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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卫国 游大庾岭上的梅关，攀行在草木这道的山间小径上，不禁想起400多年前因上书直斥首辅大臣申时行专权树党、直揭万历皇帝用人不明而被贬南下雷州半岛徐闻县当典史的汤显祖，想起100多年前北上进京赶考的岭南举子康有为、梁启超。他们当年经行如此荒僻的山野，是否心怀忐忑，生怕遇上剪径的强盗？鸡声茅店中做的是大难临头的噩梦还是逢凶化吉的美梦？小时候在家乡看皮影戏，长演不衰的有一出《四美图》，讲一个应考的书生在山间被众喽罗所执，吓得魂不附体，孰料山大王是四个美女，招他为押寨夫君云云。显然，这是穷酸秀才的白日美梦，因为迎合了穷人对福祸无常、时来运转的心理期待，所以颇有市场。而现实生活中，也屡有“串梦”（借用电话串线、电视串台做菜串味之串，亦可用流窜、改窜之窜作“窜梦”）的事发生，却并不这么受用，常让人觉得百思难解，无辙可循，“造化弄人”。 之所以扯到这个话头，是因为近来接连读到一些相似的新闻故事。比如，6月24日《中国青年报》刊载的《噩梦般的遣送》，记的是：武汉水利电力大学毕业生，北京电力建设公司干部黄谦，今年5月4日晚上在上海市崇明县侯家镇，因为找不着旅馆，看见街上白底红字的牌子“有困难找警蔡”，满怀希望进当地派出所寻求帮助。由于一时没找着人，又累又困中在民警值班室做起了美梦。这只迷路的羔羊竟像唐僧误入了黄袍老怪的宛子山波月洞，九死一生才拣回一条小命。他不容分说被当作“自投罗网”的盲流，进拘留室，进县、市遣送站，押往徐州中转，钱财被抢精光，饱受毒打，而且在徐州时晚上睡觉前要唱“世上只有妈妈好”，不唱就要遭殴打，真够传奇的！6月30日《三秦都市报》载：17名从长安县西安打工的民工，因未办暂住证被当地派出所送往西安收容遣送站；当用工单位拿着派出所证明到收容站领人时，一天的时间被强按三天收了1020元“生活费”；许多民工“被人打惨了”。7月9日《南方周末》则刊载了“一个迷路中学生的离奇经历”：广西防城港市防城区滩营中学学生黄钟声，去年12月11日与同学一起到南宁观看自治区成立40周年大庆，由于买了两双鞋只剩2元钱，又不幸与老师同学走散，回不了家，便想起老师和广播常说的“有困难找警察”。这一找，也是“自投罗网”，进收容所，被搜身，被毒打……与他的本家兄弟黄谦的遭际大同小异。其实，这样的故事，也在我的亲友身上发生过，相信还有一些人讲得更惊险曲折。 为什么会发生这样的串梦，本拟兄长般的警察陡然“变脸”，自己的“一往情深”被切换成“一失足成千古恨”？能说那些做着“有困难找警察”美梦的人有什么不正常吗？诚然，我们曾犯过认识与思维上的大错，惯于把理想（幻想）当现实，把假定当事实，不仅不容许怀疑“人民公社是天堂”之类天条，连批评某个党员、某个警察也被视为败坏什磨形象的大逆不道，仿佛每个党员都是“特殊材料”制成的、每个警察都是正义的化身。但是，“有困难找警察”并非什么高不可攀的乌托邦幻想，老师与传媒在宣传“有困难找警察”这条现代社会的应急常识时，不必也不能加上一句“警察里面也可能混进坏人”吧，所以不能说这件宣传是误人子弟的“误导”。那么，只能说，司法腐败吏治腐败仍然在作孽，仍有那么些警察和国家工作人员的素质与做法处于公职人员底线之下。重庆公安系统上半年清除了78名害群之马；全国还有多少害群之马有待清除？这些害群之马何所由而来，何所恃而撒野？他们是娘胎里育就的劣种吗？ 写了这么多，不知所云，满心惭愧起来；要是自己亲历了黄谦、黄钟声那样的噩梦，哪堪回首，哪有心情在此东扯西拉？ 由美梦跌入噩梦的人所受的心理伤害是难以平复的，有什么比制造这种串梦情境的人对社会信心、正义信念和社会主义信仰的败坏更严重呢？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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