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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在与我交谈中，正襟危坐，腰板挺得比我还直，谈吐轻松，丝毫不像是被提审的人，长髯摆动中，更有一派仙风飘然。 面对他，我真有一种初识异人的感觉。 看守在底下告诉我，他确实有超人的功夫，能飞檐走壁，虽然他实际年龄四十四岁了，但三四个小伙子对付不了他。也正因此，才给他按重刑犯戴上了脚镣。 我回家后，很快写出了一篇关于他作案的报道，但在《金盾》杂志发表时我没敢用真名，用的是“司建伟”三个字。我确实感觉到他绝非常人。事隔多日，我在夜深人静的时候，只要一关灯，仍恍惚间看到他戴着脚镣大踏步地向我走来。那是真正的道貌岸然，我每每都为之惊惧。 他不是鲁利平，鲁利平彻底消失了。 按我的本子拍摄的两个电视短剧都在中央电视台播放了，但都毫无反响，而我的诗集却再次热销。各省市新华书店纷纷添货，在两个月内，全国铺出有四万册。北京王府井书店二楼的文艺类书柜处，我的诗集摆在了最醒目的位置，且月月添新货，半年常销不衰。北京电视台亦在每周三的《心香一瓣》栏目中连续十余次播放我的诗作，并配以生动的画面。尤其是播出《爱情常青》这首诗后，很多观众都打电话来，盛赞我写出了人间真情。我的名字也随之进入了《中国当代艺术界名人录》。 那一时期，我推却了所有社会报刊的约稿，潜下心来，又进行起纯诗的创作。 在我完成了《野百卉山谷》的创作之后，我想起了于。已经有一个多月没有与她联系了，她亦一直没有呼我，没有找我。她显然还在与我斗气。而我在与她干嘛呢？与她决裂了？没有，还没到那份上。 我想见她了。我想与她重归于好。我想心平气和地向她解释：黄佳丽与我不过是戏中的夫妻，我们交往是实实在在的逢场作戏，玩玩而已，乐乐而已，你没必要认真。 这一天的傍晚，我走下楼去，我要到传达室给她打个电话，我想，起码要问候一下她，问她这些日子在做什么？是不是还会想我？ 走到楼门口的时候，我意外的发现，于正在不远处的绿化带前徘徊。她穿着一件紫红色的风衣，戴着一条黑色的纱巾。那给人的感觉，很庄重。她依然披着长发，这没有改变。有所改变的是，她的脸色不再红润，而像涂了蜡，且神色黯然，这使她少了许多往日的风采。 她显然是来找我的。 在她把视线投向楼门口时，我们的目光相遇了。 我不禁大步奔了过去。 我问：“你来了，怎么不上去？” 她反应淡漠，摇摇头。 我说：“上去吧，我正想你呢。” 她终于张口：“不啦。我们找地儿坐坐行吗？” 这个时候，气温还不高，早春的寒意还没有完全消退、且有风，正不时扬起一阵尘沙。她穿的不多，虽然外面罩着风衣，但从她那没有血色的脸上能看出，她身上是很冷的。 我坚持说：“还是上去。” 她也坚持说：“我不想。” 但她肯定有话要跟我说。她要说什么？这倒是我最关心的。 我依了她。 我们在一棵很高大的桃树下的石凳上坐下了。 她眼睛望着前方问：“你最近还好吗？” 我说：“还好。” 她又问：“诗集发得不错吧。” 我说：“还可以。” 她顿了一下，看着自己的脚下，接着问，“最近又写什么了吗？” 我说：“正在考虑。” 我忽然觉得这样一问一答不像是我们在说话。我不顾身前背后的高层建筑上是否有人正观望我们，伸手扳住她的双肩，让她的面孔对向我。 我说：“你是不是还在生我的气？” 她看了看我，仍把目光转向一边。 她说：“没有。” 我有点急：“什么没有？你这人太没度量了。” 她突然激动起来：“我是没度量！我容不下我们之间除了你老婆之外还有个第三者！” 我放轻声音：“可她不是。” “不是？”她拨开我扳着她肩的双手。“她跟你那副样子，我也受不了！” 她停顿一下，突然发问：“我们俩的关系，你到底怎么想的？” 我一怔：“就这样不是挺好吗？”＿ 她把身子又扭向一边，长出了一口气：“可我不愿意这样了。” 我茫然：“那你的意思？” 她一字一扳地回答：“我想光明正大。” 我问：“现在就不光明正大了？” 她说：“我现在是在偷鸡摸狗，我现在是在偷别人的汉子，我现在是……”我打断她：“干嘛说得这么难听。” 她把目光对向我：“正是因为这样，遇上事，我只能忍气吞声。 我不愿意了。艳齐！”她用双手扳住了我的双肩，“让我做你的妻子吧。我已经想好了。” 我摇头：“不，不要这样。” 她急了：“为什么？看不上我？” “不是。”我迎着她的目光说：“我对婚姻已经厌烦。我不能从一个牢狱再进入另一个牢狱，我现在只想干事情。” “那你就这样让我陪你一辈子？”她愕然地问。 我说：“只要你愿意。” 她霍地跳了起来：“我说了，我不愿意了！” 我没有动。我只是抬起眼睛望着她。 我说：“你听过萨特和波伏瓦的故事吗？他们终生相爱相随，旧终生没有结婚，他们相互宽容相互理解，最终都成为法国伟大的人物。我们为什么就不能像他们那样？我不适合做任何女人的丈夫，我现在的妻子跟我受尽了苦，受尽了孤独和寂寞，我十辈子也还不清欠她的情。我不想再让第二个女人落到她那一步。我真的不是家庭型的男人。这一点，你应该早就知道。” 她把头仰向上空，又无力地垂下来。她把身子转向一边，又回过头来。 她无力地说：“我是知道。我也知道，换个女人，是绝对不干的。” 她说罢，不等我有所反应，甩开了步子。 我站起身，但没有去拦她，只是把一只手撑在那桃树的枝干上，看着她走远。 这一刻，那桃树上的残花纷纷然落了一地，而夜色好像是随之降临的。 这一年的五月，在田珍颖老师和另一位作家介绍下，我加入了中国作家协会。 这一年的六月，我在《北京晚报》发表了我的自述《人，只有一生》——许多朋友都这样对我说：“艳齐，你这两年够可以的了，也该好好享受一下人生了。” 我知道，这话的弦外之音，是：你现在活得太累，太清苦。 这的确是实情。是的，已经说不清有多少个夜晚，都是一盏孤灯陪伴着我，陪伴着我用笔记述时事和社会的走向与嬗变，用笔展示着人性的本真。那的确很清苦，很累，很让人感到一种跋涉般的艰辛。但是，当我完全进入我所营构的诗的境界，世间对我的一切纷扰都于无声中远遁了，当我彻底地沉浸于我所追述的主人翁的情绪之中，我又会难以自持地为他或她的际遇而快慰而落泪！这是一件多么奇特又有趣的事啊！在这种过程中，我感受到了我的自我的存在，因而，我也的确是无法再舍弃这一人生抉择了。 人，只有一生，而只有一生的人应当起码在存在于世的时候干成一件事情。也许正是因为我认定自己在这个世界上不会或不能干别的什么，才选定了以写作为生活的依托。而今天的我应当可以自慰于正在“干”了。在我的诗集《因为爱你》得到评论界肯定时，在我的报告文学《雇工世界》入讯1990—1991优秀报告文学年逊时，在我的纪实文学《京城舞女群》发行量逾十万册时，在我的第九本专著终审通过时，我又不能不兴奋于我已经走向“成”。 然而，我又毕竟还处于途中。如果这时歇脚去追求闲逸，会不会前功尽弃呢？ 也许命中早已注定，我不能停止我已经从事的一切。 我永远不会忘记，在我少年时代握着母亲给我的5分乘车钱，我徒步十余里去拜访在我心目中极可敬的一位大编辑，遭到的却是白眼的情景。那天，我看出了对方对我这样一位穷工人的孩子的蔑视！他不相信我能写出什么像样的作品，不相信我的作家梦有一天能够成真。他的不屑一顾使我愤怒，使我发狠：此生一定要在文学之路上闯出个名堂，让他也知道知道我是谁！正是为了这口气，我舍弃了许多同龄人尽享的乐趣，把可利用的一分一秒的时间都利用起来，去读书，去观察，去思考；以至舍弃了来之不易的高薪与职位，而甘愿忍受灯下的孤独，不惜任何代价地朝既定目标拚争。 实际上，金钱对于我并不吝啬。我完全可以像朋友们所说的那样：好好享受一下人生了。可我又总觉得享受的意义永远不会大于追求的价值。能给更多的人送去一种温馨，通过我的诗；能给今天的社会提供更新的启示，通过我的纪实作品——那才是真正的使我感到愉悦的事啊！在终于到来的今天，我应该捧出更多的鲜亮的果实献给爱我的人献给我爱的世界！ 最艰苦的时候，是在农村插队时，没有桌子，趴在床板上练笔的日子；是在建筑工地时，难得有假日，只能利用午休的一个来小时跑到附近的书店寻求知识，又囊中羞涩买不起想买的书的日子。 但那总归已经成为过去。今天，能够独自拥有一个安静的空间，能够得到那么多的朋友的信赖与支持，能够受到长城内外数以几十万计的读者的垂爱，这本身就是一种莫大的享受啊！ 我已经别无所求，只求自己：什么时候也不要忘了，人，只有一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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