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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子恼了，“滚，臭知识分子，摆什么男人气，一个月之内你要不滚回娘身边去我割鸡巴烧着吃。顺城往东，三十里，小心喂了狼。” 他慢腾腾地走到门口，又回头问：“阿扎离嘎扎小学有多远？” 汉子怀疑地凝视住他，“你找哪个？” “谁也不找，随便问问，报上宣传过这地方。”周伟扯了个谎。 汉子不知是冷还是热，脱了衬衣，露出虎背熊腰，却凑近火塘，不耐烦地说：“一个在坡上，一个在坡下。” 周伟甩给他们一包大重九香烟，也没道声谢谢，大步向黑暗走去。他插队八年，知道如何对待貌似野兽的山里人。 他踏上真正的泥径，在恐怖的黑暗中，好象一层又一层网状物在跃动，随时会把他罩住，压垮。山林托着乌云，乌云遮住无数的星星，星星也象人一样有生有灭。山区的夜大都是这样的，安宁、阴暗得象月球。 他走过这样的夜路，无数次，可每一次又都印在心中。他是去到她插队的小寨，开始时还要走回来，带着发胀的心，后来就留在那里，享受着她的温暖。现在，他又在走向她的小寨。 朦胧中可以看出脚下的路是被挖开的、松软而起伏不平，这证明正在筑路。但慢慢地路窄了，只剩下热带雨林中的一条夹缝。他在这夹缝中挤来挤去，象是一股南来的热风。而所有的风，无论开始多么强劲，在大森林的缝隙里都会被慢慢消融掉，于是便永久地留在了这里，变成潮湿的、酸甜的、女人头发般轻拂的水汽。 他那只原装的日本高聚光手电筒帮助他在黑暗中探寻着，慢慢向一座不算太高的山峰爬去，根据他对山林的了解，嘎扎一定在离山峰不远的地方。可她是怎样到了那里的呢？ 他承认，她之所以直到今天还只能在深山老林间生活，是他和父亲两代人造成的悲剧，她的父亲确实是国民党军统特务的官员，但一九四九年没有跟蒋介石跑到台湾，而是解甲归田，回到云南老家赋闲，并资助乡里办了一所小学校。云南一和平解放，军统特务全部被抓，也不加区分地全部镇压。她的父亲是他的父亲亲自逮捕，亲手执行枪决的。这大概是他父亲打死的第一个敌人，那时是十七岁。当然，这一切，作为刚刚降生于世不久的她和两年以后才降生的他都是不太清楚的。 他们是插队时相识的，军统特务的女儿和共产党处长的儿子受到同等的政治待遇，巨大的精神压力把他们挤到了一起，虽然她比他大，虽然她一再苦苦拒绝他的爱，但他们还是无法解脱地将灵魂与肉体结合在了一起。这种故事在六十年代后期太多了，以至现在已经没有人愿意再听。 是他抛弃了她，当他得知若不结婚就可以回城的时候，他离开了她，甚至没有说一声再见。他受不住了，那种比他在任何一本忆苦思甜书中知道的还要难忍的折磨和煎熬使他做梦都想回城，他成功了，并进入了交通大学，成为一名工农兵学员。 其实，也可以说，是她逃离了他，当她知道自己父亲是被他爸爸枪毙时，她感情上无论如何也压抑不住对他的恐惧和愤恨。她打掉了肚子中他的孩子，发誓永远不再见他。经过一夜的不眠之后，她走到一百多里外的元江，投河自杀了。 但是，她没有死。他也相信她不会如此轻易地离开这个世界，因为她是那样地渴望生活，那样地热爱孩子们。当他在城市里度过了几年不安宁的纷杂生活之后，便开始真正地感到了初恋的纯真与可贵，也感到了他这一生只能爱她。一种磨灭不掉的思恋使他认为她只能是他唯一的女人。自从升腾出这种无法用语言解释的念头后，他开始寻找她，整整八年，他都陷在无望的苦闷之中，他的情绪和神态使人们只想到他的男人式的成熟，却无人知晓他内心的痛楚。 他需要抚慰，用她的原谅和宽恕来抚平自己永远不能原谅的过失，也可以说是罪恶！ 他知道这样做是可笑的，但他只能这样做，他要让人们忘记他是省长的儿子，他只是一个普普通通的忏悔者和筑路人。 天蒙蒙亮了，树木也稀疏了些，他看见一排用树杈和竹子搭成的房子，房顶铺着油毡和山茅草。房子的尽头冒出和晨雾一样淡淡的炊烟。房前的空场上，有一个赤裸的、粗壮的汉子在劈柴，那汉子肌肉结实，虎背熊腰，力气显得很大，一斧便劈开一个树墩，当那汉子抬头擦汗时，周伟认出了，他就是在县城筑路队队部接待自己的汉子。他竟然神奇地在他前面到达阿扎，而且精力充沛，似乎并没有走很远夜路。 狗咬起来，一共十几只，象狼一样恶狠狠地扑上来。 汉于喝住狗，慢慢直起腰，嘲笑着：“周技术员，梦游到这啦，来吧，正赶上吃早饭。” 他此时才明白，走了一夜路，无非又被人耍弄了一次。因为肯定有近路。 一个纤细的身影从炊烟和刚刚飘出山谷的野雾中出现了，她向不远处的竹林走去，那里有一条同样泥糊糊的小路，通向水淋淋的山头。 他浑身一震，嘴张开了，几滴露珠顿时化在舌尖上。冰在融解，蓝天翻开了又一页，那是空白的，没有宇迹，也没有暗示性的图画，松枝跌落在深谷，碎成粉末，灵魂象一个气球被吹破了，飞散到大森林的每一个角落，摄相镜头的焦距在变化，人越来越小，身影越来越清晰。 那汉子的眼睛眯上了，透出恶狠狠的光芒。他抡起斧子，一下子砍断身边一棵碗口粗的青翠苦竹，那苦竹慢悠悠，沉甸甸地砸在正凝神远望的周伟身边。 她几乎扑倒在黑板前的土坯讲台上。脚上带着红色的泥，身上是被露水打湿的衣衫。瘦得露出青筋的脚骨在发软，由于和山里人一样不用胸罩而象口袋一样下垂的乳房在发胀。 他怎么能寻找到这里？她以为他早在这个世界中忘怀了她！ 哦，都是那该死的宣传员，她当时拒绝得不够坚决。一定是那篇通讯稿惹出了麻烦。 她为什么不改名？为什么还叫司马虹虹？这个名字应该随着她的过去一块死去。哦，那使她心灵伤痕累累的年月啊！ 混浊的水，泥泞的路，被践踏得东倒西歪的夜来香和夹竹桃，天空沉甸甸的象灌满了沙石的口袋，泥石流发生了，填满了沟谷，到处都是荒芜的丘陵，到处都是坍塌的人字形草棚，她没有力气为自己搭一个窝，还不如一只小兽。 她为谁活着？！ “老师早！”孩子们来齐了，一个个面目肮脏，衣衫破旧，但亮晶晶的眼睛中闪动着天真、善良和潜藏的智慧。 司马虹虹努力使自己清醒过来，但不可能，已经平静地生活了好几年，灵魂象结上了一层薄冰，突如其来的捶击，使这层薄冰裂开了。隐藏很深的痛苦又呈现出来了，她的额头发胀，胸口里面在疼。 “同学们，今天你们让班长领着去砍竹子，雨季来了，该修修教室。”她的声音在颤抖，不是因为寒冷，而是神经因刺激在抽搐。 “啊哇！”孩子们显然更喜欢干活，他们的血液中充斥着自由自在，不受任何拘束的基质。一下子跳离开土坯课桌，蜂拥般冲出教室。山林对他们永远有着吸引力。 司马虹虹也慢慢地离开了教室，以往她会和孩子们一同钻到亚热带雨林中，砍来竹子，还挖回竹笋。可今天她脚步沉重，漫无目的地走着。她不能回家，假如他找上家门，该对他表示什么样的态度呢？ 她绝不会对他亲热，她已经是别人的妻子了，按山里人的话，叫婆娘，即使她到现在还依然独身，也不会对他抱有什么幻想，他害了她，他的一家害了她的一家，她必须恨他，永远地恨他！ 恨和爱都来得那样艰难啊。 为了爱，她在一间飞满蚊虫的狭小茅舍里委身给他，是的，他比她小三岁，她本来以为对他只有姐姐般的情谊，可当他不顾一切地抱住她时，她发现，那情谊原本就是一种被转移了的爱。爱难道还有年龄的差别吗？在痛苦的煎熬中，她尽情地享受着这爱，忘记了一切，也忘记了现实和未来。她毫无顾忌地怀上了他的后代，她希望是一个儿子，一个调皮的，也象他一样英俊的儿子。 为了恨，她告诉他要打掉他的儿子，并且逃离灾难一样地奔向遥远的元江边，跳了进去，他欺骗了她，是他的父亲枪毙了她的父亲呀！她父亲已经叛离了国民党，为什么还要死呢？她已经委身于他，可他为什么还要抛弃她呢？就为了回城里去生活吗？原来爱情这样不值钱，为了可以回城市就将爱情置入泥潭。她此时才明白，她在他心中根本没有位置。她忍受不了生活对她这样残酷地玩弄，她用死向这个社会和他的一家提出软弱无力的抗议！ 是的，她没有死，命运使她在昏迷中又被冲到一个沙洲上。她清醒过来后，再也不想死。因为，她是一个母亲了，一个未来的母亲，母亲是不会在没见到自己的孩子时就死去的，而且，她要用自己的恨教育出不再有恨的孩子们。她决心一辈子当教师，使山里人的后代永远地不做恶事，这多少会抚慰点她充满乌云的心灵。 她离开自己插队的地方，向着与他离去的地方相反的方向走去，一直走到了现在生活的地方。 筑路队的工人收留了她，他们没有女人，他们太需要温情了。而她想彻底地改变自己的一切，便毅然投身进这些粗鲁的，没有文化的，但却善良的人们中间。在这里，她养下了他的孩子，确实是一个男孩。然后嫁给了那个天天照看她，为她担水，给她捞鱼，替她劈柴的筑路队副队长，他叫曹垛，是个壮得象牛一样的汉子。 不，她绝不爱这个男人，她只是感激他，用一个女人仅有的身躯去回报这个渴望女性近乎到疯狂的男人，而且，她是为了让孩子能不因没有父爱而产生自卑和孤僻感。 她有机会回到省城，考大学，考干部，她的知识基础都可以让她不失败，她的男人虽然心情阴郁，但也并没有阻拦她，因为他也巴望着能因为她而调到省城，实现一下只有在梦中才会出现的离开这贫困山区的愿望。 但是，她不回，回到那里会使她想起过去的一切，会揭开她已经落疤的伤痕，她觉得省城里所有的人都和周伟一样可恶，而山里人虽然没有文化，落后、愚昧、贫穷，但没有任何人歧视她，虽然所有人都知道她是一个带着私生子的来路不明的女人。 没有人知道她的过去，她也不会让人们知道她的过去。她已经习惯了这里的一切，习惯了每天去和孩子们打交道，也习惯了丈夫每天都不间断地折腾自己，她以为会这样地生活下去，一直到苍老、死亡。 可是，鬼使神差，竟让他又出现在自己面前。他是来寻找自己的，她可以断言，她的感觉这样告诉她。他不是为了他的儿子，他根本不知道他会有一个儿子。 又下雨了，确实到雨季了。到处都是红色的泥，一座座山峰象一个个巨大的心脏在搏动，鲜血喷射着，落到大地上流淌，公路总也修不通，有十多年了吧。筑路队驻扎在这里，进程象蜗牛一样缓慢。 她希望公路永远也修不通，她希望那个枪毙了她父亲的人的理想永远只是幻想。因为他使多少别的人的理想破灭了啊！若在十年前，这种思想就是阶级报复。 她该回家了，从山顶走到山脚下，只有五里地，用不了半个小时。她要让他知道，她对他是陌生的，是石头，是泥石流。这本身对于他寻找到她的狂喜就是狠狠的打击！ 恨，从来都是用作对付爱的。 筑路队副队长曹垛亲自动手，搞了一桌酒席。这是规矩，凡是有人来到筑路队，都要这样热闹一次，有人若要走，那就只有一顿臭骂。不管是怎么来的，也不管是怎么走的。因为想来的太少，想走的太多。 他在筑路队二十年了，在这里生活二十年了，为了修通这段不到三十公里的山区公路而成立的这支筑路队，搞文化革命十年，基本没什么进展，这十年落实知识分子政策，先走大学毕业生，后走中专毕业生，剩下些粗人弄着两台推土机，十几辆小翻斗，拼死拼活总算到了山脚下，可往山上走就难上加难了，因为没有人懂测量，也没有人能选路基，百十来个工人每天的任务就是保养修好的路和机器了。 他经常骂街，一喝酒就骂，从省长到公路局长骂个够，然后紧紧搂着捡来的婆娘一直睡到大天亮。 他什么都不会心疼，甚至连自己，但他最心疼这个叫司马虹虹的女人。筑路工人找个女人比上天还难啊，常年累月住着草棚子，缩在没路的山沟里，哪个女人会跟，除非犯了精神病。他的父亲就是个筑路工人，花了一千块钱买了个年轻女人为自己养个后代。本以为一年的温温热热，疼疼爱爱可以挽住个女人心了吧？谁想到孩子一断奶，那女人还是回到平坝子的娘家，再不见踪影。爹死前对曹垛说：“千万别当筑路工。” 可曹垛还是当了筑路工，爹是累死的，他望着一条没修通的路合不上眼啊。当儿子的能让父亲埋在地下还常不甘心吗？他要修通这条路，这就是从省城到飞龙山的四级公路。 他从很小就知道男人和女人是怎么回事，因为大山里的人很少封建色彩，他也偶然花很多的钱和专门给筑路工取乐的女人搞过。但这只解决一时的生理问题，他依然孤漠、抑郁。他渴望女人温情的抚摸，做好热饭等他归来，为他裁件衣服；有个头疼脑热有人问寒问暖。可是，这一切对于大部分筑路工人来说无疑是梦想。 当司马虹虹出现在这里时，他几乎是用武力和权力阻拦了别人的进攻，这个女人便一直笼罩在他的影响下，一直到嫁他为止。 这真是个漂亮女人呀，比大山里他见过的所有女人都漂亮，细细的腰，结实的腿，因为奶孩子而肥大松柔的奶子，细腻雪白的皮肤，俊俊秀秀的脸。他每天都不会让她单独睡去，他恨不得把所有男人特有的精力都倾灌到她身上。为此，她常常眼圈发黑，过早地衰老了。但他全不觉得，依然把她看成天仙。是的，她确实是他心中的美女。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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