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汤用彤写序


  我写过一则短文《汤用彤的顾虑》,是说汤先生的心情的,这篇短文是因我在书摊上购得一册汤先生的旧著而引出的感慨,因为我把那本旧著《汉魏两晋南北朝佛教史》和后来重印的稍微比较了一下,看到场先生的重印后记,想到了知识分子困境。中国知识分子,要说硬也硬,要说软也软,这都不难找出许多例证。但对知识分子性格的认识,我大体倾向于认为读书人嘛,还是柔弱的多,刚直的少。就性格而论,文人一般总比武人懦弱些。了解读书人的这一面,才好再去了解他们变化的历史。汤先生步入新时代后处境算是好的,旧著大多重印了。汤先生那时一是年事高,二是身体不大好,这样的处境,使他谨小慎微起来,也在常理中。我写完那则短文后,又在书摊上以极廉的价格买到汤先生的两册书,一本是《魏晋玄学论稿》,1957年人民出版社印的,一本是《往日杂稿》,1962年中华书局印的;一为小32开,一为大32开。我很喜欢过去人民和中华书局印的学术书,封面和开本都只给人简洁雅致的感觉,学术书,就应该是这种风格,今天许多学术书的设计,都太花、太俗,感觉不好。汤先生每印旧著,都要写小引、前言、重印后记之类,一是说明文稿的大体情况,一是总要检查自己的思想。这些为旧著重写的前言后记,常常可看出汤先生的心情。而这种心情和重印旧著本身是一矛盾体。因为汤先生在这样的文章里总要先声明,这些旧著已经没有重印的必要,至多是一点资料。那我们要问既然如此,为什么还要让印呢?看来这都不过是一些套话,说说而已,在心里,哪个学者不珍爱自己的旧著呢?但有些废话还得说说,这样或许能增加一些保险系数。比如在《论稿》中,汤先生就说:“今既要出版,本应大加修改,然而由于我的马克思列宁主义学习很差,又久在病中,原定计划既未完成,更谈不到把旧稿彻底改造。”书是按旧稿印了,但这样的话也一定要说,另外再深刻检讨一下自己的过去,这似乎已成为那个时期老学者重印旧著的一个惯例,集中研究这种现象,也是了解知识分子处境的一个角度。汤先生给《杂稿》写的前言更有意思,先说自己是受了资产阶级“史料学”的影响,搞起考据之学来,而不去研究这些材料说明什么问题,不去从史料中引出合乎实际的结论,“而往往是材料堆砌,不能真正地解决什么问题。今天看来,这样的风气当然是要不得的。”可到了文章最后又说:“这本文集,今天看来误谬之处甚多,我想它之所以能出版,主要的是说明解放后我国文化事业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有了重大的发展,说明了人民政府对保存史料的重视。”前后如此矛盾,可见汤先生当时的心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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