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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是一个民族的顶梁柱，是国民灵魂的基本建设，同时也是个人素质构成的基础。正规教育应当一磴一硷地升，家学敦实，底子厚，或者本人是奇才的，也能出类拔萃。 我既无奇才，也并非出自书香之家。本来连小学都未必能念完，然而机遇使我这个差半年高中毕业就因学运而被强迫离校的学生，竟然在国内读了两家大学之后，又落脚在只有英国贵胄子弟才进得去的剑桥。 命运待我不能说差。然而学历和学力并不是一码事，我自知底子薄，在知识的道路上，我是先天不足的。幸好还有这点自知之明，写文向不引经据典，一辈子才没太出洋相。 从青少年直到中年，我还五度执过教鞭。十八岁在汕头和二十二岁在福州教过中学，二十五岁时给天津女师讲过课，二战期间又曾在伦敦大学东方学院任过教职；回国后，四六年回到上海，由于手里没金条来顶间房住，就去复旦大学教了两年书。正是在那里，发生了我在人生道路上的一场悲剧，一次挫折。 我出生在一个蒙古人家，穷得连小饭桌都卖给了“打鼓儿的”（收购破烂儿），唯一的亲人——我那寡妇妈还得出去为人佣工。但这个蒙古家庭却有个好传统：再困难也不让孩子失学。所以我刚能跑动，就被送去念书。 我生平进的第一所学堂是设在北京新太仓路东一座尼姑庵里的一家私塾。当时我好像还不到六岁。头一天是挎了书包，由妈妈拉着手领去的。那时我们住在小菊儿胡同，以后就自个儿上学了。尼姑庵门前有个小土坡，教室设在跨院里——是一间黑咕隆冬的大屋子，可能原是尼姑庵的堆房。两排小书桌是砖砌的，上面抹着油灰。孩子们（我的同学）坐在板凳上一边扯了脖子唱着“子日：学而时习之”，一边好奇地朝我望。灰麻剥落的墙上贼眉鼠眼地蹿着壁虎，脚下时而还有觅食的老鼠在砖砌的书桌间穿梭。 老师不但老，而且瘦得成骨头架子了。他戴着副老花镜，手里托着根一尺多长的烟袋——很快我就领教了它的另一用途：刑具。一看就知道他是个倔老头子。在他手里我可没少挨剋。那烟袋锅子很少打肉厚的地方，它还专挑脑袋上打。书背不上来必然挨打，但更使老头子动气的是，到时候交不上来束脩。 “大学，中庸，打得屁股哼哼。” 我刚念《论语》，脑袋上就给他敲出好几个包。而且我们成天都光扯了嗓子嚷，他什么也不给讲解。后来，我妈妈打听出九道湾里有一家私立小学，算是个新式学堂，念的也不再是《论语》了，而是新教科书。所以没多久我就又转了学。 我还记得妈妈送我上学的那天。小胡同弯来弯去，真是九道湾。每拐一个弯儿，我都挨紧妈妈一下。六九年在咸宁干校，我送小儿子去城里住宿学校时，一路我都在回想当年妈妈送我去九道湾那趟，也那么依依不舍。 所谓“学堂”不过是个小四合院。老师和师娘住北屋，西屋是喜欢穿花祆的师姐。所谓“学堂”就只是那间东屋。记得那正是三伏天，屋里面西晒得成了个小火炉。 这里倒不念“子曰”而改念“人手足刀尺”了，可还是让学生们成天扯了脖子唱课文，老师大部分时间都呆在他那北屋里，很少讲解。另外，“刑具”也改了，不再甩烟袋锅子，改打板子了。可还有一个共同点，就是若不能按时交学费（更不用说年节送礼了），照样打得又狠又勤。 一回家，妈妈见到我手心肿成那个样子，就暗暗掉眼泪。 那阵子，我那寡妇妈见人就抱怨我在那一间房的学堂挨打的事。有一天，四堂兄（就是后来娶了美国嫂嫂安娜的）跑来说，安定门有家长老会办的学堂，不但有小学，还有初高中。更可喜的是还收工读生：不但免交学杂费，每月兴许还能挣上块儿八毛的。那里为工读生办有地毯房、羊奶厂和一所印刷作坊。学校的名称是崇实，英文是Truth Hall（真理大厅）。 这可是天上掉下来的馅儿饼。妈妈当机立断：退了九道湾那家，立刻托四堂兄把我送到美国长老会办的这家崇实小学。那里的教务主任听说我读过两家私塾，就让我插班念三年级。当时小学是四年制，所以转年我就又升进了初中。 这家小学的校舍是个窄长的院子，坐北朝南是一间间的教室。雪白的墙，明亮的大玻璃。在私塾坐的是小圆凳，这里是有靠背的椅子，每人还有一张带抽屉的小书桌，真抖啦！ 我读小学那一年还顺当，但毕业那天却干了件蠢事。那天，学校从王府井请了一家照像馆的人来照师生合影：老师们坐在椅子上，我们则盘腿席地而坐。那是我生平头一回照像。事先听老人说，照像会摄魂、伤神、减寿，可当时我又不能不照。那天照像用的是转镜，当镜头转到我时，我把脑袋朝里一歪。洗出之后，足挨了老师一顿臭骂。 我就那样告别了崇实小学。 上初中后我就住了校，并且进了地毯房，当上一名学徒工。我领头一个月工资那天，母亲去世了。当时像所有的教会学校一样，崇实也实行强迫宗教。学校课目上有一门《圣经》，在班上，不管你信不信教，都要整章整章地背诵《新旧约》，还得祈祷。 其实，《圣经》原是一部很美的书。《旧约》从伊甸园那对赤身露体的情侣开始，满是引人入胜的故事，有战争，有家族史，有颂歌和情歌，是以色列民族文学的宝库。 再美好的东西，倘若以强制方式灌输，并且以体罚为手段，就不但读不下去，而且会产生反感。一回，老师要我背诵关于摩西的一段经文，我照庙会里说书的方式绘影绘声地讲述起来。同学们听了挺人神，可我却挨了老师一顿申斥。 第一次排队去二条长老会教堂做礼拜那天，我对教堂两壁的塔形窗户上的彩色玻璃感到浓厚兴趣。台上传道的时候，我却对着两壁那彩色玻璃窗出神。上面嵌的自然都是洋人。长胡子拄了杖在牧羊的大概就是耶稣。但是做礼拜时，总有专职老师来回巡视着，不许交头接耳，祈祷时不许睁开眼睛，我的眼睛总盯着两边窗玻璃，当然也在干涉之列。 讲完道，就该唱《颂主诗歌》了。三百多首，我后来能唱大半本。我尤其喜欢那些圣诞歌曲，真是动听极了，至今我有时还喜欢哼哼《平安夜》。然而最后的祈祷时不许睁眼睛，对我这个闲不住的孩子可太难了！要闭紧眼睛——不然，如果被发现在东张西望，回去准挨剋。我嘴里诵着“我们在天上的父……”，眼睛却总想四下里悄悄张望。倘若当时宗教不是这么强迫硬塞，我倒很可能信上哩！ 因为当时基督教的声、色和以爱为核心的教义，对于生活如此孤寂单调的我，吸引力太大了。使得我成为反教的，归根结底是由于那些笃信者的行为跟他们所传布的完全不是一回事。另外，当时那些强迫措施也引起我深切的反感。 1928年北伐后，教会取消了强迫宗教，《圣经》也不再列入课程了。然而我的小学及中学时期，都是在强迫宗教中度过的。 对我来说，真理大厅最值得感谢的是它的工读办法。它使像我那样至多混个小学毕业的穷小子念到了高中，这都亏了它那种特殊安排，使我不但学宿费全兔，还能挣点饭钱和零花。 我起先学织地毯。从学徒（绕线）到织没有花样的杂毛毯，到粗花样的牛毛毯，最后才织上花样复杂的细活。我是在开始织最高级的土耳其毯时离开地毯房的。 开始缠线团的时候，我就曾挨了不少打，学徒也有先后。比我早来的绕线团；我这初来乍到的只能举双臂给他撑着。线一缠乱了，他就会发脾气踢我一脚。至于大板上织活的师兄，就更厉害了。他们个个手里都有三把铁家伙：耙子、剪子和刀。线一供不上，大板上的师兄就发火。我曾挨过几耙子，腿上流了血也没人管，我就偷偷捏点干土面儿糊在上面。 记得地毯房的那位师傅姓裴。他的职责是在开始织活之前，用绿笔在织机的“经”上画出要织的图案，多数是波斯式的。我记得也曾给保定一家医院织过定制的地毯，四角是图案，中间则是那家医院的名字。裴师傅倒不打人，他总坐在门口不停地吧嗒着他那根烟袋，轻易不说什么。 地毯房设在校楼的第五层。我最怵的就是擦玻璃。擦窗户外面的时候，我得踩着玻璃窗户边儿爬出一大截。尽下面就是地窨子的洋灰地。我大概那时自我保护的意识就很强，生怕掉下去会摔成残疾，就总自己把一条腿上绑根绳子，拴在毯房的柱子上。六六年红八月，不少人就曾跳楼来结束自己的性命。我也曾从人民文学出版社四楼的窗口往下望过，仍然是由于怕摔成残疾才没跳的。小时候我那么怕死，也是妈妈灌输给我的独子意识使然。妈妈老是说：“我可就你这么一条根！” 我不喜欢地毯房师兄有权打师弟这个恶劣传统。当我织上土耳其毯——也就是取得了打那些小于我的学徒的资格时，我决心离开这个恶性循环的地方。这当儿，刚好羊奶厂缺人，我就跳了槽。 关于工读，我只写过一篇小说：《小蒋》（收入《篱下集》），那就是以崇实的羊奶厂为背景的，那里还有一只我给起名叫鹿儿的瑞士种奶羊（小说中其它情节则是另外组合的）。羊奶厂比毯房要辛苦。冬天天不亮就得赶到，挤奶，喂羊，打扫那永远也干净不了的羊圈，还老得闻那膻味儿。 前后身背了十六瓶羊奶我倒不在乎，可是家家的洋狗真不好对付！那时喝得起羊奶的几乎都住在哈德（崇文）门里路东那几条胡同，而且大都是养着大洋狗的洋人。每回我撂下新奶，取走空瓶子时，那忠于职守的家伙总以为我拿了它家什么，就朝我汪汪地吠叫，有的还想扑过来。这时，我就猫腰作拾砖头还击的姿势。有的狗直到我走远了，还悻悻地吠着。 我特别喜欢喂羊和放羊的活儿。 瑞士山羊的眼珠仿佛蓝中透绿。羊斗起来凶，眼睛却是善良多情的。俊俊的小嘴儿（猪丑，也许首先就是由于它那张大嘴），下面还飘着几撮正宗的山羊胡子。 吃食没撒下之前，羊都挺斯文。尤其那些老羊，温文尔雅，慢条斯理。可是每当我用勺子把食撒下去之后，连老带少那个抢劲儿，真吓人！其实，总会让它们吃个饱——经过消化，然后又都变成豆状的小粪蛋儿。可它们就是想不开，见了食必然就本能地抢，毫不懂得谦让。 我有时赶了羊群（像个小苏武！）出安定门到护城河边儿上牧放。河岸是两排垂杨柳。土坡儿上草挺茂盛。羊可以尽情地吃，我则总揣上一本书，尽情地在另一世界里徘徊。放羊是我最好的阅读时光。 后来，教务处缺人搞蜡板油印，就把我调去了。 “五四运动”时我刚九岁，印象不深。但1925年的“五卅惨案”发生时，我不但已懂事了，并且曾不顾洋校长的禁令积极参加了（见《昙》，收入《篱下集》），那也是我生平第一次喊口号和参加游行示威。我本来对强迫宗教就一直抱着反感，如今我懂得了什么是帝国主义。 就在这时，四堂兄的齐鲁大学同学李安宅和于道泉（后来成为陈云元老的姻兄）介绍我参加了C．Y．（共青团）。我在崇实组织了一个少年互助团，团员都是校内的一些穷学生。我们曾就一些问题跟学校当局（特别是外号叫“马猴儿”的斋务长）展开过斗争。宿舍北楼共五层，但冬季暖气只烧到三层。秋季上学时，他把阔学生都分在二三层，穷学生则大多分到五楼。那时我的被子又薄，躺下后，常有好心的同学临睡前把大衣盖到我身上。 同“马猴儿”的斗争自然就引起我跟学校几位头头的对立。校长“罗锤子”和教务长“曹麻子”都把我看成眼中钉。他们同那时专抓学生的侦缉队有联系，终于把我抓到东四报房胡同的拘留所。小小年纪坐了将近一个月的牢。他们逼我供的是C．Y．——也就是李安宅、于道泉这个关系。我被抓进去之后绝口不谈政治，只佯作是一个虔诚的基督教徒。一共过了三次堂和多次审讯。那正是军阀张作霖在北京逞威风的时候。只要跟共产党沾上一点儿边就拉去枪毙。我始终咬定了自己是个基督教徒。除了本校的人，谁也不认识。本来那时一抓进去就没救。可是我那位美国堂嫂安娜托了美国校长莱仪庭居然把我救了出来。 那是我生平头一遭坐汽车。在车里，莱牧师问我组织那少年团究竟想要干什么。我说：“我要宣传社会主义。” 现在回想起来真是好笑！我那时虽然已读过《共产党宣言》和于大哥私下里交给我的一些油印的小册子，其实，我并不清楚什么是社会主义。当时我心目中认为，那就代表再也没有饥饿和压迫，人人都能吃饱饭，并且有话就能自由表达的世界。他把他那毛茸茸的手按在我手背上说：“孩子，先念书，五年之内不要再去过问政治。” 初中毕业后，我曾一度想找个工作。同三堂兄决裂是由于他硬逼我投考邮局去当邮务员——翻译信皮上的英文住址。但不干那个，又干些什么，我心里一点谱儿也没有。那时报纸上常有“征求”的广告。我每天看报首先就翻看那一栏。《世界日报》招练习生，我去应考过。已故成舍我社长主考。最后嫌我“大矮”，落了选。还有一回，北新中局也招练习生。要我们十来名应征的当场各作一篇文，结果，录取了我。虽然只呆了三个月，但那却决定了我一生的走向。 除了商务、中华那样的大企业，在小规模的新型出版社中间，北新不但是最早的一家，而且也是在新文学运动中极令人瞩目的一家。它出版了鲁迅早期作品《呐喊》、《野草》等以及他所编的《语丝》，还出版了冰心的《寄小读者》以及刘半农、徐祖正、周作人等作家的书。老板是李小峰和他的太太（CF女士），主持杂务的是李小峰的哥哥。小峰是鲁迅在北大教过的学生，书局有点像是北大的一家同人出版社。它就坐落在红楼附近的翠花胡同，我住的大兴公寓则正在红楼对面。当时，南北河沿还有水，岸边有垂杨柳。后来，何其芳、卞之琳和李广田三位就一度住过北河沿尽头的汉园公寓。 我的工作很杂。有体力活儿（如骑车给作家们取送校样和送稿酬），也有初级脑力劳动：看书稿及《语丝》的校样。编辑部只有两间屋。外屋靠墙是一排新书、新刊架，除了北新出的，也陈列着外版（如创造社）的书刊。 李小峰很和善。我问他：每晚可否借一两本架子上的书刊带回公寓看，保证次晨送回，他欣然允诺。那阵子我如饥似渴地见什么就读什么，包括也是北新出的张竟生着的那本《性史》。这样，白天干活儿，晚上还能享受免费阅览。 对阅读的投入必然导致创作欲的勃发。那时起，我时而就胡乱写点东西投给《晨报》或《京报》副刊了，并且每每碰壁。尤其一次被老板派去红楼抄新西兰女作家曼殊斐尔的短篇小说，那部书稿给我的启发最大。我在三十年代所写的反映早年生活的《篱下集》和《栗子》，就受到过她的启发。 那时，我经常蹬车去八道湾两位周先生家和北剪子巷的谢家——我和冰心的小弟为揖从小学到中学一直同班，她那里我早就去过。三五年在上海，鲁迅先生初次见到我时一愣，我说：“我就是李小峰当年的小徒弟。”他叼着香烟朗笑了起来。 我本来就喜欢翻看一些文学作品，在北新的那段日子里，我就确定了自己此生的道路：从事文学。 可我当时并不真懂得文学的含义。待到五七年后，我曾对走此道路大大懊悔。那时，我羡慕起街头卖烤白薯的了。 后来，我在北新搞了一档子三个徒弟的罢工（见《落日》中的《遁》）这桩蠢事，幸而在潮州学友、越南华侨赵澄的帮助下，我又回到了崇实。 那年暑假，我被选为崇实的学生会主席和校刊主编。在那以前，教会学校里只有协助校方宣扬宗教（如举办查经班）的青年会，并没有旨在维护学生权利的学生会。这样，我就先天地跟学校当局处于对立地位了。1927年冬天，同校长“罗锤子”冲突后，在差半年就高中毕业之际，被迫请了“长假”。 当时有人告诉我，张作霖的侦缉队归国民政府管了，可是班底没动，我仍旧在他们的黑名单上。这时，那位仗义帮我的赵澄正好要回潮州，就问我：“敢不敢同去广东？”我毫不犹豫地说：“不但敢，而且愿意。” 关于我去汕头角石中学教国语的事，包括我那场悲剧性的初恋，都已经写在我的长篇小说《梦之谷》和文洁若写的《梦之谷奇遇》中，这里就不赘述了。 那一次，我不但来回都见到了长江与黄河，见到二十年代末期的上海，并且还体尝了爱情的甜与苦。在角石，我教的是从初中到高中的国语。我由自身的体验深深感到一个国家语言不统一的困扰。 我并不讨厌教书，但我认为自己还应上学。同时，赵澄也建议我回北京进他所上的国文专修班，那是燕京大学一个附属机构。当时，燕京国文系（系主任马鉴）拥有许多国学界名教授如郭绍虞、俞平伯、周作人、冰心等位。他们的课，专修班的学生同样都可以听，只是两年就毕业，发专修班的文凭而不发本科的（那要上四年）。赵澄建议我去，因为不要高中文凭就能入学，而且可以混个教书的资格，他有意两年后带我去南洋。年轻人走进社会之前，先得混上个资格。 在国文专修班的那一年里，我最受益的是旁听了杨振声的“现代文学”课。他当时本是清华的教授，在燕京是客座。但他的那门课非常叫座，我只是许多旁听生中间的一个。他讲中外文学都是一个个作家的讲，先介绍生平，然后谈作品。每次上课他都夹了一大叠书，随讲随顺手朗读作品的段落。国内的，从鲁迅、茅盾讲到蒋光慈和沈从文，国外的从托尔斯泰、高尔基、狄更斯、罗曼·罗兰讲到乔伊斯——那也是我生平头一回听到乔伊斯的名字。他讲得生动、有条理，而且分析得细致入微。 那时候，我对《创造月刊》上登的有关南国的描绘，十分向往。我想飘泊，我要流浪。南洋更远，想必更加新奇，成为我向往的去处。可是我这织地毯挤羊奶起家的，由于学无根底，对音韵学，对金石，对古代批评史等课实在钻不进去。很快我就决定干脆还是进个本科，学点钻得进去的。 我升学的一大障碍是文凭。刚好天主教办的辅仁大学在招第一期新生。尽管辅大的校长陈垣在学术界还是鼎鼎有名的，但那时候，在北平五家大学（北大、清华、燕京、师大和辅仁）中间，这家是最次的。我考进辅仁要感谢杨刚的四哥。他当时是那里的注册课主任。就是他向我透露，我的生物考卷得三十分，数学是零分，但中英文各接近一百——主考英语的系主任雷德曼神父不但坚持收下我，并且要预定我做他的助理。 估计当时一是由于肯投考辅仁的就不多，我在数学答卷上又大诉一通失学之苦，而在收谁的问题上，洋神父的发言权也更大，我就这样被录取了。 混进了辅仁之后不久，教育部搞了场甄别考试（因为假文凭太多了），我这下子又拿到了一张正式的证书。 我小时候一直读新教的长老会学校，这是我头一遭同天主教（旧教）打交道。新教吸引我的只是那彩色玻璃和圣诞歌曲。天主教堂，不但内部更加华丽，而且举行弥撒时还焚香点蜡烛，神父口诵拉丁文，真是一派中古气氛。对于非教徒，他们并不要求去望弥撒。我偶尔进堂纯粹是出于好奇，同时也想在焚香诵经声中，感受一下那种神秘气氛。 辅仁的校舍完全仿照欧洲中古僧院，四四方方，只走一个大门、别无旁门。如遇火警，一个也别想跑掉！前楼和两厢是教室，后楼是宿舍。课程大致同旁的大学一样，只是拉丁文为英语系必修课，由一位胡须垂到胸间的老神父教。至于文学史则讲得明显的带有偏见。遇到文学史上的天主教徒作家（如十九世纪的纽曼）就大捧特捧，对反天主教的作家（如爱尔兰的乔伊斯）则骂个狗血喷头。 当时，辅仁发的讲义和指定阅读的书目大多带有天主教成见，充满了偏袒歪曲。可是为了混学分，同学们在口头及书面上也只能盲从。但这种低估学生判断能力不实事求是的教材，有的当场就被学生识破，有的事后醒悟了，所以也绝不能持久，那只会误人子弟，并不能为天主教增添什么无彩。尤其是历史，可歪曲不得，很容易查对出来。 总结我对辅仁那种中古僧侣式的教育：我认为，教育只能启发，不可硬性灌输；课本教材只能依照客观真理或事实，不可歪曲虚构。学生不是木头，是有头脑而巨头脑随着岁月还会发展的高级动物，切不可为了骗取他们一时的笃信（其实，如果没有分数作诱饵，他们也不会真信），使他们日后走向另一极端——反教。 给雷德曼当了两年的助理，使我对天主教有了些了解。雷德曼这个来自美国中西部的神父是因失恋而出家的，他曾几次在夜晚向我朗诵他的情诗。我留意他感情一激动，头上的青筋就鼓了起来。他有时一边朗诵一边哭泣，弄得坐在一旁的我真不知如何是好。 在课程中，歪曲更严重的还有哲学课。他们不但绝对排斥唯物主义，并且时常讲得不像哲学，更像神学。宇宙的主宰当然是天主，它是一切善的势力之代表。 也许由于他失过恋，更由于他性格异常激动，雷德曼有时会歇斯底里发作，暴跳如雷。过后，他又向我道歉。一九三二年夏，原燕京时的好友林观得应母校英华中学之邀，回福州去出任教务长。行前他邀我去那里教书，我谢绝了。 一天，雷德曼的歇斯底里又发作了。这回，他双手拽住我的脖领大声咆哮。我转身甩门跑出去，就给林观得拍一电报：“愿来闽。”第二天雷德曼又来向我道歉。我告诉他：晚了，我已决定去福州。 于是，又一次渡黄河过长江，然后坐海轮南下。海对我早已不生疏了。这是我第二遭穿梭南北。船过马屿，开进闽江，两岸山崖上还留着上个世纪中法战争的遗迹：炮弹在岩石上炸出骷髅般的炮眼。我记起了当年的民族英雄刘永福。 英华中学位于福州对面的仓前山半腰，中间是一座横跨闽江的大桥。从我住的那间屋里，可以眺望远山和秀丽的闽江。江上经常泊着火轮，并时有快艇穿梭。我特别喜看闽江边上停泊的大帆船，有的据说能远航到美洲。 在福州，我再一次感到中国语言不统一的问题。其实，今天看来，交通便利了，全国的经济脉络通了，这个问题并不带根本性。但在1932年的福州，我这个北方伦就像两年前在汕头一样，在街上买点东西都非常不便。首先连数目都不会说，事事都得靠笔谈。 在那里教书，我最怵的一件事是第一次上课时点名这一关。当地有些学生的家长给孩子起名字，专喜欢选用一些生僻字眼。用字母拼写的英文，音好读，却不一定都知其意。中文是象形或表意文字，则有时知其意而不一定能读准其音；再加上汉语方言读音的巨大差异，就更难掌握。我在那儿上头一堂课点名时，就为念错了一位学生的名字，惹得学生们哄堂大笑，搞得我挺尴尬。闹过那次笑话以后，我就干脆让班长代为点名，我一边听他念，一边在点名册上加以注音。 我曾听说北平孔德学校采用过一种新式的设计教学法，就是不由老师“讲”，而是老师只带着学生“做”。比如，教英语，就带领学生编字典，从而扩大语汇。教地理，就指导学生画地图。学历史，则绘制“年表”。 我教的是国语，怎样通过这种“设计教学法”来增加学生对学国语的兴趣呢？在福州，正如三年前在汕头，低年级我都是用教唱歌（例如黎锦晖的那些轻歌剧如《月明之夜》和《葡萄仙子》），教高年级就排戏。这样，学生们就对国语产生了兴趣。高年级教作文最好的设计是编刊物，那肯定能激起学生们对写作的兴致。 跟学生交朋友对为人师表是极其重要的。在汕头，由于课余时间大都花在“梦之谷”里了，没怎么同学生们打交道。福州时期，我交了些朋友：有的是泛交，也有深交的，如八四年故去的新华社香港分社曹维廉副社长以及曾任台湾《中央日报》主笔的叶明勋。我们的友谊一直延续几十年。 回忆我在崇实时期，同学中间颇有些好友，但没跟一位老师交过朋友。一方面由于我那时跟学校当局大多处于对立状态；另一方面，那时没有年龄上同我相近的老师。在汕头和福州，我同学生几乎都一般大，很快就忘记师生之间的界限了。 但是，崇实有两位老师我至今仍常怀念。一位是兼中医的老先生李茂清，他所批阅的我的作文本我一直保存到1966年。洁若还记得有一篇写的是：“人骑在驴上，驴累得满身大汗，气喘吁吁。人还嫌驴走得慢，不断地用鞭子来抽打。”为了鼓励我，李老师常在我的作文本后面一批就是几百个字，谆谆地写出他对我的期望。当然，这些作文本也没能逃过那场浩劫。 还有一位姓贾，是教地理的。 当时，教代数的是一位专靠板子教书的既凶又狠的老师。那时，我们用的课本是一个姓温德华的美国人所著的——中文书名为《温德华氏代数学》。最初，我对代数蛮有兴趣，在班上并不是最次的。那时我上学要由东直门南小街走到北新桥。马路是用土铺的，汽车轻易不过一辆，只有人力车和脚踏车，另外还常过驼群马帮。马路两旁是砖砌的水沟。 一次过马群时，中间一匹马惊了，吓得我赶快跳过水沟逃开。慌乱间书包散了。等马跑远了，我赶回去捡。糟糕！我的《温德华氏代数学》给刮没影儿啦！这就意味着要挨不止一顿板子！ 那正是月头上。我想了个办法：交饭费时只交早晚饭的，中午饿它一顿。那样，就够重新买一本温德华的书，也就可以少受点皮肉之苦。 于是，同学们吃午饭时，我就一个人在篮球场上练投篮。后来被人发现了，大多怪我平素太淘气，才落到这个下场。可是教地理的贾老师一听说，就立刻掏腰包为我补交了那顿饭费，并且亲自把我从篮球场上领回食堂。 可惜那位贾老师后来离开了崇实。多年来我曾多方托人打听他的下落，也没打听到。他那次对我真是雪中送炭。 大概由于赵澄和贾老师这样的情谊，在人间我一向最重友情。后来又遇到杨振声、沈从文和巴金三位，我觉得我这一辈子真是幸运。早年虽伶仃孤苦，可我从不觉得人间冷寞，就是落难到柏各庄那三年，还交了一位贫农朋友郑希文。可惜唐山大地震之后，就再也听不到他的消息了。当时他正在开滦煤矿。 在福州教了一年书之后，1933年我又回到北平，并且转学进了燕京，成为那里新闻系三年级学生。 燕京是家贵族大学，我是怎么进去的呢？ 1930年我在燕京读书时，曾给东大地的洋教授推过草坪，看过娃娃，还为新闻系叠过一份份的《燕京新闻》。 1933年重回燕京，就开始靠为沈从文主编的《大公报·文艺》写小说来维持了。毕业前的一年，要写论文《书评研究》，我就随写随一章章地发表。我的大学就是这么混过来的。当时，燕京有由马鉴先生主持的学生辅导委员会，它对我就是职业介绍所。 我的转学并且从英文系改到新闻系，是经过认真考虑的。人过二十岁，总会不断思考此生要干些什么。我在十六岁上就已决定走文学的道路了。然而这只是个大方向，我还在考虑干什么职业，我不想靠投稿为生，那太不稳定。英文系毕业，只有去教中学英语。我虽然教过几次书，但我并不想再去教。因为年年教一套课本；太单调。自然更由于我那时对到处跑跑发生了兴趣，什么职业最能为我提供旅行的机会呢？只有干新闻这个行当，既可以为走南闯北提供条件，还有供我发表作品的园地。我心里从一开始就很清楚：新闻这个职业只是为我广泛接触人生的手段，文艺创作才是我的鹄的。 我早年尝尽了贫穷之苦，也目睹三堂兄失业后靠典当为生的狼狈。我不想再重复那种遭遇。然而我更不想为了三斗米去干我所不愿干之事——譬如做官儿。那阵子，傅作义就曾通过先师吴文藻要在内蒙（绥远）给我个小官儿做做，我倒也很想深入一下我的老家，写写牧民，然而一听说非得当官儿，并且还得人国民党，就坚决谢绝了。 其实，我并不认为新闻学有多少可学的。课程表上我只希罕埃德加·斯诺所教的“特写”，其他如广告学、采访术，我都时常旷课去旁听英文系的“小说”（包贵思）和“文学批评”（谢迪克）。 我这辈子早年寒苦孤单，中年（1957年起）屡遭厄运，但青年和晚年却都十分幸运。1933年同斯诺由师生成为挚友，对我一生也是一大关键。我从他在课堂上所讲的得到莫大启发，使我坚定了当一名旅行记者，并且用文艺笔法写新闻特写的决心。同时，由于当了他的助手学到许多工作方法。斯诺在燕京只教了两年，而那也正赶上我在国内最后上的两年大学。我们不仅在课堂上见面（他第一天上课就宣布“我不是来教而是来向你们学习的”，他不是故作谦逊，而是真正反映了他虚怀若谷的为人），更多的时间我都泡在海淀军机处八号他的家里。我（后来又拉上杨刚）帮他编译了英语世界第一（？）部现代中国小说集《活的中国》。有一阵子我们三人（还有斯诺那位喜欢抢话的海伦）凑在一起谈论并争论。毕业之后，我们的关系延续了多年，在上海，在巴黎，都碰过头。五十年代初，倘若他能来北京，本来我们还可以再见一面的。怎奈他由于在美国《星期六评论报》上写了两篇文章预言解放后毛泽东终有一天也将像铁托那样向斯大林挑战而不允访华。六十年代，当他的预言果然实现，重访中国时，我已在柏各庄农场劳动了。从他的《大河彼岸》一书中我得知他曾在作协宴会上向东道主老舍问过我的下落。回答是：“他正快活地在一家国营农场劳动哪。”并且告诉他：“萧乾对写作已经没兴趣了。” 他在书中说，他是带着怀疑听取那个答复的。 在燕大那两年，我还结识了教美学和文学批评的谢迪克。我一向怕读抽象文字，还把艺术理论视为畏途。他却把我引入那个领域，在审美方面给了我启蒙和指引。有一阵子我也迷上了亚理斯多德以至十九世纪英国一些美学家如配特。谢迪克和斯诺同样有一种富于魅力的教学法。首先，他同学生站到平等地位，不居高临下。其次，他启发而不灌输，引导而不强迫。在班上，他总想法引起些争论——争得越激烈，他越兴致勃勃。 很快我就同他结下友谊。课余除了斯诺那里，我常去的就是他的家。他有位漂亮的白俄太太，他还有一副好嗓子。在每天必举行的《弥赛亚》大合唱中，他（男高音）总是四位独唱演员之一。他还弹得一手好钢琴，在溜冰场上，又是位姿势优美的高手。 1936年，我在上海《大公报》为曹禹的《日出》出评论特刊（整版）时，他的评论为许多人（如侯金镜）所推崇。敌伪时期，他像燕京许多外籍（他是英高加拿大人）教授一样，也被日军拘留在胶东。 他可没白当俘虏！1979年我重访美国时，他正在康奈尔大学任“中文”教授，他的三卷本《古汉语语法》已成为英美汉学界的权威之作。他带点嘲讽地说：“多亏了日本兵给了我那四年的进修机会。”他还译了《老残游记》。 谢迪克是位勤奋不倦而又热爱生活的人。七九年当我在他那半山坡的家中小住的几天里，他曾冒雨开车陪我漫游了漪色佳的山景，吃了他夫人亲手做的俄式佳肴，还听他弹了好多首“萧邦”。 我印象最深的；一是他那仿北海式的小花园和他带我去听的一次音乐会。年届八十的他还在唱《弥赛亚》，但已不再是独唱者。 八十年代中期，他在一封信中谈到他那位白俄夫人的死。他正回加拿大参加母校的一次活动时，突然接到她病重的电报就马上赶回去。一进门，只见太太已经咽气了。 谢迪克的精神矍铄得真是惊人。九十年代初，他来信告我已跟我的一位同班同学吴乐懿结了婚。估计当时她也已八十岁出头了。信中描述了他们的新婚旅行：由他这位九十多岁的老人开车，遍游大半个美国。 当然，没人能长生不老，前年谢迪克去世了。不久，吴乐懿也相继离开了人间，去另一世界找她老伴儿逍遥去了。 北大刊物上有不少人撰文哀悼他。我在这里也补上一笔。 在燕京，我还对心理学发生了兴趣。我学过普通心理学、社会心理学和变态心理学，但我获益最多的却是夏仁德教的《心理卫生》，它帮助我了解自己，也了解别人。懂得从人们的言谈举止中分析出各种心态如自卑或自高心理，以及转弯抹角的自我辩护，明白各种健全及不健全的思想活动。我认为，对下去体验生活的作家以及同社会各种人打交道的新闻记者，那应是一门必修科目。心理学是一门了解人的学问，这门学问对于我从事的新闻采访工作，从中受益匪浅。 在燕京离毕业还差半年，《大公报》社长胡霖就把我预定下来了。第一次会见中，他提出我进报馆后职务是编副刊，我要求在完成这项任务之后，让我出去走走。不讲价钱，反而要求额外的工作、任何老板当然都不会拒绝的。 一到天津，就有人邀我到天津女子师范去讲课。那时精力充沛，对于工作向来不知畏惧，只是有点担心“女子”那两个字。朋友都竭力为我打气，好在一周只去一两趟，就还是答应下来了。 我对教天津女师的事几乎没什么记忆。其实，在汕头教书时，就是男女合校，我并不害怕女生。只是后来我发现兼这个差使会把我拴住，不便于下去跑跑了，所以我没教几周就辞掉了这一兼职。 一提到天津女师，我就想起后来成为台湾文艺界元老的张秀亚。在我刚开始编《大公报·文艺》时，她就投过稿，并且被刊登出来。她那时恰好是女师的学生，当她知道我在那里兼课时，想借机同我谋一面，她写信给我，约定在我上课的那天，她将戴一顶大草帽等在课室外面。其实，投稿人要跟刊物编者见见面，十分正常。可是那天讲完课，一出教室门，大草帽之外还站了一些旁的女生。我紧张了，就匆匆溜掉，心里还怦怦直跳。 后来我们认识了。四八年她随丈夫（天主教大主教于斌之弟）去台湾前还来复旦看过我，那是我们最后的一晤。五十年代至七十年代，当我被迫搁笔的那二十二年间，她却在宝岛上一本本地出着鸿着。从她的书中我知道她一生也饱经坎坷。 1939年，我从香港《大公报》去伦敦大学东方学院，教现代汉语。 我从1930年在北京就不断教西方人华语。他们最欢迎北京人教。因为四声发音准确，尤其喜欢懂得英语语法的北京人。我教过大使馆参赞和洋商。当时还协助一位丹麦女汉学家孟泰夫人译过几卷《东华录》。工资一律都是每小时两毛五分。 也就在那时，我通过教汉语认识了美国的威廉·安澜，合编了八期《中国简报》，这些都已写进我的《文学回忆录》中了。这里所以需要重提一下，是为了谈谈我通过教西方人汉语——特别是英美人——所取得的一点经验。 不少人主张教外语要用直接教学法，就是一上来师生就讲所学的语言。我也同意。我从九岁跟我的洋嫂子学英语，就是这么用直接交谈或通信方式，到了高中三我才读了一本语法，一下就全通了。那就好像一个旅人看地图，地方去过了，就一目了然。还记得我那本语法是带图解的。至今，我仍认为用图解是学语法的一条捷径。 但是，教已受过高等教育的成人华语，我认为有时借用一下西语的语法还是条捷径。语法是由活的语言中总结出的规律。语言结构各有特点，但也有共同的东西，比如词类。 我在东方学院教的课本似乎是三十年代我的前任老舍先生编的，他还曾把会话部分录了音。当时，英国青年已应征入伍，所以我教的大多是超兵役年龄的老学生。直到四一年才教了一批（四十名）年轻人，他们都是信仰上（如桂格会）的反战主义者。上次欧战，英政府曾把当时的反战主义者全都囚在海峡的曼岛上，他们受罪，对国家也形成了人力的浪费。二次大战时，英国的办法改了，准许他们从事些非战斗性的职务。这四十名青年就志愿去中国战场从事救护工作。走之前，来东方学院参加训练班，由桂格会提供场所——伯明罕郊外一所农场，由我和西门教授给他们开个速成班。我除了语言，还得做一些有关中国各方面常识的介绍。 照我们这里的说法，这四十名英国青年应是不折不扣的思想犯，而且还有行动：拒服兵役。第一次欧战，英国处理得十分简单化，也十分浪费。国家同敌国开战，全国同仇敌忾，可却有一小撮人出于信仰，同抗敌大唱反调，拒不服兵役，关进牢房当然罪有应得！然而二十五年后，英国政府在二次大战中学了乖，懂得矛盾应缓解而不应激化，也承认既然宪法上给人民以信仰及思想自由，作为执行宪法的政府，就应认真实现，方能取信于民。 在我同这批反战青年接触的四十天中，我深深感觉他们都是诚恳的、优秀的英国青年。其中有一位如今主编著一份艺术刊物，还有搞医的。近年来他们时常把看过的英国报刊寄给我。我也十分珍惜同他们之间建立起的友谊。其中有一位在滇缅路上英勇献身，另一位叫悉德尼·贝利，在云南内地染上恶性疟疾，一条腿致残，一直架着拐。多年来他疾病缠身，却以顽强的毅力和不懈的努力成为国际法学家，著作等身，可惜已于九五年十一月二十六日去世。 教了三年之后，我于1942年去剑桥当了学生。两年间，成天头戴方帽，身披中古僧侣那种黑袍。 剑桥是很难进的大学，王家学院门槛尤其难迈。我当时主要是沾了身为“伟大盟邦”一分子的光，还有福斯特和魏礼两位的推荐，才进了那家贵族学院，并且还成为住宿生。剑桥以大学后身的剑河闻名于世，而王家学院教堂在剑桥壮丽宏伟的中古建筑群中又是佼佼者。学院给我一间卧室一间书房，后者两面窗户，一面朝着剑河，另一面对着教堂。 关于大学生活，已见我的《未带地图的旅人》，这里不再重复，只想借此谈谈剑桥的导师制。 进入学院之后，事先早已为我指定乔治·瑞兰兹教授为我的导师。他是剑桥有名的才子，而且是位美男子。头发本已是金黄色，传说他上课前还要再洒点金粉。1984年我偕洁若去拜访他，当时他已八十几岁了，不但不用手杖，时而还作跳跃状。他留我们在母校住了一晚。往日剑桥照僧院规矩，一到黄昏，女客就不许在院内滞留。那天洁若不但住了，而且还当了高桌（教授进餐的长桌）上宾。 达迪（大学里，人们对瑞兰兹的通称）指了他书房里我们坐的那张长沙发对洁若说：“当年乾就是坐在这里同我讨论意识流小说的，每周两次。” 确是那样。三九年我一到英国，就钻研起意识流小说了。我一直在读乔伊斯和维吉尼亚·吴尔夫夫人的书。刚好瑞兰兹是吴尔夫夫人的宠儿。在导师的指引下，我又读起美国亨利·詹姆士的小说。自然，在进王家学院之前三年，我就已认识了《印度之旅》的作者福斯特，不但多次到过他的伦敦住所和他那座改良俱乐部，也两次去过他在撒利郡的家，并且从他家去过列诺尔德·吴尔夫的家。可惜当时他的妻子维吉尼亚已经投江自殒。 福斯特是位寡产作家，他一共才写了六部小说（其中一部写同性恋的是他逝世后才问世的）。乔伊斯的小说也只留下一部短篇集、三部长篇。其中，《尤利西斯》我啃过几遍。他的《芬尼根守灵夜》我只啃了半本就奔赴西欧战场了。亨利·詹姆士文笔细腻，劳伦斯则倾向粗犷。 我每周总写一篇读书笔记，预先交给导师。然后他约我去他那里“饮茶”，一边品茗，一边讨论笔记内容。他从不把他的意见强加于我，倒是每听到我同他相左的意见（一个东方人的意见）时，就特别感到兴奋。这时，他的口头禅总是：说下去，说下去。 现在回想起来，当时我实在是用中国“五四”时期文学研究会的眼光（甚至是三十年代一些贩自苏联的观点），来看待高踞在英语世界象牙之塔上端的小说。对于他们那些刻意在文艺表现上的别出心裁和勇于探索，了解得很肤浅。这也是四六年回国之后，我始终没敢去正面写文介绍的缘故。例如，关于维吉尼亚·吴尔夫，我似乎只写过一篇短文论她的女权思想。 我在同福斯特的通信中，也往往用三十年代中国人对待文学的眼光来分析他那些小说。例如，在谈他的《霍华德庄园》，我就认为他的中上层人物写得像，而工人形象则模糊，甚至歪曲。当我在同瑞兰兹交谈中这么说时，他就表现了强烈的兴趣。在给福斯特的信中，我又这么说了，而他不仅表示了浓厚兴趣，在回信中他甚至说我“击中了要害”。 对剑桥，我首先赞赏的就是这种宽容和肯听取不同意见的雅量。一个武断主义者在教学上是不会成功的。如果有人要我界定什么是人文主义精神，我首先要举的就是能虚怀若谷、肯于听取不同意见的态度。惟我独是则既不能交朋友，也教不出学生，当然更治不了国。 四六年回到上海，我面临一个既小又大的问题：没地方安家。当时要顶间屋子，需要金条；而截至那时，我一生还未见过一根金条，更不要说拥有了。 我去华东著名学府复旦兼教职的动机实在不纯，就是为解决住房问题。当时，复旦通过靳以告诉我，倘若我肯去兼职（而且保证只开两三门课，每科每周各只两小时），就给我一幢日本人遗留下的小木屋。地方不大，但书房、客厅、卧室俱全，还有个大浴缸。在那里，我欢快过，可也煎苦过。 提起在复旦的那两年，我感到十分负疚。我一直反对教师兼职。三十年代在北京，大学里名教授如周作人、刘半农、沈兼士，都一身兼着两个以上大学的教职。有的向各校轮流请假，即便课课都上，也多是敷衍了事。学生们一是慕名，二是为了混学分。不认真的教授更好对付。从教授来讲，兼职就不可能同学生交朋友，下班夹皮包就走。不了解学生，不知己知彼，还谈得上什么教学！ 四六年我回上海，报馆没管我的住房，可又在工作上一点也没考虑我在身兼二职。一下把我派去台湾采访，一下去海南，折回又赴北平。幸好我教的都是英文课，有我那位洋太太格温代课。我只为她出出主意，亲自教的课不多，和同学接触自然也更少。离国七载，本来大可以向他们讨教一下国内的现实，会少犯许多错误。那时我刚入中年，好逞强，独断独行。在一位朋友的促使下，竟写了一篇开罪当时文艺界一位泰斗的文章，以致酿成祸端。不过人生自有它本身的逻辑和规律。从五十到七十年代被打入冷宫，未尝不是我难得的福分！免于被迫写多少批判人家的文章！ 总之，从复旦这段日子我首先总结出的是：教者应当专任，兼任是不可取的。惭愧呀！一提起复旦那两年，我就感到惭愧，因为当时我连半心半意都够不上。 四八年夏，我就辞职走上香港《大公报》的新岗位了。从那里，我又回到我出生的故土北京。 我不是研究教育的，但我认为，作为人民共和国的公民，教育应是我首先关注的焦点。纵观维新的日本、新兴的新加坡，以及我们自己的台湾，教育莫不是它们复兴的起点。十九世纪末，日本曾把由我国榨取的上两亿三千万两白银扫数投入教育。新加坡开国后，也首先抓国民教育。八十年代初我访新时，去那里的外交部看望在伦敦时的老友拉贾拉南（当时任外长兼副总理）时，看到亚洲四小龙之一的富国新加坡的外交部却是一幢矮小陈旧的灰色楼房，可是新加坡大学的校舍却富丽堂皇。在德国法兰克福，我遇见一批来自台湾的旅游者。一问，原来是台北一家中学的教员。他们的薪金足以供他们每年外出旅游一趟；而我们这里，为了解决教师们的温饱，前几年却让教师们同其他行业一样寻求第二职业。我对面一家小学假期间曾改开旅店，白天还兼着什么行业！ 每当节日看到巍峨辉煌的布置，或走过正在修盖华丽的政府大厦，我心里就核计：这该够多少份希望工程啊！我是政协常务委员。每年都有许多位委员提出这个教育经费的问题，大会主席在报告中，也一再强调这个问题。我有时觉得中国早已不再属于第三世界了，我们不但在同第二世界比排场，在有些事上仿佛也要同第一世界一比高低。然而一想到教育，想到靠国内外捐献来弥补基础教育经费，就不能不承认我们的确不折不扣的是属于第三世界。 我一生在同教育打的交道中，深深感到中学教员往往比大学教授更辛苦。中小学教师既无辉煌的学历，在社会上名气往往也不大。他们别无倚靠，必须扎扎实实地不辞辛苦地工作。西方大学对教授年年都有考核，要报告他每年度发表了些什么论文，出过什么书，作过多少次学术演讲。至少在我当教授时，大学当局从没考核过我；而且倘若考核，我也准不及格。 关于中小学，我还希望教育当局明文规定：严禁体罚。从我个人的经历，体罚往往出自教师的烦躁、坏脾气、缺乏耐性。体罚标志着教学的失败。体罚不但打击甚至消灭学生的读书热情，也是对其自尊心的摧残，我建议：对实行体罚摧残弱小心灵的教员应给以处分。重者，应送法院。 小学教育相当于打地基，至关紧要，我希望现在的小学校不再要学生们朗声“唱”书了。“唱”书是为了死背，也就是读书不求甚解，那是误人子弟的。独立思考的能力应始自智力的萌芽期，并应贯彻整个教育过程。希特勒绝不会允许这种教育，他要的是盲目服从。这是民主国家教育与法西斯教育最根本的分野。教育出只知服从不会思考的学生，是彻底的失败；就国家前途而言，简直不堪设想。 因此，我认为教育的首要任务不仅是往学生脑袋瓜里塞多少知识，而更应让他们具备独立思考的能力。猫狗训练好了，也会服从。独立思考既是人与禽兽的区别所在，也是国家真正的希望。不管是东条、希特勒，还是墨索里尼，他们向教育索要的肯定不是这个。 如今大学收费了。我赞成为那些不是万元户的贫寒子弟，设置几项不至于影响学业的工读机会。学新闻学的，课余为当地报纸跑跑新闻，有何不可？这不能光靠学生自己张罗，关心学生福利的校方应设立专门机构，主动与社会有关单位联系、张罗，开辟途径，然后由学生自选参与。 几年前我去沈阳访问，见到那里一位也曾当过“右派”的市长。他告诉我，在沈阳当教员，工资一律加提三级。这数目虽不大，且纯属物质刺激，但却表明该市对教育的重视。 可是写到这里，一位刚去延安地区访问归来的朋友来看我。他举那里一家以打腰鼓而出名的小学校为例，说开学那天，每个学生得交二十元“校门费”才准进去办入学手续。学费是二百五十元，学外语则上千元。然而这以外，农民每年还得交一笔教育附加费。“交不出，就加倍处罚。再交不出，官家就闯进家门随便拿”。 我听了不禁唏嘘良久，感叹不已。 一九九六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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