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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道了一切就原谅了一切 ——英国谚语 旗袍垂挂在衣架上与我默默地对视。 已经是凌晨三点了，我仍没有睡意。台灯昏黄的光笼罩着书桌，窗外是呼呼的风，稿纸铺在桌上，几个小时了，那上面没有出现一个字，我的笔端凝结着滞重，重得我的心也在朝下坠。我不知道手中这篇文章该怎样写，写下去会是什么…… 精致的水绿滚边缎旗袍柔软的质地在灯光的映射下泛出幽幽的暗彩，闪烁而流动，溢出无限轻柔，让人想起轻云薄遮、碎如残雪的月光来。旗袍是那种四十年代末、北平流行的低领连袖圆摆旗袍，古朴典雅，清丽流畅，与现今时兴的。与服务小姐们身上为多见的上袖大开衩旗袍有着天壤之别。 其实，这件旗袍的诞生不过是昨日的事情，与那四十年代，与那悠远的北平全没有关系，它出自一位叫做张顺针的老裁缝之手。老裁缝今年六十六了，六十六岁老眼昏花的裁缝用自己的心缝制出了这件旗袍自然是无可挑剔的上品，是他五十年裁缝生涯的精华集结，是一曲悠长慢板结尾的响亮高腔。 这一切都送给了我。 这是我的荣幸和造化。 今天下午，他让他的儿子把衣服送了过来。他的儿子是有名的服装设计师，是道出名来就让人如雷贯耳的人物。如雷贯耳的人物来到我这即将拆迁的寒酸院落难免有着降贵纡尊的委屈，有着勉为其难的被动。从他那淡漠的表情，那极为刻薄的言语中我感到了彼此的距离，感到了被俯视的不自在。 儿子将衣服搁在我的床上时说，你这件旗袍让我们家老爷子费了忒大功夫，真不明白你是用什么招数打动他的。我听清楚了，儿子跟我说话的时候用的是你，而不是您。这让我反感，让我有种说不出的厌恶！ 那儿子说，我父亲已经有两年多没摸针了，他有青光眼你知道不？你们这些人，往往为了自个儿的漂亮，不惜损害别人的健康，自私极了。 我看了那儿子一眼，将衣服包默默地打开，旗袍水一样地滑落出来，我为它的质地。色彩、做工而震惊。 绝品！ 儿子不甘地说，你给了我们家老爷子多少工钱？ 我用眼睛直视着那儿子，实在是懒得理他。儿子见了我这模样说，我知道我们家的老爷子又上了一回当。 我说，多少钱，你回家问问你的父亲吧！ 那儿子已经走到门口，出门前回过身来郑重地说道，奉劝您一句，以后您再不要上我们家了，我父亲不是干活收钱、摆摊挂牌的小裁缝。就为您这件袍子，看来我还得买房搬趟家。 这回来人终于用了“您”，但这个“您”字里边，有着显而易见的挖苦和讽刺，噎得人喘不过气来。 门“砰”的一声关上了，听着气愤的远去的脚步声，我想，谁能相信这就是在电视上常露脸的名设计师，镜头前的那高贵、那矜持、那艺术、那清雅都到哪里去了？一旦伪装的面纱撕下，他也不过就是街上挂牌摆摊的小裁缝，那一脸的小家子气模样，甚至连小裁缝都不如。一个人的艺术水平到了一定境界以后拼的是文化积累、人格锤炼和道德修养，我料定此君的艺术前程也就到此为止了他绝做不出他父亲这样的旗袍。 旗袍在衣架上与我默默地对视。 那剪裁是增之一分太阔，减之一分太狭的恰如其分。其实老裁缝只是用眼神不济的目光淡淡地瞄了我两眼，并没有说给我做衣服，也没有给我量体，而只那一眼便将一切深深地印在心底了，像熟悉他自己一样地熟悉我，这一切令我感动。 顺针——舜针 我的六兄，谢家的六儿。 本该是一个人的两个人。 在金家的大宅院里，父亲有过一个叫做舜针的儿子，那个孩子在我的众多兄弟中排行为六，出自我的第二个母亲，安徽桐城的张氏。据说这个老六生时便与众不同，横出，胎衣蔽体，只这便险些要了张氏母亲的命，使他的母亲从此元气大伤，一项不振。这也还罢了，更奇的是他头上生角，左右一边一个，就如那鹿的犄角一般。我小时间过父亲，老六头上的犄角究竟有多大，父亲说，枝枝杈杈有二尺多高。我说，那不跟龙一样吗，不知老六身上有没有鳞。父亲说老六没有鳞，有癣，浑身永远的瘙痒难耐，一层一层地脱皮。我说那其实就是龙了，龙眼蛇一样，也是要脱皮的，要不它长不大。父亲说，童言无忌，以后再不许出去胡说，你溥大爷还活着，让他知道了你这是犯上……父亲说的“溥大爷”指的是已经被关押在国外的溥仪，尽管他早已不是皇上了，父亲对他还是充满了敬畏，明明溥仪比父亲辈分还低，年龄还小，父亲仍是将他称为“溥大爷”。皇上是真龙，我们要再出一条龙那就是篡位造反，犯忌！所以，我们家的老六真就是龙，也不能说他是龙。 于是，我将有角的老六想得非常奇特，想象他顶着一双怎样的大犄角在院子里走来走去，想象他怎样痛苦地蜕皮，那角是不断地长，那皮是不停地蜕，总之，那该是一件很有意思的事情。有一天，我在床上跟我的母亲探讨老六睡觉是不是像蟒一样地盘在炕上这一问题，我认为老六是应该盘着睡而不是像我一样在被窝里伸得直直地睡。母亲说，你怎么知道老六不是直直的？我说，大凡长虫一类，只要一伸直就是死了。咱家槐树上的“吊死鬼”被我捉在手里，从来都是翻卷着挣扎，跟蛇一样的，拿我阿玛的放大镜在太阳下头一照，吱的一声，那虫儿就焦了，就挺了，挺了就是死了。母亲听了将我一下推得老远，说难怪我身上老有一股焦臭的腥味儿，让人恶心极了。我说，您搂着我还嫌恶心，我到底还是一个小丫丫，我二娘搂着老六都没嫌恶心，老六可是一条长癣的癞龙，那精湿溜滑的龙味想必不会比槐树上的“吊死鬼”好闻。母亲还是不想靠近我，于是我就用头去抵母亲，企望我的脑袋上也能长出一对美丽的、梅花鹿一样的犄角。母亲闪过我那乱糟糟的脑袋说其实老六头上并没有我想象中的大角，只不过他的头顶骨有两个突起的核罢了，摸起来像两个未钻出的犄角，就是到死，也未见那两个犄角长出来。我愣了半晌，对“未长出的犄角”很遗憾，想象老六要是再多活几年，长到我父亲那般年纪，一定能生出很木错的角来。人和鹿是一样的，小鹿是不生角的，鹿到了成年才会生出犄角，西城沁贝勒家园子里养的鹿就是如此。 我们家有关老六的话题虽然不多但都很精彩，传说老六落生时眼目大开，哭声深沉，遍身黑鳞，异相昭著。他是在偏院的北屋降生的，说是生时浓云密布，雷声轰隆，众人在其生母的昏厥中惴惴不安，不知这驾着雷霆而来的麟儿，预示着这个家族的何种命运。我们家舅姥爷私下说，看这天相，所来的料不是个等闲人物。金家是天皇贵胄，龙脉相延，该是不错的，然龙生九种，九种各一，其中必定有一个是孽种，但愿不要应在了这个老六身上。 老六身上的那层鳞苦苦折磨着他，使他痛苦不堪，需时时地将他浸泡在水盆里才能使他安静下来。听说那鳞乌黑发亮，有花纹斑点，时常成片脱落，很是吓人。二娘抱着老六去医院看过，老六这身皮把那些护土吓得躲得远远的，不敢近前。医院给开了不少药水，抹了只是杀得疼，根本不管用。舅姥爷说，不必治了，凡有成勋长誉者，必附以怪异。我父与曾国藩曾文正公同朝共事，知那文正公也是终身癣疥如蛇附，每天用两双手抓挠，必脱下一把皮屑，这实则是贵人之相。 老六两岁的时候，有一天白云观的武老道来我们家找父亲聊天，父亲着人将老六抱出来让老道着。老六一见老道，立时在老妈子身上翻滚打挺，大哭不止，一刻也不能消停。武老道站着胡子坐在太师椅上冷冷地看，一口一口地喝茶，并不理睬闹得地覆天翻的老六。父亲只好让人把哭泣的老六抱走，那一路哭声直响到后院深处，许久不能止。父亲请老道对孩子的未来给予提示，老道说，四爷的茶很好，是上等的君山银毫…… 武老道在京城不是寻常人物，据云能过阴阳，通声气，更兼有点金之术，奔走者争集其门。武老道论命相堪称奇验，京师某王爷曾微服请相，所示为光绪和宣统的八字，武老道看过后说，先者论命当穷饿以终，后者则有破家之祸。众人皆服。今老道对老六的前程既不肯点明，父亲也不便多问，愈发觉得六儿子的神秘不可测。老道喝透了茶，才款款说道，令公子有胎衣包养，生虽有惊而命大，日主有火，盛则足智多谋，欠则懦弱胆怯，大堤财旺，若生在贫贱之家当责不可言。父亲问如今生在金家又当如何，老道说，水一、大二、木三、金四、土五，戊见甲，当在三、八岁。父亲问三、八岁当怎样。老道说，四爷这条没味儿了…… 事后父亲将武老道的话学给老大的母亲听，二娘说，一个孩子家，三、八岁能怎么样呢，咱们的六儿眼瞅着虚岁过了三周，也没见有什么不好，他一个花老道，故弄玄虚地瞎说罢了。父亲说，还是要留神些才好。二娘说，留神自要留神，家里的孩子们咱们哪个又不留神了，只是不要看得太神圣娇贵了才好。小孩子推得中和才能健康成长，旺不得也弱不得，旺则不能任，弱则不能禁，只待至十五成人，才可以分别贵贱，现在抱在怀里就论前程实实的是有些荒诞了。话是这样说，但父亲对这个生有异禀的儿子仍是情有独钟，常常将老大抱在膝上，抚弄着他那一对硬硬的角说些“当今之世，舍我其谁”的屁话。彼时，家中的老七舜控已经出世，而父亲对他那个弱得像猫一样的七儿子是连看也不看的。 老大不负父望，果然生得聪慧伶俐，讨人喜欢，特别是那对角更是提神，不知被多少好奇的人摸过。亲戚朋友谁都知道，金家养了一条龙。那时虽已进入了民国，可在那些前清遗老遗少们的心目中，何尝不盼着北京东城金家的宅院再像醇王府一样，成为又一座潜龙邸。 老大进出都随着父亲，他可以跟着父亲吃小灶，食物的精美远远超过了他兄弟姐妹们的淡饭粗茶。他还可以坐父亲的马车，并且也。要永远的一个人占据正座，让父亲打偏。他一个小人儿，坐在车上的威严神气，让所有的人看了吃惊，似乎他早已就这样坐过，连父亲也显得暗淡无光，形质惭愧了。于是就有了舜针是德宗转世再生的说法，神乎其神，跟真的似的。对此，父亲不予解释，在他的心里大概乐于人们这样说道。他的讳莫如深的态度无疑是一种变相的推波助澜，在他的默认下，老六不是龙也变成了龙。持坚决反对观点的是二娘，她不允许人们这样糟蹋她的儿子。她说儿子就是儿子，他还是个未成年的孩子，你们不要毁他。二娘是汉人，对一个汉族小老婆的话，人们尽可不听，娘们儿家就知道傻疼孩子，懂个屁。就这样，我们的老六有了不少干爹干妈，谁都希望能沾点龙的光。在龙还没有腾起来的时候他们是爹和妈，一旦真龙成了气候，封王封候，那简单的爹妈岂能打发得了？未雨绸缪是必要的，临渴掘井是傻瓜干的事情，早期的投资是精明远见的体现。很难说在老六那些“爹”、“妈”的思维中，没有今日期货买卖的成分在其中。 “爹”、“妈”们送的钱财、物件大概够老六吃一辈子的。 玉软香温、锦衣玉食中的老六，因了他的相貌，因了众人的推崇惯纵，在金家变得各色而怪戾，落落寡欢地不合群，这使他的母亲时时处在哀愁之中。她虽然不相信武老道的胡诌，但却牢牢记着：“这孩子应该生在贫贱之家”的断语。这个断语在她的心里是个时刻挥不去的阴影，她总预感到要有什么不祥的事情发生…… 民国十年，我们的父亲漂洋过海去周游列国，北京城留下他的三个妻子和子女们。对于父亲的远游金家人谁也不以为然，因为这个家里有他没他是一切照常的。父亲在我们家里从本质来说就是个尊贵的客人，不理财，不拿事；他所熟悉的就是吃喝、会友，起着门面的作用。父亲走了，孩子们在某种程度上得到了放松，是件求之不得的好事。 所感到失落的是老六，失了依赖的老六有种终身无托的恐惧和孤独，他的心只系着父亲。没有别人。每每父亲来信，信中所关注的也只有老六，仿佛他的其他儿子们都是无足轻重的陪衬。当然，儿子们对父亲的来信也从来不闻不问。老六则不然，老六要让他的母亲把父亲的信一遍一遍地读，不厌其烦地听得很认真。这使人感到，老六与父亲的关系在父子之外又添加了某种说不清的情债，不能细想，细想让人害怕。 春天的一个上午，天气晴好，金家的孩子们要在看门的老张的带领下到齐化门外东大桥去放风筝。孩子们托举着风筝，纠缠着线绳，你喊我叫，闹哄哄打狼似的涌出了二门。出门时被站在台阶上的二娘叫住了，二娘由屋里拽出了满脸不痛快的老六，将他推进孩子群中，让他和大家一块儿去放风筝。老六不想去，转过身就往屋里走，被矮他一头的老七一把拉住，老七刚封上开裆裤没有两年，却小大人儿似的很能体恤人。老七说，六哥别走，我带着你。二娘说，让小的说出这样的话来，老六你羞不羞。老六低头不语，二娘说，到野地去，让风吹吹，把一身懒筋抻抻，是件再好不过的事了，你怎的还不愿去？说着二娘向老张使了个眼色，老张就将一个沙燕风筝塞给老六，连推带操地护着金家的小爷儿们出了门，奔东而去。 二娘在廊下深深地叹了口气。 依着二娘的意思是有意将老六混在金家的哥儿们中间摔打摔打，目前她的这个儿子过于细腻软弱了。这不是金家人的性情，也不是她的愿望，在她的思想深处，很怕真应了老六是德宗转世的说法。她嘴上说不信，心里也难免不在打鼓，把她的儿子和那个窝囊又悲惨的光绪皇帝连在一起，她这个做母亲的何以能心甘情愿！为此她希望她的儿子能粗糙一些，能随和一些，能平平安安地长大成人。她没有给人说过，夜深人静之时，她常常用手使劲地按压老六头上那两个突起的部位，她惟恐那两个地方会生长出什么意想不到的东西来。 那天，放风筝的一千人等热气腾腾地回来了，刘妈站在门口挥着个布掸子挨着个儿地拍打。拍哪个，哪个的身上尘上冒烟，呛得刘妈捏着鼻子不敢喘气儿。刘妈说，这哪儿是去放风筝，明明地是去拉套了，瞧瞧这一身的臭汗，夹扶都湿透了。末了，刘妈拽过冻得直流青鼻涕、浑身瑟瑟发抖的老六，拍打了半天，没见一丝土星。刘妈笑着说，敢情这是个坐车的，没出力。老张说，这小子有点儿打蔫儿，那帮驴们在河滩里疯跑，就他一个人在大桥桥头上傻坐着，喊也喊不下来。刘妈摸了摸老大的脑袋说，有点儿烧，得给他再吃两丸至宝锭。 金家虽是大宅门，对孩子却是养得糙，从不娇惯，这大概也是从祖上沿袭下来的习惯。全家的子弟是正儿八经的八旗子弟，老辈儿们崇尚的是武功，讲的是勇猛精进，志愿无倦。到了我们的阿玛这儿还能舞双剑，拉硬弓，骑马撂跤。祖辈的精神自然是希望干秋万代地传下来，不颓废，不走样，发扬光大直至永远。这个历经征战，在铁马金戈中发展起来的家族，自然要求他的子弟也要勇武强壮，经得起风吹雨打。所以，我们家的孩子们从小都很皮实，都有着顽强的忍耐力和吃苦精神。谁有头疼脑热多是凭自己的体力硬扛，很少请过大夫。遇有病情严重的，特殊的照顾只是一碗冲藕粉，病人喝了藕粉也就知道自己的病已经到了极点，再没有躺下去的必要，该好了。下人刘妈充任着我们的保健医师的角色，刘妈带过的孩子多，经验丰富，她对小儿科疾病的治疗方法往往比医院的大夫还奏效。我们每一个孩子出生后，都穿过她用老年下人们的旧衣裤改制的儿衣。她认为，下贱才能健康，才能长寿，越是富贵家的孩子越应如此。她还认为，有钱人家的父母都是锦衣玉食，所以生下的小孩子百分之百内火大，不泄火就要生事，就要出毛病。为此，她天天早晨要给我们家的大小孩子吃至宝锭，一边喂一边念叨：至宝锭，至宝锭，吃了往下挺。至宝锭的形状像大耗子屎一般，上面有银色的戳迹，以同仁堂的为最佳。同仁堂的至宝锭化成汤喝到最后有明显的朱砂，那是药的精华，刘妈必定要监视着我们将那个红珠珠一般的东西一点不剩地吞下去，还要将药盏舔净。如没有红珠，刘妈就要向管事的发脾气，说他弄虚作假，买的不是同仁堂的正宗货。 放风筝回来的老六在刘妈的安排下吃了两丸至宝锭，晚饭也没吃就睡去了，半夜就发起高热，浑身烧得像火炭一般。第二天，喝过了藕粉也没见退烧，人已经开始昏迷，说胡话，叽叽咕咕，如怨如诉，还哀哀地哭。刘妈说，这孩子该不是撞克了什么，东大桥那儿是什么地方，那儿是北京城的刑场，是处决犯人的地方。这个六儿他不比别的孩子，他太弱……二娘听了就让老张拎着两刀纸拿到东大桥烧了，想的是真有鬼魅，给些通融，让它且饶过我们家六儿。纸烧过，并不见老六病情有所好转，反倒从喉咙里发出呼呼的声响。二娘害怕了，让人请来胡同口中药铺坐堂的大夫为老六看病。大夫看过后说老六寸脉洪而溢，君火与相火均旺，旺火遇冷风热结于喉，是为喉痹，民间又叫闹嗓子的便是，不是什么大病。大夫开了当归、川芎、黄柏一类滋阴除火的方子，说煎两服吃下去就好了。两服药吃下，老六并不见起色，咽喉症状继续加剧，常常喘不过气，憋得一张脸青紫，脖子的皮肤也被抓得鲜血淋淋。家里先后又请了几个大夫，各样方法使了不少，老六的病只是一日重似一日。二娘急得没办法，托人给在欧洲的父亲打电报，那人回来说联系不上，说那边朋友回电说，四爷上个月在法兰西，这个月又去了英吉利，漂漂泊泊毫无定踪，下半年能转回德意志也说不定。 老六病得在炕上抽搐，翻白眼；二娘急得在屋里一圈圈转磨，如今是想灌藕粉也灌不下去了。 舅姥爷来家，二娘向舅姥爷求主意，舅姥爷见了老六摇头说怕是不好。二娘说孩子阿玛不在家，无论如何也得舅姥爷做主，这是他阿玛最喜欢的一个，真有什么闪失怎么得了。舅姥爷说，再喜欢也不行，死生有命，富贵在天；打针吃药，救得了病却救不了命，这都是有定数的。二娘说，真就没办法了么？舅姥爷说，容我算算看。说罢摸出一大把麻钱儿，在桌上一把撒开，上为艮，下为坤，合而为剥卦。二娘也是懂得易经的人，一见这卦象脸就白了，眼泪扑籁籁往下直淌。舅姥爷说，你也看见了，这是天意，老天爷要收他回去，谁也没办法，挡也挡不住。二娘说，舅姥爷是高人，万望想个变通的法子，救您外甥一命。舅姥爷说我有什么法子，你看这卦，艮为山为止，坤为地为顺，顺从而止，上实下空，是困顿危厄之象；从卦上看，鬼在本宫，外方得病，更在上三爻，必是外感风邪。外官也有暗鬼，伺机而动，上下有鬼，内伤兼外感，是为杂症。鬼动卦中，药力也难扶持，虽良医也不能救。天行也，有生有灭乃自然的法则，谁也违背不了的。 舅姥爷说得没错，那天没过半夜，老六就被那二鬼夹持着奔了黄泉之路。 老六生生是被憋死的，临死前，他在炕上辗转反侧，怪声号响，整如一条喝了雄黄的大长虫，几个人也按捺不住。那时金家的孩子们个个敏声屏气，缩在自己的房内不敢出来，静听着偏院里发出的长一声短一声的哀嚎。老六折腾到夜里，渐渐地没了气息，挺了。直到偏院传出信说，六少爷走了，大伙才长长地松了一口气，有种如释重负的感觉，好像金家宅门里没有老六才是正常的。 二娘抚着僵了的老六尸身哇哇大哭，说了许多没法儿向孩子父亲交代的话，大家劝也劝不住。第二天，二娘让老张去白云观访武道长派几个道士过来做法事。老张去了又回来了，说老道没派来道士却让带回一张画得花里胡哨的符，让贴在偏院的门口。老张传达老道的话说，什么法事也不要做，金家这个老六从根上来说就不是什么正经东西。老道没有道破他的来龙去脉就已经是很给他面子了，让他知趣一点儿，赶快上他该去的地方，别再祸害人了。亲戚们此时谁也不再说什么“贵人自有天相”的话了，舅姥爷说，一个未成年的孩子，没落住终不能算这个家里的人，给他一副薄棺材高底葬了就是，也算他没白到世上走了一遭。 那副寒碜的白皮棺材抬进院来的时候，二娘见了几乎心疼得昏了过去。她说从没见过这么破烂穷酸的棺材，连漆也不上一道，用这样的棺材来装殓她的儿子，让她何以能心安！我母亲也说，这棺材太差了点儿，装街上冻饿而死的倒卧还差不多，装金枝玉叶的哥儿忒不合适，于金家的身份也不相称。二娘让管事的去换，被刘妈拦了，刘妈说，太太糊涂了，哪儿有空棺材抬进又抬出的道理。舅姥爷的主意没错，太太忘了哥儿“应该长在贫贱之家”的话么，命中注定就是命中注定的。还哥儿一个舒坦自在吧，让他顺顺当当地托生，比什么都好。 二娘不再坚持，眼瞅着四个杠夫抬着那口薄棺材吱吱扭扭地出了门。 老六死的那年是八岁，他没能过了阴历冬月初十他的九岁生日。 应了武老道“三、八岁”的预言，父亲当年还问过人家“三、八岁当怎样”，当怎样呢，就当这样，老道没有直着说罢了，天机不可泄露。 以现在的观点来看，我们家老六的死因当是白喉，是白喉杆菌引起的一种传染病。搁今天，配以抗生素治疗绝不致引起死亡，就是到了老六最终的窒息阶段，只需将气管切开也不是没救。可在七十多年前，医疗条件有限，老六就那么匆匆忙忙、稀里糊涂地走了，想来让人遗憾。 最遗憾的是我的父亲。据我母亲说，父亲从国外回来以后知道了老六的事情大病了一场。经过那场病，父亲的头发全部脱光，终目迷茫恍惚，走路打晃，得两个人架着才能从屋里北炕走到南炕。对父亲这场很著名的病，北京的小报上有过报道，说他老人家因为失子悲伤过甚，得了伤寒。我后来想，伤寒的确是个很可怕的传染病，它是由伤寒杆菌而传染的，跟老六怕没有什么直接联系，那时候的人把伤寒跟老六挂在一块儿，实在是有些不伦不类了。 我在这个家里长成一个浑沌的小丫头的时候，二十多年已经过去，就是我们家最小的男孩老七舜铨，也进入了青壮年的行列，成了京师名画家。随着时间的消磨，人们对老六的传说已经淡而又淡了，金家已经没有几个人还记得那个忧郁的、早逝的男孩儿。 偏偏我是个爱幻想的孩子，在孩童时候，想象在我的生活中占了很大成分，我常想的人物就是那个神奇的、半人半龙的老六。他和母亲给我说的老马猴子，和大家时常谈论的院里的狐仙，和我所向往的一切神神怪怪一起，活跃在我的精神生活中，成为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有一回，父亲领着我去一个叫做“桥儿胡同”的所在，以我粗通文字的水平，已经能认出胡同口墙上的蓝色搪瓷标牌，是“雀儿胡同”，不是“桥儿胡同”。而父亲偏说是“桥儿胡同”，让我回家对母亲也务必要说是“桥儿”，不能说是“雀儿”，否则以后就再不带我出来遛弯儿。在北京人的发音中，“桥儿”和“雀儿”实在没有什么不同，前者是二声，后者是三声，往往说快了就“桥”、“雀”不分了。但父亲则嘱咐我一定要将两个字分清楚，万不可弄含混了。 父亲去桥儿胡同没坐他那辆马车，他坐的是三轮。我坐在父亲身边，听着身底下链条的喇喇响声，从小洞里看着车夫一弯一弯的背影，只感到困倦，想睡觉。父亲拍着我的肩说，别睡啊，留神着凉。我唔了一声，并没有多少清醒。父亲说，马上就到你谢娘家了，你要听话，别淘，跟你六哥好好玩儿。我问哪个六哥……父亲说当然就是那个长犄角的六哥，还能有谁！我听了一激灵，困意全消，我说，真是咱们家的老六吗？父亲说，当然。 胡同很小，没有雀也没有桥，只有一堆堆的烂布，臭气熏天地堆在各家的房前、门口，让人恶心。事后我才知道，这些破布都是从脏土堆捡来的，洗净晾晒干了，用糨子打成袼褙，卖给做鞋的鞋场。一块袼褙能卖八大枚，八大枚能买一斤杂面。这片地面，家家都打袼褙，家家都吃杂面汤，成了“桥儿”的一道风景。 父亲领着我来到一个略微干净的小院里，院里北房三间，东房塌了，南面是一溜儿墙，有棵歪斜的枣树，死眉瞪眼地戳在那里。树底下有个半大小于在撕铺陈（铺陈，老北京话，是指破烂的布头，或制作衣物的下脚料。），往板子上抹糨子，将那些烂布一块块贴上去。墙下一排打好的袼褙，在太阳的照耀下反射着亮光，冒着腾腾的水汽，显得很有点儿朝气蓬勃。小子见我们进来了，头也没抬，一双沾满了糨子的手，依旧灵巧地在那块板上抹来抹去，没受到丝毫影响。 父亲叫了一声六儿，半大小子“嗯哪”了一声，没有显出热情。 这时，从北屋里闪出个四十岁左右的白净妇人来，脑后挽了个元宝鬏，穿了件蓝夹袄，打着黑绑腿带，一双蓝底蓝花的绣花鞋，浑身上下透着那么干净利落，透着那么精神。 父亲让我管她叫谢娘，我叫了，谢娘把我揽在怀里，夸我是个懂事的丫儿。谢娘身上有股好闻的胰子味儿，跟我母亲身上的“双妹”牌花露水绝不相同；相比较，还是这胰子味儿显得更平淡，更家常，更随和一些。我喜欢这种味道。 我们被谢娘让进屋里，屋里跟谢娘一样，收拾得一尘不染。炕上铺着白毡子，被窝垛垛得整整齐齐，八仙桌上有座钟，墙上有美人画，茶壶茶碗虽是粗瓷，也擦抹得亮晶晶的，东西归置得很是地方，摆设安置得也很到位，谢娘是个很能干的人。从谢娘和父亲的谈话中我了解到，她对我们家里的情况相当熟悉，对我几个母亲的情况也是了如指掌的。我还听出来了，谢家搬到这儿的时间并不长，是父亲给找的房，谢娘还跟我父亲商量要把塌了的东厢房盖起来，说六儿大了，该有他自己的屋子了。谢娘说这些的时候，完全是把父亲当做了这家的主人，那份柔情，那份依赖和她对父亲的那份神态，是我几个母亲都没有的。父亲很舒坦地喝着一种叫做“高末儿”的茶，所谓的“高末儿”，就是茶叶铺将卖剩的各类茶的渣子归拢在一起，一种极便宜的茶。父亲喝着这种茶，和谢娘说着话，所谈均离不开柴米油盐，离不开东家长西家短。父亲对这院房，对谢家的投入精神令我吃惊。在我的眼中，这完全是另一个父亲，一个陌生的，我从不了解的父亲。在金家，谁都知道父亲是个不管不顾的大爷，他搞不清我们院有几间房，搞不清他到底有多少财产，更搞不清他十四个孩子的排列顺序和生日。人们说四爷真是出世的散仙，洒脱得可以，言外之意是“四爷真是糊涂得可以”。“糊涂”的父亲索性以糊涂装糊涂，很充分地利用了“大智若愚”这个词儿。 见我很注意他们的谈话，谢娘显得有些不自在了。她将院里的半大小子喊进来，推到父亲跟前，让那小子管父亲叫“四爹”！ 小子很不情愿地看了他妈一眼，嘴唇动了动，终没张嘴。 谢娘说，叫呀，没你四爹能有这个家吗？ 那小子被逼不过，闷声闷气地蹦出一个“四爹”来，连我也听得出，这个“四爹”叫得勉强极了，被动极了，很大程度他是冲着他的母亲叫的。我毕竟年纪小，对这个“爹”的含义相当的模糊，在我们家里，没有人管父亲叫爹，我们都叫阿玛，现在桥儿胡同有人管父亲叫“四爹”，我只是觉得新奇。 被叫了四爹的父亲很激动，他把那个叫做六儿的小子拉到跟前，很动情地细细打量着。我敢说，我的父亲看我们中的任何一个人都没有用过这种眼光，都没有透出过这种温情，单单在这个莫名其妙的小子身上，流露出了这么多的爱，让人不能不嫉妒了。 父亲让我管他叫六哥。 我说，我得摸摸他的那两只角！ 父亲就让六儿弯下身来让我摸，六儿低下头的时候狠狠地瞪了我一眼，我才不管他高兴不高兴，一双巴掌毫不犹豫地伸向了那个长得并不周正的脑袋。 在粗硬的头发中间，我摸到了一左一右两个突起，尖而硬，有半拉枣那么大。我很兴奋，用手捏着那两个硬疙瘩使劲地掐，六儿很粗鲁地用胳膊把我搪开了。我恼了，我说明明还没有摸好，他就这样，这次不算，我得重摸！ 谢娘嗔怪六儿不懂事，说小格格要摸你就让她摸摸怎的了，也摸不坏。又说六儿多着一双糨子手，也不洗干净了就进来，一股馊臭的味道，留神把格格熏坏了。谢娘说这些话的时候，六儿就愣愣地站着，一副傻相。谢娘对父亲说，不让他打袼褙，他偏要打，拦也拦不住，这都是受了近处街坊的影响，跟着什么就学什么。父亲说，近朱者赤，近墨者黑，还是得念书。不学诗，无以言；不学理，无以立。学而优则仕，要想将来能出人头地，学问是第一的。说罢让谢娘明日打听附近有没有什么像样的学校，送他去念书。 六儿说，我不念书。 谢娘说，你这叫不识抬举！ 六儿说，我不让人抬举。 谢娘说，是你四爹让你念的，你四爹能害你！ 六儿不说话了。 谢娘让我继续摸六儿头上的两只角，我说不想摸了。 我对六儿脑袋上的两个硬包已经失去了兴趣。 父亲打发我和六儿出去玩儿，谢娘让六儿带我到小摊儿上买些酸枣面、铁蚕豆什么的零食。特意嘱咐他，别让街上那些野孩子们欺负我。 我跟着六儿出了北屋，他并没有带我去买酸枣面的意思，依旧蹲在南墙根打他的袼褙，连看也不看我一眼。我向往着那酸枣面和铁蚕豆，心里就对他充满怨恨，一个又臭又穷的烂小子，有什么了不起呢，就是我们家的小狗巴儿也比他懂事，比他会讨人喜欢。 呸——我狠狠地往地上啐了一口。 他没理我，将一块块破布抹平整了，贴在抹了糨糊的板子上，一层又一层。 北屋的窗帘拉上了。 六儿的脸更阴了，他把手里的糨糊摔得啪啪响。 我想看看父亲和那个谢娘在窗帘的遮挡下在做什么。孩子的好奇心驱使着我，我悄悄向那窗户还回过去。 就在我刚刚贴近窗户，把舌头伸出来，要舔那窗户纸的时候，我的辫子被人揪住了。一双黏糊糊的手，毫不留情地拽着我的小辫，直把我拉到南墙。我疼得龇牙咧嘴，对脸色铁青的六儿喊道：你要干吗！ 六儿压低声音恶狠狠一字一顿地说：我、要。操、你、妈！ 在金家，没有人对我说过这样的话，也没有人对我有过这样憎恶的态度，这些令我惊奇。特别对“操你妈”意思的理解，作为一个大宅门里的小丫丫来说还十分欠缺，我说，我有三个妈你操哪个？ 六儿说，我都操！ 从他那猥亵无耻的神态里，我推断出这不是一句好话，就一脚踢翻了他的糨子盆，将那些没有眉眼的破布攘得满院都是。发脾气是大宅门孩子的专利，我们家的孩子不会“操你妈”，但我们家的孩子都会发脾气，我们要发起脾气来，能让天塌下来。 我呼呼地喘着气，掀倒了晾在墙根的所有袼褙，我在那些袼褙上使劲儿踩，又把那棵树踹得哗哗响。六儿叉着腰，冷冷地看着我在院里折腾。当我掂起半块砖，准备向着北屋的玻璃砸过去的时候，六儿过来干涉了。他拧住了我的胳膊，把我的手使劲往后背。砖是扔不出去了，我伸出空着的手，冲着六儿那张讨厌的脸，自上而下，狠狠地来了一下子，立时，那张脸花狸虎般，出现了几道血印儿。六儿不吱声，提着我的脖领子将我拎出大街门…… 父亲和谢娘走出北屋的时候我已经安静地坐在树底下剥铁蚕豆了。谢娘看着六儿脸上的伤问是怎么了，六儿没言语，我说是我抓的。父亲看着撒了一地的糨子说，你这个丫儿又犯浑了，这儿可不是你闹腾的地方。谢娘说，小格格倒是憨直得可爱，是我们六儿太古怪了。父亲指着我对谢娘说，你不知道这孩子的脾气，跟王八一样拗。家里任谁都怵她，采取惹不起躲得起的态度。不过我有时还真爱看这丫头犯浑的样子，能忽子似的。谢娘听了就妹妹地笑。 那天我们在谢家吃的是炸酱面，跟我们家的香蘑菇小鸽子肉炸酱不同，谢家的酱是用虾米皮炸的，面码儿是一碟萝卜丝，一碟煮黄豆。面是杂面，捞在碗里有一股淡淡的豆香，勾得人馋虫往上翻。六儿捞了一大碗面蹲在一边去吃了，他不跟我们一起坐，大约是觉得拘束。我看见六儿从缸盖上头揪了一大头蒜，很细心地剥了丢在碗里，白胖胖的蒜瓣晶亮圆润，在面的搅拌下上下翻动，在六儿的嘴里发出嚓嚓的声响……我说我也要吃蒜。谢娘剥了几瓣给我，说这是京东的紫皮蒜，是她留着做腊八蒜用的，留神别把我辣着。我们家也吃蒜，都是厨子老王用小钵将蒜砸了，刮在青瓷小碟里，润上小磨香油，远远地搁在桌角，谁要吃，拿过来用筷子点那么一下就行了，没见有谁捏着蒜瓣张着大嘴咬的。 我也学着六儿的样子狠狠地咬了口蒜，不管不顾地大嚼起来。没嚼两下，一股辣气直冲头顶，连眼泪也下来了，一张嘴已经分明不属于我，谢娘和父亲慌得丢下手里的饭来照顾我这张嘴。在泪眼朦胧中，我看见六儿蹲在门边低着头无动于衷照旧吃他的面，看他那冷漠神情，我恨不得再在那张脸上抓一把。又吃了面，又喝了水，总算将那轰轰烈烈的辣压了下去，谢娘要将剩下的蒜拿走，我说，别拿，我还要吃。谢娘说，你不怕辣呀？我看了一眼六儿说不怕。父亲说，我说这孩子拗，她就是拗。瞧，她的王八劲儿又上来了。 蒜的香是无法抗拒的，特别是那辣，更具备了一种挑战的勉力。吃过了这样的蒜，我才知道，我们家饭桌上那碟里的物件简直不能叫做蒜。炸酱面我吃过不少，却从来没有吃得这么酣畅淋漓、荡气回肠过，谢家的炸酱面是勾魂的炸酱面。 走的时候父亲将一卷钱塞给谢娘，谢娘死活不要。我和六儿站在一边看着他们推让，我觉得他们俩的动作很像一出叫《锯大缸》的小戏。六儿大概没有这样的感觉，他咬牙切齿地靠在门框上运气。后来父亲把钱搁在桌上说，眼瞅着就立冬了，你得多备点儿劈柴和硬煤，给六儿添件棉袍，买双棉窝，别把脚冻了。大儿插言道，我冻不死。谢娘狠狠瞪了六儿一眼，六儿一摔门出去了。 谢娘最终当然留下了父亲的钱。 带着满嘴的蒜味儿我跟着父亲坐车回家了。在车上，父亲对我说，回家你娘要问你吃了什么，你千万别说炸酱面。我说，不说炸酱面说什么呢？父亲说，你就说在隆福寺后头吃的灌肠。父亲又说，也别提桥儿胡同这家人，省得你娘犯病。我说我绝不会提，我提他们干什么。父亲说，这就对了，要是这样，以后我就常带你出去玩儿，你想上哪儿咱们就上哪儿。想及六儿的嘴脸，我对父亲说，谢家这个六儿不是东西，他比咱们家的老六差远了。父亲说，你怎说他不是老六，他就是咱们家的老六托生来的，你没看他的眉眼、神态、性情跟咱家的老六整整是一个模子刻出来的，不差分毫。他也有角，比老六强的是他生在了贫贱之家，占了个好生日，咱们家那个死了的老六不傻，他是算计好了日子才托出来的。我问六儿的生日怎的好。父亲说，他是二月二呀，是龙抬头的日子，龙春分而升天，秋分而入川，这是顺。咱家的老六，生在冬月，时候不对，他不弯回去等什么！ 这个六儿是我们家老六托生来的，他与老六是一个人，这事让我不能接受。 我问父亲，六儿也是您的孩子么？ 父亲说，你说呢？ 我说不知道。 父亲说，我也不知道。 那天回家，母亲在二门里接了我和父亲，母亲唤怪父亲带着孩子一走走一天，让她在家里惦记。父亲只是用梯子掸土，不说话。刘妈摸着我的辫子说，我的小姑奶奶，您哪儿弄来这一脑袋糨子呀？我说是六儿抓的。母亲间六儿是谁，没等我张嘴，父亲接过来说，是东单裱画铺的学徒。刘妈说，他一个裱画儿的，裱我们孩子的脑袋干什么，真是的。母亲说，准是丫淘气了。父亲说，让你说着了。父亲说完冲着我笑了笑，看父亲“演戏”，我觉得挺有意思。 以后我常和父亲到桥儿胡同谢家去。谢家院里东房三间已经盖起来了，一抹青灰的小厦房，由六儿住着。树上的枣也给了，微小而丑陋，个个儿像是没长大就红了，急着赶着要去办什么事情似的。 我很快熟悉了我的角色，父亲之所以把他的隐秘毫无保留地袒露给我，是对我的信任，他把我当成了出门幌子，当成了障眼法。他带着我出去，我母亲能不放心吗！其实我母亲很傻，她就没想到我和父亲是穿一条裤子的，我早已被父亲所收买，成了他的死党。父亲收买我的条件也很低廉，几个糖豆大酸枣就封住了我的嘴。这使我从小就相信：吃人家的嘴短，拿人家的手短，这一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真理。 到谢家去的次数多了，慢慢的，我对他们的情况也多少有了些了解，谢家当家的叫谢子安，死了有些年头了。听说活着的时候做得一手好针线，是宫里内务府广储司衣作的裁缝匠。广储司衣作是司下属七作之一，七作是染、铜、银、绣、衣、花、皮，应承着皇宫内部和主要宗室的衣物首饰。慈禧时期衣作最繁盛，有匠役三百余人；到了溥仪的小朝廷，承职的也有二三十。我们家瓜尔佳母亲穿的蟒纹四爪命妇朝服，就是出自广储司的衣作。据我母亲说，谢子安本人是个很活络的人，聪明而善解人意。凭着别人不能比的手艺，他时常走动于大宅门之间，受到了宅门里夫人、小姐们的欢迎和喜爱。请谢子安做衣服的人都是有根有底的人家，图的是他做工的精致，名气大。当然，人们也不乏有想了解一点乾清门里的服装流向，诸如逊了位的皇上每天穿西装还是穿马褂，皇后衣服上的缘子兴的是什么花样等等。随同谢子安出入大宅门的还有他的妻子，一个被大家称为谢娘的美丽小媳妇。谢子安之所以带着媳妇，是为了跟女眷打交道方便，避嫌。有做不过来的活计，谢娘也搭着手做。我父亲出门常穿的兜边镶着刚钻的外国缎一字襟坎肩和二蓝宁春绸央抱，就是出自谢娘之手。相比之下，谢娘和家里的母亲们似乎更熟，往来也更密切。 是皇上被赶出紫禁城的前一年，宫里发生了这么一件事。 有一天早晨，天阴欲雪，北风正紧，溥仪的贴身太监伺候溥仪起床。因为变天，要将贴里的小衣换作绒布小褂。太监将衣服在烘炉上烤热了，将小褂趁热恭进，为缩在被窝里的溥仪穿上。溥仪将手伸进袖筒，被什么蜇了一样，呀的一声，猛然坐起。抽出胳膊一看，胳膊上已经划出了长长的一道血印儿。太监吓得立即翻检衣服，发现衣服的袖口别着一根缝衣针。这本是件微不足道的小事，搁溥仪这儿就成了了不得的大事。生性多疑的溥仪说这是有人刻意要谋害他，责令追查，严加惩办。追查的结果，就追到了裁缝谢子安的身上。算溥仅开思，没要了谢子安的命，就这也受到鞭打一百，枷号一个月的惩罚。时值寒冬腊月、滴水成冰的天气，身受重伤的谢子安，在大牢里羞愤交加，没出十天就咽了气。 谢娘年纪轻轻就守了寡。为了生计，照旧走动于大宅门之间，揽些针线活。毕竟不如她丈夫手艺精湛，所承接的活计便渐渐有限；又因为丈夫横死，有人将此视为不吉，对她也就冷淡了许多。她所能走动的人家，到最后也就剩下东城的两三家，我们家是其中之一。 我母亲们的衣服都是由谢娘承包的，谢娘给我的母亲们做活就住在我们家后园的小屋里，有时一住能住半年，因为我母亲们要做的衣服实在太多。谢娘很懂得大宅门的规矩，在我们家做衣服的时候从来不出后园一步，也不跟我们家的男人招讪，低眉敛目，只是一人飞针走线。谁瞅着这个小媳妇都觉得怪可怜的，我母亲问过她有没有再往前走的想法，谢娘直摇头，眼圈也红了说，太太您再别替我往这儿想了，那死鬼才走，坟上的土还没干呢。我母亲就不好再说什么了。 后来，谢娘到我们家来的次数逐渐减少，慢慢的竟变得杳无音信了。母亲们说，多半是嫁了人，一个年轻小媳妇，怎能长期守着？能寻个人家儿终归是好事，没人再来做衣服就没人吧……… 我跟父亲到谢家的时候谢娘已经不是什么小媳妇了，从相貌上看，她比我母亲还显老。我想父亲之所以肯和她亲近，愿意到桥儿胡同来，大概图的就是谢娘的温馨可人，图的就是类似虾米皮炸酱这种小门小户的小日子，这种氛围是大宅门的爷儿们渴望享受又难以享受到的。已经拥有三个妻子、十四个子女的父亲，还要将精力偷偷摸摸地倾泄在桥儿胡同这座小院里，倾泄在并不出色的谢娘和她那拧种般的儿子身上，究竟为了什么，这是我一直想不通的。在金家什么心不操的父亲，在谢家却成了事无巨细都要管的当家人，连桌上的座钟打点不准，他都要认真给予纠正。我看着他在谢家的窗台下，光着膀子挥汗如雨地帮着谢娘和泥、搪炉子，谢娘亲见地替他摘掉脖颈上的头发，我就想，这人是我阿玛吗？是金家大院里那个威严肃整的阿玛吗？ 但是父亲很快活。 谢娘也很快活。 我当然更快活。 父亲在回家的车里常摇头晃脑地对我念：一箪食，一瓢饮，在陋巷，人不堪其优，回也不改其乐……我马上会接上一句：贤哉回也。 父女相视一笑。 金家知道父亲这个秘密的还有厨子老王，他常常禀承父亲的旨意给谢家送东西。老王是父亲的心腹，嘴很严，山东人，很讲义气。老王在我跟前从来没提过谢家半个字。我、父亲和老王对谢家的关系，用后来很著名的样板戏上的一句词是“单线联系”。能与某个人共同保守一个秘密是很刺激、很幸福的事情，那种心照不宣的感觉让我快乐，让我时时地处于兴奋状态。 谢家吸引我的另一个原因是那些袼褙。打袼褙是件近似游戏的轻松活，首先要将那些烂布用水喷湿，第一层尽量挑选整块的，用水粘在板子上，以便将来干了好往下揭。第二层才开始抹糨子，然后像拼七巧板一样，将那些颜色不一、形状纷杂的小布块儿往一起拼。要拼得平整而恰到好处是件很不容易的事，往往要经过一番周密的思考和设计。一张袼褙要打三层才算成功，这个过程是个很有意思的过程。通过自己的手，将那一堆脏而烂的破布变成一块块硬展展的袼褙，揭下来一张张摞在屋里的炕上，最终变成一斤斤香喷喷的杂面，伴着大蒜瓣吃进肚里，想想真不可思议，神奇极了。 我对这个工作很着迷，开始是蹲在六儿跟前看他操作，后来是给他打下手，将布淋湿，将那些缝纫的布边撕去，后来慢慢从形状上挑选出合适的递给他，供他使用。六儿对我的参与呈不合作态度，常常是我递过去一块，他却将它漫不经心地扔在一边。自己在烂布堆里重新翻找，另找出一块补上去。开始我以为他是成心气我，渐渐的我窥出端倪，他是在挑选色彩。也就是说，六儿不光要形状合适，还要色彩搭配，藏蓝对嫩粉，鹅黄配水绿，一些烂七八糟的破烂经六儿这一调整，就变得有了内容，有了变化，达到了一种出神入化的境界。 六儿的袼褙打得空前绝后。 六儿的书念得一塌糊涂。 六儿都十五了，还背不出“床前明月光”，他将“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永远地念成“举头望明月，低头撕裤裆”。父亲纠正了他几次，均改不过来，看来是有意为之。 谢娘从附近收揽些外线活，以维持家用。穷杂之地的针线活毕竟有限，加之谢娘的眼神已然不济，花得厉害，做不了细活了，所从事的也不过是为些拉车的、送煤的、赶脚的单身汉做些缝缝补补的简单活计或是给某家的老人做做装裹什么的，收入可想而知。谢家之所以还能经常吃到虾米皮炸酱面，这多与父亲的资助有关。至于这院房与父亲究竟有什么关联，我说不清楚。六儿拼命地打格措，其中难免没有摆脱虾米皮炸酱面的笼罩成分在其中。他要自立，他要挣脱出这难堪与尴尬，就必须苦苦地劳作，将希望寄托在那些袼褙上。毕竟是能力有限，毕竟是太难了。他很无奈，焦急而忧郁，命运的安排是如此的残酷无情，这是他与我注定不能融洽相处、不能平等相待的原因。 我那时不懂，后来就懂了。 我老觉得我很聪明，但后来的事实证明我的聪明比起我的母亲差远了。 我身上常常出现的糨子嘎巴儿和那不甚好闻的气息引起了母亲的注意。一天我和母亲在老七舜铨房里，母亲摸着我那被糨糊粘得发亮的袖口说，又跟你阿玛去裱画了么？我说是的。母亲问，都裱了些什么画呀，是不是老七画的那些啊？老七舜铨正在纸上画鸭子，他一边画一边说，我是不会把我的画拿出去让我阿玛糟蹋的，您看看丫丫身上的糨子，您闻闻这股馊臭的糨子味儿，料不是什么上档次的裱画铺。母亲说，你上回说的那个叫六儿的，他们家哥儿几个呀？我说哥儿一个。母亲说，哥儿一个怎么会叫六儿呢？我说，因为他像咱们家的老六，他脑袋上也长了角。舜铨突然停了画，惊奇地看着我，一脸严肃。母亲问，那个六儿在哪儿住哇？我牢记着父亲的嘱咐，脸不变色心不跳地朗声答道：桥儿胡同。我特别注意了“桥”的发音，让它尽量与“雀”远离。母亲说，是雀儿胡同啊，那是在南城了。我慌忙辩道，您摘错了，是桥儿不是雀儿。母亲笑了笑说，上回你阿玛不是说六儿在东单么，怎么又到了雀儿胡同呢？我急赤白脸地争辩道，是桥儿，不是雀儿！我们家人都说老七傻，其实我比老七还傻，老七在旁边都听出破绽来了，直冲我瞪眼，我却还没心倒肺地嚷嚷什么桥、雀儿。母亲不耐烦地挥挥手说，算了，你别跟我争了，我早看出来了，你是一只养不熟的白眼狼，我算是白疼你了。我说，我怎么是白眼狼了，怎么是白眼狼了？ 母亲叹了口气，神情黯然，歪过脸再不理我。我还要跟母亲论理“白眼狼”的问题，老七从后头把我拦腰抱起，三步两步出了屋，我在老七身上踢打哭闹，让他把我送回母亲身边去。老七舜铨不听，我就往他的袍子上抹了一把又一把鼻涕，唾了一口又一口唾沫，直到老七把我夹到后园亭子里，狠狠地撂在石头地上。 老七点着我的鼻子说，你胡说了些什么！我说，我怎胡说了，我什么也没说。老七说，你个缺心眼子的二百五，你还嫌这个家里不乱么！老七说“家里乱”是有原因的，不久前，他的媳妇柳四咪刚跟着我们家的老大金舜钻跑了，他心里烦，气儿不顺。我说，你媳妇跟着老大跑了，你去找老大呀，夹持我干什么。老七听了我这话气得脸也白了，嘴唇直哆嗦，说不出一句话来，我看老七没了词儿，越发来劲。我说，连自个儿媳妇都看不住，还有脸说我呢。老七舜铨想了一会儿，终于伸出手来，“啪”地抽了我一个嘴巴子。 真挨了打我反倒不哭了，我学着六儿的样子，显出一副无耻与无赖相，也像六儿那样一字一顿地说：我、操、你、妈！ 老七愣了，他像不认识一样地看了我半天，结结巴巴地说，你说……说……什么……我妈她……怎么你了？ 我很得意，我觉得六儿真是一个伟大的人物。他创造的这句箴言可以降服我们家任何一个老几，我的那些虾米皮炸酱面可真是没有白吃。 我把发呆卖傻的老七扔在园子里，自己晃晃悠悠转到西院厨房来。厨房里，大笼屉冒着热气，那里面传出了肉包子的香味儿。老王正在熬红小豆粥，豆还没烂，他坐在小凳上剥核桃仁。我在核桃仁碗前蹲下来，老王把碗端开了。 我说，刚才老七打我了。 老王没言语，也没有表情。 我说，老七打了我一个嘴巴。 老王将一个硕大而美丽的核桃仁丢进碗里。 我说，这事我跟老七没完。他说我给家里添乱…… 老王说，小格格您到前头玩儿去吧，您也甭给我这儿添乱了。 我说，老王你客气什么，咱们谁跟谁呀？ 老王说，不是客气，是怕太太们怪罪。不管怎么着，我老王也是下人，是伺候人的人。 我说，老王你今天怎么变得这么生分，咱们俩平时的关系可是不错。 老王一边把我往外推一边说，谁敢跟您不错呀，您是《捉放曹》里的曹操，我是里头的陈宫，我不跟着您跑啦，我改辙啦。 我傻乎乎地问，我是曹操，那谁是吕伯奢，我把谁杀啦？ 老王说，你把你阿玛杀啦。 我说，我阿玛跟老三上琉璃厂看古玩去了，他活得好好儿的。 老王说，今儿晚上他就好好儿不成了，你等着吧，有场好闹呢。 我说老王是替古人操心，说完瞅着空当，抓了一把核桃仁，撒腿就跑。 老王追出厨房跳着脚地嚷嚷：我大半天的工夫，让你一把抓投了！ 那天，我一个人在院里进进出出，却没一个人理我，使我感到我很不是只好鸟。 晚上，并没有老王说的“好闹”，父亲从琉璃厂买回来一个会闹鬼的洋钟，一到点，两个小鬼轮番出来打鼓，挤眉弄眼的，还会扭屁股。父亲说这是从宫里流散出来的物件，因为钟背后有英吉利敬献孝和睿皇太后的字样，推算起来该是道光时候的东西。母亲似乎也很高兴，让那俩鬼打了一遍又一遍鼓，还说其中的一个长得像厨子老王。 我没心思看鬼打鼓，我为肚子里的三个包子两碗粥一盘白肉而折腾，愁眉苦脸地弯在炕桌边上，没完没了地哼哼。刘妈说，这孩子今儿是吃撑着了，让老王给她彻碗起子水喝吧。母亲说行，又说以后我吃饭不能跟着大人们在一起混，得给我单拨出来，否则没数，我像这样的撑着已经不是第一回了。刘妈说的“起子”，其实就是苏打，发面用的。她让我肚子里的包子们像面一样地起泡发酵，这招儿真是绝得不能再绝了，也就是刘妈想得出来。 喝了那又苦又涩的起子水，我回去睡了。 我依旧跟着父亲去桥儿胡同，照旧吃那炸酱面，照旧吃那廉价的糖豆大酸枣。不同的是，六儿不打袼褙了，他拿起了针线。这么一来，院里树底下再没了他的踪影，他老在东屋的案子前为一堆堆布而忙碌，当然那些布较他打袼褙的布有了很大进步。谢娘跟他一块儿干，谢娘是他的师傅，也是他的帮手。 他还是不理我，脸上对我的厌恶依然如故。 我对他当然也没有什么好印象。 我常想，要是别人大概会对父亲的援助而感激涕零了，但六儿并不因这而增加对父亲的了解，消除他们之间固有的隔膜。这真是一个执拗的、奇怪的人。 这天，下着大雪，我和父亲又来到了桥儿胡同。 谢娘对我说六儿给我缝了一个好看的小布人儿，让我快过去看看。我说，那娃娃穿的什么衣裳呀？谢娘说穿的是水缎绿旗袍。我说如此甚好，我就喜欢水缎绿旗袍。谢娘说，那你还不去看，让大儿再给它做个粉红的短祆，琵琶襟儿的……没等谢娘说完，我已飞了出去。 六儿果然在他的房里，没有缝小布人儿，他在缝一条裤子，又粗又短的裤子。见我进来，他说，你来干什么！我说，我来看看。六儿说，我的屋不让你看。我说，你这儿又不是皇上的金銮殿，还不许人看了？六儿说，可我这儿也不是谁想进就进的大车店。我说我是来要我的小布人儿的，并没有想在他的屋里多呆。六儿说没有布人儿，让我哪儿凉快哪儿歇着去。我说，你这儿就凉快，我就在你这儿歇着，你把那个穿水绿旗袍的小布人儿给我！六儿说他不知道什么水绿旗袍。我说，你妈说有！六儿说，我妈说有你找我妈去，别在我这儿搅和。我认为六儿是故意跟我找别扭，看来不发脾气是不行了，就在我四处踅摸可以踢砸的东西时，谢娘在北屋大声说，六儿，你给她缝一个！ 六儿看了看我，从鼻子里轻轻哼了一声，顺手摸起一块从裤子上铰下来的布头，哧哧哧就缝起来了。缝着缝着，他又从线笸箩里找出两个小红扣钉上。终于，在他手里，那个灰不溜秋的东西有了形状，原来是只长尾巴的红眼耗子。我是属耗子的，六儿这样不是骂我吗，我不干了，我说，小布人呢？绿旗袍呢？你弄了只耗子搪塞我算怎么档子事？ 六儿说，给你只耗子就算不错了，你别给脸不要脸。 我说我要穿水绿旗袍的小人儿。 六儿说，耗子就不穿旗袍，连裤子也不穿。 我说，六儿你就缺德吧，你的那两个犄角压根儿就长不出来，你甭做当龙的梦了。你成不了龙，你永远是一条泥鳅，臭水坑里的烂泥鳅！ 六儿说他从来也没想过要当龙，他连长虫也不想当。 我说，你以为你是谁，你根本就不是我阿玛的儿子。 六儿说，你以为我是你爸爸的儿子吗，我要是你爸爸的儿子那才怪了！末了又补充一句：给谁当儿子也不会给你们金家当儿子。我寒碜！ 我揪了那耗子的尾巴到北屋告状去了。 北屋里，谢娘在哭，一抽一抽显得很伤心。我父亲揣着手，皱着眉，在屋里走来走去。看这情景，我明白自己再不宜浑闹，就乖乖地靠了炕沿站了。 外面，雪越下越大，又起了风，天气变得很冷，而屋里似乎比外面还冷。父亲只是低头叹息，谢娘只是低头垂泪，风雪交加中他们是死一样的沉寂。 末了，父亲说，她背着我怎么能这么干…… 谢娘说，太太来了也没说什么过头的话，就让我替四爷多想想。 父亲说，那个姓张的就那么可靠…… 谢娘说，是个实诚人儿，也喜欢六儿…… 父亲说，他一个凿磨的石匠有什么出息。 谢娘说，总算是个手艺人。 父亲低着头又在屋里转，一言不发。半天，谢娘说，六儿大了，他懂事了，那孩子心思重。父亲说，这孩子可惜了…… 那天我们没有在谢家吃饭，谢娘把我们送到门口，神色凄惨，那欲说还休的神情使我不敢抬头看她。父亲也不说话，只是吭吭地咳嗽，我听得出来，他不是真的咳，他是用咳来掩饰自己。车来了，谢娘冲着东屋喊六儿，说是四爹要走了。东屋的门关着，父亲站了一会儿，见那房门终没有动静，就转身上车了。谢娘还要过去叫，父亲说，算了吧，说完就闭了眼睛，显得很疲倦，很困。谢娘掀起车帘，将那个灰布耗子塞进来，嘱咐父亲要给我掖严实了，别让风吹着了。父亲闭着眼睛点了点头，我看见，清清的鼻涕从父亲的鼻子里流出来，父亲的嘴角在微微地颤抖。我转脸再看谢娘，穿件单薄的小扶，一身的雪花，一脸的苍白，扶着车帮咦咦地站着，在呼呼的北风里几乎有些不稳。一种泱别的感觉在我心里腾起，我对这个南城的妇人突然产生了一种难舍的依恋，我知道，以后我再也不会到桥儿胡同来看谢娘了，那些温馨的炸酱面将远离我而去，那些五彩的袼褙将远离我而去，那可恶的六儿也将远离我而去。满天风雪，令人哽咽，我凄凄地叫了一声“娘”，自己也不知为何单单省了“谢”字。可惜，我那一声轻轻的“娘”刚一出口，就被狂风撕碎，除了父亲，大概谁也没听着。谢娘慌地将帘子掩了，我感觉到抱着我的父亲陡地一抖。 车走了，谢娘一直站在风雪里，看着我们，看着我们…… 那天，六儿自始至终也没有露面。 父亲一动不动地缩在他的大衣里。他不动，我也不敢动，我怕惊扰了他，我明白，他现在的心情比我还难过。望着忧郁、清瘦的父亲，我感到他很可怜，很孤单。于是，我把他的一双手搭在我的小手里，将我的温暖传递给他。 车过了崇文门，父亲睁开眼睛对前面的车夫说，上前门。 我说，咱们不回家么？ 父亲说，先上前门。 父亲到了全聚德，跟掌柜的说让正月十三派个上好的厨子到我们家来做烤鸭，又到正明斋饽饽铺买了两斤奶酥点心，这才坐上车往家赶。 这两样东西都是我母亲爱吃的。 大雪扑面而来，世界一片迷茫，我真是看不懂我的父亲了。 日子一天又一天，平平常常地过去。 不能到桥儿胡同去，虽然给我增添了一些寂寞，但并不影响我的快乐生活。至于六儿给我缝的那只红眼大耗子，早已被我丢得不知去向。有一天我在厨房看见老王在用那只耗子逗弄一只要来的小土猫，他在训练猫捉耗子的功能。猫被那只红眼耗子吓得钻进米面口袋的夹缝中，可怜巴巴地喵喵，不敢与耗子对阵。老王说，这难怪了，猫怕耗子，还是只假耗子。我说，六儿太恶，缝的耗子也恶。老王说，那是因为你恶。我说，我怎会恶，我是一只还没长全毛的小耗子。老王说，你是一只耗子精。耗子精就耗子精，我认为对老王的话大可不必认真，他一个做饭的，能有什么真知灼见呢。 转过年冬天，又到了正月，又是一个大雪天。早晨，纷纷扬扬的雪花从高天之上飘洒而来，我在院子里仰着脑袋看天，冰凉的雪花落在我的脸上，转瞬又化为水。我突然诗性大发，高声喊道： 燕山雪花大如席， 飞到金家大院里。 天白地白树也白， 晌午咱们吃烧鸡。 我把这首即兴创作的诗喊了一遍又一遍，图的是让父亲听见，以博夸奖。我知道，父亲就在北屋里，正和母亲商量今天上吉祥剧院听戏的事，听说吉祥下午有《望江亭》。《望江亭》是我爱看的戏，里边的小寡妇谭记儿很漂亮，一会儿换一套衣服，一会儿换一套衣服，让人眼花缭乱。如果父亲听了我的诗句，十分欣赏，一准会说，瞧，那诗作得多么好，带了那丫儿去吧。那样我不就捡了个便宜。 我的吟唱没有引出父亲倒招来了老七。老七说，你在这儿子吗呢？我说我在作诗，说着又把那诗吟了一遍。老七说，你得了吧，大下雪天的，别在这儿散德行了。你这也叫诗吗？头一句照搬的是李白，三一句剽窃的张打油，就末了一句是你自己的。倒是很有真性情，终归也没离开吃。我就跟老七说了想看《望江亭》的打算。老七听了笑着说，你就是《望江亭》，还用得着再看《望江亭》吗？我问我怎的就是《望江亭》？老七说，您作的那首“咏雪”的诗跟戏里那位纨绔子弟杨衙内作的“咏月”的诗如出自一个师傅般的相似，可见天下的合都是一样的。 我当然记得戏里那位衙内的诗： 月儿弯弯照楼台， 楼高小心摔下来。 今日遇见张二嫂， 给我送条大鱼来。 我说，你不觉衙内的诗也很朴实易懂么，他比你的那些子曰坦诚多了。我爱杨衙内，也爱他的诗。老七说，如此甚好，如此甚好…… 我们正说着话，六儿脑袋上顶着一条麻袋跑进来了，见了我和老七，没说话，扑通跪下磕了四个头。我看见六儿的腰里系着白布，脚上穿着孝鞋，我知道，六儿是来报丧了。老七问他是谁。六儿说他是雀儿胡同张永厚的儿子。老七问是谁殁了，六儿说是他妈。 也就是说谢娘死了。 我的身上一阵发冷，打了个激灵。 老七将六儿领进北屋，我的父亲和母亲还在谈论下午的戏。六儿按孝子的规矩给屋里的每一个人都磕了头。我特别拿眼睛扫了一下父亲，父亲无动于衷地坐着，表情平静得不能再平静了，他甚至还有心让刘妈往他的茶碗里续了一回水。母亲说，谢娘是金家的熟人了，咱们得了人家不少济，就是眼下我穿的这件狐皮坎肩也是谢娘做的，咱们应该过去看一看才好。母亲问什么时候出殡，六儿说让人算过了，就是今天下午。母亲说，从来都是早晨出殡，哪儿有挪在下午的。六儿不说话。刘妈在一边小声说，太太忘了么，谢娘是再嫁……我在旁边听得清楚，便明白了，原来寡妇再婚，死后出殡，那时辰是要与众不同的。错过时间，为的是让她先一个死鬼男人在奈何桥上白等，不让他们在阴间团聚，因为后边还有个活的。 打发走了六儿，母亲说下午让刘妈到桥儿胡同去一趟。刘妈说不认识，母亲就让我跟刘妈一块儿去，我痛快地答应了。在去听戏还是去桥儿胡同这两件事上，我之所以毫不犹豫地选择了后者，我是想，应该去送一送谢娘，就冲她那温和的笑，那喷香的面，就冲她在风雪中为我们的站立……不能不送。 母亲派刘妈去也是派得很得体的，刘妈是下人，与谢娘的身份对等，我们既没抬了他们也尽了礼数。刘妈是母亲们的心腹，回来后肯定会将桥儿胡同那边的事情一五一十地向母亲描述清楚。至于让我去，明是给刘妈带路，实则是代表着父亲，给父亲一个脸面，母亲的心计是很够用的。我想父亲心里一定很不好过，以着他和谢娘的关系，他是应该到场的，如今却要陪母亲去看戏，那种尴尬，那种难堪，让人觉得心碎。 出门的时候，我特意在廊下多站了一会儿，想的是父亲能出来对我有什么嘱咐和交代，但是父亲没有出来。 下午，雪停了，我和刘妈冒着严寒来到桥儿胡同。车一拐弯，远远就望见谢家门口挑了烧纸，那纸在风里忽闪忽闪地飞。院里搭了个小棚，三两个吹鼓手在灵前有一搭没一搭地吹打，乐声单薄草率，断续的音响在这凄寒萧瑟的小院里颤抖着，刺得人心也发颤。一个腰系白带子的木讷男人把我们迎了，也说不出什么话，两片厚嘴唇翻过来调过去就是俩字，“来了”、“来了”。想必这就是六儿的继父、石匠张永厚了。刘妈问及谢娘后来的情况，张永厚说，是昨儿擦黑儿咽的气，吃不下东西已经有一个月了。说着，就把我们往灵前领。 我看到了那口沉闷的黑漆棺材，我知道那里面装着谢娘，装着可怕可哀的死！六儿跪在棺前，一脸的疲惫，认真地承担着儿子的角色，这个院里，真正穿孝的也就他一个人。一个女人，头上扎块白布条，见我们一走近，就开始了有泪没泪的号啕，不是哭，是在唱，拉着长声在唱，那词多含混不清。据说，这是谢娘的一个远房亲戚，丧事完后，谢娘遗下的衣物首饰将归其所有，这是她耗在这里，不肯离去的原因。几个穿着团花绿衫的杠夫，坐在棚的一角，喝茶聊天，他们在等待启灵出殡的时辰。 我来到棺前，我看到了里面的谢娘。 已经不是给我做炸酱面的那个媳妇了，完全变作了一具骷髅，一副骨架，骨架裹着一身肥大厚重的装裹，别别扭扭地窝在狭窄的棺里。谢娘的嘴半张着，眼睛半闭着，像是在等待，像是要诉说。刘妈说，怎能让她张着嘴上路呢，得填上点儿什么才好。趁刘妈去准备填嘴物件的空隙，我趴在棺沿，轻轻地叫了一声“谢娘”。我想，我是替父亲来的，谢娘所等的就是我了，如果有灵，她是应该感应到的。 棺里的谢娘没有反应，那嘴依旧是半张，那眼依旧是半闭。 我该怎样呢？我想了想，将兜里一块滑石掏出来，这块滑石是我在地上跳间画线用的，已经磨得没了形状，最早它原本是父亲的一个扇坠，因其软而白，在土地上也能画出白道儿，故被我偷来充作粉笔用。现在，我把这个“扇坠”搁在谢娘僵硬的手心里，虽然我很害怕，腿也有些发软，但我想到谢娘对我诸多的宠爱，想到那温热的炸酱，想到这是替父亲给谢娘一个最终的安慰，便毫不犹豫地做了。 刘妈用一小块红绸子扎了一个茶叶包，塞进谢娘半张的嘴里。 谢娘的嘴，被刘妈的茶叶堵了，她再也说不出话了。 杠夫们走过来，要将棺盖盖了。我听见六儿撕心裂肺地哭喊“妈”时，我的眼泪也下来了，我跟他一起大声喊着“谢娘”，也肆无忌惮地张着大嘴哭。刘妈将我拉开了，说是生人的眼泪不能掉到死鬼身上，那样不好。刘妈小声地告诫我要“兜着点儿”，她说，这是谁跟谁呀，咱们意思到了就行了，你不要失了身份。 我不管，我照哭我的。 六寸长的铁钉，砰砰地钉了进去，将棺盖与棺体连为一体。六儿在棺前不住地念叨：妈，您躲钉！妈，您躲钉啊！那声音之凄，情意之切，感动得刘妈也落了泪。我知道，随着这砰砰的声响，谢娘从此便与这个世界隔绝开了，我那块滑石也与这个世界隔绝开了…… 杠夫们将棺上罩了一块红底蓝花的绣片，这使得棺木有了些富贵堂皇的气息，不再那样狰狞阴沉。几条大杠绳在杠夫们的手里，迅速而准确地交叉穿绕，将棺材牢牢捆定。杠头在灵前喊道：本家大爷，请盆儿啦—— 这时，跪在灵前的六儿将烧纸的瓦盆掂起，啪的朝地上砸去。随着瓦盆碎裂的脆响，吹鼓手们提足精神猛吹了起来，棺木也随之而起，六儿也跟着棺木的启动悲声大放。灵前，自始至终，只有一个六儿，未免孤单软弱。他之所以叫做六儿，是父亲按金家子弟的排列顺序而定，暗中承袭着金家的名分。按说，此刻我应该跪在六儿的身后，承担另一个孝子的角色，而现在却只能在一边冷冷地看着，如一个毫无关系的旁观者。 棺木出了小院，向南而去，送殡的队伍除了那些杠夫以外只有张家父子两人。六儿打着纸幡走在头里，他的继父、石匠张永厚抄着手低着头走在最后头。 乐人们夹着响器散了，回了各自的家。 远房亲戚说要加紧收拾，不能耽搁，再不招呼我们。 我在路口极庄严肃穆地站着，目送着送殡队伍的远去。在雪后的清冷中，在阴霾的天空中，那团由杠夫衣衫组成的绿，显得夸张而不真实……我想，我要把这一切详细地记下来，回去一个细节不落地说给我的父亲。这是我能做到、也是应该做到的。 不知此时坐在吉祥剧院看《望江亭》的父亲是怎样一种情景。 “生不能相养以共居，殁不能抚汝以尽哀”，这该是多么凄惨的感情缺憾，多么酸苦的难与人言。遗憾的是后来父亲从没向我问及过谢娘的事情，在父女俩单独相处的时候，我几次有意把话题往桥儿胡同引，都被父亲巧妙地推了回来。看来，父亲不愿谈论这个内容。所以，谢娘最后的情况，父亲始终是一无所知。 为此，我有些看不起父亲。 五十年代中期，父亲去世了。 我到桥儿胡同找过六儿。小院依然，枣树依然，他那个当石匠的爹正在院里打磨，我不知道那时候的北京怎会还有人使用这个东西。石匠已经记不得我了，我也不便跟他说父亲的事。打听六儿的情况，知道他在永定门的服装厂上班，改名叫张顺针。 我在服装厂的传达室里见到了这个叫做张顺针的人，彼时他已是带徒弟的师傅了。张师傅戴了一顶蓝帽子，表情冷漠而严峻，进来也不坐，插着手在屋当间站着。我说了父亲不在了的事，本来想在他跟前掉几滴眼泪，但看了他的模样，我的眼泪却怎么也掉不下来了。张师傅说，您跟我说这样的事有什么意思么？这倒是把我问住了，我停了一下说，当初您到我们家说令堂不在了的时候，是不是也有什么意思呢？张师傅看了我一眼，从那厌恶的眼神里，我找到了当年六儿的影子。我说，当初我父亲是很爱您的，他对您的感情胜过了我所有的哥哥。张师傅哼了一声没有说话，任凭着沉默延伸。谈话无法继续下去了，我只好起身告辞，没等我出门，他先拉开门走了。 我回来将六儿的态度悄悄说给老七，老七叹了口气说，怎的把仇竟结到了这份儿上，兄弟虽有小忿，不废懿亲，更何况还有个父亲母亲的情分在其中。既是这样，也只好随他去了。 第二天早上，有人送进来一包衣物，说是一姓张的人让带来的。金家人打开一看，原来是一包长袍马褂的老式装裹，无疑这是送给去世的父亲的。我知道，这是六儿连夜为父亲赶制出来的。说是无情，真到绝处，却又难舍，这大概就是其人的两难之处了。金家没人追究这包衣服，大家谁都明白它来自何处。母亲坚决不让穿这套装裹，她说父亲是国家干部，不是封建社会的遗老，理应穿着干部服下葬，不能打扮得不成体统，让人笑话。 母亲的话有母亲的道理，在父亲的遗体告别仪式上，穿戴齐整的父亲，俨然是社会名流的“革命”打扮，一身中山装气派而庄重，那是父亲参加各种社会活动的一贯装束，是解放后父亲的形象。至于那个包袱，在父亲入殓之时被我悄悄地搁在了父亲脚下。我知道，这个小小的细节除了我的母亲以外，在场的我的几个哥哥都看到了，大家都呈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的状态，他们都是过来的人，他们对这样的事情能够给予充分的理解和宽容。 到底是金家的爷儿们。 与六儿相关的线索由于父亲的死而斩断，从今往后，再没有理由来往了。“文革”的时候，我们听说六儿当了造反派，是的，他根红苗正的无产阶级出身注定了他要走这一步。在我的兄长们为这场革命而七零八落时，六儿是在大红大紫着。我和老七最终成为了金家的最后留守，我们提心吊胆地过着日子，时刻提防着红卫兵的冲击。而在我们心的深处，却还时时提防着六儿，提防着他“杀回马枪”，提防着他“血债要用血来偿”的报复。如若那样，我们父亲的这最后一点儿隐私也将被剥个精光。给我们家看坟的老刘的儿子来造了反，厨子老王从山东赶到北京也造了我们的反。惟独六儿，最恨我们的六儿，却没有来造反。 后来，我从北京发配到了陕西，一晃又是几十年过去，随着兄弟姐妹们的相继离世，六儿在我心里的分量竟是越来越重。常常在工作繁忙之时，六儿的影子会从眼前一晃而过。有时在梦中，他也顶着一头繁重的角，喘息着向我投以一个无奈的苦笑。惊慌坐起，却是一个抓不住的梦。老七给我来信，谈及六儿，是满篇的自责与检讨。他说仁人之于弟，不藏怒，不宿怨，惟亲爱之而已。他于兄弟而不顾，实在是有失兄长的责任，从心内不安。老七是个追求生命圆满的人，而现今世界，在大谈残缺美的同时，又有几个人能真正懂得生命的圆满，包括六儿和我在内。 来北京出差，在电视台对某服装大师的专访节目中，我突然听到了张顺针的名字。原来这位大师在介绍自己渊源的家学，向大家讲述从他祖父谢子安起，到他的父亲张顺针，他们一直是中国有名的服装设计之家。他之所以能成为大师，绝对的有历史根源、家庭根源和社会根源以及本人的努力因素……我听了大师的表白，只感到不是说明，是在检查，这样的套路，每一个出身不好本人又有点问题的人，在“文革”时都是极为熟悉的，现在换种面目又出现了，变作了“经验”，只让人好笑。 依着电视的线索，我好不容易摸索着找到了张顺针的家，当然已不是昔日的桥儿胡同，而是一座方正的新建四合院。今天，在北京能买得起四合院的人家，家底儿当在千万元以上。也就是说，贫困的谢娘后代，如今已是了不得的富户了。想起当年武老道“若生在贫贱之家，前程不可量”的断语，或许是有些意思。 朱门紧闭，我按了铃，有年轻人开门，穿的是保安的衣服，料是雇来的门房。我说来看望张老先生，看门的小伙问我是谁，我说是张先生年轻时的朋友。那小伙很通融地让我进去了，他说老爷子一人在家快闷出病来了，巴不得有人来聊。 院里有猛犬在吠，小伙子拢住犬，告诉我说，老爷子在后院东屋。 迄远来到后院东屋，推门而进，一股热腾腾的糨子味儿扑面而来。靠窗的碎布堆里，糨子盆前低头坐着一个花白头发的老人，这就是六儿了。 见有人进来，老人停下手里的活计，抬起头，用手托着花镜腿，费劲地看着我，眼睛有些浑浊，看得出视力极差，那模样已找不出当年桥儿胡同六儿的一丝一毫。 我张了张嘴，那个“六儿”终没叫出来，因为我已经不是当年使性较真儿的混账小丫头，他也不是那个生冷硬倔的半大小子了，我们都变了，变得很多很多。该怎么称呼他，我一时有些发蒙，叫张先生，有些见外；叫六儿，有些不恭；叫六哥，有些唐突……后来，我决定什么也不叫。 我说，您不认识我了么？ 张顺针想了半天，摇了摇头，笑容仍堆在脸上，他是真想不起来了。 我说我是戏楼胡同的金家的老小，以前常跟着父亲上“桥儿胡同”的丫丫。 听了我的话，对方的笑容僵在脸上。我估摸着，那熟悉的冷漠与厌恶立刻会现出，尽管来时我已做了最坏的心理准备，心里仍旧有些发慌。但是，对方脸上的僵很快化解，涌出一团和气和喜悦，亲热地让我坐。我将那些碎布扒开，挑了个地方坐了。 张顺针说，咱们可是有年头没见了，有三十年了吧？ 我说，整整四十年了。 张顺针说，一眨眼儿的事，就跟昨儿似的。您这模样变得太厉害，要是在街上遇着了，走对面也不会认出来。说着顺手从他身边的大搪瓷缸子里给我倒出一碗浓酽的茶来。我喝了一口说，您这是高末儿。 张顺针说，能喝出高末儿的是喝茶的行家。现在高末儿也是越来越难买了，不是我跟“吴裕泰”经理有交情，我哪儿喝得上高末儿。 我说，您还在打袼褙？ 张顺针笑着说，您看看，这哪儿是袼褙，这是布贴画。这张是“踏雪寻梅”，这张是“子归啼夜”，那个是“山林古寺”，靠墙根摆那一溜儿画都是有名字的。 经张顺针一说，我才在那些袼褙里看出了眉目来。原来张顺针的这些布贴画与众不同，都是将画面用布填满，用布的花纹、质地贴出国画的效果来，很有些印象派的味道在其中。他指着一幅有冰雪瀑布的画对我说那张布画曾参加过美术馆的展览，得过奖。 我说，老七舜铨也是搞画的，您什么时候跟他在一块交流交流，您老哥俩准能说到一块儿去。 张顺针说，你们家老七那是中国有名的大画家，人家那是艺术，我这是手艺。 我说，老七可是一直念叨着您呢，他想您。 张顺针说，谢谢他还惦记着我，其实我们连见也没见过。 我说，怎么没见过，见过的。 张顺针问在哪儿见过。 我说，那年在我们家的院子里，您上我们家来……天还下着雪…… 我本来想说他来报丧，怕伤他自尊心，只说是下雪，让他自己去想。 张顺针还是想不起来，在他思考的时候，他的头就微微地颤动，我看到了他稀薄的头发下那两个明显而突起的包。那曾经是父亲寄予无限希望的两只角。 张顺针见我对着他的脑袋出神，索性将脑袋伸过来，让我看个仔细。他说，不是什么稀罕东西，让医院看过，骨质增生罢了，遗传，天生就是如此。 我说，我们家的老六就是这样，他还长了一身鳞。 张顺针说，长鳞是不可能的，人怎么能长鳞呢？ 我觉得再没有什么遮掩迂回的必要了，几十年的情感经历了长久理智的熏陶，像是地底层潜流中滴滴渗出的精华，变得成熟而深刻。亲情是不死的，它不因时间的分离而中断，有了亲情，生命才显出了它的价值。我激动地叫了一声：六哥—— 张顺针一愣，他看了我一会儿说，别介，您可千万别这么叫，我姓张，跟金家没一点儿关系。 我说，您跟我死了的六哥是兄弟，您甭瞒着我了，我早知道。 张顺针说，您这是打哪儿说起呢—— 我说，就从您脑袋上的包说起，您刚说了，这是遗传。 张顺针说，不一定有包就是你们金家的人，反过来说，你们金家人人也不一定脑袋上都有包。 我说，您甭跟我绕了，我从感觉上早就知道您是谁了。 张顺针说，您的感觉就那么准么，您就那么相信自个儿的感觉？ 我说，当然。 张顺外笑了笑说，一听见你说“当然”再看你这神情，我就想起你小时候的倔劲儿来了，好认死理，不撞南墙不回头。现在一点儿也没变，还是那么爱犯浑。实话跟你说，您父亲是真喜欢我，就是为了我脑袋上的这俩包。他心里清楚极了，我不是他儿子。 我的脑子突然变得一片空白，不会思索了。 阿玛，我的老阿玛，是您糊涂还是我糊涂啊！ 张顺针说，您父亲老把我当成你们家的老六，把我当成他儿子。从我们家来说，无论是我娘还是我，从来就没认过这个账。 我无言以对。 张顺针说，现在回过头再看，您父亲是个好人，难得的好人…… 我说，谢娘也是好人，像妈一样…… 张顺外半天没有说话，停了许久他说，我娘那辈子……忒苦。 我机械地喝了一口水，已经品不出茶的味道，我说我要告辞了。 张顺针让我再坐一坐，他大概是不愿意让我以这种心情离开。他问我什么时候回陕西，我说大概还得半个月，剧本还有许多地方要修改。张顺针问我是写电视的还是演电视的，我说是写电视的。他说还是演电视的好，将来我在电视里一露脸，他就可以对人说，这个角儿他认识，打小就认识，属耗子的，是个爱犯浑的主儿！他说，据他考证，耗子是可以穿旗袍的，迪斯尼的洋耗子可以穿礼服，中国的土耗子怎么就不能穿旗袍呢。 我说是的，耗子可以穿旗袍。 十天后，张顺针让他的儿子给我送来了这件旗袍。 水绿的缎子旗袍。 作者简介 叶广芩女，1948年生，北京市人，满族，祖姓叶赫那拉。著有长篇小说《乾清门内》、《战争孤儿》，中短篇小说《在平民百姓中间》、《在清水町的单元里》、《远去的凉风娅》、《祖坟》、《风也萧萧》等，作品曾数次获奖。另有译著多部出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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