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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工作笔记本上有整整３页记着夏衍曾使用过的笔名，点了点竟有１１０多个。夏公究竟有多少笔名，至今无定论。但可以肯定说，夏公是当代作家中使用笔名最多的一位。 １９４９年５月２８日，夏衍与于伶等人接管上海文教工作。当了１０多年记者，自认为“新闻记者的笔，是一种最有效的为人民服务的武器”，此时夏公的手又“痒”了，他说：“一天不动笔就感到一天不舒服。”在征得陈毅市长的同意后，他开始为《新民报》晚刊撰文。在１９４９年７月９日至１２月２９日的《灯下闲话》栏目中，共写了１４８篇文章，几乎每天一篇，共使用了７７个笔名。 在建国前的数十年中，夏公不断更换笔名大多是因为环境和时事所迫。当年，在徐家汇完成《泡》的创作以后，他特意请人将稿抄一遍，由表兄带往杭州，再寄回上海的《文学》杂志。对这段经历，夏公曾有一句笑言：“那时什么都得上税，唯有笔名不要上税，所以就放手地用呗。” 我曾听许多人这样议论：“他不希望人们记住他，他自己的作品也不保存，名利看得很轻薄，这是他的品德。”无怪乎，在人们询问他使用笔名有何讲究时，他总是说：“没有。”无怪乎，当研究者和老友告诉他这是他的笔名，那是他的文章，他有时竟然不承认，曰：“忘记了。” 夏衍本名沈乃熙，字端先。夏衍是他的父亲字号雅言的谐音。１９３５年，党的上海“文委”受到国民党的破坏，夏衍隐居徐家汇一位同学家中。利用这段时间，他写下小说《泡》，第一次使用夏衍这个名震文坛的笔名。《上海屋檐下》、《包身工》、《法西斯细菌》、《复活》、《秋瑾传》等夏公的主要作品，都与夏衍这一笔名相伴。 摘自６月１９日《解放日报》 赵兰英 文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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