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邓山东

作者:萧乾

  我做小学生的时代,北平的日子可好过多了。一个当十的“光绪元宝”可以换十个方孔的小制钱。当啷啷握到手里,摆弄够了两边盘蛇似的满文后,还能买进足够装一前大襟的吃食。
  照习惯头天晚上由母亲在我枕头底下预先给掖好三个铜子儿,十个制钱。大清早我洗过脸,把散堆在桌上的修身、国文,一些温习过的书揽在一块虎皮包袱里,然后就把那份饽饽钱捏到手心,踮着脚尖走到我母亲房里去,悄悄地在她耳边说一声:“可走了哇!”就上学去了。
  四个铜子儿合起来真少得可怜。但在烧饼卖五个制钱的年月,荷包中能有那么一个数目,就颇可自居作小财主了。如果是冬天,把四个制钱交到胡同口一个围抱着桶炉的干瘪瘪的老头儿手里,就能换来一块烫手心的红瓤烤白薯。这是清早每个学童的手炉。在温度没消散以前,再饿也是不肯送进肚里去的。
  走到学校,同学各人兜里实有的数目谁也无从推测。对别人的“还剩几个大?”的探问,回答总是:“快花完啦!”如果在班上因藏匿不周而把个铜子儿落在地上时,这秘密的暴露便将引起前后排的强烈注意,并且还会有嫉妒的小声音说:“别炫阔!”(如果这铜子儿恰属于顽皮的一种,落在地上还啷啷地旋转着向远处跑去,这小东西的行为便将害得主人罚一堂立正。)
  大家都不肯公开悖悖钱数目的原因,只不过是要等下学时到邓山东的摊上去充阔,看谁是那小摊儿最大的主顾。
  邓山东儿是我们校门口一个卖杂货糖食的。他那玻璃柜里装着我们一切的想望——有五彩的印画,有水里点灯的戏法,有吓人一跳的摔炮,甚至还有往人背上拍王八用的装有白粉的手包……凡是足以使我们小小心脏蹦跳的,几乎无一不有!
  这人到我们门口来作买卖,可说是一个叫孙家福的学生拉来的呢。
  孙家福家就住在学校后身的胡同里。起初,他告诉我们西口新近来了一个做小炸食的汉子。随卖随唱,并且会说顶有趣味的故事。天天在我们上笔算那堂他就由瓦岔胡同过去。我们都感到兴趣。于是,就留心起来。
  那天的笔算班我们头各埋在书上,耳朵和心却伸出校墙外去了。当一个同学正背九九表时,墙外远远地送进来一阵清脆的歌声:
  三大一包哇,两大一包哇,
  小炸食呀,炸得焦啊……
  知道我们所盼望的人到了,大家就都兴奋起来——特别是当孙家福立在窗口装吐唾沫时,大家异样的神色害得正在背九九表的人顺嘴流出“七七五十六”来。(为保持课堂的严肃,老师在他手心上重重地打了五板。)
  记住这个时辰以后,我们几个孩子决定趁这礼拜日在胡同口去等他。我除了每日应领那笔款项外,并且把年下起贮的泥扑满也偷偷地砸个粉碎,几个张望着的孩子立在瓦岔胡同口一棵椿树下等着。直等到厨子、少奶奶们一个个都提着菜篓子往家走了,才远远听到一阵嘹亮的歌声:
  三大一包哇,两大一包哇,
  老太太吃了,寿数高啊……
  “来了!”孙家福向大家打一个招呼,就领头向北跑去了。
  在拐角处我们见到他了:一个高大魁伟的汉子,紫红脸膛,有着一副诙谐的表情,毛蓝裤竹标袄的中腰还扎着一根破旧的皮带,胸前系着一个小篮子。他把手向耳边一捎,头向天一仰,就又唱了起来。
  “嗨,卖炸食的,站住!”孙家福用一个熟朋友的口气迎头截住了他。这汉子响亮地笑了起来,马上就蹲在靠近电线杆子的墙根下了。
  “你们小哥儿几个可得多照顾啊!”他一面揭开篮子上盖的布罩一面说,那腔调恰象推水车的山东佬。
  篮子里放着一个长方匣子,一格一格地放着各样吃食。有能拍成三四尺的长寿皮糖,有满身是白线的桔子糖球。匣子一端整齐地堆着一包包的小炸食,上面各打着一个四方的红印:“邓山东记”。
  “卖炸食的,再给我唱一回《饽饽阵》好吗?”孙家福扯了他胳膊说。
  “你们可得买啊!曲儿俺有的是。”
  “你放心,准买。我先把一个铜子儿押在这儿。”说着,我就把一个滚热的铜子儿放在那纸包堆上。
  “慢着,少爷!”他拾起那铜子,还给了我。“别乱搁。俺说着玩儿呢。唱个曲儿还过不着!别说一个,十个俺也中。”
  他先唱的是《饽饽阵》,是用我们常吃的点心的名字编成一个阵势。随后,我买了一包小炸食,叫他唱一支逗乐儿的。他唱的是《丑妞儿出阁》。唱到“洗脸盆本是沙锅底儿,蟋蟀罐儿当作胰子盒”时,把我笑得差点倒在地上。每唱完一支,总有人买一点东西。并且还争着嚷:“先给我唱!”唱出来自然是大家听。
  我们问他嗓子怎么那么好。
  “这算啥!俺在兵营里头领过一营人唱军歌。那威风!”说到这儿,他叹息地摸一摸腰间的皮带。“不是大帅打了败仗,俺这时早当旅长啦。”提起心事了,于是他摇摇头,嘴里低哼着:
  一愿军人志气强,人无志气铁无钢……
  我数着他脸上的红疙瘩,看着他脖下那随着歌声一起一伏的圆卵,象雄鸡在打鸣。
  歌听完了后,我们各人把买到的东西往袋里塞。孙家福指给他前面伸到蓝天里的那旗杆顶,告诉他那就是我们的学校。
  “没错儿,明儿俺就去。”
  这人不失信。第二天我们正上国文时,墙外送进一阵亲切的歌声。我们都知道这是唱给我们听的,就格外留心了:
  三大一包哇,两大一包哇,
  学生吃了程度高哟!
  中学毕业大学考呀,
  欧美留洋创办学校!
  听得连教员都噗哧笑了。
  午学一下,我们一群就像蜂子似地扑到校门口,密密匝匝地围起他来。一下,糖和炸食全卖光了。他高兴地唱了两段梆子腔。
  他说他得“扩充”了。小炸食太油腻。几天以后,他竟摆出一副用磁漆油得雪白的担子,玻璃盖底下是五颜六色的糖果。
  从此,对我们来说,学校不再是那样可憎了,虽然老师板子的分量并未减轻。
  “黄少爷,今儿又挨了几板儿?”他常握着我那藏起来的腕子温存地问。这时,如另一个同学替我回答,比方说,三板儿吧,他就会由玻璃格中捏出三颗小糖球硬塞到我红肿发烫的手心里,拍着我肩膀:“别委屈。俺这糖专治手疼。让老师管教好,将来吃一辈子糖,别像俺,光卖糖呀!”
  他的热心肠是我们受到老师苦打后唯一的补偿。甚至我们中间自己有了纠纷时,也去麻烦他。他总是东点点头,西点点头,说:“都有理,都有理。不该动手啊!”
  孙家福因为朝会上偷看《七侠五义》,斋务长罚他不准回家吃饭,空着肚子立正。这消息传到邓山东几耳里后,就交给我一包芙蓉糕。
  “想法递给孙二少。真是,哪有饿着孩子的呢!”
  “钱呢?”我问。
  “什么话呢!”他怪我傻像。事实上我们都不欠他一个钱。“俺眼并没都长在钱上。朋友讲的是交情。过去!”他作了一个手势。
  丙级教室的门已经锁上了。孙家福撑了弯斜的腿,立在冷冷的墙角,正噘着嘴揉着带黑圈儿的眼睛哪。
  “家福!”我伏在窗上,低声叫他。待他睁开眼睛,我说了声:“接着!”就隔窗把他的午餐抛进去。我自己得意地回家去了。
  下午第二堂,听差老安探进头来,说斋务长叫我。我心虚了。终于在同学臆测的眼光中,向正在怒视我的老师告了退。
  走到斋务处门前,我的心就如战鼓似地怦怦敲了起来。偷偷在墙上把右手心磨了一磨,然后像囚犯似地走进去。
  “你为什么偷送吃的给家福?”斋务长劈头就严厉地问。
  “我——我——我没有啊!”
  “说谎?说谎加三倍打。干脆照直实说,送没送?”这时,飕的一下他已由怀中抽出那二尺硬木的刑具来。
  “点心哪儿来的?”
  “他——不,买——买的。”
  “你又说谎!”他用板子指我的鼻梁。吓得我倒退两步。“门房眼看你赊来,由窗口掷进去的。”
  板子扬起时我本能地溃退了下来,直退到一个墙角。
  那板子便追逐着我,雷也似地在半空中挥着。
  第二天早晨邓山东儿叉着腰,撒着嘴说:“他娘的,撵俺走!官街官道,俺做的是生意,黄少爷,你尽管来!”
  原来斋务长已不准他在门口摆摊了。
  我把满肚想诉的委屈都咽了下去,什么也没说出来。
  朝会时,斋务长报告以后学生不但不准买门口那人的糖,连和他过话也不准,否则要重罚。这命令镇不住多少人,特别是和邓山东儿有交情的绝不甘心。
  上午第末堂,墙外又送进来熟悉的歌声:
  三大一包哇,两大一包哇,
  天真子弟各处招呀。
  揍人学校办得糟哇,
  俺山东儿谁也不怕!
  这最末一句唱得那么响亮,那么充满英雄气概,把个台上的老师气得发抖。我们虽然坐在校墙里头,心却飞向这个声音。
  第二天早晨我到学校门口时,看见一簇人正围在邓山东儿担子那儿,个个老鼠似地低着头挑东西呢。瞧见我,他遥遥地直起了身子,探出头来招呼:“黄少爷来吧,新鲜的秋果。”
  就仗着人多,我钻了进去。十几只手都伸到一个大笸箩里抓来抓去。把虫蚀的丢下,把又大又红的握到自己手里。正争闹着,我感到谁在背后打了我一下。我本能地回过身来,只见斋务长绷着一张铁青的脸立在眼前了。
  “好大胆子!”他附着闪了一颗金牙的黄牙板说。
  孩子们的小手都缩回到身边去,一个个默默地散开了。
  “走,全到斋务处去!”斋务长说。
  “我说,当老师的。”邓山东愣愣地追了上来,“买东西不犯法呀。你不能由俺摊上捉学生!”
  “滚开!”斋务长气哼哼地说,“不滚开带你上区里去!”
  “喝!”邓山东来回打量着我们这几个俘虏和鄙夷他的斋务长,气愤起来。“上区就上区,俺倒要瞧瞧你敢拿我怎样!”说着他挽了袖子,挑起担子,就跟了进来。
  顿时,操场上一群玩皮球的孩子们把视线由皮球移到校门洞来了。
  门房正要往外赶邓山东儿,却被斋务长拦住了。
  朝会照例由一位教员立在台上对古圣贤的话发挥赞赏的议论,只是这天我并不是坐在后排椅子上玩把戏了。我们七个难友,(如今才数清楚了为秋果所迷惑住的人数。)——加上邓山东应该说是八个——靠台下左边黑板站住,迎受百十只好奇、解恨、同情的眼珠的逼视。
  邓山东把胳膊盘在胸前,倚着一根柱子,瞪着台上不屑看他的斋务长,陪我们听候发落。(唱完校歌,哗啦一阵椅子响,会众坐下了。我们几个却依然靠黑板站在那里。)
  一个轮值演讲的教员开始阐述我们做人该学哪朝人的榜样了。演讲员因大家注意力分散,胡乱讲几句就结束了。接着,斋务长起来报告。首先说了一阵我们的不是,又瞪了卖糖的一眼,才飕地由他怀里抽出一条硬木戒尺。
  “过来!”他向我们喊,并用板子指着台前。
  我们踌躇地向前移了。
  第一条胳膊刚伸到板子下面时,一个粗暴的声音由后面嚷了出来“先生,你这是干啥呀?”
  邓山东儿跳到我们一行人前边站定了。
  “一旁站着!”斋务长不屑理睬似的想推开他,“我打我的学生。”
  “你要打,别打学生,打俺。”邓山东慷慨地把头转了过来,“作买卖没犯国法。买东西也不干你的事。俺不服,俺不能看着他们挨打。”
  这时,后排的同学呼啦一声都站起来了。
  斋务长一面弹压秩序,一面为这个人所窘住了。
  斋务长气愤愤地扭着邓山东伸得平直的大手掌劈打起来。只见邓山东面色变得青紫,腮帮子一鼓一鼓的。
  待到斋务长打得精疲力尽,把一只红肿的手甩开后,邓山东像害了场热病,头上冒着圆滚滚的汗珠。
  “打够了吗?”
  斋务长向校役作了个手势,走过去找抹布。邓山东一句话没说,摇摇摆摆地踏出礼堂。
  自从那次以后,他把担子挑得离学校远了几步。同学把钱花到邓山东担子上成了一个极当然极甘心的事。
  有时他还低声唱:
  三大一包哇,两大一包哇。
  学校的片儿汤味真高啊!
  一板儿两板儿连三板儿,
  打得俺这生意更兴旺!
                     一九三四年五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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