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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长的代价


  一家报纸要我写个简历,说是要将我介绍给读者,我就写了。当写到“迄今担任最高行政职务”时,我回首望着自己的少年王朝,笑着写下六个字:中国少年先锋队大队委员。
  是的,迄今我所担任的最高行政职务就是少先队大队委。在如今和尚也要评职称,存车处大娘也要定级别的年代,我不知道少先队大队委能够折算成一个什么官位。我想恐怕难以使我享受科级待遇。然而少年时代肩上扛过“三道杠”毕竟是一段光荣的历史。我因此而怀旧。我知道,如果怀旧情绪过于强烈,往往是心态衰老的表现。但是少年的往事又的确令人难以忘怀。
  说起来我的所谓官运,其实都集中在小学的那段时光里。小学一年级,我是班主席(就是如今的班长)。小学二年级,戴上红领巾我就成为中队主席。到了小学三年级,我荣升少先队大队副主席。真可谓官运亨通风头出尽。三年级之后,我的官运终于走到尽头。直到今天仍无起色。如今我儿子级别也已高过我。他读初中的时候就身居小组长要职,属于中层干部,类似工厂的车间主任。
  谁让我早早就将一生的官运统统享用了呢。命运就是这样安排的,悔之晚矣。
  由于我的官运完全集中在小学的三年里,所以追悔莫及的事情也大都发生在那一段时光。回忆那一段时光我总是想起小学一年级的同学郭庆来。郭庆来只读了一年就从我们班上消失了,如白驹过隙。以至多年之后大家聚在一起回首往事的时候,很多同学根本不能记起郭庆来的存在。然而郭庆来确曾存在。
  那是“节粮度荒”的第二个年头。我们在一所全市著名的小学读书。后来我知道学校对面的那个大院子就是当年清朝逊帝博仪曾经住过的地方。他随日本华北驻屯军特务机关长土肥原贤二秘密前往长春充当满洲国皇帝,就是从这里上路的。当时我并不知道这些故事,只知道我们处于缺少粮食的时代。郭庆来就是那个缺粮时代里随时受到饥饿威胁的男孩儿。
  郭庆来父母双亡,与叔婶一起生活。叔婶也有一群孩子。这样他的胃口就常常成为一只空荡的袋子。记得卫生老师来班上检查学生身体时,用大拇指挨个去摁我们的脑门儿。摁到他,出现一个大坑:浮肿。学校立即发给他二斤黄豆,郭庆来用帽子盛着,拿回家去了。后来他依然浮肿,而且脸总是很脏,使人想起电影《渔光曲》里的小猴儿。不知为什么,那时候我好像根本就没有什么同情心。
  由于我是班主席,自我感觉往往极其良好。虽然还只是个小孩子,但行走坐卧总是做深沉状,一派天降大任于斯人的样子。回忆起来,那一段时光可能是我生命之中最为得意忘形的日子。我在班里很是活跃,好像这个世界上没有我,立即就会出现重大意外似的。因此我的视野也比较开阔,很像一个袖珍警察。
  那是一个有雾的早晨,我走在大街上。路过一家早点部,隔着窗子我看到郭庆来正在那里舔碗。所谓舔碗,就是人们喝罢米粥起身离去,而那只空空荡荡的碗里必然残存着些许汤汁,饥饿难当的郭庆来就捧起桌上的一只只空碗,舔食汤汁以充饥。郭庆来的舔碗使我受到了强烈的刺激。当时我就认为这是一种耻辱,尽管我的肚子也吃不饱。接连几天,路经早点部我都看到郭庆来在那里舔碗。他的舌头,给我留下深刻的印象。
  我是在第三天才想起去告发他的。如今我无法记起当时是出于什么动机。似乎觉得告发郭庆来的舔碗行为,是一件光荣的事情。我从小就向往光荣,因此做了不少错事。
  我们的学校确实是一所优秀的学校。记得中苏关系尚未破裂的时候,我们学校与列宁格勒的一所十年一贯制学校是友好学校,外事活动频繁。面对全民饥饿,我们的学校依然十分注重学生的操行。颇有冻死迎风站、饿死不弯腰的校风。因此我的举报使校方大为震怒。上第一节课的时候郭庆来即被教导主任传训。我永远不能忘记当他得知是我将他举报的时候,向我投来的一瞥。
  那是一种无可奈何的目光。这种目光后来我又见过一次——那是一只即将被杀的鸽子。
  好多天我都没有见到郭庆来的身影。后来,就放寒假了。寒假结束开了学,还是没见到他——直到今天。
  这就是发生在我的少年王朝的一件事情。这也是我有生以来的第一次举报。如今我也无法重新评价自己的行为。我只记得郭庆来是个十分瘦小的男孩儿,总是眨动着一双无助的大眼睛。如今他是不是已经长成彪形大汉了?真是不得而知。我真心希望他能读到我的这篇文章。我也真心希望他能够谅解我。
  假如我是郭庆来,我就不谅解当年举报我的那个人。因为他的举报给我带来了厄运。
  唉,追忆逝水年华真是欲说还休啊。
  好在我已经长大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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