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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7年7月下旬，一辆黄包车从西安钟楼前驶过，向北拐去。车上坐着一位穿蓝布旗袍的小姐，一双乌亮的大眼睛格外动人。她的脚旁，放着一只小皮箱，看得出是从外地来到西安。黄包车在陕西省立西安北大街幼稚园门口停下。这位小姐下车后，跟幼稚园主任见面时，显得异常兴奋。 “一冰！”她搂着幼稚园主任的脖子。 “李鹤，你怎么来了？！”主任颇为惊讶。 这位主任——徐一冰，迄今仍清晰地记得半个多世纪前那难忘的一幕，向笔者讲述着往事。 徐一冰，后来进入延安，改名徐明。由于中共中央党校有个同名同姓的学员徐明，于是她加了个“清”字。 李鹤，也就是本文主角——江青。江青原名李云鹤，1933年夏，19岁的她从山东前来上海，改名李鹤，在徐明清领导下的晨更工学团当教员，同住在上海北新泾镇陈更村的小阁楼里。尽管后来李鹤进入上海影剧界，成了“明星”，改名蓝苹，但是徐明清跟她一直以“李鹤”、“一冰”相称。江青向徐明清说明了来意：她要奔赴延安，请求徐明清介绍她前往西安的八八路军办事处。她身边末带任何组织介绍信，在她看来，徐明清是她最好的“介绍信”…… 江青奔赴延安，是她一生的重要转折点。她为什么要离开“大上海”奔赴延安？她究竟是怎么知道徐明清的秘密地址的？ 说来话长，这要从引导江青走上革命之路，她的入党介绍人俞启威说起…… 俞启威是江青最初的爱侣。他，也就是后来改名黄敬的中共高干——1949年初天津市人民政府宣告成立时，他被任命为第一任天津市市长，兼任中共天津市委书记。 江青初识黄敬时，黄敬是青岛大学物理系学生，尚不是中共党员。“九·一八”事变后，黄敬成了学生运动中的活跃分子，他领导青岛大学的学生罢课，抢占火车，去南京向国民党政府请愿。经过这番实际考察，中共青岛大学地下党支部决定批准黄敬加入中共，举行了秘密的入党仪式。 黄敬加入中共，也就影响了江青。江青的思想，也逐渐激进。那时，江青和黄敬从热恋而同居。 经黄敬介绍，江青于1933年2月加入中国共产党，时年19岁。 就在这年7月，因为叛徒出卖，黄敬被秘密逮捕。江青仓皇出逃，拎着一只小皮箱奔向上海，失了党的组织关系。 本来，江青可以住到上海俞宅。只是俞家并不承认她这个未经明媒正娶的儿媳妇，所以她不能不在魏鹤龄家暂住。她提出要求，希望拜见田汉。 江青在田汉家借住了些日子，田汉派他的弟弟田沅照料江青。 田沅向田汉建议，把江青安排到“晨更工学团”去工作。江青同意了。于是，田沅陪着江青，来到上海西郊的小镇——北新泾镇，把江青介绍给“晨更工学团”的负责人徐明清。 这样，江青就在僻远的北新泾镇住了下来，在徐明清领导之下工作…… 据徐明清回忆，“小俞”（亦即黄敬）曾几度秘密来沪，会晤江青。 后来，“小俞”虽然在北平工作，但跟江青一直保持着联系。 就在江青去延安前3个月，“小俞”从北平到延安去了一趟…… 黄敬的延安之行，给了江青以影响。 黄敬促使江青下定了奔赴延安的决心。 江青得知徐明清在西安，使她的决心化为实际行动。 徐明清说，她陪着江青前往西安八路军办事处。徐明清跟那里的危拱之很熟，危拱之是叶剑英的夫人。危拱之听了徐明清的介绍，带着江青去见邓颖超。邓颖超很有兴味地翻阅了江青带来的“介绍信”——一本相册，上面贴着许多剧照。相册的剧照，表明江青确实是来自上海的演员，而且所演的大都是左翼影剧。邓颖超看毕，笑道：“嗬，上海的大明星嘛！”不过，邓颖超说，办理赴延手续，是由博古主管的，需要约定时间，跟博古见面。 过了些天，江青独自从北大街幼稚园前往“八办”。博古跟她做了谈话，了解她的一些情况。当时延安欢迎进步文化人投奔那里。博古同意江青的请求。 1937年8月底，江青到达延安，被安排在延安的第3招待所（又称“西北旅社”）暂住。登记旅客名字时，她不再写“蓝苹”，而是用“江青”。 对于取“江青”这名字，她是花了一番心血的。据云，含义有二： 其一，“青出于蓝而胜于蓝”。“蓝”，蓝苹也。也就是说，虽然江青“出于”蓝苹，却立志要干出一番“胜于”蓝苹的事业来。 其二，“江青”出典于唐朝诗人钱起的《省试湘灵鼓瑟》一诗：“曲终人不见，江上数峰青。” 江青来到延安之后，就受到了审查。当时，负责审查江青党籍问题的，是中共中央宣传部的郭潜。他在抗日战争之后，被国民党军队俘虏，到了台湾，改名郭华伦，担任台湾“国际关系研究中心”副主任，笔名陈然。 据郭潜1974年10月22日在台北接受日本作家伊原吉之助的采访时，回忆道： “江青于七七事变刚发生之后，单身来到延安。9月10日发生党籍问题。 “江青的党籍恢复申请，因‘无证据’”被批驳。江青于是在招待所空过了9、10两月。在此期间，好像巴结了同乡康生。她以前的情人黄敬于10月来到延安，找到了证人，乃平安地恢复党籍，立即进了‘党校’受训6个月。陈然（引者注：即郭潜）的太太，曾在‘党校’教过江青。” 郭潜作为当事人，把审查江青的党籍问题谈得十分清楚。 起初，江青十分焦急。新来乍到，人地生疏，一时又找不到证人。可是，党籍问题不解决又不行。在上海、在话剧界、电影界，党籍问题不那么重要，而进了延安，这是至关重要的“政治生命”。 就在江青成天价等待之际，徐明清由西安来到延安，使她欢欣鼓舞。 但是，徐明清只能证明江青在上海、临海、西安的经历，只能证明她曾参加中共领导下的一些进步活动，只能证明她加入过共青团，但无法证明她是中共党员——因为如果确实她是中共党员的话，那何必在晨更工学团发展加入团呢？只有先入团、后入党的，哪有入了党再入团的？ 徐明清无法为江青恢复党籍提供证明，这使江青十分沮丧。 据郭潜回忆，“黄敬于10月来到延安，找到了证人”。黄敬作为江青入党的介绍人来证明江青确实曾经在1933年2月加入中共，是最权威的证人，况且那时的黄敬已是中共高级干部。 据徐明清回忆，江青进入延安之后，曾在关于自己入党经过的材料上，写明介绍人是黄敬。组织部门于是通过地下交通，去函向黄敬了解，黄敬写了证明材料，证明江青是由他介绍入党。 比较郭潜和徐明清的回忆，似乎徐明清的回忆更可信些。不过，他们的回忆都一致表明，是由黄敬证实江青的中共党员身份的。 徐明清还说，由于组织上向他调查江青入党问题，他得知江青进入延安，曾给江青写过一封信。 不过，这时的黄敬，已和范瑾相爱。范瑾，原名范元贞，湖北汉口人，一位能干的女记者。大抵是江青在上海跟唐纳、跟章泯同居，闹得满城风雨，使黄敬的心冷了，于是另择伴侣。 至于郭潜所说的江青“在此期间，好像巴结了同乡康生”，事情是有的，但不在9、10两月——因为那时康生不在延安。 经过两个来月的审查，江青的党籍问题由于黄敬的证明终于得到解决。这样，她在1937年11月进入了中共中央党校学习，成为第12班学员。 据郭潜1976年8月16日在台北回忆： “江青的知识水准和政治水准都很低。内人曾在党校教过江青。关于江青，她曾经说过：江青在党的会议上简直不敢发言。理解浅陋，不能发言。偶尔发言，一开口就说：‘我不太明白，请诸位指教。’惹人耻笑。当时的女党员，都看不起她。当时的女党员很多是长征参加者，学历高深者，党历或活动时期长久者，她们都看不起江青。” 就在江青进入中共中央党校学习不久，1937年11月29日，出任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副团长的康生从莫斯科回到延安。 康生的突然出现，使陷于孤寂之中的江青，存在中共高层找到了“靠山”。 江青和康生，在“文革”中一个是“中央文革小组”的“第一副组长”，一个是“顾问”，一配搭一档，干尽坏事。由此，人们追溯江、康之间的关系史，追到延安时期是恰如其分。也有人追溯到山东诸城，似乎早年便有“勾结”，那就显得牵强、过分了：江言和康生都是诸城人，江青之母曾在康生家帮佣，两家相距不远，而且康生当过江青的母校——诸城高等小学校长。不过，江、康那时未必相识。因为康生生于1898年，比江青年长16岁。康生当诸城高等小学校长时20岁，即1918年，那时江青不过4岁。康生1924年夏离开诸城，那时康生26岁，而江青只有10岁。即便相识，也谈不上有什么交情…… 当江青从山东来到上海时，康生早已在莫斯科。 然而，事情却是那么的凑巧：当江青从上海进入延安3个月之际，康生从莫斯科飞来延安。江青正在中共中央党校学习，而康生恰恰被中共中央派往中央党校，接替李维汉，出任校长！ 一个是中央党校的校长，一个是党校的学员，这时“同乡之谊”起作用了，两人大有“他乡遇故知”的感触。江青正在中共高层寻找“靠山”，康生也就成了她的“靠山”。 据当年在延安，现任“民革上海市委顾问”的翟林椿先生回忆，1938年8月13日纪念“八·一三”抗日一周年（据本文作者查考，似应是1938年7月7日纪念“七·七”抗战一周年），在延安钟楼东边，原“抚衙门”旧址，举行大会。上午是毛泽东作报告，下午文艺演出。翟林椿先生记得，话剧主演者是丁里。 翟林椿回忆：“压轴戏是江青主演的京剧《打渔杀家》。纵然我当年很少看过京剧而入迷姑苏评弹，但江青扮演的桂英一角，不论唱白、身段、台风、神韵都得到观众的一致好评。毛主席和其他首长观看了这场精彩纷呈的演出。演出结束，江青率先和众多演员拥到台口，向热烈鼓掌的首长和广大观众致谢。尔后，她便款款步入后台一间点有汽灯的残破空屋（临时化妆室）去卸装。” 翟林椿记得他目击的一幕： “毛泽东等首长步入临时化妆间，慰问演员。这时，我奉命提着铁皮水壶，为首长倒开水，所以也进入那临时化妆间。”他见到江青上前跟毛泽东握手，然后很亲切地谈着…… 翟林椿所目击的，是不是江青第一次跟毛泽东见面，不得而知。 不论是看京剧《打渔杀家》，还是看话剧《被糟踏了的人》或是《锁在柜子里》，有两点是可以肯定的： 第一，那时江青在延安相当活跃，主演过京剧、话剧； 第二，毛泽东向来对戏剧很有兴趣，他看过江青演出的戏剧。 还有人说，是江青听毛泽东的报告，故作认真，引起毛泽东的注意。 据李维汉回忆，中共中央党校确实请过毛泽东讲哲学。李维汉的校长任期是1937年5月至1938年4月，而江青是在1937年11月入校，正是在李维汉校长任期之内。 类似的传说，说是毛泽东去“鲁艺”讲话，江青“特别坐前面，使毛最容易看到的地方，打扮得漂漂亮亮”。虽说江青后来从中央党校调往“鲁艺”，但从时间上看，似乎应是在中央党校听毛泽东报告。 江青把自己的一张照片送给了毛泽东。这张照片在毛泽东的笔记本里，夹了很长一段时间…… 就在江青进入延安的时候，毛泽东的第二个妻子贺子珍离开延安前往西安。 海外有不少书籍、文章把贺子珍的出走，说成是江青插足毛泽东家庭，甚至绘声绘色描述贺子珍如何在延安窑洞里跟江青吵架。其实，贺子珍去西安，跟江青倒是并不相干。 江青这一辈子恐怕未曾跟贺子珍见过面，她跟贺子珍“在延安窑洞里吵架”纯属子虚乌有的传说。不过，贺子珍的走，恰恰给江青提供了乘虚而入的绝好机会！ 历史竟会这样的凑巧：不早不晚，就在贺子珍离开延安的时候，江青进入延安！ 据徐明清回忆，江青跟毛泽东恋爱的消息，在延安传得很快。 不久，组织上再度找徐明清了解江青的历史情况。这一回，着重了解的不是江青的党籍问题，而是江青在上海的各方面的情况。徐明清明白，这是为了江青和毛泽东的婚事，组织上第二次对江青进行审查。徐明清所谈的，跟她原先为江青所写的证明材料差不多，但是她提到了江青在上海时生活上的那些浪漫事。 组织上除了向徐明清了解之外，也向来自白区的其他人作了调查。 毛泽东会看中江青，许多人感到不可理解。笔者看来，当年毛泽东的警卫员李银桥的一席言，倒是比较客观的： 那时的延安，生活环境异常艰苦，斗争形势也很严峻，到了延安受不了又离开延安的不乏其人。江青在这个时候来到延安，坚持下来了，还是应该肯定的。当然，投奔革命的不等于坚强的革命者，毛泽东曾多次指着江青鼻子训斥，你就是资产阶级个人主义，你是改不了的剥削阶级作风。这两句话给我的印象很深，也耐人寻味。我想江青如果没有积极投奔革命，毛泽东不会说这两句话；江青如果是成熟的优秀革命者，毛泽东也不会说这两句话。 敬仰爱慕毛泽东的女青年不少，以毛泽东的情况，不可能选一个各方面都糟糕，如某些文章说的那样一无是处的女人作妻子。 那时江青长得还是比较出众，头发乌黑浓密，系一根发带，发带前蓬松着一抹留海，发带后面，曾经留过辫子，曾经让头发像瀑布一样披挂到肩际，眉毛弯弯的，眼睛大而有神，鼻子挺秀，嘴巴稍稍有些大，但是抿紧了嘴唇的时候还是别有一番动人之处。 她会唱戏，现在不少文章说她是三流演员。但在延安，在陕北，我们那时把她当明星看待。她唱戏唱得好，她表演的《打渔杀家》，中央首长很喜欢，毛泽东也喜欢。 她字写得好，也能写文章，特别是楷书写得好。 江青喜欢骑烈马，驯烈马，越凶越爱骑。 江青不爱打枪，爱打扑克，织毛线，她织毛衣织得很好，能织出各种花样，会剪裁衣服，自己动手做，做得很漂亮。 那时，她比较能接近群众，给工作人员剪头发，讲点文化科学知识，教教针线活等。行军路上能搞点小鼓励，有时还给大家出谜语。有个谜语如今我还记得清：“日行千里不出房，有文有武有君王，亲生儿子不同姓，恩爱夫妻不同床。”谜底是“唱戏”。 江青喜欢打扮，也会打扮。转战陕北期间，她不再长发披肩，梳成两条辫子，在脑后蛊成一个髻，在女同志中，她总是显得比较出众，女青年喜欢叫她帮助梳妆，她也乐于帮助别的女孩子，毕竟是一种荣誉。她在冬天穿军装时候多一些。有时也穿蓝色棉衣，剪裁合体，总要显出身段才行。夏天喜欢穿翻领列宁装，带卡腰。她满意自己的皮肤白晰，腰肢苗条，她乐意暴露自己的优点。 江青在表现她的种种优点之处的同时，也不断的暴露出她品质和性格上的缺点和弱点，她的骄傲，她的爱出风头，她的顽强表现自我，总想高居人之上的欲望，她从来不会替别人想一想的极端个人主义…… 李银桥跟江青有过长期的接触，他对她的观察，评价，是比较中肯的。 笔者在访问徐明清时，她也如是说： “人是会变的。江青也有一个演变的过程。最初，她在俞启威的影响下，加入中国共产党，走过一段革命的道路。她到上海以后，在晨更工学团里工作，表现也还是可以的。但是，她后来进入上海戏剧界、电影界，明显地表现出争名夺利，爱出风头，生活作风乱七八糟，等等。……后来，随着地位的变化，她越走越远，以至篡党夺权，成了‘四人帮’的头子，成了反革命集团的头子，成了历史的罪人。” 1938年4月10日，当鲁迅艺术学院在延安成立之后，江青调到那里，担任戏剧系指导员，该系负责人为张庚，助理员黄乃一，编剧王震之，教员钟敬之、左明、崔嵬。 1938年8月，江青得到重要的调令，即调她到军委办公室当秘书，实际上也就是到毛泽东身边工作——对于江青来说，这是至关重要的一步。这时，江青进入延安正好一年。 毛泽东毕竟是中共最高领袖，而江青又是那么一个在上海曾闹得满城风雨的影星，何况那时寸毛泽东和贺子珍并未办理离婚手续。因此，江青和毛泽东恋爱的消息传出，反对者大有人在。 内中，最为激烈的反对者是张闻天。他认为，贺子珍是一位优秀的中共党员，有着光荣的斗争历史，又经过长征的艰苦考验，多次负伤，应该受到尊重。 但是，也有人以为，毛泽东要跟谁结婚，纯属于毛泽东个人私事，他人不必多加干涉。爱情不等于“干部鉴定”，无法勉强，支持者中最为激烈的是康生。 据传，中共中央政治局讨论了毛泽东的婚事，同意了毛泽东的意愿，但对江青作出限制性的规定：“江青只能以一个家庭主妇和事务助手的身份，负责照料毛泽东同志的生活与健康，将不在党内机关担任职务，或干涉政治。” 这一规定，后来又被传为“约法三章”。这“约法三章”流传甚广，却因没有原始文件为据，那“三章”的内容也就有着许多不同的“版本”。 版本之一：“一，不准参政；二，不准出头露面；三，要好好照顾毛泽东同志的生活。” 版本之二：“（一）江青不得利用她和毛泽东的关系作为政治资本；（二）她只能成为毛泽东的事务助手，不得干预政策及政治路线的决定；（三）她不得担任党内机关的重要职务。” 版本之三：“（一）只此一次，不准再娶；（二）毛与贺子珍的婚约一天没有解除，只能称‘江青同志’，不能称‘毛泽东夫人’；（三）除照顾毛的私人生活外，不得过问党的内外一切人事和事务。” 不过，毛泽东的卫士李银桥，否认曾有过“约法三章”。他如此说： “还流传什么‘约法三章’？江青打倒了十几年，真有这个约法三章，约法人早就出来证明了。没人证明嘛。” 李银桥的意见，可以作为“一家之见”。 值得一提的是，那位美国的维特克在《江青同志》一书中，没有说“约法三章”，但提及了：今后20年或一生之间，江青只能专心家事，不准干预公事。 另一值得注意的是，台湾方面前些日子公布的资料中，提及国民党军队攻下延安时，曾查获王若飞的日记本，内中记述了“约法三章”的内容。王若飞当年担任中共中央秘书长，他记下“约法三章”是可能的： “第一，毛、贺的夫妇关系尚存在，而没有正式解除时，江青同志不能以毛泽东夫人自居。 第二，江青同志负责照料毛泽东同志的生活起居与健康，今后谁也无权向党中央提出类似的要求； 第三，江青同志只管毛泽东的私人生活与事务，20年内禁止在党内担任任何职务，并不得干预过问党内人事及参加政治生活。” 台湾方面公布的王若飞所记“约法三章”，文字较严谨，内容也比较准确。只是尚未见到公布原件手迹。这一“版本”的“约法三章”，是当时的原始文字记录。其余种种“版本”，是凭记忆回忆或口头传说，所以彼此有出入。 根据王若飞所记“约法三章”，第一条规定了毛、贺、江三人的关系，第二条规定了江青的任务，第三条规定了对江青所作的限制。这三条，条理清楚，用词稳妥，是种种“版本”中最为可信的。 24岁的江青，终于和45岁的毛泽东结婚了。 结婚的时间，一般笼统地说是“1938年秋”。朱仲丽说是1938年11月。 倒是徐明清的回忆更具体，她记得是1938年11月里的一天——那一天日本飞机第一次轰炸了延安。 这么一来，江青和毛泽东结婚的日子，可以考证出来，即1938年11月19日。徐明清说是“日本飞机第一次轰炸延安那一天”，应是“前一天”——因为日本飞机那天一早就来轰炸，并炸坍了毛泽东在凤凰山下的窑洞，当天是不可能举行婚宴的，因此必定是“前一天”。 结婚以后，江青名义上仍是中共中央军委档案秘书，实际上就在毛泽东身边，照料他的生活。 江青完全成了一位家庭主妇。这时的她，收敛了，检点了，跟在上海时那段罗曼谛克，判若两人。特别是在夫人们之中，她深知自己革命资历的浅薄：周恩来夫人邓颖超是资深革命家；朱德夫人康克清上过井岗山、经过长征；任弼时夫人陈琮英在上海做过多年地下工作；博古夫人刘群先去过苏联、经过长征；张闻天夫人刘英在长征中是中央队的秘书长……在这样的夫人群中，只有具有贺子珍那样革命资历才能匹配。正因为如此，江青初入毛泽东的窑洞，不能不小心翼翼，见到谁都微微一笑，点一点头，极少言语。这时的她，尚是“新媳妇”、“小媳妇”。 新婚之初的日子是平静的。她跟毛泽东相处不错。她给毛泽东结了新毛衣，给他做了充满辣味的菜。闲暇时，那架老式的留声机就在窑洞里唱了起来。这架留声机是美国记者史沫特莱进入延安时，带来送给毛泽东的。江青动作熟练地给留声机换上一张张78转的唱片。知道毛泽东喜欢京剧，投其所好，她在延安搜集一批京剧唱片。毛泽东听得入神，有时用脚蹭打着砖地，打着节拍，有时嘴里也哼哼几句。 毛泽东的窑洞，常常高朋满座。来了毛泽东的战友，她很少露面，要么递支烟，要么倒杯茶，马上就走开。来了外国记者，她不能不露面，不过，她也只是握握手，点个头，递上一盆花生米，就走开了。她显得很腼腆，如同个大姑娘。正因为这样，一位外国记者记述对江青印象时：“她直率而客气，很像一位通情达理的贤妻良母。” 这表明，这位曾经成功地扮演走出家庭的反叛女性的演员，此刻又成功地扮演着跟娜拉截然相反的“贤妻良母”型的东方女性。不过，据陈荒煤回忆，有一回他前来向毛泽东汇报工作时，江青在里面的窑洞里不时插嘴…… 在和毛泽东结合之前，江青曾有过4次婚姻，她却未曾生育过一个孩子。 她曾怀孕。那是在她第2次来上海前，跟黄敬同居，使她怀孕。她在上海做了人工流产手术。那时的她，不想要孩子。因为她四处为生活而奔波，孩子是个累赘。 跟毛泽东结婚之后，江青却盼望着早生孩子。虽说当时在延安，女干部们都不大愿意生孩子。因为生了孩子，就得自己在家抚养，意味着不能参加工作。江青却跟一般的女干部不同，她的工作本身就在家中——照料毛泽东的起居和健康。毛泽东工作异常忙碌，她就显得格外清闲。有个孩子，她就可以多一份“工作”。更重要的是，一旦有了孩子，她作为“毛泽东夫人”的地位也巩固了——那“约法三章”一直使她耿耿于怀。 1939年冬，她怀孕了。那是她和毛泽东结婚整整一年之后。 1940年8月，她分娩了，生下一个女儿。这时，她26岁，毛泽东47岁。女儿的降生，使毛泽东异常高兴，为女儿取名“李讷”，李讷长得活泼可爱，使毛泽东的窑洞里充满了笑声，使得江青的“夫人”地位日渐巩固。 （《海上文坛》1992年第5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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