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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节 宫门内外



               1.“天子五门”

  汉代初年,刘邦征战在外,萧何在长安营建未央宫,东也筑阈、北也筑阈。刘邦回,眼见不但修了宫中殿,还修了宫门阈,殿壮丽,门壮丽,怒而责问:天下成败尚未可知,为何有此大兴土木的过分之举?萧何自有道理,他对刘邦说:“天子以四海为家,非壮丽亡以重威。”刘邦闻言,化怒为悦。其中道理,正如唐诗所云:“不睹皇居壮,安知天子尊”。
  皇家建筑气势磅礴的空间大组合,在古代,可以“宫阈”“宫闹”称之。宫与阙、宫与闱,这阙指的是皇城的门,这闱说的是宫内的门。深宫九重,可望而不可及,那造成距离感、生出帝王威的深不可测,不仅在宫之殿,也在宫之门。唐代诗人的笔触写到这种神秘感。王维《和贾至舍人早朝大明宫之作》:“九天阊阖开宫殿,万国衣冠拜冕旒。”就如九重天门一样,宫门打开一道又一道。杜牧《过华清宫绝句》:“长安回望绣成堆,山顶千门次第开。”虽是骊山行宫,宫门却也是层层叠叠。此外,更为民间所熟悉的模式,那被舞台搬演、被艺人说唱的午门,一声“推出午门”,带给艺术的矛盾冲突还小吗?
  北魏建都平城(今大同),“大筑郭邑”,然而仍被南朝人讪笑。《南齐书·魏虏传》讲到两条,说“妃妾皆住土屋”,再是说到宫城大门——“门不施屋”,后来“宫门稍覆以屋,犹不知为重楼”——没有高大的城门楼。历史是发展着的。到后来,北魏孝文帝迁都洛阳,改易风俗,吸收汉文化,举措之一是大兴上木。其中引人注目的一项,是建门楼。《洛阳伽蓝记》:“高祖在城内作光极殿,因名金镛城门光极门,又作重楼飞阁,遍城上下,从地望之如云也。”高祖即孝文帝。北魏统治者改革图强,又肯兼收并蓄,郭邑宫城大改观。巍然壮丽的金镛门楼,不仅表示在建筑文化方面的不甘示弱,也显示着北魏王朝的威仪。
  这就是宫门。南朝人曾以“门不施屋”、“不知为重楼”相奚落,迁都洛阳的北魏王朝建起高大门楼,看你南朝人如何轻蔑?南北朝,南方人、北方人都那么看重宫门建筑的规模,其中自有道理。
  皇宫大门的故事不胜枚举。宫阙宫门,称孤道寡者的门户,它的启闭开阖,进进出出,占了“二十四史”多少的篇幅……
  赵匡胤黄袍加身之初,在汴京修宫城,诸门及宫殿在一条线上,唯大庆殿与端门少有偏差,“宫成,太祖坐福宁寝殿,令辟门前后,召近臣入观,谕曰:我心端直正如此,有少偏曲处,汝曹必见之矣!”宋代叶梦得《石林燕语》有载。《邵氏闻见录侧记,“既成,帝坐万岁殿,洞开诸门,端直如引绳”,那位太祖皇帝感叹:“此如吾心,小有邪曲人皆见矣。”
  一条中轴线,串起诸多的门,——包括宫殿的门,和那些称为门的建筑。这是中国皇家建筑的传统格局。
  中轴线是子午线。《易·说卦》:“圣人南面而听天下,向明而治”。这就区别了中轴线的首和尾。老年代里,北京人称地安门为“后门”,便因为它处于中轴线的末端,且坐南向北。
  与南面称王相对应,是北面称臣。《水经注·浙水》:“《吴越春秋》所谓越王都埤中,在诸暨北界,山阴康乐里,有地名邑中者,是越事吴处,故北其门,以东为有,西为左,故双阙在北门外。”越王勾践向吴称臣,为表示降服,北面开门;双阙建在北门外,更强调了甘心“北面”的样子。然而,“北其门”的勾践却在卧薪尝胆,“北面”为了争取“南面”。门的开向,竟如此生动形象地凝聚了吴越争霸的历史一页。
  中国古代皇宫建筑南北纵向排开的平面布局,早在《周礼》中就列出了。它是建筑群的组合模式,也是宫廷礼俗的格式,是凝定了君主专制精神的一种铺张排场。
  
  外朝、治朝、燕朝,“天子诸侯皆有三朝”,《周礼》未明写,汉代的郑玄予以注出。燕朝连着“寝”。这样纵列成串,长长一串建筑群,既阻隔又连通,既利用门的出入口功能,又赋予它标志性功能。宋代聂崇义《三礼图》,画出皇家建筑布局的框架,六宫六寝之前,是五道大门(图57)。
  “天子五门”,讲的不是偏门角门,而是指中轴线上的五段分割。汉代郑玄为《周礼·天官·阍人》作注:“王有五门,外曰皋门,二曰雉门,三曰库门,四曰应门,五曰路门。”对于五门的解释,《古今图书集成》载有一段文字,其与郑玄排列的顺序略有不同:

  周制天子有五门,曰皋,曰库,曰雉,曰应,曰路。释者谓:皋者远也,门最在外,故曰皋。库门,则有藏于此,故也。雉门者,取其文明也。应门者,居此以应治也。路门者,取其大也。五门各有其义。

  五门的基础上,又有九门之说。《礼记·月令》注:古天子九门,一路门,二应门,三雉门,四库门,五皋门,六城门,七近郊门,八远郊门,九关门。这是在皇城五道大门的序列之外,再续以城门、郊门和关隘之门。
  五门之制,被历代帝王视为古制。明清两代,皇帝将北京宫禁的规模发展到了极致,那恢宏浩大的建筑群,仍可见“天子五门”的影子。天安门(明宫承天门)为紫禁城正门,向进深,端门、午门、太和门(明代称奉天门)、乾清门。乾清门内是后宫生活区。乾清门相当于“天子五门”中的路门。出乾清门向前,至太和门,这一段中轴线上排着保和、中和、太和三大殿。太和门相当于五门之制中的应门,应门意谓应治。再向前是午门,相当于雉门。再向外,相对应的是,端门与库门、天安门与皋门。
  皇城建筑凝固着封建社会的政治仪礼。其中轴线上,门、殿及宫的排列,正如古老象形字的竖写铭刻,它写着:“圣人南面而听天下,向明而治”。——这《易·说去》著名的话。
  “天子五门”。门之为用,且听以下分解。

            2.天安门金凤朵云颁诏书

  天安门,明代叫承天门。这是明清皇城的正门。《明宫史》:“紫禁城外向南第一重曰承天之门。”其当合于“天子五门”的头一道,即所谓皋门。每遇大典,在此举行颁诏仪式。
  
  日本冈田玉山等编绘的《唐土名胜图会》牌画集,刻成于日本文化二年,时值我国嘉庆七年(1802年)。书载天安门颁诏图两幅,其中一幅(图58)画面是,礼部官擎朵去于城楼下,宣诏官于城楼上,绳系衔诏金凤。书中说:在此门的堞口设金凤朵云。颁诏时,宣诏官身穿朝服,领耆老行礼,用朵云接过来,诏书由金凤含在口中而下降。
  天安门颁诏,沿袭了宫门阙上颁布法典的传统。东汉高诱注《淮南子》:“王者门外,阙所以县(悬)教象之书于象魏也。”举行隆重的颁诏仪式,可烘托出一种庄严的气氛,显示帝王气象,天安门以其雄伟,又系皇城门户,“九重宫门”之内的天子“诏曰”,正可以在此宣示天下。
  金凤朵云之说,所出有据。《事物纪原》“凤诏”条“后赵石季龙置戏马观、观上安诏书,用五色纸衔于木凤口而颁之。宋大礼御楼肆赦,亦用其事。自石季龙始也。”
  石季龙是个暴虐而奢华无度的帝王。《晋书·石季龙载记》写他搞木凤衔诏的新花样,近似于游戏取乐:

  季龙常以女骑一千为卤簿,皆著紫纶巾、熟锦裤、金银镂带、五交织成靴、游于戏马观。观上安诏书五色纸,在木凤之口,鹿卢回转,状若飞翔焉。

  石季龙之举,本非庄严,却启迪了后代王朝的思路,为把宫廷礼仪编排得繁文缛节,以示威加四海的帝王气派,这木凤颁诏的形式不妨用一用。再没有游乐寻开心的味道,它成为一种庄严的盛典了。
  颁诏仪,有清一代发展到了极致。《清史槁》说,颁诏之日,太和殿前具卤簿,丹埠内植黄盖、云盘。午门外备龙亭、香亭。天安门楼雉口预置朵云金凤,其东筑宣诏台。王公百官朝服集午门。内阁学士奉诏书至乾清门用宝讫,铺黄案。皇帝到太和殿,一番礼仪毕,将诏书置于云盘内,覆黄盖。礼部官奉盘出太和门,百官从至午门外,置龙亭。再至天安门外,奉诏书置高台黄案上。宣读官在台上,众官员跪听宣,行三跪九叩礼。奉诏官取朵云承诏书,系以彩绳,自金凤口中衔下。礼部官接受,仍置龙亭。出大清门,赴礼部,望阙列香案,尚书率属员行礼。
  天安门也曾颁布遗诏。清顺治帝崩,“颁遗诏天安门,群臣素服,三跪九拜。宣华,举哀。礼部誊黄,颁行各省”。

              3.好厉害的午门

  明清故宫中轴线上一座座巍峨大门,除天安门外,论知名度要数午门为最了。午门建筑平面呈凹形(图59)。刘敦帧主编《中国古代建筑史》指出,故宫两则凸出,用廊庑连接,是门阙形式的最后的残余。从成都汉画像砖上的双阙(见图14),经河南禹县宋代石幢表现的凸出于城门的双阙(图60),到故宫午门的造型,可见宫门阙的发展脉络。午门始建于明永乐年间。此前朱元璋在南京建阙门,叫午门。北京故宫午门含有门阙结构,这可视为直接来源。
  
  午门在高大的砖石墩台上建楼五座,俗称五凤楼,煞是壮观。两侧凸出的阙,形成相对围合的空间,使人产生压抑感,更觉高大午门的威严气象。正如美国现代建筑师摩尔菲的评论,午门体现了“一种压倒性的壮丽和令人呼吸为之屏息的美”。
  午门在天安门和端门之后,依“天子五门”的古制,午门相当于雉门。“雉门者,取其文明也”。明代《明宫史》:“居中耸然而向明者午门也,钟鼓在焉,旗纛有焉”。午门城楼上设钟鼓亭,每当太和殿举行大典时,午门上钟鼓齐鸣。
  午门是举行献俘受俘礼的场所。《清史稿》记:

  帝御午门楼受俘,正中设御座,檐下张黄盖,卤簿陈阙门南北,仗马次之。辇辂陈金水桥南,驯象次之。王公百官咸集,解俘将校立金鼓外,俘后随。班位既序,帝御龙衮乘舆出宫,至太和门,大乐铙吹,金鼓振作。登楼升座,赞“进俘”,《丹陛大乐》作,奏《庆平章》。鸿胪寺官引将校入,北面立,赞“行礼”,俘入匍伏。兵部官跪奏,平定某地所获俘国,谨献阙下,请旨。制曰:“所献俘交刑部。”刑部长官跪领旨讫,械系出。《丹陛大乐》作,王公百官行礼如常仪。若恩赦不诛,则宣旨释缚,俘叩首,将校引出。

  清帝受俘的场面,何等风光。献俘礼因午门而益发气势如虹,午门因献俘礼而更添天阙帝阍的壮丽气象。同为军礼,御驾亲征时,皇帝征衣佩刀,乘骑出宫,午门上鸣钟鼓,军士鸣角螺;命将出征时,出师前一日,午门前颁衣马弓刀,行日,在午门外颁大将军敕印。
  行嘉礼,讲排场,午门也是展示繁褥礼节、张扬皇权尊贵的地方。乾隆帝86岁归政嘉庆,授受仪的重头戏唱在太和殿。午门外五铬、驯象、仗马、黄盖、云盘,檐下设《中和韶乐》,门外《丹陛大乐》。清同治十二年正月,两宫皇太后归政,同治帝亲政仪式的关键场面安排在慈宁宫。午门外设龙亭、香亭,三品以下大臣集午门外。宫内典礼,同治帝率群臣三跪九拜,实况由鸣赞宫接续外传,午门外各官随同行礼。后来,光绪帝亲政,午门前又上演了这样一幕典礼。
  太和殿的常朝,是重要的宫廷仪礼。如果逢常朝之日,皇帝不到金銮殿上坐龙椅,官员们要行礼午门外,算是象征性地有所表示。《清史稿》记,“外藩来朝暨贡使,亦常朝日行礼,如速返测不拘朝期,即赴午门行礼,外官应速赴任者亦然”。一道午门,坐北朝南,以一座门而代宫廷、代帝王。其实,午门的建构,本身即有“九五之尊”的含义——午门正楼面阔九间,进深五间,正合《易经》“九五,飞龙在天”的帝王数字。
  午门的威严,在于它宏伟的体量、尊贵的含蕴,在于它所据中轴线的位置,还在于它的功能。其所派用场,除已讲到的外,另有一项在民间流传甚广,即“推出午门”云云,——这实际上是对于廷杖的添油加醋的传说。
  把宫廷中轴线上的一座门称为午门,始于明代。在午门下棒打朝臣的廷杖,也始于明。《明史·刑法志三》列举“刑法有创自明、不衷古制者”,首先列举的就是廷杖。明代皇帝在奉天门(清代名太和门)御门听政。奉天门与午门相望,皇帝要杖责朝臣,行刑在午门下,就距离而言挺便当。
  廷杖由明朝著名的锦衣卫大打出手。明代朱国恢《涌幢小品·廷杖》记:“成化以前,凡廷杖者不去衣,用厚绵底衣,重毡叠帕,示辱而已,然尤卧床数月,而后得愈。正德初年,逆瑾用事,恶廷臣,始去衣,遂有杖死者。”逆瑾指太监刘瑾。刘瑾曾侍奉的东宫太子继了位,是为明武宗,年号正德。刘瑾恃宠而骄,陷害忠良的种种恶行,其一是廷杖去衣,往死里打。从此,不断有死于午门杖下者,“推出午门斩首”的传说,由此发端——“推出午门”是真,斩首之刀虽不曾血刃,“推出午门”而断了命,也不假。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正德五年,权奸刘瑾本人末日到时,也着着实实地尝了尝午门棍棒的滋味。邓之诚《骨董琐记》:

  明代廷杖,每于午门下行之,不知其杖法若何,何以每每致死?据《张文宁年谱》所记,逆瑾在午门前打问情形云:旧例午门前,只于锦衣卫直房门首。是日拿才定,不知何官,传言上御门,拿瑾上前,拿到午门御道东跪。又云:锦衣卫掌卫事指挥刘璋出班跪奏:请旨打多少?亦不闻传语,须臾即起云:“有旨打四十!”当值官校齐声答应讫,有一官大声云:“打四十!摆著棍,五棍一换打!”每一宣言,则各官校齐声答应如前,响振殿庭。刘瑾则洗剥反接,二当驾官揪其脑发,一棍插背挺直,复有一阔皮条套其两膝扣住,一棍压定,用棍打其前腿,名曰拦马。五棍毕,一官叫唤,邀喝答应,一一如前。打四十后,方问。

  究竟是明武宗御门临朝,发下了旨意,还是锦衣卫们要用棍棒,在午门下“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以上记述似乎有些模糊。但其对廷杖的场面描写,倒是细致的。
  午门下,禁军林立,加上廷杖行刑时的厉声吆喝,气氛可怖;每打五下换一棍,再吆喝,声振殿庭。被吆喝声淹没了的,还有那痛苦的呻吟。廷杖,封建专制时代公然展示在朝廷门前的一种酷刑。酷刑为午门更增森严,关于这一酷刑的传说也为午门增森严。午门,好厉害的皇宫大门口!

                4.御门听政

  明清故宫有巍巍三大宫殿,然而,却又有御门之典,皇帝听政在“门”。
  这门,是“天子五门”之一。就说故宫的太和门,其建于明永乐年间,初称“奉天门”,后改称“皇极门”,清代叫“太和门”。它堪称我国古代规格最高的门。它的门内,是俗称“金銮殿”的太和殿。在“天子五门”的序列中,它该相对于应门。“应门者,居此以应治”,明代皇帝就在这座奉天门早朝,处理政务,所谓御门听政。
  明万历年间重修《明会典》载有“常朝御门仪”。此仪,朱元璋南京开国时即已制定。后迁都北京,奉天门即是极门是御门听政的场所。《明会典》记:

  近仪,凡早朝鼓起,文武官各于左右掖门外序立。候钟鸣开门,各以次进,过金水桥,至皇极门丹墀东西相向立。候上御宝座,鸣鞭,鸿胪寺官赞入班,文武官俱入班,行一拜三叩礼,分班侍立。鸿胪寺官宣念谢恩见辞人员,传赞午门外行礼毕,鸿胪寺官唱奏事。各衙门应奏事件以次奏讫,御史序班纠仪。鸿胪寺官跪奏,奏事毕,鸣鞭驾兴,百官以次出。

  明代的御门听政,隆庆六年时定为每旬三次,逢三、六、九日为期。
  清代皇帝御门听政,顺治时在太和门,康熙时改在乾清门。震钧《天咫偶闻》:“盖国初御门之典,在太和门。后改御乾清门,因亦移入,即唐代之常朝也。常朝五日一举,故御门五日为期。”
  乾清门相当于“天子五门”中的路门,是五门中最靠里的门。郑玄说:“路门者,大寝之门。”其门内是廷,皇家生活区;门外是朝,依次排列三大殿。御门之典于乾清门,又符合治朝在路门之外的古制。清代设军机处,在乾清门前右侧。
  《清史稿·礼志七》:

  御门听政仪,清初定制,每日听政,必御正门,九卿科道齐集启奏,率以为常。雍正初,始定御门典礼,几部院所进本有未经奉旨者,折本下内阁,积若干,传旨某日御门办事。是日,乾清门正中设御榻、黼囗、本案一。黎明,部院奏事大臣暨陪奏官属毕集庭内。帝升座,侍卫左右立,记注官升西阶,部院官升东阶,各就列跪,尚书前,侍郎后,陪奏官又后。尚书一人奉本匣折旋而进,诣本案前,跪陈于案,兴,少退,趋东楹,转入班首。跪,口奏某事,毕,兴,少退,率属循阶左降。

  御门听政在“门”前广庭举行,只将皇帝的宝座摆在门厅内。清末户部官员崇彝《道成以来朝野杂记》:“每月逢五、十两日,皇上出至乾清门门罩之下,居中而立,所谓当宁也。”所以,御门听政实际上可算露天听政。露天的形式里面包含着“天人感应”的内容。天子有所谓“奉天承运”的套话,喜欢“天意”的标签,有所“圣明”,也希望上达于天。
  至于“御门五日为期”,是后来的事。《清史稿》记,“清初定制,每日听政,必御正门”。康熙二十三年,御史卫执蒲建议御门听政以五日或二三日为期,皇帝说:“政务在精勤,始终不宜有间。”这个为皇帝减负担、谋清闲的主意,没有被采纳。乾隆帝的诗:“御门折本待纶宣,例事亦为勤政先。了识安民在察吏,未能去慝且求贤。”便是以御门自夸勤政的。
  清代御门大典的时间,起先是春夏季卯正、秋冬季辰初开始奏事。上朝的时刻,在康熙二十一年向后推迟,春夏改为辰初,秋冬改为辰正,仍是早朝。君、臣早朝,在封建时代里,是统治集团的重要的施政方式,而这却在宫门进行。“天子五门”,那重重大门不仅仅是用来显示威严的摆设;帝王御“门”,以君临天下,这设计,在制定《周礼》的时代已经存在了。
  御门听政,“自同治初两后垂帘,此典遂废”。御门之典先于封建王朝的终结而废止了。

              5.紫禁城的“禁”字

  京师宫城称为紫禁城。“紫”,取诸紫微星之“紫”。《晋书·天文志上》:“紫宫垣十五星,其西蕃七,东蕃八,在北斗北,一曰紫微,大帝之坐也,天子之常居也”。望星空的人们,依据人间世事命名星辰天区,想象紫微垣是天上帝王所居的地方。
  注释紫禁城的“禁”字,可借蔡邕《独断》之语:“禁中者,门户有禁,非侍卫者不得入,故曰禁中。孝元皇后父大司马阳平侯名禁,当时避之,故曰省中。”
  皇帝居住的地方,“门户有禁”当是至关重要的事。《周礼·天官》载有王宫守门者的职责:“阍人:掌守王宫之中门之禁。丧服凶器不入宫,潜服贼器不入宫,奇服怪民不入宫。几内人、公器、宾客,无帅则畿其出入。以时启闭。凡外内命夫命妇出入,则为之辟。掌扫门庭。大祭祀、丧纪之事,设门燎,跸宫门庙门。凡宾客,亦如之。”阁人守卫宫门,执行门禁。丧服葬器不准擅自带进宫门,暗藏杀器、衣服内穿着销甲的人不可放入,擅自携器物出宫者也不放行,等等。阍人负责按时开关门,洒扫门庭,等等。阁人职责,最主要的是执行门禁,将不轨之徒拒之门外。
  宫禁门前也设门棍。清代福格《听雨丛谈》卷十一:

  禁门两傍,皆列朱棍二根,长三尺余,围圆六七寸,上圆下方,俗称榔头,清语曰穆克申。谨按天命五年六月,命树二木于门外,有欲诉者,书而悬之木,览其颠末而按问焉。然则此棍乃纳言之标,非御侮之械也。按禁门司启闭稽出入者,太和门用亲军营,顺贞门及内廷各门用内府护军营,紫禁城以内用上三旗护军营,皇城及外栅门用五旗护军营。各门列木棍处,俱有护军二人席地跌坐,虽王大臣出入,亦不起立,惟祝版、实录、玉牒百官望阙谢恩,则鸿胪预唱穆克申起立,然后兴起,其谨严之制如此。

  这俗称“榔头”的朱红色门棍,据说具有纳言的意义,而实际上,更表示一种威慑。先于《听雨丛谈》,清嘉庆年间《国朝宫史续编》载“紫禁城门禁令”:“每门设红杖二,以护军二人更番轮执,坐门下,亲王以下经行,皆不起立。有不报名擅入者,挞之”。这种被称为“榔头”的红色棍杖,各门均有设置,是备以打人的——如有胆敢冒犯宫禁者,挞之。“榔头”下席地而坐的阍人大模大样的,遇亲王大臣出入仍旧坐着不动,只在一些礼仪场合,要经礼仪官唱“穆克申起立”,这才屁股高地站起身来。“谨严之制如此”,就在于他们是皇家的守门人,可以说,他们与二根红棍一同,是构成那个“禁”字里边的笔画。
  白天里,把门者维护着那个“禁”字,到夜晚皇城诸门紧闭,宫门钥象征着那个“禁”。南朝梁《殷芸小说》:“晋成帝时,庾后临朝,南顿王宗为禁旅官,典管钥。诸庾数密表疏宗,宗骂云:‘是汝家门阁邪?’诸庾甚忿之,托党苏峻诛之。”皇帝年幼,庾太后临朝称制,诸庾恃势擅权。当时司马宗为禁卫军长官,“典管钥”——掌管紫禁城城门的启闭。诸庾要挤掉他,暗中上表进谗。司马宗得知,斥骂道:“这难道是你们庾家大门吗?”结果,司马宗还是被借故除掉了。“典管钥”,是宫禁要害。
  皇宫的大门多,朝启夜闭,门钥的管理自然须有章可循,形成制度。清嘉庆十一年编成的《国朝宫史续编》卷四十八:

  门钥之制:恭遇皇上乘舆出入,各门均启中门。每夕,景运门直宿司钥长率官军至后左门、后右门、中左门、中右门、左翼门、右翼门、太和门、昭德门、贞度门以次验视扃囗。午门,以隆宗门护军参领;东华门,以苍震门护军参领;西华门,以启祥门护军参瓴领;神武门,以吉祥门护军参领,分视扃囗华,各遣护军校纳钥于司钥长,受验诸门钥,汇贮于筐,复加扁钥。诘朝,各门校领钥以次启门,日以为常。

  每到闭门锁扃时分,有关人员各司其职,负责锁闭指定的宫门,各门的钥匙要汇总一处,装入箱子,加上锁。严格的门钥规章,从一个侧面体现了紫禁城“禁”字的分量。
  自然,门禁虽严,但所要禁而止之的只是通行,并非禁止出入。住在宫禁里的人要出出进进,住在宫外的官员也不免要入得门,去朝请。守门者凭什么决定放行与否,自然是入门的凭证。《史记·魏其武安侯传》:“太后除窦婴门籍,不得入朝请。”门籍,即进入宫门的证件。
  进入宫禁,就需“通籍”。唐代人的《三辅黄图》注解说:“通籍,为记名于门,通出入禁门也。籍者,为二尺竹牒,记其年纪名字物色,悬宫门,案省相应,乃得入。”清代平步青《霞外捃屑·通籍》:

  今人作文,每云通籍为某官,盖本谢跳《始出尚书省诗》“既通金闺籍,复酌琼筵醴”,注云:金闺,金马门也;籍者,为二尺竹牒,纪其年纪、名字、物色,悬之宫门,案省相应,乃得入也。李善此注,盖据《汉书·元帝纪》“令从官给事宫司马中者,得为大父母父母兄弟通籍”应助注也。金马门当作司马门,李注似误一字。《随团随笔》则云:汉制,司马一人守宫门,记公卿之年貌,号日门籍,以通其出入。太后除窦婴门籍,使之不得奉朝请。王嘉为郎,坐户殿门失阑免,不知何本。今无此制,似未可率用。然今制内外官引见,部院各堂官带领者,先以粉牌,俗称“绿头签”进御。签书某官、某姓名,背书年若干岁、某省某县人、由某出身、历某宫,一一开列,盖即古竹牒之遗。新进士亦然。

  门籍有名,可进出宫门,这是一种身分的象征。由此,“通籍”被用来表示初入仕途,自然是容易理解的。平步青还言及清朝的门籍,俗称“绿头签”,正反两面写有不少内容。清《国朝宫史续编》载“紫禁城门禁令”,“凡三公、官员、执事人等,各有限制,不得擅行”。官员等“准由禁门行者,均将姓名及所隶旗分、佐领、内管领造册咨送登籍,于经由之门各置一通。工匠服役人等,则由该管衙门各给人烙印腰牌,书姓名、工作差役,持为出入符验”。
  《明会典》载“入朝门禁”,洪武十一年规定,“朝参文武官给领牙牌,悬带出入。无牌者依律论罪,借者及借与者罪同”。成化年间,“文武大小官员入朝,跟随办事官吏人等照出午门例,于长安左右门承天门端门,各下小木牌进入,出则收回”。
  请病假,要注门籍。明朝时,一京官为躲避赴楚之差,称病注门籍,结果误了官运前程。清《巢林笔谈》有记,并言“门籍者,京朝官例书名簿置长安门,有病则注明其下,免朝参,谓之注门籍”。据《明会典》,“患病若上系咳嗽等小疾于朝仪有碍者,量许注门籍五日;若病非旦夕可愈者,必须堂上官印信手本,开写明白”。皇宫的大门,不可随便进,也不可无故不进。
  官员被停职,门上贴“注籍”。清代《广阳杂记》:“明时,群僚被劾者,自衙归私毛,则下轿帘以障之。于门揭‘注籍’二字,闭门以待命。”这“注籍”,当是由注门籍的形式变异而来。请假,为主动,需去长安门注门籍;停职是被动的,“注籍”贴在自家门上,带有闭门思过、听候发落的意思。

          6.“勘箭”:天子进皇城大门的礼仪

  有一个问题提出来了:帝王出宫入宫,是否可以完全凌驾于门禁制度之上呢?宫门卫士是不是可以验明真天子,再大开其门呢?
  就有这么一种制度,叫勘契;另有一种礼仪性的制度:勘箭。
  唐宋制度,开启殿门要核对鱼契,称为勘契。鱼契用檀木刻成鱼形,两相契合,一存宫中,一存门使处。鱼契相合时才开大门。这种勘验的信物,所以取鱼形,是因为在古人看来,鱼白天黑夜从不瞑目,——“门钥必以鱼”,钥匙要取鱼造型来寄托严谨门禁的意思,鱼契也有此含义在。
  宋代沿袭唐朝制度。此外,还以箭代鱼,用在皇帝郊祀礼毕,回宫时的礼仪,称为“勘箭”。
  北宋僧人文莹《玉壶清话》载,宋太祖赵匡胤郊祀,“大礼毕,銮格还至阙门,则行勘箭之仪”。《玉壶清话》又称《玉壶野史》,撰于元丰元年,距宋初虽已八、九十年,但所记仍不失为珍贵材料:

  勘箭者,其箭以金铜为镞,长三寸,形若凿枘,其囗香檀木为之,长三尺,金镂饰其端,以绛罗泥金囊韬之,金吾仗掌焉。其镞以紫罗泥金囊贮之,驾前司掌焉。每大驾还,阖中扉,驻跸少俟,有司声云:“南来者何人?”驾前司告云:“大宋皇帝。”行大礼毕,礼仪使跪奏曰:“请行勘箭。”金吾司取其苛,驾前司取其族,两勘之。罢,即奏曰:“勘箭讫。”有司又声曰:“是不是?”赞喝者齐声曰:“是。”如是者三,方开扉分班起居迎驾。大铬方进,勘契者以香檀刻鱼形,金饰鳞鬣,别以香檀板为鱼形,坎而为范。其鱼则驾前司掌焉,其范则宫殿门司掌焉。銮舆过宫殿门,以鱼合范,然后开扉迎驾。其赞唱喝迎拜,一如勘箭之式。

  箭镞、箭杆,一卯眼、一榫头,分别由驾前、金吾掌握。皇帝车驾到宫门,要掩门验证——勘箭,箭族和箭杆卯、榫相契,还要高声唱和,然后开宫门,侍立两侧,銮辂启动。勘箭仪式,在进皇城大门时举。进了宫,至殿门还有一番勘鱼仪式,《玉壶清话》也讲到了。
  沈括《梦溪笔谈》说:“大驾卤簿中有勘箭,如古之勘契也。其牡谓之‘雄牡箭’,牝谓之‘辟仗箭’,本胡法也。熙宁中罢之。”宋神宗赵顼当皇帝第四年,有人上言请罢勘箭之礼。礼院查考论证,认为唐朝勘契验鱼符,“用之车驾所过宫殿城门,所以严至尊、备非常”;而勘箭“当是师行所用,施于宫庙,似非所宜,诚可废置”。于是,废止勘箭;这之后十三年,礼院上言废上勘契,说是扈从的仪仗前队已从门入,天子将至,却又关闭中门,这种礼仪不可取。还是那个神宗皇帝,又废除了勘契,鱼符也不必合对了。

           7.牙门:“天子出,建大牙”

  “天子五门”,为了体现至高无上的威势,要以巍峨宫门来壮脸面。
  天子五门说的是帝王居。这以外,扬帝王威风,也还借助“门”。
  《周礼·天官·掌舍》:“掌王之会同之舍,设囗囗再重,设军官辕门,为坛宫棘门,设旌门。无宫,则共人门。”囗囗即行马,又叫挡众。王者会诸侯之时,对于大门是很讲究的。临时设立的宫门前,要置双重的囗囗。用兵车相连做围墙,两车车辕相对做出入口,这就是辕门。平地起坛为宫舍,竖戟为门,叫棘门。以上条件都不具备时,“无宫,则共人门”,由一些身材高大者站立两旁,形成出入口,叫人门。
  武士把门,夹道而立,“人门”同样可以铺张帝王的排场、张扬帝王的威风。这为后世所借鉴,衍生出所谓镇殿将军。宋代《事物纪原》“牙门”条引《宋朝会要》:古者,天子出,建大牙;今制,错彩为神人像,中道前后各一,左右道五门,门二旗,盖取周制“立旌表门”及“天子五门”之制。
  沈括《梦溪笔谈》言及“殿门文武官”,也说:《周礼》“无宫,则供人门”,今谓之殿门文武官。极天下长人之选八人,上御前殿,则执钺立于紫宸门下;行幸则为紫闱门,行于饮马之前。又有衡门十人、队长一人,选诸武力绝伦者为之。上御后殿,则执挝东西对立于殿前,亦古之虎贡、人门之类。
  有趣的是,传统民间年画中的门神,许多地方画的就是镇殿将军图案。
  清代《啸亭续录》,清帝每岁秋猎,除行宫外,驻跸牙帐,称为御营。“中建帐殿御幄,缭以黄漆木城,建旌门,覆以黄幕。其外为纲城,正南暨东西各设一门,正南建正白,东建镶黄,西建正黄。护军旗各二,东西门侧三”。旌门,以旌旗示门。

             8.“叩阍”击响登闻鼓

  皇宫门前置登闻鼓,是封建社会的一种直诉形式。
  宋代《事物纪原》:“昔尧置敢谏之鼓,即其始也。用下达上而施于朝,故曰登闻。”登闻鼓的首创之功是否该记在尧的名下,已无从详考。《周礼·夏官·大仆》:“建路鼓于大寝之门外,而掌其政,以待达穷者与遽令,闻鼓声,则速逆御仆与御庶子。”这宫门外的大鼓,与后来的登闻鼓制度虽不尽相同,但其中已见“登闻”之端倪,则是不假的。北魏郦道元《水经注》讲洛阳宫阙,言及阙前登闻鼓:“今阙前水南道右,置登闻鼓以纳谏也。”也是着眼于臣民的进谏。
  正史记载敲鼓申冤的事,最早为《晋书·卫灌传》。惠帝重臣卫囗冤死,其女儿给大保主簿刘繇等人写信,“于是繇等执黄幡,挝登闻鼓”,向皇帝直诉。
  《隋书·刑法志》:“有枉屈县不理者,令以次经郡及州,至省仍不理,乃诣阙申诉。有所未惬,听挝登闻鼓,有司录状奏之。”
  后来,封建王朝设专司此项事务的机构,就叫登闻鼓院。宋代吴曾《能改斋漫录》:

  高承《事物纪原》著登闻鼓院之始,云《国朝会要》曰,鼓院旧日鼓司,景德四年五月九日,诏改为登闻鼓院。予案《资治通鉴》魏世祖悬登闻鼓,以达冤人。乃知登闻鼓其来甚久。第院之始,或起于本朝也。

  南宋周密《齐东野语》录有登间鼓院事:

  今登闻鼓院,初供职吏,具须知单状,称:“本院元管鼓一面,在东京宣德门外,被太学生陈东等击碎,不曾搬取前来。”

  周密说这是件“可资捧腹”的事。因为,登闻鼓院没有登闻鼓,是不是形同虚设呢?登闻鼓曾有人去敲响它,以至被太学生击碎。然而,未能再置一面新鼓,对登闻鼓院说来,实在是具有讽刺意义的缺憾。
  明代的几位皇帝重视登闻鼓,明朝开国的当年,就在皇宫午门外设置登闻鼓,“一御史日监之,非大冤及机密重情不得击,击即引奏”。后来,改置登间鼓于长安右门外,离午门稍远。但对鸣冤者来说,似乎反倒容易击得到鼓——这只是就空间处所而言;实际上,若要敲响登闻鼓,还须过了监鼓官员那一关,并非有冤便能敲鼓闻达于皇帝的。《明史·刑法志》记载了有关的几件事:

  龙江卫吏有过,罚令书写,值母丧,乞守制,吏部尚书詹微不听,击鼓诉冤。太祖切责徽,使吏终丧。永乐元年,县令以赃戍,击鼓陈状。帝为下法司,其人言实受赃,年老昏聩所致,惟上哀悯。帝以其归诚,屈法宥之。宣德时,直登闻鼓给事林富言:“重国二十七人,以奸盗当决,击鼓诉冤,烦读不可宥。”帝曰:“登间鼓之设,正以达下情,何谓烦读?自后凡击鼓诉冤,阻遏者罪。”

  第一件,击鼓之后,明太祖朱元璋亲自过问,责备吏部尚书詹微处置不当,满足了击鼓直诉者的请求。第二件,一个受赃的县令被发配戍边,击鼓陈状,既供认不讳,又以老眼昏花哀求宽恕怜悯。明成祖朱棣“以其归诚,屈法宥之”,给予了超越法律的宽大处理。第三件,宣德年间,二十七个重罪囚犯击鼓诉冤,有关官员认为他们烦扰朝廷,更加罪不可恕。明宣宗朱瞻基说:“设置登闻鼓的目的,正是为了下情上达,怎么能说这是烦扰朝廷?对于击鼓诉冤,从中阻遏,是罪过。”
  仅就以上记载而论,明代的几个帝王,尚称明智,他们把登闻鼓做为“以达下情”的一种渠道;经他们过问的案子,结果也圆满。
  到了清朝,国都里仍设登闻鼓。《清史稿·刑法志》载“叩阁”,方式之一:击登闻鼓。所记:“登闻鼓,顺治初立诸都察院。十三年,改设有长安门外。每日科道官一员轮值。后移入通政司,别置鼓厅。”右长安门在金水桥右侧,距天安门尚不算很远,但毕竟不是真正地在皇城门前“叩阍”。话又说回来,若那鼓真的摆在右长安门之内、皇宫大门之前,离平民百姓也就更远了——这讲的是心理距离。而实际上,右长安门也确如同是个关口。
  “叩阍”的组词,挺妙。阍,宫门。叩,既有敲打之义,又有叩头拜见之义,用于“叩阍”,可谓字尽其用。架在宫门外的大鼓,鸣冤者去敲,也就如同在拍打皇帝的大门,是叩门;同时别忘了,伸冤屈,告御状,向着皇宫的大门,你敢不叩拜!
  关于登闻鼓的历史,不可忽略它的早期形式——击石鸣冤。那石色赤,形状如肺,故名肺石。肺石设置于朝廷门外,民有不平,击石上达。《周礼·秋官·大司寇》:“以肺石达穷民,凡远近囗独老幼之欲有复于上,而其长弗达者,立于肺石,三日,士听其辞,以告于上而罪其长。”直到宋时,长安唐故宫门前还残存着旧时的肺石,写《梦溪笔谈》的沈括描述“其制如佛寺所击响石而甚大,可长八九尺,形如垂肺”。为什么取形如肺呢?“肺主声,声所以达其冤也。”

              9.居中那个门洞

  不管是居于宫里的人,还是居于宫外的人,出入哪个门,走哪个门洞,都不单是个行路问题。因为它受着封建等级观念的制约。
  唐高宗李治要在宣政殿会百官及命妇,并设九部乐。太常博士袁利贞上谏言认为不合礼法,其中一条是“象阙路门,非倡优进御之所”。唐高宗采纳了。事见唐代刘肃《大唐新语》。
  崇彝《道咸以来朝野杂记》载清宫秘闻,慈禧不喜欢同治帝后阿鲁特氏,一次有了借口,欲废掉她,便召惇亲王来说这事。惇亲王不买账,召对之际,竟对慈禧说:“欲废后,非由大清门入者不能废大清门入之人,奴才不敢奉命。”
  这是“讥两后皆由妃正位”,说两个垂帘的太后是“非由大清门入者”,论身世名分还不如阿鲁特氏。平素颐指气使的慈禧,碰了这么个钉子,虽恼怒,却不便发作,休儿媳妇的图谋也落空了。进由哪门,即是名分,其分量之重已不必赘言了。
  再说那居中的门洞。唐代长安城的正门明德门,与皇城正门朱雀门、宫城正门承天门同在中轴线上。明德门辟五门,正中者为天子驰道,供皇帝出入。《大金国志》记宣阳门“上有重楼,制度宏大,三门并立,中门常不开,唯车驾出入”。
  北京天安门五门,午门三门。皇城的门楼,门洞概取奇数。门洞的规模,居中者大于两侧者。这便分出君臣尊卑。清朝嘉庆年间《国朝宫史续编》载,“遇皇上乘舆出入,各门均启中门”。居中的门洞是为皇帝预备的。“午门,为门三,文武官出入由左,其右门惟宗室王公得行之”。两侧的门也不是可以随意穿行的。
  皇后之尊,是母仪天下的角色。可是,皇后从居中的门洞入宫,也不过一次而已,那是在帝后大婚之时。大婚迎娶皇后的“九凤金顶百子喜轿”,由大清门进入,经天安门、端门、午门、太和门、内左门、乾清门,一路正门,在乾清宫前落轿。至于嫔妃,则由神武门迎接入宫。同是嫁给皇帝,后妃等级区分之森严,通过入由何门体现得鲜鲜明明。
  做为特别的恩宠,科举高中的状元、榜眼、探花可以从居中的门洞走一走,自然仅此一回——进士殿试后,皇帝在太和殿召见,退出时,按依照“胪唱之制”:“礼部官承以云盘,十人前引,张黄盖,出太和门中门,一甲三名进士随出,诸进土左出昭德门,右出贞度门。”注明由太和门中门出,但只是前三名,其他人则要走两侧的门。中间门洞被渲染得如此尊贵,反映了中国古代为首者居中的礼仪传统。
  门前的下马碑,又一景观。来到帝王大门口,乘轿者下轿,骑马者下马,这是规矩,冒犯不得的。《史记·魏其武安侯列传》“武安已罢朝,出止车门”,止车门,皇宫的外门。百官上朝,至此停车,步行进宫。《晋书·石勒载记》:

  勒宫殿及诸门始就,制法令甚严,讳胡尤峻。有醉胡乘马突入止车门,勒大怒,谓宫门小执法冯翥曰:“夫人君为令,尚望威行天下,况宫阙之间乎!向驰马入门为是何人,而不弹白邪?”翥惶惧忘讳,对曰:“向有醉胡乘马弛入,甚呵御之,而不可与语。”勒笑曰“胡人正自难与言。”恕而不罪。

  羯人石勒自立为帝,要提高羯人的社会地位,严禁称“胡人”。石勒“宫殿及诸门始就,制法令甚严”。有羯人醉酒骑马闯入止车门,石勒见后大怒,责问守门官:宫阙之间,驰马入门,是什么人如此无王法?因那骑马者是羯人,《晋书》也就没了下文。封建社会虽然长达几千年,但这样犯门禁而不被治罪的例子,很少见。
  显示帝王尊严,也为给臣子们提个醒,有牌碑立在那里。《明会典》说,“官员人等至皇城四门下马牌边横过俱下马”。下马牌即下马碑。昔日的下马碑,如今在北京故宫东华门外还能见到。据清《国朝宫史续编》,皇城四面设下马碑多处。“东华门,门下有下马牌石,紫禁城之东门也”;“西华门,门外有下马牌石,紫禁城之西门也”;再加上神武门,“门外有下马牌石,即紫禁城北门也”,这是东西北三面。南面为正门,下马碑也多。在都城正阳门内,处于中轴线上的大清门为皇城第一门,门前左右石狮,下马石牌各一。这是进入皇城的正面大门。天安门两侧的东西长街,东出为长安左门,西出为长安右门,“门外下马石牌各一,趋朝者由此出入”。天安门以里有端门,端门内,辟阙左门、阙右门,门外下马牌石各一。各个入口都把住了。这些下马碑也标示出皇城的大致范围。
  门前下马是规矩,特准例外——不下马,便体现了一种礼遇。这种优待主要是给予年老者的,叫“赏朝马”。清俞樾《茶香室丛抄》:

  宋叶梦得《石林燕语》云:“庆历初,吕许公在相位,以疾甚求罢,仁宗疑其辞疾,欲亲视之,乃使乘马至殿门,座椅子英王殿陛。”按此今制赏朝马之始。又今时赐朝马者率座椅子舆,观此如宋时亦已有之也。

  清代阮葵生《茶余客话》记,大臣年六十五岁以上,可骑马入紫禁城者,先列名俱奏。准骑者由东华门入至箭亭下马,由西华门入至内务府总管衙门前下马。清王世祯《分甘余话侧记:“大内南书房在乾清门内西廊下,内直翰林官居之,其出入皆奉旨由某门侍卫某人导引伴送。壬戌后,特旨内直官许于禁中乘马至所出入之门”。
  “赏朝马”,骑马入宫门,座椅子舆至殿陛,体现了皇帝对于中国尊老传统的态度,给满朝文武大臣们看,也是给天下百姓做样子的。

          10.“玄武门之变”与“夺门之变”

  唐朝都长安。长安唐宫最有名气的建筑,怕是要数玄武门了。玄武门,长安宫城北门。唐武德九年,统治集团内部的权力之争白热化。六月四日,李世民伏兵于玄武门,在太子李建成、齐王李元吉入宫时,杀了自己的兄和弟。
  鲜血淋淋的一页历史在宫门前写就,史称“玄武门之变”。这是一次兵变。李世民收买了守卫玄武门的将领常何,——常何本是以李建成的心腹人物,来守这要害位置的。
  新旧《唐书》的《太宗本纪》简略地记载此事。前者记,“太宗以兵入玄武门,杀太子建成及齐王元吉。高祖大惊,乃以太宗为皇太子。八月甲子,即皇帝位于东宫显德殿”。后者记,“皇太子建成、齐王元吉谋害太宗。六月四日,太宗率长孙无忌、慰迟敬德、房玄龄、杜如晦、宇文士及、高士廉、侯君集、程知节、秦叔宝、段志玄、屈突通、张士贵等于玄武门诛之”。
  被后世奉为门神的尉迟敬德和秦叔宝,在玄武门之变中,都为李世民抢夺皇位出力建功。特别是尉迟恭,事前进劝,劝说“犹豫未决”的李世民。起事前,带着李世民的佩刀,去召房玄龄、杜如晦到秦王府密谋,李世民授权:“观其无来心,可并斩其首持来”。
  在整个事变中,尉迟敬德是最卖力气的打手,所谓“论功为第一”。对于玄武门发生的那场大厮杀,如果说,《太宗本纪》只以“诛”、“杀”一句带过的话;那么,新旧《唐书》的《尉迟敬德传》场面的描写,就反映出血腥味来:

  隐太子死,敬德领骑七十趋玄武门,王马逸,坠林下,元吉将夺弓窘王,敬德驰叱之,元吉走,遂射杀之。宫、府兵屯玄武门,战不解,敬德持二首示之,乃去。时帝泛舟海池,王命敬德往侍,不解甲趋行在。帝惊曰:“今日之乱为谁?尔来何邪?”对曰:“秦王以太了、齐王作乱,举兵诛之,恐陛下不安,遣臣宿卫。”帝意悦。于是南衙、北门兵与府兵尚杂斗,敬德请帝手书诏诸军听秦王节度,内外始定。

  以上录自《新唐书》,较《旧唐书》的记载简短。先被斩杀的是太子李建成。尉迟敬德率骑兵七十骑,杀向玄武门。这期间,李世民坠马,险些遭齐王李元吉的毒手。幸亏尉迟敬德马到,一声怒喝,救了驾。元吉逃,被尉迟敬德追杀,中箭殒命。玄武门前展开激战,尉迟敬德以太子建成、齐王元吉血淋淋的首级示众,大有效果。尉迟敬德又披甲执矛去见高祖李渊,高祖大惊。此时,双方士兵仍在混战。尉迟敬德请高祖写了一道诏令,令诸军兵均要服从李世民的指挥,战事方才上息。
  李世民选择玄武门伏兵,这里是出宫入宫的咽喉要道,他要斩杀的政敌兄弟经此入宫;同时,占据了玄武门,也就控制了李渊所居的唐宫。正因为此,李世民先夺皇位继承权,再逼李渊让位,靠玄武门成功的兵变,很快便君临天下了。
  受到宫廷政变浓墨重彩的渲染,而醒目于史册的皇宫大门,这里再举明朝东华门的例子。
  《明史》记天顺年间事,常见“夺门”字样。如,《英宗后纪》“论夺门迎复功”,“复论夺门功”;《孙镗传》“英宗复辟,以‘夺门’功封怀宁伯”;《石亨传》“部曲亲故窜名‘夺门’籍得官者四千余人”,事隔两年“议革‘夺门’功”,——还有《英宗后纪》:“石亨以罪罢。诸夺门冒功者许自首改正”。等等。
  “夺门”成了功名,相关的事件史称“夺门之变”,也叫“南宫复辟”。明英宗先当了十四年皇帝,被宦官挟持亲征,做了北方瓦刺军的俘虏。后被放回,他的做了景泰帝的弟弟,把他软禁在东华门东南不远的小南城,名义上尊为“太上皇”,其实是囚犯般的处置。景泰帝很信任武将石亨,景泰八年正月,按惯例要祀天地于南郊,景泰帝病不能行,密召石亨代办其事。石亨见景泰帝病重,便与人密谋,迎太上皇英宗复位。夜间举事,英宗被囚的南宫宫门不开,硬是破门而入。随后,拥英宗取东华门而进宫,登上奉天殿。“夺门之变”后,明英亲又做了八年天顺皇帝。
  “玄武门之变”与“夺门之变”是两个著名的史例。它们说明,封建皇帝的宫禁之门,不仅要防备可能揭竿造反的平民,防备拥兵自重的外姓官僚,还须要提防同姓的皇亲。宫门重重深似海,为安全设防,为心理设防。大门深几重,皇帝的宝座才稳,后妃的美梦才香。
  “天子五门”所铺张的,不只是帝王的排场。

             11.“黄门”“门下”

  封建王朝的机构设置,其名出于皇宫之“门”的,“黄门”、“门下”是也。宋代《事物纪原》说:

  门下侍郎,秦官。秦有黄门侍郎,历代不改,与侍中俱管门下众事。凡禁门责阔,故号黄门,其官给事于黄闼内,故云。唐天宝元年,改曰门下。《唐百官志》云二年也。

  “禁门黄闼,故号黄门”,黄门,以门而代宫,本指宫禁。《汉书·霍光传》,武帝时霍光为奉车都尉,“出则奉车,入侍左右,出入宫闼二十余年”。颜师古注:“宫中小门谓之闼。”这闼,漆染为黄色,称黄闼。仍来说霍光,其侍奉武帝二十余年,甚见亲信。汉武未年,“使黄门画者画周公负成王朝诸侯以赐光”。颜师古释此:“黄门之署,职任亲近,以供天子,百物在焉,故亦有画工”。黄门之署,是“职任亲近,以供天子”的机构。有机构设置便有办事者,秦汉有黄门侍郎官职,简称黄门郎。东汉设给事黄门侍郎,充任侍从,传达诏命。
  晋朝始设门下省,其属官之一,即是给事黄门侍郎。门下省简称门下。纵观历代官署名目,可以说,“黄门”与“门下”所司事务,有一个两相重叠的范围,那就是为皇帝服务。到了唐代,改元的皇帝们,将“门下”、“黄门”改来改去,以至黄门省成了门下省的别称。《唐会要》卷五一十四:

  武德初,因隋旧制,为门下省。龙朔二年二月四日,改为东台。咸亨元年十二月二十三日,改为门下省。光宅元年九月,改为鸾台。神龙元年二月四日,改为门下省。开元元年十二月一日,改为黄门省;五年九月六日,仍改门下省。至今不改。

  唐初高祖时,因循隋朝旧制,设门下省。唐高宗时先改称东台,后又恢复门下。武则天当政,改门下省为鸾台,直到这位女皇末年,又恢复称门下。唐明皇又改,《新唐书·玄宗纪》:“改中书省为紫徽省,门下省为黄门省”。此番易名,不但颇见色彩,而且在“黄门”与“门下”之间画了个等号。然而,看来还是“门下”好,只经过五年,又改回来。
  门下省的长官门下侍郎,相当于秦汉时的黄门侍郎之称。据《唐会要》,咸亨元年改为黄门侍郎,垂拱元年改为鸾台侍郎,神龙元年复为黄门侍郎,天宝元年改为门下侍郎,乾元元年再改称黄门侍郎,大历二年复称门下侍郎。一次次为“侍郎”易名,改来改去,排除垂拱年那一次,不外乎是考虑冠以“黄门”还是“门下”。
  将秦汉的黄门与后来的门下相比,隋唐的门下省更具有政务性质,唐代的谏议大夫隶属门下省,职掌侍从规谏;门下省还和中书省同掌机要,负责审查诏令、签署奏章。宋朝仍设门下省。宋代张氵昊《云谷杂记·门下》:“门下省掌管诏令,今诏制之首,必冠以门下二字,此制盖自唐已然。”
  “黄门”也好,“门下”也罢,此间彼门,都是皇家的门。这些“门”,本是宫官机构,后来演变为朝官机构,成为朝廷的组织构件,成为中央政府的重要部门,影响着封建王朝的政治经济和文化。

             12.北门南牙和北门学土

  “门下”之外,唐代又凭添“北门”文章。
  宫城的平面布局,内廷居北,官衙设在宫城之南。由“玄武门之变”而改变了的唐朝帝王政治史,似乎给予宫城北门特别的关注。这关注可以归纳为文、武两方面。斥武力于太极宫北门,杀兄弟而登上皇位的太宗李世民,开始书写唐王朝的“北门”篇章。
  刘肃《大语新语》卷二:“房玄龄与高士廉偕行,遇少府少监窦德素,问之曰:‘北门近来有何营造?’德素以间太宗。太宗谓玄龄、士廉曰:‘卿但知南衙事,我北门小小营造,何妨卿事?’”北门的土木工程,看来是太宗皇帝亲自筹划组织的“天字第一号工程”,并且,不高兴朝臣来过问。尽管魏征就此进谏,认为房玄龄应该问,唐太宗并未再固执己见,但“南衙”、“北门”之间的种种瓜葛奥秘,已于这个故事中透露出些许信息来。南衙、南牙,“衙”与“牙”通。唐太宗说,南衙别干涉北门事,其实并非仅指宫门营造。北门有学士,李世民时即已开始应召草制。
  李世民之后,渐有“北门学士”之称,这些常从皇宫北门出入的学士,参与中央政府机构的运转,皇帝借此分“南衙”宰相之权,成功地耍了个小权术。《资治通鉴》记唐神龙年间事,有“北门南牙,同心协力”的话。同心协力,正是因为这本是需要拧成一股的两股力量。宋代叶梦得《石林燕语》卷七:

  唐翰林院在银台之北。乾封以后,刘衤韦之、元万顷之徒,时宣召草制其间,因名“北门学士”。今学士院在枢密院之后,腹背相倚,不可南向,故以其西廊西向,为院之正门;而后门北向,与集英相直,因榜曰“北门”。两省枢密院皆无后门,惟学士院有之。学士朝退入院,与禁中宣命往来,皆行北门,而正门行者无几。不特取其便事,亦以存故事也。

  因为“北门学士”的故事,学士们走北门即后门,很少有人出入走正门,这不仅仅是为了路程的远近——学士与北门,讲的就是这个,直到唐以后的宋。
  清朝再无此种特殊意义的“北门”。清代尤侗《民斋续说》卷八:“唐宋翰林院皆在禁中,故当直学士,朝夕视草,有时天子临幸,或召人饮宴……今翰林院在长安门外,虽得乘轿马入衙署,而其体则已疏矣。”讲的就是这种不同。然而,清代俞樾《茶香室丛抄》则指出:“今翰林院在东长安门外北向,犹存北门遗意。”翰林院坐落的地点,虽已不再宫内北门,而是设在皇宫之外,但它仍旧北向,算是保留了学士“北门”的一点影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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