规格和规模差远了。这里的原因，大概很有几条，其中之一条，就在于她俩嫁的是外邦人，新闻也随之“升值”。不仅报道详尽，而且连续、跟踪，连其中一位出嫁后穿上异国服装的玉照，也在报上选登了。“女生向外”嘛，究竟属于个人生活的事，可你报纸渲染则甚？事情一渲染势必涉及到导向。 这里虽然没有指名道姓，但是文章中所称的“两位世界乒坛女冠军”，则分明是指她和焦志敏。 焦志敏和何智丽一样，也是异国婚恋。焦志敏是与韩国乒乓名将安宰亨相爱。她在一九八九年十月二十二日抵达汉城。此后，于一九八九年十一月，在汉城举行婚礼。 焦志敏的异国婚姻，几乎与何智丽“同步”。 那篇杂文称，举行婚礼时，“在上海请到几位头面人物出席，那更是‘锦上添花”。 文章写道： 只不过因为新人具有新闻价值，要登一下报，登就登吧，通报一下也就够了，既不必大做文章，更不必硬扯到“国际友谊”“世世代代友好”上去。归根到底，“世世代代友好”的基础是门户相当的实力。实力不在觥筹交错中，或者外交命令中获得。实力要靠自己发愤自强，好自为之。因比，我个人对这种“热点”宣传不感兴趣。渲染让别人渲染吧，我们最好是冷静反思。 何智丽说：“这篇文章，简直莫名其妙。” 不过，这篇文章提及“两位世界乒坛女冠军”，把何智丽跟焦志敏并提，倒是说明何智丽和焦志敏走上了相同的人生之路。 引起何智丽和焦志敏对中国乒乓球队极度的不平，都是因为“让球”：如果何智丽不反抗“让球”的话，她就不会是第三十九届世乒赛的冠军；焦志敏则正是被迫“让球”，失去了争夺第二十四届奥运会冠军的千载难逢的机会。 倘若焦志敏像何智丽那样奋起反抗“让球”，她很可能就是汉城奥运会女单冠军！ 焦志敏在汉城奥运会之后，跟何智丽一样，也离开了中国乒乓球队。 直到这时，焦志敏才敢在记者面前，倾吐心中多年来对于“让球”的愤懑之情：焦志敏说：“论实力，我还可以打二三年。（汉城奥运会前，焦志敏打了十六场国际比赛，胜十五场）但奥运会那场球，太让我伤心了。八年来，我在国际比赛中已让了五次球，所以我不想再打下去了。” 奥运会半决赛，陈静对赫拉霍娃，焦志敏对李惠芬。由于焦志敏以前曾负于赫拉霍娃，且她与李惠芬对阵时还不知道陈静与赫拉霍娃之战的结果，所以教练指定她把决赛权让给李惠芬。 焦志敏服从了，她委曲地说：“我多么想为国家多做些贡献，可这次‘让球’，我在思想上一点准备也没有，这突然的打击，实在让我承受不了。”“让球”，迫使何智丽在二十四岁时伤心地离开中国乒乓球队——她是在汉城奥运会前夕离开中国乒乓球队的。 “让球”，迫使焦志敏在二十五岁时伤心地离开中国乒乓球队——她是在第四十届世乒赛前夕离开中国乒乓球队的。 焦志敏和何智丽一样，都走上了异国婚恋之路。 焦志敏跟比她小一岁的安宰亨相识，是在一九八四年的亚洲乒乓球赛上。那次比赛在巴基斯坦伊斯兰堡举行。 此后，他们开始通信。 一九八六年在汉城举行的第十届亚运会上，安宰亨崭露头角。那一回，在男子团体赛中，他独取中国队三分，引起广泛的注意。 也就在这时，韩国一个记者得知安宰亨跟焦志敏通信，就写成《异国情侣——安宰亨、焦志敏罗曼史》，在汉城一家大报上发表，成了爆炸性新闻。 其实，当时焦志敏只是跟安宰亨通信而已，并未确定彼此的关系。 那篇报道对焦志敏产生了很大的压力，使焦志敏后来一度中断了与安宰亨的通信。 一九八七年三月，焦志敏和安宰亨在印度新德里第三十九届世乒赛上重逢。安宰亨追寻焦志敏，终于使中断了的联系又重新恢复。 一九八八年九月，他们在汉城奥运会上又一次相遇。“让球”，使焦志敏失去了摘取奥运会女单冠军桂冠的机会。焦志敏决定正式退出乒坛，她与安宰亨的关系也就明朗化了。 那时，中国和韩国还没有建立外交关系。韩国体育官员向焦志敏表示，如果焦志敏嫁给安宰亨，他们可以请焦志敏在韩国当教练。 国际奥委会主席萨马兰奇，也为这一对异国恋人牵线。 一九八九年五月，北京举行亚洲乒乓球赛，安宰亨随队前来北京，和焦志敏正式定下终身大事。焦志敏的家人特地从哈尔滨赶往北京“相女婿”。 一九八九年七月十九日，焦志敏离开北京，取道香港前往斯德哥尔摩。她此行是应瑞典乒协的邀请，前去作为期三个月的讲学。 安宰亨也来到那里。他俩在韩国驻瑞典大使馆办理了结婚证明手续。 一九八九年十月二十二日，焦志敏和安宰亨一起由瑞典飞抵汉城金浦机场韩国的记者们蜂拥机场。他们在机场举行了记者招待会。 一九八九年十一月，焦志敏和安宰亨在汉城举行了隆重的婚礼，韩国为之轰动。 当年，焦志敏和安宰亨结婚，被评为韩国十大体育新闻之一。 使何智丽和小山英之结缘的是乒乓球，使焦志敏和安宰亨结缘的也是乒乓球。 焦志敏结束了乒乓球运动员生涯。婚后，她先后生了两个孩子。 顺便提一笔，在何智丽和焦志敏出嫁之前，一九八九年四月，第四十届世乒赛在德国多特蒙德举行。中国乒乓球队男队竟全军覆没：丢了男子团体冠军，丢了男子单打冠军，丢了男子双打冠军，就连男女混合双打冠军也丢了！一句话，沾着“男”字的，全丢了！ 女队比男队要好一些，以李惠芬、陈静、陈子荷为主力，第八次夺得自一九七五年以来连续夺得的考比伦杯——女子团体冠军。 在这届世乒赛上爆出冷门：奥运会女单亚军李惠芬在女子团体赛中战胜了韩国的玄静和，但是在单打第一轮比赛时，竟然被朝鲜新手安惠淑所淘汰！ 乔红作为新手，崭露头角：她连胜匈牙利的巴托尔菲、捷克斯洛伐克的萨法若姬、法国的王晓明、韩国的玄静和，最后战胜了朝鲜的李粉姬，夺得女单冠军。 乔红和邓亚萍夺得女子双打冠军。 李惠芬刚刚回国，就换上礼服，于一九八九年四月二十三月在无锡和乒乓名将惠钧举行婚礼。从此，李惠芬宣告退役这样，中国乒乓球一代女国手何智丽、焦志敏、李惠芬、戴丽丽、管建华、耿丽娟都退出了中国乒乓球队。 内中，耿丽娟移居加拿大。耿丽娟也是异国婚姻，她嫁给了加拿大乒乓选手皮特。 在中国乒乓球队，取而代之的是陈静、乔红和邓亚萍。 韩国名将梁英子，则在第四十届世乒赛前退役。那时，梁英子大学英文专业毕业，报考了体育专业研究生。 这样，韩国乒乓球队也在更新换代之中。 《参考消息》披露 何智丽要“东山再起” 在何智丽出嫁之后，很多人以为，她会和焦志敏一样，从此结束运动员生涯。 何智丽却不！ 在婚后，何智丽不想马上生孩子。尽管小山英之早已过了“而立”之年，很想要个孩子。 他们把乒乓球视为他们的孩子！ 何智丽不同于焦志敏，她仍希望有朝一日杀上乒坛，再显身手……不过，在她初嫁日本之际，她还没有这样的把握，她在摸索着，她在试探着。 一九八九年十二月二十九日，署名潇潇的上海《文汇报》报道《何智丽元旦新娘》中，这样谈及这一敏感问题：“（日本）有不少大学、企业、俱乐部邀请何智丽去打球，但她至今尚未动心。不过，她也常去家附近的体育馆练练球，以保持水准。至于将来，何智丽的回答是：我离不开乒乓球。” 这一报道，据云引起中国乒乓球队的注意。因为报道清楚表明：何智丽到日本后还在练球，“以保持水准”，并无退役之意！ 此后，中国乒乓球队十分留意何智丽的动向。 不过，何智丽来到日本之后，首先面临的问题是适应环境。 她不时从日本大阪写信给笔者，谈及她的近况。 她在一九九零年二月十六日的信中写道：“一月六日我离开上海，至今已有一个半月时间。我来到日本，对这里的气候和生活习惯，一切还是很适应的。当然我也很想念上海，故乡情难以忘怀。 “现在日语老师每周来我家一次，教我日语。生活在日本，语言很重要。现在有些进步，但还要很好努力。” 当然，我很关心，这位世界冠军在日本是否还打球？何智丽是这么写道：“我除了语言练习外，有时运动运动，体质也增强了。” 在一九九零年三月的一封来信中，何智丽写道：“大阪和上海市相近，习惯差不了多少，所以一切如常。” 她说，进入四月份，她学日语的时间要加多，以求尽快掌握日语。在家中，尽管她的婆婆会讲汉语，丈夫小山英之也会讲些汉语，都“改口”讲日语了，以便培养她的日语能力。 闲时，她也练练球。 就在收到此信后不久，一九九零年四月十六日，《参考消息》转载的《何智丽在日本办理选手登记》一文，陡然引起广泛的注意。 《参考消息》转载的是“日本共同社东京三月三十一日电讯”。 电讯称： “女子乒乓球前世界冠军，去年同日本男子结婚的何智丽，已经向日本乒乓球协会办理外籍选手登记。这样一来，何智丽不仅能参加该协会同意的日本国内比赛，而且，从国际乒乓球联合会的规定来看，还可以作为日本代表参加明年在日本千叶市举行的世界乒乓球锦标赛。 “要穿上日本代表的制服，必须本人愿意并征得日本乒乓球协会的同意。假如此事能成，何智丽便能成为试图在世界乒坛东山再起的日本的一员难得的战将。何智丽已通过大阪乒乓球协会向日本乒乓球协会办完选手登记。因为她还是中国籍，所以，办的是外籍选手登记，但今后只要能得到中国乒乓球协会的认可，就能在日本参加比赛……”这条来自日本的电讯，第一次透露了何智丽打算东山再起的消息。 《参考消息》是中国发行量甚众的报纸。见此电讯，中国读者议论纷纷。 中国乒乓球队很注意这一消息，因为这一报道清楚表明，何智丽打算东山再起！ 我即给何智丽去信，告之《参考消息》转载的日本电讯。 一九九零年六月十八日，何智丽从大阪写信给我。何智丽说，她作为个人，倘若参加日本国内的比赛，那是很正常的事情。 何智丽写道： “现在中国籍选手一共男男女女加起来有四十名在日本练习和比赛。在日本一些大型比赛中，中国人和日本人一起比赛，这些都是很正常的。” 然而，何智丽说，把她作为个人参加日本国内的比赛，说成“穿上日本代表的制服”，“作为日本代表”参加“世界乒乓球锦标赛”，这完全是“加油添醋”。“因此，我对这篇文章有意见”。 何智丽还写道： “我从四月份开始，到学校去学日语。现在日语比前段时间有进步。每天去读书。一周内，星期一至星期五上学，星期六、星期日学校休息。到学校去主要多学点语言。现在对我来讲，语言比任何都重要，你说是吗？” 作为上海的女儿，何智丽说还将回沪探亲。她愿与笔者再作长谈。何智丽说，她的心愿依然是努力加强中国人民和日本人民、上海人民和大阪人民之间的友谊。 “日本媳妇’回上海娘家 电话耳机里传出熟悉的声音。哦，何智丽！只是听上去瓮声瓮气。“我感冒了，在发烧。三十八度五！”她说道。 这是在一丸九一年一月，远嫁日本的她，回上海娘家探亲，给我打来了电话。据她说，到上海后的第二天，就感冒了——上海的民居没有暖气，加上连日阴雨，变得又潮又冷。虽说她在上海土生土长，毕竟已远嫁一年，乍一回来便感到不适应。我劝她安心休养，过几天，等她退了烧，我再去看她，请她谈谈在日本做“新娘子”的体会，她格格笑了……她在日本究竟怎样生活？她的心境如何？虽说她给我来过几封信，未免简略。这一次她回娘家，有了畅谈的机会……她又打来电话，说是退烧了，我便去看望她。 一身毛衣、毛裤，一件淡黄色茄克衫敞着拉链。短短的头发露出双耳，她依然还是一副运动员的派头。没有描眉，没有施粉，一对眼睛又大又亮。她还是用一口流畅的“阿拉”上海话，跟我长聊着。只是感冒尚未痊愈，她不时发出几声咳嗽声。 她这次回来，全然是为了探亲——看望双亲及弟弟，所以她很少外出，不参加任何社会活动。她没有惊动一个记者。她希望安安静静地与家人团聚。只要“走漏”一点消息，她家马上就会门庭若市。正因为这样，她与我的谈话，又成了“独家新闻”。 由于这次纯属“私访”，离开日本大阪时，去机场送行的是她的公公、婆婆（丈夫因左腿扭伤，未能亲自送）；飞抵上海机场时，前往迎接的是她的父母和弟弟。不像往日她作为世界冠军，机场上迎送总是大队人马和一束束鲜花。 我问起她成为“日本媳妇”后的生活，她甜甜地笑了。她说，过去她忙于“东征西讨”，虽然到过二十多个国家，但每到一地都极度匆忙，心中只想着打球，只想着夺取冠军。这一回，嫁到日本去，从世界冠军变为“新娘子”，她的生活发生了莫大的变化。生活在身边的不再是教练、队友，而是异国的丈夫和公婆，开始尝到“初为人妇”的特殊滋味。 她在夫家，甚为融洽： 公公小山藤兵卫既热爱新中国又喜爱乒乓球运动，为儿子娶了一位中国的乒乓球世界冠军而欣喜万分，引为小山家族的光荣。 婆婆小山澄美和何智丽有说有笑，一起料理家务。驰骋乒坛时，何智丽几乎不会做家务。如今，她常常充当婆婆的助手。她发觉，婆婆的手很巧，会做一手好菜，又会裁制各种和服，甚至会设计出花样繁多、新颖的妇女手提包——婆婆送人的礼物，常常是自己新近设计的手提包。她说婆婆非常爽朗，从不“婆婆妈妈”。 丈夫小山英之也酷爱体育运动，乒乓球、游泳、篮球之类，样样能“露一手”。 初嫁异国，何智丽经过了一个适应过程。 最初的三个月，语言成了交流感情的障碍。结婚前，他和她主要靠打手势和笔谈。结为夫妇之后，不能老打手势或笔谈、小山英之为她请来了日语家庭教师，何智丽的日语大有长进。其实，小山一家，也都成了她的“日语家庭教师”。她生活在日语的氛围中，特别是看电视时，是锻炼她日语听力的好机会。后来，那位日语家庭教师到美国去了，何智丽便到汉语学校学习。尽管每次路上来回要两小时，她仍坚持上学。在学校里，遇见许多中国同胞，其中有好几位上海老乡。 渐渐地，她闯过了语言关。她能用日语跟丈夫、公公、婆婆说话，表达一些简单的意思。她能大致看懂日语电视剧的意思。 在大阪，她成了新闻人物，日本记者不断登门采访。最初，由丈夫或婆婆担任翻译。后来，她自己能听懂记者的提问，用日语作简短的答复，由丈夫作一些补充。如此这般，她居然能对付日本记者的提问。 日本的《朝日新闻》等多家报纸，刊载了何智丽访问记。每一回，她都要向记者表达：“愿为日中友好竭尽微力。”在日本记者的眼中，她的异国婚姻，是日中友好的象征。婚后，小山英之处处尊重她，遇事总与她商量。小山英之一下班就往家里走，朋友们笑他“妻管严”。他笑笑说：“我是个很顾家的人。”日本男子不大做家务。小山英之在家中，总是帮何智丽做家务。 每逢打扫房间，他抢在前头，扫得非常细致。她认为已经干净了，他还要卖力地清扫一番。 日本人的时间观念很强。每次去汉语学校上学时，何智丽步入地铁，在车站等车，总是遇见几张“老面孔”，他们很准时来到车站，每回老是坐同一车厢去上班。从星期一至星期五，街上缺乏色彩，男人们要么穿黑西装，要么穿灰西装，行色匆匆，忙于上班。他们干活像干活的样。到了星期六、星期日（日本每周休息两天），男人们穿上五颜六色的便服，带着妻儿，痛痛快快地玩，大街上一派繁华景象。何智丽说，小山英之也是这样，他平日忙于公务。到了休息比他驾车带她外出，要么到娱乐场所唱“卡拉OK”夫唱妇随，沉浸在欢乐的歌声中；要么到体育馆，他跟她在墨绿色的球台旁“厮杀”一番。当然他不是她的对手，但打得非常起劲，把上班的疲惫一扫而光。 说起打乒乓球，我问起她：“小道消息说你要‘东山再起’，要加入日本队！” 她连连摇头道：“我还没有加入日本籍，怎么可能加入日本队？” 何智丽说，作为一名乒乓球运动员，她永远喜爱这项运动，在日本，她通常在晚间去乒乓房练球。可惜，大阪没有好的教练，跟中国乒乓球队的条件不好相比。 她已逐渐习惯夜生活。日本人往往在夜里十二时还未睡。正因为这样，她练球安排在夜里。她将来可能做乒乓球教练。她说，她绝不会当家庭妇女。她也将在大阪日中友好协会担任一定工作，愿为加强日中友好出力。眼下，她还不想生儿育女，丈夫也支持她的主张——她有她的事业，她把事业放在第一位。 “你回娘家，小山英之挂念吗？”我问她。 “我来上海以后，他已经打了三次长途电话！”说罢，她又甜甜地笑了……一九九一年三月三日清晨，我接到何智丽的电话，说她马上要去机场，飞回日本。她愿在今后一直跟我保持联系，作为“独家采访”，不断写下她的生活新的一页……何智丽在第四十一届世乒赛上观战两年一度的世乒赛，是世界乒乓球界的盛大节日。 一九九一年四月二十四日，第四十一届世乒赛在日本千叶市开幕。 千叶市是千叶县的县府。千叶县人口五百来万，坐落在日本关东的东南部。日本新建的成日国际机场，就在千叶县境内。 跟第四十届世乒赛相比，这一届世乒赛的参赛规模小了一些：第四十届世乒赛有六十九支男队和五十五支女队参赛，而这一届则只有四十九支男队和四十三支女队参赛。 正在进行的海湾战争，使世界蒙上了阴影。 另外，就日本来说，乒乓球早已失去当年的地位，所以千叶赛场上，日本观众寥寥，售票处门庭冷落。 两年前，当第四十届世乒赛举行的时候，何智丽正在准备出嫁，没有机会出席。 这一回，何智丽在千叶露面。这位第三十九届世乒赛女单冠军不是来参赛的，而是来观赛的。 何智丽在千叶一露面，马上引起中国记者们的注意。 中国新闻社记者王平、王健在五月四日从千叶发出电讯《千叶赛场巧遇何智丽》，他们写道：第三十九届世乒赛女单冠军何智丽，今天与其夫小山英之先生双双出现在本届世乒赛赛场上，引起中国记者的注意。 何智丽看起来比以前苗条了许多，人也显得精干，她看起来也十分高兴同国内记者相遇。 四年前，何智丽在第三十九届世乒赛上勇夺女单世界冠军。后来，她与日本人小山英之先生结婚，现已到日本约两年。 何智丽目前住在大阪，她是特地前来观看世乒赛的，现在她在一家银行管理一个乒乓球俱乐部，同时在该银行的人事部任职。她初来时曾经上学，目前日语水平大有提高，日常会话、交往等已毫无问题。 问及她是否还打球，何智丽笑答，她已不像以前那样练，打得比较少。 如今的何智丽，从言谈话语之中可以感觉到她已是小老板的身份，但衣着很是朴素、自然。她上穿一条长袖蓝衫，下着一条普通的牛仔裤，言谈之时，其目光闪烁，仍不失当年手举盖斯特杯，登上世界女单冠军领奖台之时的英气。中国新闻社的记者，怎么会把何智丽当成“小老板”呢？ 其实，这纯属误会。 何智丽曾于一九九一年一月回沪探亲。她在一月二十八日告诉笔者，她谢绝了好几家日本俱乐部的邀请，而只是答应加入大阪池田银行俱乐部。她并非这家银行俱乐部的“小老板”，而是教练兼队员。 何智丽说，她选择池田银行俱乐部有几个原因：第一，池田银行是日本的大银行，财力雄厚。 第二，池田银行行长清龙一也对她非常看重，愿意花一千五百万美元为她专门建造一座乒乓球训练馆。 第三，池田银行俱乐部离她家很近，开轿车去五分钟便到，骑自行车去也只用十分钟。 这样，何智丽便正式担任了池田银行俱乐部的乒乓教练兼队员。 此后，从一九九一年七月开始，池田银行俱乐部动工新建一座现代化的乒乓球训练馆。这座训练馆于一九九一年十二月落成。馆内装有冷暖空调、可变灯光。底层安放了五张乒乓球台，楼上则为健身房。这座乒乓球训练馆，成了何智丽“东山再起”的基地。 正因为何智丽准备复出乒坛，所以她和小山英之一起前来千叶观赛，以摸清世界乒坛的“行情”。 在四十一届世乒赛上，中国乒乓球队比在第四十届世乒赛时输得更惨！ 在四十届世乒赛上，中国男队在团体赛中败于瑞典队之手，虽说丢了冠军，也还得了个亚军。这一回，中国男队竟然跌到了第七名！这是中国男队自一九六一年以来，第一次在世乒赛上被排除在团体前四名之外。 面对惨败，中国队教练郗恩庭只得这么说：“我想象不到回国后将是什么样的。男队在精神素质、作风斗志方面都比较差，遇到挫折，排除的能力就弱。这一点，我从一年半前接手男队时就看到了。但当时没有充分估计这些问题的严重性。实际一干，才知道要改变和扭转这种状况，并不那么容易。一方面人员青黄不接，对有些队员，虽然一直也摸不到他的思想脉搏，但也没法换掉。另一方面时间太短，虽然有一些想法，但还不能一下实现。现在看来，精神上的差距比技术上的还要大。平时训练不严格，意志不坚定，关键时刻想咬想拼也做不到。现在的工作就是尽快刺激队员摆脱失利的阴影，一切从‘零’开始。” 就在中国男队惨败之际，中国女队也惨遭失利，居然丢失了已经蝉联八届的女团冠军！ 中国女队是在与朝鲜联队进行团体决赛时败北的。 中国队出场的第一主力为邓亚萍，而朝鲜联队出人意料地不用女单亚军、名将李粉姬，却起用十八岁的新手俞顺福。 俞顺福显然对邓亚萍进行过透彻的研究，而邓亚萍对她则一无所知。俞顺福不费力地击败了邓亚萍，一下子轰动了全场！ 紧接着上场的中国队第二主力高军，又败在朝鲜联队名将玄静和手下……这样，中国女队痛失了考比伦杯。 记者描述了当时泪流满面的中国女队： 离开新闻中心记者招待会，张燮林感慨地说，这是他几十年来第一次站在人家（冠军）旁边。而乔红则在记者招待会上就不住地用手抹着眼泪，邓亚萍、高军、陈子荷咬紧嘴唇，想哭，又不愿当着外国记者的面流眼泪。 二楼展览厅旁走廊上，姑娘们一前一后，神态凝重地跟在张燮林后面，默默地走着，没有一点声音，而一回宿舍就一个个蒙着被子大哭起来。张燮林绕了个圈又与我走在一起，他寻思着说：“乒乓球这个东西真使人不可捉摸，朝鲜联队的主力李粉姬第一阶段状态不好，今天他们换上了个替补队员俞顺福，但就是这个替补队员一人拿了邓亚萍和高军二分…我看着这位中国乒乓界的功臣稀稀的头发，不由想起一个多月前在上海采访国际乒联器材委员会主席。美国的哈里森的一句话：“你的头发都给乒乓球拔掉了。”我想，中国女队虽然今天失去了“考比伦杯”，但是，中国姑娘八连冠的世界纪录却永驻人民心中。面对着男女队的惨败，中国代表团团长徐寅生承认，“关键还是本事不够”。当时的报道是这样写的：有记者问徐寅生对男女团体比赛结果有何评价？ 徐答：“这次男女队失利，原因各种各样，关键还是本事不够。选手凶狠有余，稳健不足，逆风时相峙不了，也没有改变的余地，打法也越来越简单。所以马文革一连丢那么多分。从思想上看，缺乏韧劲，没有一分分拼。个别运动员名气不小，现在一些大赛往往指定要名气大的参加。有些人参加了比赛，也拿了成绩，以为自己就是明星了，其实本事并没到这一步。 “昨天女队也没有打好。有人说不该出高军，但换了别人是否就能赢呢？邓亚萍求胜心切，想一板打狠打死，没有调节余地。” 郗恩庭插话道：“张燮林昨晚也有些后悔上高军。” 徐说：“上别人输了，他也会后悔。昨天我和李富荣给女队开了会，鼓了劲。我们这些人都打过败仗，能体会队员。打个不恰当的比喻，上海人斗蛐蛐，败了，使劲扔它几下，让它晕头转向，放下就咬。我跟高军说，与其后悔，决心苦练两年，不如现在咬紧牙关打下去，一切从‘零’开始，别管它那么多。”“爱国主义者”和“国际主义者”的论战“无可奈何花落去。” 中国乒乓球队在男女团体赛中双双失利，意味着中国在世界乒坛上的“王冠”落地，中国乒乓球界在严重失败面前，不能不进行反思。 在这次反思中，中国乒乓球队除了反省自身的错误之外，深切感受到了所谓“海外兵团”的严重威胁。 其实，这是随着中国实行开放政策以来，给中国乒乓球队带来的新问题。 在中国没有实行开放政策之前，中国乒乓球队不存在着人才外流问题。那时，人们开玩笑地说，“中国乒乓球队的世界冠军太多，就像北京夏天的西红柿那样又红又大又多，多了也就不值钱了！” 自从七十年代末，中国实行开放政策以来，打开了闭关已久的国门。于是，“出国潮”在中国掀起，那些“又红又大又多”的“西红柿”也随着出国。 这些“西红柿”到了国外，一下子身价百倍：因为乒乓球是中国的“国球”，中国乒乓球队退役的教练们、世界冠军们，成了世界各国争相聘请的“奇货”、“珍宝”！ 于是，“出国潮”在中国乒乓球界变得汹涌澎湃，几乎在世界各个角落，都能见到中国乒乓球队的“前教练”，“前冠军”们。 于是，每一届的世乒赛，成了原本散居在世界各国的中国“前教练”、“前冠军”们的“大团圆”的盛大节日。 许多中国乒乓球队的“前冠军”们，要求代表移居国参加世乒赛团体赛。 在一九八九年的第四十届世乒赛上，中国乒乓球队已经开始感受到来自“海外兵团”的威胁。 为此，在一九八九年，国际乒联在中国代表团的促成下，作出了这样的规定：在移居国外满六年后，才能有资格代表所在国（或地区）参加团体赛。特殊情况，如经两国（或地区）协商，缩短到两年也可参赛。 耿丽娟原本作为中国队主力，夺取了第三十六届、三十八届团体赛冠军。她移居加拿大以后，要求代表加拿大参加世乒赛的团体赛，遭到拒绝。她为此上诉到加拿大最高法院。由于加拿大最高法院承认国际乒联的决定，因此耿丽娟未能胜诉。 不过，中国乒乓球队出国的运动员，只要加入了某国国籍，则参加单打不受限制。 至于在国外出任教练，就更不受限制。 一九九一年四月二十八日，上海《体育导报》的记者东叶在日本千叶第四十一届世乒赛现场扫描，记述了这样的镜头：“只见江嘉良坐在马来西亚训练桌前，李赫男坐在美国队训练桌前，胡玉兰坐在法国队训练桌前，王大勇坐在比利时队训练桌前……而王燕生则穿着挪威队球衣，王晓明身着法国队球衣，丁毅穿着奥地利队球衣，陈新华身着英国队球衣，耿丽娟与她的罗马尼亚丈夫都穿着加拿大队球衣，还有倪夏莲、马金豹、周兰芬……数都数不过来。从亚洲到欧洲，从疆土广阔的美国到幅员窄小的卢森堡，几乎都有中国球星惨透其间。”内中提到的：江嘉良，蝉联第三十八届、第三十九届世乒赛男单冠军，中国乒乓球队男队队长；李赫男，第二十八届世乒赛女子团体冠军主力；胡玉兰，第三十二届世乒赛女单冠军；马金豹，曾在中国乒乓球队任何智丽的教练。在第三十九届世乒赛上通知何智丽“让球”的，就是他；他们原先都是北京的“西红柿”！ 此外，还有： 第三十四届、三十五届、三十六届世乒赛团体冠军、中国队主力张德英，任教于美国加利福尼亚州乒协；第三十六届、三十八届世乒赛女单冠军曹燕华和丈夫施之皓——第三十六届世乒赛团体冠军的中国队主力，在德国任教。 曹燕华在德国发起成立乒乓联谊会，参加者有第三十六届世乒赛女单冠军童玲等；原河北队的齐宝华、北京队的陈丹蕾，移居香港，成了香港队的主力； 中国乒乓球队原队员刁文元，成了圣马利诺队队员。 据中国乒乓球队不完全统计，以各种途径出国而到国外乒乓球界任职的中国教练、运动员已近三百人。 当然，这只是“不完全统计”。因为据一九八五年前往日本打球的原中国乒乓球队女选手陈丽丽说，在日本打球的中国乒乓球运动员，达一百多人。而张德英说，在美国的中国乒乓球运动员，也有百把人。 尽管中国乒乓球队很多教练、运动员在“出国潮”中出国已多年，但是使中国乒乓球队有了威胁感，则是在第四十一届世乒赛上。 在这次比赛中： 由王大勇执教的比利时男队从上届的第十名跃至本届的第四名，以致把堂堂的中国乒乓球队挤到了第七名！ 加拿大男队，上届排名第二十七。这一回，由原广东队教练苏国熙执教，而三名主力队员中有两名是中国人——原广东队的黄文冠和伍国和，至于另一名队员虽是金发碧眼小伙子，却是耿丽娟的异国丈夫皮特。这样，加拿大队居然闯进了八强！ 由丁毅任第一主力的奥地利男队，夺得了第九名。 法国女队在上届世乒赛排名第十七。这一回由中国的原世界冠军胡玉兰任教练，由原四川队的王晓明任第一主力，居然夺得团体赛铜牌！ 在混合双打比赛时，耿丽娟和她的丈夫皮特打败了吕林／李隽，却又败在韩国的刘南奎／玄静和手下，实际上为韩国选手夺魁扫清了道路。 在女子单打中，耿丽娟击败了中国队的高军。 就在这些海外的中国教练、运动员大显身手之际，又传来新的消息：汉城奥运会女单冠军陈静已办好赴台打球的手续，她成为继徐竞之后，第二个赴台打球的大陆女乒乓球运动员。 也正是在这个时候，何智丽出现在第四十一届世乒赛常虽说她是来观赛，无疑又给中国乒乓球队增多了一分忧虑。 这时，张燮林发出了这样的感叹： “走的走了，嫁出去的嫁出去了，没出去的现在也在想出去，叫我们当教练的怎么办？” 面对着如此尴尬局面，在中国出现两种截然相反的观点：一种人惊呼“人才外流”，造成了中国的“乒乓危机”，使中国的“乒乓强国”的地位受到严重威胁；另一种人则盛赞中国支援了“乒乓世界革命”，因为中国乒乓的人才的外流也就导致了中国乒乓技术的外流，推动了中国乒乓技术在全世界的大普及、大提高，为此，中国人立了大功。 于是乎，有人笑称第一种人为“爱国主义者”，第二种人为“国际主义者”！ 于是乎，“爱国主义者”和“国际主义者”在中国展开了激烈的论战……尽管乒乓人才的外流，被很多人视为中国“乒乓危机”的原因。但是也有人不以为然。他们举出这样的例子：在一九七九年举行的第三十五届世乒赛上，当时还不存在所谓的“海外兵团”，可是中国乒乓男队把三项男子冠军全丢光。由此可见，不能把责任推到“海外兵团”身上。关键还是应该在中国乒乓球队自身找失利的原因。 笔者注意到，近年来，每当中国乒乓球队失利，徐寅生总是强调要从“自身找原因”。 ）笔者还注意到，李富荣一九九二年十月三日在香港南洋酒店接受当地记者金钟采访，说话时显得颇为豁达：“在开放的大形势下，人才外流是正常现象，挡不住的。体育界水平较高的项目如乒乓、体操、羽毛球、女排运动员退役后去国外当教练或打球，我看这是正常现象，也可以说是交流。外国水准提高了，也是我们的光荣。我们也请外国教练嘛，八六年请了东德游泳教练，对游泳队今天的成就是有利的。六十年代我们就请过日本教练大松博文，现在又请了古巴的拳击教练，德国足球教练，独联体的田径教练，美国的……”“去日本打球和当教练（乒乓）的中国人有一百多人，但日本乒乓球技术仍未提高，进不了世界八强，德国集中了欧洲乒乓人才，成绩平平，美国篮球人才输出最多，照样是篮球王国。”既然美国那么多篮球人才出去了，依然是“篮球王国”，中国也完全可以做到大批乒乓人才外出，依然是“乒乓王国”。 小山智丽荣登日本“乒乓女皇”宝座 对于何智丽来说，在第四十一届世乒赛上，只能来观赛，那是因为她还没有取得参加比赛的“入场券”。 那时，她虽与小山英之结婚两年，但是她仍持中华人民共和国护照，仍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 日本对于外国人入籍，控制颇严。尤其是来自中国大陆的人，加入日本籍更不容易。正因为这样，尽管在日本有一百多个中国乒乓球运动员，但是获准入日本籍的几乎没有。 在日本，有两种乒乓比赛： 一种叫“全日本乒乓球公开赛”，只准日本籍的乒乓球运动员参赛。这种比赛的冠军，虽然号称“全日本冠军”，但是实际上并非代表日本乒乓球的最高水平——因为绝大部分在日本的中国乒乓球运动员都不能参加这一比赛，而这些中国乒乓球运动员的水平远远高于日本籍乒乓球运动员。 另一种叫“社会人乒乓球赛”，则不受国籍限制。一九九二年度的日本“社会人乒乓球赛”，进入前十六名的，有十五名是中国乒乓球运动员！所以，“社会人乒乓球赛”的冠军，水平才是最高的。 不过，只有参加“全日本乒乓球公开赛’”，获得好名次，才可能代表日本参加国际比赛。 日本的乒乓球运动，曾经不可一世。乒乓球曾一度是日本的“国球”。一九五一年日本队夺得第十九届世乒赛女子团体冠军、男单冠军、男双冠军、女双冠军这四项冠军，从此开始称霸于世界。 此后，在一九五九年的第二十五届世乒赛上，日本队成了世界乒坛“霸主”——除了男单冠军被中国选手容国团夺得之外，其余六个金杯全被日本队所囊括。可以说，那时的日本乒乓球运动如日中天，处于黄金时代。 中国队崛起以后，成了日本队的劲敌。于是，在世界乒坛上，形成了中日两国平分秋色的局面。 日本队渐渐衰落。在每届世乒赛上，日本队所拿的奖杯越来越少。在一九七九年第三十五届世乒赛上，小野治诚为日本夺得男子单打冠军之后，日本队在历届世乒赛上，再也没有拿过一块金牌。 从此，在日本，乒乓球运动也就被挤到不受重视的地位。 在一九九一年，第四十一届世乒赛在日本千叶召开。尽管日本队占着地利优势，可是在男子团体和女子团体比赛中，都没有进入前十六名。 也正因为这样，千叶人对世乒赛表现出没有太大的兴趣，赛场观众并不踊跃。 对于何智丽来说，她酷爱小小银球，期望着有朝一日重上乒坛，驰骋沙场，必须取得“入场券”——加入日本国籍。因为她不作为某个国家的代表，是无法参加国际比赛的。终于，何智丽在一九九二年十月——她和小山英之结婚三周年之际，获准加入日本籍。 这是水到渠成、顺理成章的事。她既然已经嫁到日本，生活在日本，加入日本籍是必然的事。比起别人来，由于她是世界冠军，也由于她的夫家在日本享有很高的声望，日本政府对她优待，所以她在日本生活了三年，就获准加入日本籍。 她在跟笔者谈及加入日本籍的感受时：“我只是换了一本护照而已，其他一切如常。我并没有感到什么别的变化。不过，我从此获得了参加世界乒乓大赛的‘入场券’。” 何智丽加入日本籍之后，她就有了参加“全日本乒乓球公开赛”的资格。 何智丽加入日本籍，也就按日本习惯，随夫姓改为“小山智丽”。 何智丽加入日本籍一个多月之后，就第一次参加了“全日本乒乓球公开赛”。 由于何智丽是头一次参赛，她不是种子选手，她必须从最初的选拔赛开始。 何智丽连闯八关，一路上均以三比零取胜。她毕竟是世界冠军。用她的话来说，她连闯八关，“连汗都没有出”！ 一九九二年十二月二十七日，何智丽步入日本东京武道馆，角逐冠军。她在日本，已是“新闻人物”，所以这场比赛观众十分踊跃，日本电视台作现场转播。这一回，她很轻松，以三比一取胜，荣获“全日本乒乓球公开赛”女子单打冠军。 翌日，日本几十家报纸刊登了“小山智丽”荣登日本“乒乓女皇”宝座的消息。 小山一家欢呼雀跃，尤其是小山英之。他多年受妻子的熏陶，颇通“乒乓经”。妻子参加比赛时，他在一侧观战，“旁观者清”，往往能给妻子以重要的“提示”，也就博得“场外教练”之称。何智丽这一回在日本一举夺魁，表明这几年坚持训练，她“宝刀未老”。 终于拿到参加国际比赛的“入场券” 何智丽成为日本女子单打冠军之后，顺理成章，她也就有了参加一九九三年五月中旬在瑞典哥德堡举行的第四十二届世乒赛的“入场券”。 中国报纸迅速地报道了何智丽“东山再起”的消息。一九九三年一月二日，上海《新民晚报》发表报道《外嫁女期满获参赛资格；何智丽欲夺世乒赛女单冠》。报道指出：“有消息说，代表日本队出赛的何智丽意欲夺取四十二届世乒赛女单桂冠。行家认为凭何智丽的基本功，她在日本可以说是鹤立鸡群，但她毕竟五年没有比较正规的训练了，要在世乒赛上夺魁有一定的难度。” 一九九三年一月十六日，我在上海华亭宾馆会晤了来沪省亲的何智丽和小山英之。一见面，何智丽拿出一张新印的名片送我。名片上印着她的漫画头像，也印着她的日文名字——“小山智丽”。 名片背后印着乒乓战绩： “一九八五年第三十八届世界乒乓球锦标赛女子团体冠军选手。” “一九八七年第三十九届世界乒乓球锦标赛女子单打冠军。” “一九八四，一九八六、一九八八年亚洲乒乓球锦标赛女子单打冠军（三连霸）。” 依然操一口流利上海话的她，这一次回来却听不懂上海的“流行语”了。她一回老家，很多朋友问她：“你下海了吗？”她很奇怪，“下海”干什么？捕鱼？游泳？一问，才知道是“经商”的意思。她连连摇头。虽说她在大阪，身处“海”中，夫家便是当地巨贾，往来朋友很多是大老板，她却一直站在“岸”上。她对我说：“我的心思全用在打球上！” 这一回，何智丽显得格外高兴和轻松。不言而喻，她离开中国乒乓球队已经五年，她苦苦地奋斗了五年，好不容易总算又获得了参加乒乓国际大赛的资格。 我问起敏感问题：“你是否要再夺世界冠军桂冠？” 她笑了。她说参加三十九届世乒赛时，她的精神负担很重，因为那时她反抗“让球”，又要为祖国争光，豁出去了。所以在夺取女单冠军时，精神非常紧张。如今她再度赴赛，身上不背包袱，胜那败那都无所谓，败了，那很可能，她毕竟已经二十九岁了。她说我想测试一下自己在今日的世界名将阵营中，尚可以坐第几把交椅……对于何智丽的复出，中国乒乓球队的反应倒是出乎意料的冷淡。 中国乒乓球队女队主教练张燮林说了这么一句话：“何智丽要夺回世界冠军，还是很遥远的。” 张燮林的这句话，反映了中国乒乓球队对何智丽不屑一顾的态度。 其实，张燮林的话，倒是在对何智丽的实力作了一番估计之后才说的：因为何智丽毕竟已经二十九岁了，而且在离开中国乒乓球队之后，没有得到正规的训练，又没有高水平的教练指点，确实“要夺回世界冠军，还是很遥远的”。 张燮林指出，日本的乒乓球水平现在很差，所以何智丽虽然夺取全日本乒乓球公开赛女单冠军，那并不表明何智丽的水平很高。 尽管张燮林不把复出的何智丽放在眼里，但是这时上海《体育导报》发表的署名“木子”的《何智丽缘何复出》一文，倒是很有眼光，对何智丽作了充分的估计：“据报道，此番何智丽复出的目标是重夺世界冠军。虽然对此何智丽一再表示，这次参赛是‘娱乐’，‘能再次参加世乒赛我感到很开心’，因为也许在中国退役后是不可能参赛的。 虽然现任中国女乒总教练张燮林曾对记者表示何智丽的重返赛场对中国女乒影响不大，何智丽要夺得女子单打冠军较为困难，然而世乒赛夺冠并不是‘天方夜谭’。何智丽是用的右手横拍弧圈球打法，是实力派球员，当时她在中国国内比赛中，数年称霸。” “如果上述报道确切的话，小山智丽此番率日本女队出征世乒赛将对中国女队发起强有力的挑战。也许这是她复出的主要原因。” 不过，何智丽毕竟多年没有参赛，所以她刚刚复出乒坛的时候，很不顺利。 一九九三年二月，何智丽在“西日本乒乓球公开赛”上，跟代表台湾出赛的陈静相遇。 何智丽跟陈静是老对手，她们之间的恩恩怨怨最为错综复杂：在一九八七年三十九届世乒赛之前，何智丽跟陈静交手几十次，陈静从来没有赢过她；在三十九届世乒赛上，陈静说“奉命让球”给何智丽，而何智丽说她根本无需陈静“让球”；在三十九届世乒赛结束不久，一九八七年十一月十八日，在广东佛山举行的全运会乒乓球赛女单四分之一决赛时，陈静以三比一胜了何智丽；在一九八八年，中国乒乓球队临阵换将，让陈静取代何智丽，参加汉城奥运会，夺得女单冠军。 这一口她们各自复出，何智丽代表日本队，陈静代表台湾队，真可谓狭路相逢。 第一局，陈静曾以十九比十六领先，但是何智丽连连扳回五分，胜了第一局。 第二局，陈静以二十一比十三，胜了何智丽。 进入第三局，双方都拿出看家本领，打得不可开交。陈静先是以五比十落后；后来经过奋战，追成十五平，又追成十九平。接着，追成二十平，二十一平。 这时，日本观众发出震天动地的助威声，为何智丽助威。 在这关键的时刻，先是陈静攻球得了一分，接着何智丽攻球出界失了一分。 这样，陈静以二十三比二十一，险胜何智丽。 何智丽以一球之差败在陈静手下，于是，又有人重提第三十九届世乒赛那笔“让球”旧账，使何智丽极度不快。 从此，何智丽在训练时，便把陈静作为头号目标。何智丽下了决心，非胜陈静不可！ 在四十二届世乒赛上受挫 一九九三年五月，第四十二届世乒赛在瑞典哥德堡拉开帷幕。 何智丽和她的丈夫、公公、婆婆一起飞往瑞典。池田银行行长清龙一也和太太一起，飞往瑞典，为何智丽助威。 由于国际乒联对团体赛的参赛资格作了严格的规定，因此，来自世界各国的原中国乒乓球队的选手们，只能集中于单打比赛。 中国乒乓球队男队改由蔡振华任主教练。蔡振华是中国乒乓球队在第三十六届、三十七届世乒赛上夺得团体冠军的主力队员。退役后，在意大利执教。 中国乒乓球队这一口在团体赛上打得不错。女子队重新夺回了团体冠军，男子队则由上届的第七名升为亚军。 中国队还获得了男双、女双、混双冠军。 然而，中国队在单打赛中，打得异常艰难，因为大批“海外兵团”加入了单打行列。 所谓的“海外兵团”，有二十五人获准参加比赛。内中有：原上海的何智丽代表日本；原湖北的陈静代表中国台北；原上海的倪夏莲代表卢森堡；原上海的高冬平代表新加坡；原江苏的井浚泓代表新加坡；原八一队的戴勇代表瑞士；原辽宁的徐竞代表中国台北；原河北的施捷代表德国；原河北的齐宝华代表香港；原北京的陈丹蕾代表香港；原河北的耿丽娟代表加拿大；有人把这些在海外的中国乒乓球教练和选手称之为“海外兵团”。 何智丽对于中国报刊上常见的所谓“海外兵团”的提法，表示不同意。她说，这种提法不利于团结。 “海外兵团”这种提法，实际上把中国乒乓球队和前往海外的中国乒乓球教练、运动员们处于对立的地位。尤其是有的人把中国乒乓球队近年来的连连失利，归咎于“海外兵团”，更是错误的。其实，同是炎黄子孙，同是乒乓球界人士，“本是同根生”，不应该这样对立。 何智丽被有些人视为“海外兵团”的代表人物。 如果说，在第四十届世乒赛上，所谓的“海外兵团”开始构成对中国队的威胁；在第四十一届世乒赛上，形成对中国队的严重威胁；那么，在这次第四十二届世乒赛上，则爆出了“史无前例”的新闻，中国女队因“海外兵团”的参赛，居然丢失了从一九七九年第三十五届世乒赛以来一直保持在手中的女单冠军！ 在出赛前，中国女队心目中的主要敌手是朝鲜队的李粉姬、俞顺福，韩国队的玄静和、洪次玉。 完全出乎意料，在女子单打比赛中，中国女队的一号主力邓亚萍和二号主力乔红，在十六进八时，都被淘汰了！ 谁都想不到，“吃”掉邓亚萍的竟是原江苏队的井浚泓！ 谁都想不到，打败乔红的竟是原河北队的施捷！ 由于邓亚萍和乔红早早中箭落马，女单冠军也就与中国队无缘。 一九九三年五月二十二日，冠亚军决赛，在韩国的玄静和与中国台北的陈静之间展开。 中国乒乓球队的女将邓亚萍、乔红、高军、陈子荷，都在一侧仔细观看。尽管陈静已是代表中国台北，但是中国乒乓球队的女将们都希望陈静能够打败玄静和。 二十五岁的玄静和，以二十一比十六、二十一比十五、二十一比十四，胜了陈静，成为韩国历史上第一个世乒赛女单冠军。 中国乒乓球队的女将们只得默默地离开了……何智丽毕竟是五年来第一次参加大赛。她在抽签时，抽到上半区，而上半区恰恰是强手云集区，十分不利。 一九九三年五月十九日，上海《新民晚报》就发表了记者李京红发自哥德堡的电讯：《抽签运气不妙，前程坎坷艰险，何智丽突围难度大》。 电讯称，何智丽作为非种子选手，由于抽签不佳，一路上要遇诸多名将：在进入前三十二名时，遇欧洲女单冠军、德国的内梅斯以及如今代表加拿大的耿丽娟；如果何智丽进入前十六名，则在争夺前八名时，可能要遇上中国队的怪板手陈子荷；如果何智丽进入前八名，则在争夺前四名时，可能要遇上这三位中的一位，即中国女单冠军。上海的唐薇依，或欧洲冠军、匈牙利的巴托菲，或韩国名将玄静和；如果何智丽进入前四名，则在争夺决赛权时，可能遇上邓亚萍或者朝鲜的李粉姬……何智丽抽签不顺利，打得也不顺利，在进入前十六名后被淘汰了。 不过，胜败乃兵家常事。在上届世乒赛，她只是观赛；这一回，亲自参赛，使她对世界乒坛的最新进展有了第一手的了解。 中国男子单打也成绩不佳，连前四名都进不了。 “海外兵团”们虽说身在海外，其实毕竟是中国人。他们取得了一些胜利，总是以为是自己个人的胜利，并不以为是代表了所在国取得了胜利。 在第四十二届世乒赛上，井浚泓和施捷作为“黑马”，击败了中国队主力邓亚萍和乔红。然而，她们在得胜后，接受记者的采访，却这样说出心里话。 井浚泓说： “其实，中国人到国外打球，即使拿了冠军，心里也高兴不起来，因为看到所代表国的国旗升空，心里很不是滋味。” 施捷也这么说： “我和乔红是同龄人，她能当世界冠军，不光是靠球技，还有球运。作为同一个项目的竞争者，我的球运差极了。以前我连国家队都进不了，更不敢奢望参加世乒赛了。今天能有机会一搏，我会证明我的实力究竟如何！” 顺便提一句，在第四十二届世乒赛上，日本男女队在团体赛时都没有进入前十六名。人们笑谓日本队，乃是“孔夫子搬家——全是书（输）”。 朱镕墓的接见使她备受鼓舞 自从参加四十二届世乒赛之后，何智丽加紧了训练。说实在的，她作为人十年代的冠军，如今要参加九十年代的比赛，必须作出艰苦的努力。 何智丽听说了张燮林的话：“何智丽要夺回世界冠军还是很遥远的。”她决心缩短这“遥远”的距离。 何智丽是一个意志非常顽强的人。 有的朋友劝何智丽，你不比别人，小山家的条件是所有“海外兵团”无法相比的，何必还那样拼命？ 何智丽答道，确实，打球并非我的“谋生手段”，我完全不必靠打球“谋生”。但是，打球是我的第一爱好。我从小就喜欢乒乓球，我毕生热爱乒乓球。我是为了发展乒乓事业而拼命练球。一个人在事业上有所追求，生活才是充实的。在大阪，我完全可以整天吃吃喝喝，听听音乐，看看电视，过着很惬意的生活。其实，我以为那样的生活是空虚的。正因为这样，我才整天汗流满面地去练球。我完全在“自讨苦吃”，但我很充实！ 她邀请她的恩师孙梅英前来日本大贩，专门指导她。原先，何智丽是在孙梅英的指导下，夺得第三十九届世乒赛女单冠军。如今，她要在孙梅英的指导下，再度辉煌！ 一九九三年底。何智丽第二次夺得“全日本乒乓球公开赛”女单冠军。 一九九四年是国际家庭年。一九九四年二月十四日，日本《读卖新闻》刊登了何智丽和她的丈夫、公公、婆婆在乒乓桌旁的大幅照片。这是千千万万日本家庭中不同于众的家庭——既是“中日友好之家”，又是“乒乓之家”。 最使何智丽难忘的是，一九九四年三月，中国国务院副总理、原上海市市长朱镕基访问大阪时，两度接见了何智丽一家。 一见面，朱镕基就很风趣地对何智丽的公公小山藤兵卫说：“你们娶了我们的一个世界冠军，也得还给我们一个世界冠军呀！” 何智丽的公公拿出那份刊登全家照片的《读卖新闻》送给朱镕基。 朱镕基看了报纸，很高兴地对小山藤兵卫说：“你是大阪府的中日友好协会会长，如今你的家庭又成了中日友好之家，谢谢你为中日友好做了许多工作。” 朱镕基很详细地询问何智丽在日本生活的情况。 朱镕基的接见，使何智丽这位“中国的女儿，日本的媳妇”受到很大的鼓舞。 就在这时，从中国北京传来沉痛的消息：何智丽的恩师、六十四岁的孙梅英，于四月二十日上午十一时病逝！ 孙梅英于一九九三年年底从日本回到北京，在一九九四年三月二十二日突发脑溢血，急送医院抢救，曾一度好转。后来，因脑中淤血压迫呼吸系统神经，使病情转危而去世。 何智丽赶紧给孙梅英家属发出唁电，表达自己对恩师的深切怀念。 在孙梅英离世之后，人们称誉她是“新中国乒乓球运动的先驱者、力行者和传播者”。何智丽，其实只是孙梅英的“末代弟子”而已。 一九九四年五月二十六日，我在上海《新民体育报》发表了《怀念乒乓女帅孙梅英》一文。那天下午，正值来沪探亲的何智丽要回大阪。中午，我在电话中告诉何智丽，今天的《新民体育报》发表了我悼念孙梅英的文章，她随即匆匆下楼，到街上去买《新民体育报》……四个多月后，何智丽终于迎来那历史性的一天——十月十三日，她终于赢得了历史性的胜利，在第十二届亚运会上一口气击败了陈静、乔红和邓亚萍。 获胜之后，何智丽跟我说，很可惜，“孙导”看不到我的胜利……言谈之间，何智丽对她的恩师孙梅英，充满怀念之情。 我告诉何智丽，一九九四年十二月十二日，我在上海《新民体育报》上，曾发表了《“理解万岁”》一文，向她表示祝贺。 我在文章中写道： “何智丽这次为中国乒乓球队作出了不平常的贡献：她孤军奋战，又上了‘年纪’，居然能够夺得金牌，中国乒乓球队的教练们、队员们，应该们心自问，应当卧薪尝胆，奋起直追。就这个意义上讲，何智丽给中国乒乓球队敲响了反思的警钟。 “何智丽毕竟是上海的女儿，中国的女儿。让我们高高举起理解的酒杯，向何智丽祝贺！” 她跟我谈起近况。 叶：我还记得，在一年多以前，那次在上海华亭宾馆，我和你、小山英之相聚，也是这样的长谈，你就充满必胜的信心。那时，你刚拿到日本女单冠军，有了参加国际比赛的“入场券”。 我还保存着那次谈话的录音带。现在，你当时的抱负，完全实现了。 何：这一回，我终于扬眉吐气了！在加入日本籍的中国人之中，我是日本新闻界最关注的一个。结婚轰动，拿日本冠军时轰动，这一回又轰动……一生所求是夺取奥运会金牌何智丽坦诚地向我道出了心中的话：“我各种金牌都拿了，现在只缺一块奥运会金牌。我的最终目的就是为了拿奥运会金牌。”确实，早在一九八七年，她就立下了夺取奥运会女单冠军的宏愿。 无奈，——九八八年的汉城二十四届奥运会，她因被“首先排除”，以致与奥运会金牌无缘。那时，她才二十四岁，风华正茂，只能坐在上海家中收看奥运会电视，只能眼巴巴地看乒乓女单冠军金牌落在陈静手中！ 四年一度的奥运会，一九九二年在巴塞罗那举行时，何智丽已经二十八岁。这时，她还没有加入日本籍，没有参赛的“入场券”。她也只能坐在大阪家中收看第二十五届奥运会电视，只能眼巴巴地看乒乓女单冠军金牌落在邓亚萍手中！ 运动员的“运动青春”是短暂的，怎么等得起四年又四年。 眼下，第二十六届奥运会将于一九九六年在亚特兰大举行。那时的何智丽，已经三十二岁了。可是，她依然雄心勃勃，她要把前两次失去的机会夺回来。她要在第二十六届奥运会上拼搏。 她向我重复容国团的那句名言：“人生能有几回搏！” 她还说及，在一九九四年十二月二十五日，她第三次蝉联“全日本乒乓球公开赛”女单冠军。她在半决赛中淘汰了大野知子之后，和佐藤利香争夺冠亚军。何智丽以三比一胜佐藤，比分是十九比二十一，二十一比十四，二十一比九，二十一比十六。 何智丽在拿到冠军以后说：“拿冠军真难啊！我拼到了最后。” 尽管拿冠军“真难”．她仍乐此不疲。 她也跟我谈起了即将于一九九五年五月一日在中国天津开幕的第四十三届世乒赛，那又是一场新的拼搏。 对于中国来说，这是自三十四年前在北京举行第二十六届世乒赛之后，又一次在中国举行世乒赛。已经有六十三个国家和地区的乒协报名参赛。以天津市市长张立昌为主任的世乒赛筹委会，正在紧锣密鼓筹备这届世乒赛。 我告诉她，一九九四年十二月二十五日新华社记者在东京报道了你要参加一九九五年天津世乒赛。 我还告诉她，中国乒乓球队正在河北正定集训，下决心要打翻身仗。中国乒乓球队提出了五字训练方针，即“快、准、狠、变、转”。张燮林特别强调“准”，以为失去女单冠军，主要是在“准”字上欠火候。 何智丽说，我去天津出席世乒赛是没有问题的。我在三十九届已经拿了世乒赛女单冠军。我的主要目标是夺取奥运会金牌。另外，由于我在广岛亚运会上夺得女革冠军，我现在成了头号目标了。所以，我参加天津世乒赛，将是“众矢之的”，将更加艰难。 就在我即将完成本书之际，一九九五年二月四日，何智丽从日本大阪打来电话。 她告诉我，她昨天刚从东京回到大阪。 何智丽是二月二日到东京去领奖的。日本富有影响的报纸《朝日新闻》，评选一九九四年度日本最佳运动员，何智丽是六个中的一个。那天，何智丽出席授奖仪式，她当场把所得的五十万日元（相当于四万二千六百元人民币）全部捐给蒙受地震之灾的神户人民。她认为，这是她应该做的事。 一九九五年二月十三日晚，何智丽则在电话中还向我说了一件意外之事：一九九五年一月八日，当她刚从上海口到大阪，忽地接到梁英子从韩国打来的电话。 梁英子是韩国乒乓名将。在一九八七年印度新德里举行的第三十九届世乒赛上，何智丽击败了梁英子，而夺得女单冠军。这一回，梁英子却给她来电，对她夺得广岛亚运会乒乓女单冠军，表示热烈祝贺。 何智丽说，梁英子的“大将风度”，很使她感动。梁英子和何智丽同龄。梁英子早已退役，而何智丽却仍在乒坛拼搏，再度辉煌。虽说梁英子曾败在何智丽板下，但是梁英子对何智丽的拼搏精神极为佩服，而何智丽也被梁英子博大的胸襟所感动……她还告诉我，她正在为本书挑选照片。将用特快专递寄来。 何智丽说，亚运会之后，很多人想知道我的动向。所以，很多记者想采访我。我把我的心里话告诉你，通过你的笔，转达给中国广大读者和球迷们，代我向他们问好。 她祝愿本书早日问世。 一九九五年二月五日 于上海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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