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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见钟情的偶遇，简简单单的婚礼，不能免俗的吵嘴，比翼双飞的追求……吴祖光新凤霞之女、文艺名人吴霜首次披露自己的婚恋故事，讲述了她对丈夫的爱和感激，更向我们展示了一些婚恋生活必须牢记的规则。 人们都叫他查理，一个十足的外国名字。而我叫他的昵称——细毛，他的家人都这样叫他，这是他的乳名。记得和他初遇的时候，我随着别人一起叫“查理”，他很随意地说：“不用叫我查理，叫我细毛就行了。”那以后我就叫他细毛。 查理和我的关系极其特殊，他的位置无人可替，这我在14年以前刚刚认识他时就在心里认定了。说来这是一件我自己都难以解释的事情，一个过去从未见过的人，怎么可能在第一次见面之后就将自己和对方紧密联系在一起呢？ 一见钟情的偶遇，我将他的笑容留在了心底 遇见细毛是一种偶然。1984年，是我赴美国留学的第3年。学期结束，冬天来临，印第安那音乐学院所在的小城布鲁明顿下了一场纷飞大雪。我的朋友、电影导演王姐从洛杉矶打来电话，邀请我去参加一个盛大活动，为从国内来的一个艺术表演团做翻译兼主持人，行程要走4个城市：华盛顿、纽约、洛杉矶、旧金山。 这真让我兴奋不已。我咬牙花了两百多美元买了一件人造毛的白色大衣，整理出一个小箱子，登上了东去的飞机。 艺术团在美国演出的最后一站是旧金山，那时正值美国一年中最热闹欢腾的日子——圣诞节前夕。街市上到处是购物的人群，灯光灿烂剔透，大大小小的圣诞树挂满了缤纷的装饰。旧金山不冷，像桂林一样四季如春，即便是12月份的圣诞夜也没有两样，最多穿上呢裙毛衣就可过冬。我第一次来旧金山就喜欢上了它，它小巧玲珑，应有尽有，不像洛杉矶那样又大又旷。我一到旧金山就有一种很奇妙的感觉，觉得这里好像离家乡不远，也许因为这儿是我来美国3 年多里听到最多人讲中国话的地方。 艺术团来到日本城附近的一个剧场，准备在这里演出全美行程的最后两场，之后团员们将启程回国，而我则要返校完成学业。第一场演出结束了，我到后台正拿卸妆纸擦去脸上的油彩，听到不远处有人说笑，其中一个十分柔和的男中音，飘在其他声音之上，清晰传入我的耳鼓。我不由得回头去寻找，却见几个陌生的学生样的青年人在和这次艺术团里最权威的泰斗——相声大师侯宝林先生讲话。有个着浅色西装的青年人背朝着我，那男中音就是他的。我回转身接着擦脸，忽然听到那悦耳的声音就到了近旁：“咦，你是本地人吗？英语讲得这样好！”浅色西装，上衣随意敞开着，内套一件咖啡色无领衫，那个年青人轮廓清晰的脸上带着很灿烂的笑。以后的日子里，回忆这个笑容在我变成了一种习惯。我回答他说我是在美国上学的，这次是做临时演员。他又笑了，露出一排洁白的牙齿。 我突然想认识这个人，不知为什么我觉得曾经在哪儿见过他。我问他： “我是不是以前见过你?”“也许吧，在北京?”我仔细想，没有，我从来没有见过他，尽管我得知他也是北京人。他拉了一把椅子坐我近旁和我聊起来，那是我最熟悉的北京学生味的普通话，我们之间一下子无拘无束，像久别重逢的老友。 “真得谢谢老陈，他给了我今天你们演出的票，否则就错过认识你的机会了。”他说，把节目单卷成筒，显得有些漫不经心。我突然就问他：“能帮我一个忙吗？替我冲胶卷，我给你钱。”我拿出那卷照完了的科达。他爽快地答应了，并说不用给他钱。 第二天，他又来到后台，拿来了冲好的胶卷和照片。第三天，他来到我们下榻的宾馆，准备如约带着小侯(耀文)他们去市里玩儿，走之前跑到我面前低下头轻轻说：“我去和他们游一会儿车河，回来来找你。” 我对漫游旧金山向往已久。当查理回来找我的时候，我提出一个要求：等艺术团回国了，你领我在旧金山玩几天，做我的向导好不好?他马上答应了， 眼神里有一种惊喜。几天时间里，查理开着他那驾不知是几手的日本小丰田，带我去了很多地方，金门桥、中国城、日本茶园、希尔顿酒店的咖啡厅、街边的中国小饭店……后来再回旧金山，这些都是我们一去再去的地方。 我们谈了很多，过去、故乡、父母、朋友……我们玩儿得很开心，忘了离开祖国漂泊在外的孤单。过了几天，我要回学院了，他送我到机场。在登机门前，他贴着我的脸说：“我能够去看你么?”“当然，你来吧，我请你看卡通片。 ” 最简单的婚礼，见证了两位留学生纯洁的爱情 我们开始了通电话的日子。他几乎天天给我打电话，聊起来就不想放下。有关他的许多事情我都是在电话里得知的。查理出身于一个老干部家庭，父亲是中共第一代老革命。他曾在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学英语，毕业后到四机部外事局做翻译，想到美国读书是自然而然的事情，然而遭到母亲的反对：美国是可怕的资本主义大本营，是大染缸，那里水深火热，不要去! 他那时的名字是长征，父亲给他起的。80年代初期出国的这些留学生中，像查理这种家庭背景的人并不多。但他终于不顾父母的反对，来到了“水深火热”的美国。他想读几年书就回去报效祖国。但美国这个地方和中国同样的广阔深奥，需要了解和探寻的实在太多，几年的时间远远不够。查理呆了下来。在这一点上，我和查理很相像，美国很快变成了我们的第二个家。 对于我们这些中国留学生来说，美国的一个优越之处是可以随自己心愿追求所爱而不必考虑家庭、父母的意愿。查理开始在电话中向我展开攻势，他说他想我，想得发疯，他只要看见电话就想给我打，电话费已经快使他破产，他只好在业余时间去餐馆打工。最后他问我，什么时候能够嫁给他? 我说你得等我，等我完成学业会到旧金山那个美丽的城市去找你。 我至今都觉得骄傲的是，当初我们相识时都是单纯清苦的留学生，我们爱对方完全出于真诚的感觉，自始至终没有考虑物质条件。我们经常回忆起当初的许多细节，那时我们就互相认定了对方在自己心目中的位置，这种位置至今没有改变。 后来查理果然在一个周末从西部飞到中部来看我，给我带来了旧金山中国城的绿豆和冰糖，我也真的请他去电影院里看过卡通片——“匹诺曹”，那部我永远也不会看厌的迪斯尼作品。查理也是从那时开始领教了我的喜好，喜欢卡通，喜欢动物，这方面我是个长不大的孩子。后来我们共同的家里总是有猫狗之类小动物，我把它们叫做“我的宝贝”。 1985年，相识查理的一年后，我的学业完成了，如我所说的回到西部去找他，不过去的不是旧金山而是雷诺市，查理在那里的一家石油公司找到了工作。我们终于结束了没完没了通电话的日子。雷诺是一个小而著名的赌城，属于内华达州，因为地处山地，资源不如其他州，联邦政府允许其以赌为业，赌场、妓女到处都是。但雷诺恐怕是全世界结婚手续最简便的地方，在这里结婚不须查看任何证件，不须检查身体，不须去市政府登记，只要走进任何一个设在路边的小教堂，当着里面的神父宣誓，就可以成为一对合法夫妻。之后要不了几天，一份正式的结婚证明会寄给你。我对查理说，他妈妈最担心的是他这“老革命家”子弟身陷资本主义大染缸不能自拔，可老天爷偏偏就把他安排在这个不折不扣充满嫖和赌的“大染缸”里，说这话的时候我真是有点幸灾乐祸。 在一座有白色圆形拱顶的小教堂里，我和查理结婚了。我请为我们证婚的神父替我们照了几张照片，除了他以外，没有任何别人参加我们的婚礼。不到20分钟，我们就从小教堂里走出来，20分钟的时间，我们从朋友变成了夫妇。 一对欢喜冤家，吵嘴把我们在事业上绑到了一起 我开始了和另一个人共同生活的日子，这实在是一种全新的经历。我发现，两个人共同生活的过程其实就是一个互相影响的过程。它不像在小时候生活的那个家，那种影响潜移默化，深入骨髓，这是一种被强化了的有时是在矛盾中生硬挤压给对方的特殊力量，适者可以从中汲取精华，精神软弱者却只能急流勇退。保持婚姻的一个重要经验是看清自己、改变自己，接受对方、容忍对方。我和查理婚后不久就开始了拌嘴，我们俩好像都不能算是很宽厚的那种人，他尖锐，而我刻薄。但我们具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善于取对方所长补自己之短。所以有时尽管吵得很激烈，我们却一直愉快，开朗，并一直保持了那种深厚而新鲜的感情。 我们俩吵嘴的时候并不太多，但只要吵嘴一般来说都是为了一件事：事业观念上的分歧。从我就读中央音乐学院开始，在许多年里，我学的都是西洋音乐艺术专业，接受的是系统严格的学院教育，已经是个很典型的古典学院派的追随者。而查理从小当过5年兵，复员后在基层单位工作几年，上大学后又参加过工作， 来美国又学的是商科，可以说是来自民间，成长于社会，所以他总自称是民众普及派。在许多观点上我们很对立。我常说为了保持高精尖的艺术水准，我不会在乎一般观众的反应，而查理会因此对我大吼，说我自视甚高其实是没有水平，不顾及观众的艺术家最不可取。于是我们互相瞪眼对吵，互不退让屈服。这种争吵衍续了很长时间，想起来大约总有六七年吧? 但有意思的是，我们争吵的同时其实已经在影响对方，把新的观念灌输给了对方。现在我早已不是幼稚任性的单纯学院派了，我甚至已经变成了一个固执的观众派，而我发现查理在庆幸他终于影响了我的同时，对艺术的兴趣越来越浓厚，越来越有参与感。这成为我们后来共同搞戏剧制作的基础和原动力。 我们是一对欢喜冤家，这一点很多朋友都知道。我们出双入对，形影不离，一起讨论剧本、看资料片、分析市场情况、观看自己制作出的话剧的每场演出，然后一起回家、一起举杯庆祝。朋友看到过我们在排练现场吵架、争论、相持不下，但是很快又会有说有笑相亲相爱恩怨一笔勾销。在这一点上我是有资格骄傲的，比起一般女人来我要有担待得多，有时候和查理吵了嘴，我赌气噘着嘴拉着脸不理他，但是糟糕的是这总是维持不了多长时间。比如我想冷淡他一整天，偏偏还不到三分之一的时间我的愤怒就开始撒气漏风消失殆尽，又重新兴高采烈起来，叽叽咕咕闹着要他带我去餐馆开一顿，而餐桌便又成了我们两人高谈阔论的讲坛。而查理呢，毕竟是男人，不会因为一两次哪怕是激烈的吵嘴而耿耿于怀，但他并不向我道歉也不会低三下四地说好话，他会走过来把我搂在怀里，低低看着我说：“走吧，你说想去哪儿?” 永远的心音：最想听到的是细毛的问候，最让我觉得轻松适宜的地方是他温柔的怀抱 现代文化演艺圈里流行一种瘟疫——离婚症候，这和国外倒是挺相像。从记录上看，夫妇之间滋生严重分歧的、分居的、离异的多是发生在结婚七八年之后，俗话说“七年之痒”，我和查理的婚姻已是第二个七年了。人家说，夫妇的关系是多重关系，但首先是知己。这话不假，我们在一起近14 年时光，互相间的了解达到了“不言而喻”的地步，我们对对方的思想习惯、生活规律、性格特点、行事方法都了如指掌。 男人和女人是一对矛盾，又是一个统一体，世界是在摩擦中发展到今天的。社会中的每一个人都是矛盾的一个层面。多少年来，人类的主体重心一直是向着男人倾斜的，这是人类生存方式的一种基本选择。因此，一旦女人有想要占据主动意识，其行为就是胆敢向男人发起挑战。查理经常喜欢对人说他是一个女权主义的推崇者，他牺牲了自己在美国公司的优厚工作待遇而回国全力帮助妻子在艺术上获得成功就是证明。但是我总觉得，这并不是他的心里话，他在撒谎。 有一次，他在和我吵嘴的时候几乎是喊着说：“你知道一个站在妻子背后的男人是什么滋味吗?他要忍受的是什么你知道吗?”我的确应该知道，但是恐怕就只那么一点儿，我毕竟不是男人，不是他。他肯定是忍受了许多许多，比如有人把他介绍给别人的时候说：这是查理，吴霜的先生。比如他的家人说：你为什么总是在吴霜身后为她敲鼓?你还像个大丈夫吗?比如人家都知道哪个哪个戏是吴霜写的，却不在意吴霜身边有一个至关重要的人物是他的丈夫…… 有一次查理说：小双，只有你知道我的重要。 查理的父兄是曾经在血腥战场上冲杀过的勇士，他的父亲因为战争年代留下太多的伤痛而不到70岁就去世了，他自己也是13岁时就被送到军队当了一个最年轻的小兵。5年的兵营生活中，他经受的是城市孩子们永远不能想像的那种磨练， 粗壮的农村兵欺负他这个小小的城里兵蛋子，忍无可忍之下他曾和他们拼过命，用一个喝水的洋磁缸子狠狠地敲击那个不给他水喝的大兵的额头。他来自的是那种典型的男人意志占统治地位的家庭。是这样的一个男人娶了我，这样的男人全力扶持自己的妻子在艺术舞台上的成功，他在说“我是一个女权主义者”的时候一定忍受了内心的某种痛苦，一定牺牲了一种根深蒂固的欲望，我的确深深地感激他。 查理对我是至关重要的，不仅仅在于他是我的丈夫，重要的是他策划了我的事业甚至我的将来。我不知道人们到底明不明白我在说什么，策划人、制作人，这个名词在美国在西方意味的是将来，是前程，是名誉、是经济意义上的收益。或许只有我知道他所承受的是什么样的压力，也只有我知道作为一个策划人他的价值是什么。 前不久偶然翻出了我们两人当年相识时照的照片，惊觉时间飞逝得不近情理，于今距离我和查理在旧金山的初次见面已然是第14年了!查理由14 年前的清秀英挺变成如今的成熟健硕，而我从当年的“霜霜”变成许多人嘴里的“霜姐”，我自己总觉得一切似乎都没怎么变，然而毕竟时光已经飞逝了。可贵的是我们的感情一直保持着最初的那种新鲜，我们是最亲密的朋友，最可信赖的朋友。每当疲劳过后，最想听到的是细毛轻声的问候，最让我觉得轻松适宜的地方是他温柔的怀抱。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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