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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门的建筑



               1.门隧和双塾

  最初的门(户),是一间房、一座屋的出入口,是房屋的结构部分。门的独立化,意谓门由建筑物的一部分独立出来,独自构成一座建筑物。“庑,门屋也”,这就是功能为出入口的建筑物。
  自然,有了若干房屋聚合的院落,才会有院门;有了宫殿建筑群,方需设宫门;至于那些旨在宣扬某种名堂、实有点缀景观作用的牌坊,其作为门户的实用意义已微乎其微,不妨视为建筑业满足居住需求的余裕,视为建筑文化的精彩的“闲笔”。
  作为门的建筑物,在很古的时代已经存在。河南惬师二里头发现的商代宫殿遗址,其建筑群中轴线南端存有大门遗迹。考古工作者绘制的复原图表明,这个大门为上有屋盖的穿堂门形式。门隧长6米。门隧即门道,《礼记》有“出入不当门隧”的话。门隧的长度,说明了这座门屋的进深。
  二里头遗址,穿堂门两侧建有房屋,即所谓塾。
  塾,《尔雅·释宫》:“门侧之堂谓之塾。”疏曰:“门侧之堂,夹门东西者,名塾。”《尚书·顾命》记周成王丧礼,祖庙里“先辂在左塾之前,次辂在右塾之前”。辂即车,分别停在大门的双塾前。
  双塾相对,充实了门屋建筑的规模。门侧之堂为何称为塾呢?《三辅黄图》的解释挺有趣:“塾,门外舍也。臣来朝君至门外,当就舍,更熟详所应对之事。塾之言熟。”臣僚在门侧的塾屋里等候朝见君王,这等候,不是大眼瞪小眼地呆坐着,也非言无聊、道有趣的打发时间,而是要为面君做最后的准备——“熟详所应对之事”,预习得滚瓜烂熟。借这“熟”的音,大门两侧的房间得了“塾”的名称。
  夹门而设的塾,写入中国古代教育史的重要一章——家塾、私塾。《礼记·学记》说:“古之教者,家有塾,党有庠,术有序,国有学。”早在先秦,塾就是最基层的普及教育的形式。汉代郑玄讲:“古者仕焉而已者,归教于闾里,朝夕坐于门,门侧之堂,谓之塾。”德高望重的长者坐在闾门之侧,传授知识。“家有塾”,原来本是巷首门旁的塾。“民在家之时,恒就教于塾,故云家有塾”,这是唐代孔颖达的解释。
  塾设闾门之地,这里是一闾人家进进出出的公共活动空间,也是各间之间显示形象的“门脸”地带,既方便于就读,又是一种外向的形象展示——在塾施教,以塾为荣,体现了重视教育的优良民风。
  塾,在以后的封建社会里仍称家塾,但其“家”,已非孔颖达所言的意义,因此又有私塾之称。
  私塾依旧依傍着大门。北方的四合院,院门的东侧往往是家塾的所在。

             2.邑门·闾门·坊门

  华夏历史多“门”。邑门、里门、闾门、巷门、坊门……诸多名目,不同于宅门,有别于城门,是具有辖制住户和治安防盗作用的居住街区的出入口。
  先说邑门。商、周时代“野以邑名”,乡野民居按邻里编户,围垣设门,构成邑。《周礼·地官》“九夫为井,四井为邑”,说明邑的建制以井田为基础。《汉书·食货志》说,春天督促耕者都到田间去,田中有庐,春夏可居;秋后农事歇闲,“冬则毕入干邑”,归于邑中居住。邑门两侧有塾,督促者就在那:“春,将出民,里胥平旦坐于右塾,邻长坐于左塾”。这是一幅以广阔田野为背景的乡邑图,高墙围围着邑中房屋,邑门紧闭,待开门时,门左门石又是乡吏的岗位。
  闾里之门。周武王伐纣灭商,大功告成,在经过商朝的一位贤德之人——商容的阀门时,周武王做出一种姿态,给天下人看。《尚书·武成》将此举记录下来:“式商容闾”。闾作为城市街区的基本单位,在商末周初已是闾门屹立了。按《周礼·地官》所记,小于闾的编户单位是比,五家为比,五比为闾。《周礼·地官》还记载“五家为邻,五邻为里”。“闾”“里”均为二十五家,古人往往连用。《尔雅·释宫》释闾为里门,并说“闾,侣也,二十五家相群侣”。《三才图会》的间里图(图13),画出明代人心目中的闾里之门。
  
  闾门里门的故事散见于古籍中。《诗经·将仲于》“无囗我里”,可以由里门而入,不要翻墙而进。《史记·万石君传》“入里门,趋至家”,顺序是:先进里门,再进家门。万石君的小儿子石庆“入外门不下车”,可见里门的规模不小。司马迁为之立传的丽D食其、张耳、陈徐都曾“为里门监”,干守门的差事混饭吃。《汉书·于定国传》记,于定国的父亲于公,听讼断案,享有盛名。一次,闾门坏了,闾里父老一同商议重修。于公说:“少高大闾门,令容驷马高盖车。我治狱多阴德,未尝有所冤,子孙必有兴者。”后来,于定国当上丞相,于定国的儿子做了御史大夫,封侯传世。能通过驷马高盖车,也真是高门大闾了。
  坊门。闾里之制沿袭至东汉末年,曹操规划建设邺城,开始实行城坊之制。邺城中一条横贯东西的大道,路北为宫城、禁苑及贵族居住区。大道以南,纵横交叉的道路状如棋盘,被道路分隔成方形的居民区,称为坊。坊有围墙,开坊门以爱出入。唐代长安,除宫城外,城区分割为108个里坊。坊以土墙封闭。较大的坊,四面各开一门,坊内辟十字街,通达四门。小一些的坊则修一条横街,通联东、西两个坊门。

                3.南门

  有说“神农作市”,又有说“祝融作市”。不管将“日中为市”的首创权挂在哪位上古神话人物名下,交易之市的出现当是很悠远的事。
  古代城中有市,市的出入口设门。市门前一块空地,形成公共活动空间。货物集散,信息也在这里集散,统治者很懂得利用这一场合。居延汉简保留下这样一段史料:“五月甲戌,居延都尉德博,丞岂兼行丞事,大庾城食用者,书到令相丞侯尉,明白大扁书市里门亭显见。”陈直《居延汉简解要》释,所谓大扁书者,谓大如扁额,类似于后代张贴街衢之告示。根据汉简所记,可知这种告示借市门和里门来广而告之。
  利用市门,作为大众传播的场合,还有更为著名的例子。比如,在秦国,市门悬赏以搞名堂,似乎形成传统。商鞅变法,欲取信于民,便在市的南门立一棵三丈之木,“募民有能徙置北门者予十金”。没人敢动,又将赏金增五倍。终有一出头者,搬木头,得赏金。大约百年后,秦国的吕不书指使门客编写《吕氏春秋》,书成,公布于市门,悬千金其上,声言有能增损一字者,赏。这回没有“出头鸟”。东汉的高诱评论此事,书不是不能改,只是畏惧吕不韦的权势,无人敢。
  这两个典故都记录在《史记》里。它们的场景,是古代都城城池的巾肆之门。
  市门题字,字写在公共场所,也可以如当众宣誓一般。东晋常璩《华阳国志》:司马相如初入氏安,题市门曰:“不乘赤车驷马,不过汝下”。这就是将自己的豪言壮语向公众发表出来。
  战国《韩非子·内储说上》中有个故事,讲到官员派人前去了解市中情况,特别涉及市门:

  商太字使少庶子之市,顾反而问之曰:“何见于市?”对曰:“无见也。”太宰曰:“虽然,何见也?”对曰:“市南门之外,甚众牛车,仅可以行耳。”太宰……因召市吏而消之曰:“市门之外,何多牛屎?”市吏甚怪太辛知之疾,乃惊惧其所也。

  这故事,反映了先秦时代城里设市,市置市门的情况。那市不上一个门,故有市南门之说。畜力车大约是禁止进门入市的,所以南市门前有很多牛车。太宰由此推断市门前会有许多牛屎,并召来市吏责问。推断是对的,市吏一下子被太宰的明察所慑服。这又说明,守在市门口的市吏,除了负责征税、治安等事宜,还对门前卫生负有责任。《吕氏春秋·仲夏纪》“门闾无闭,关市无索”,无索则讲的是不征税。
  东魏初钱币混乱,“盗铸弥众”,“轻滥尤多”,进入流通的铜钱往往分量不足。《魏书·食货志》记,武定六年,“其京邑二市、天下州镇郡县之市,各置二称,悬于市门,私民所用之称,毕准市称以定轻重。凡有私铸,悉不禁断,但重五铢,然后听用。”市门悬着衡器,以它为标准,就像如今市场上所见的公平秤。

            4.阙:当途高——三国魏

  帝王宫门立双阙,中国古代皇家建筑这一传统平面布局,凝固为一个同:宫阙。这词用来称谓庞大的皇城建筑群,也指代朝廷。“阙”,在一‘定的语言环境甚至可以独自概括那一切。因此,怒发冲冠的岳飞,吟《满江红》:“待从头收拾旧山河,朝天阙”。清代费密《荒书》,讲明末张献忠的农民军转战四川:“贼张献忠僭位,改贼国,曰大西,贼元为大顺,以蜀王府为贼阙。”通篇以“贼”蔑称,张献忠的宫殿被叫做“贼阙”。
  阙的建立,初见于春秋时代。《尔雅·释宫》:“观谓之阙。”《古今注》说:“古每门树两观于其门,所以标表宫门也。其上可居,登之则可远观,故谓之观。”阙用来“标表宫门”,具有等级符号的意义,如汉代班固《虎通义》所言:

  门必有阙者何?阙者,所以释门,别尊卑也。

  屹立于宫前的双阙,以其巍巍,显示帝王气派。它还是国君颁布政令的地方。《史记·商君列传》载,商鞅变法图强,筑冀阙是举措之一。唐代司马贞释:“冀,记也。出列教令,当记于此门阙。”近年,考古工作者在咸阳找到商鞅变法时所筑冀阙基址。其两阙相距400米。发掘西阙所获资料,使今人得以勾勒当年的壮观——秦冀阙为上下三层的建筑物,底层有七室之阔,正所谓“其上可居,登之则可远观”。
  
  至汉代,阙已非宫门专有,词庙、庭院都有建阙的例子,但它仍是或庄严或权势的象征,寒门小户是立不得的。
  成都出士的汉代画像砖(图14),画面是阙。高高两阙之间,以大门的檐罩相连。这是汉阙的形式之一,即门、阙合一的阙。
  另一形式为各自独立不相连的双阙,成对地立于大门之前。山东沂南县汉墓石刻(图15),表现了庭院门外立双阙的情景。
  
  北魏郦道元《水经注》,对汉代宫殿之阙多有涉及:“《关中记》曰,建章宫圆阙,临北道,有金风在阙上,高丈余,故号凤阙也。”阙上饰以铜凤,让人想到成都汉画像砖的门阙图案,连阙正中画有一凤凰。古时歌谣:“长安城西有双阙,上有双铜雀,一鸣五谷成,再鸣五谷熟。”铜雀即阙上金凤。郦道元写到未央宫:刘邦“令萧何成未央宫,何斩龙首山而营之。……山即基,阙不假筑,高出长安城,北有玄武阙,即北阙也;东有苍龙阙,阙内有闾阖、止车诸门。”阙借山势,雄伟气象,令人仰望。
  从东汉元初五年(118年)起的五六年间,河南登封建造了三座石阙,即太室阙、少室阙、启母阙,均为庙前神道阙,并称“嵩山三阙”。三对石阙屹立至今,被列为国家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太室阙上的狩猎、出行浮雕,少室阙的马戏、蹴鞠浮雕,留下汉代生活的宝贵史料。启母阙建于当年的启母庙前,阙上刻有小篆铭文,记大禹治水三过家门而不入。阙上浮雕也可寻到大禹故事的画面。
  陵墓前的神道阙,左右相对,中间为神道,形成入口处,在平面布局上具有门的意义。四川雅安高颐墓阙,建于东汉建安年间,其浮雕精美,为全国重点保护文物。
  
  阙的形象,还见诸汉代图形印。上海博物馆的两枚藏品,分别被名为“宫阙”、“阙门瑞鸟人物”(图16),在很小的面积里,表现了大门和门前双阙。图案虽然简约,却能使人体味门、阙布局的层次感。
  门之阙以其巍巍,又叫魏阙。古代“魏”通“巍”。东汉高诱注《淮南子》:“魏阙,王者门外,阙所以县(悬)教象之书于象魏也。巍巍高大,故曰魏阙。”门阙的名称含“魏”,取义于“巍巍高大”。由“魏阙”、“魏观”而“象魏”,以至于“象阙”,阙有了这些别名。
  阙之“魏”,毕竟与魏晋之“魏”用了同字,古人因此编造出有关曹魏的故事。晋代王嘉《拾遗记》载:

  太山下有连理文石,高十二丈,状如柏树,其文彪发,似人雕镂,自下及上皆合,而中开广六尺,望若真树也。父老云:“当秦末,二石相去百余步,芜没无有溪径。及魏帝之始,稍觉相近,如双阙。”

  《拾遗记》说这是魏时帝时期的事。明帝为曹丕之子,魏朝第二帝。王嘉讲“众祥致应”,黄麟、神草之外,提到泰山巨石如阙。并借父老之口神乎其词,本来相隔百步的两岩石,逢曹氏称帝而渐渐靠拢,移动成阙。言虽在阙,而意却在“魏”,将其说成魏当代汉的征兆。
  阙——魏的文章不只如上。袁术字公路,《后汉书·袁术传》记,拥兵自重的袁术曾见谶书有“代汉当途高”之说,以为自己“名字应之”。其实,“当途高”说的是阙,由阙而及魏,人们是在为曹魏代汉编谜语,并无袁术的事。晋代人给《三国志·魏·文帝纪》注解,讲得明白:

  白马令李云上事曰:“许昌气见于当造高,当途高者当昌于许。”当途高者,魏也;象魏者,两观阙是也;当道而高大者魏。魏当代汉。

  阙门高大,“阙然为道”,正所谓当途。由此,阙派生了暗指曹魏的隐语“当途高”。这不妨视为古代门文化一段有趣的小插曲。
  这类故事在晋时重又上演。《晋书·王沈传》载,王沈字处道,其子王浚以“处道”即为“当途高”,视为“应王者之谶”,而谋僭号称尊,结果下场不佳。
  《南史·何尚之传》将正郊丘、铸九鼎、树双阙并论,可见“当途高”的影响:

  世传晋室欲立阙,王指牛头山云,“此天阙也”。是则未明立阙之意。阙者谓之象魏,悬法于其上,浃日而收之。象者法也,魏者当途而高大貌也。

  山形虽似阙,却不能代替立阙的象征意义。以上是何胤的话。

              5.牌坊又称牌楼

  保存至今的古代牌坊,人们可在曲阜孔庙看到,可在北京明十三陵见到,可在安徽歙县看到——那里棠樾村明清时的牌坊群闻名遐迩。在一些园林、庙宇以及衙署和词堂的旧址,也常建有牌坊。
  上了年纪的北京人还记得,北京曾是个多牌坊的城市。街面上,前门牌坊、民安街牌坊、西交民巷牌坊、孔庙成贤街牌坊、交道口育贤坊……或横跨于通衢,或雄踞于巷口,点缀着景观。尽管许多牌坊已不复存在,但燕京地名中仍有它们袅袅的余音,如:东四——东四牌楼,西四——西四牌楼,东单一东单牌楼……或许正因为此,继《钟鼓楼》之后。作家刘心武另一部反映京华生活的小说取名《四牌楼》。
  日本版画集《唐上名胜图会》,刊刻于1802年,时当清朝嘉庆年间。书中可见日本人笔下有四牌楼(图17)。
  牌坊也叫牌坊门,又称牌楼。称“楼”,是着眼于造型华美的飞檐瓦顶。那顶盖面积虽人大,却缩龙成寸地,采用了中同古代宫廷建筑的屋顶样式,如庑殿顶、歇山顶、悬山顶等。这些瓦顶,工匠们称之为“楼”。例如,术语“三间四柱三楼”,是说四根立柱将横面分隔成三间,三楼即三个瓦顶。以用料而言,常见的牌坊有木牌坊、石牌坊、琉璃牌坊等。
  关于牌坊的起源,一些古建筑学家曾论及。梁思成《敦煌壁画中所见的中国古代建筑》,以敦煌北魏诸窟中的阙形壁龛为论据,提出北魏时的连阙——两阙间架有屋檐的阙,是阙演变为牌楼的过渡样式,连阙“之发展,就成为后世的牌楼”。刘敦桢《牌坊算例》则将“坊”字作为线索,认为此字“关系最切”。唐代建城,城坊制已相当成熟。坊设门,坊门是牌坊的直接来源。牌坊之“牌”,大约与当初坊门上榜书坊名有关,还同坊门下悬牌旌表贤能的古俗有关。
  周武王表商容之闾,不少古籍这样记。何谓表闾?有一说是刻石,即将表彰功德的刻石立在闾门前。其实,“表”本为外加上衣的意思。闾门高高,有住有额,其上正好做文章。或漆或染,或裹或罩,或悬挂或高挑,一句话,另外加上表彰的标志,恰恰是引人注目的“表闾”形式。里闾之门得到美化,门内有引以自豪者,门外有投以羡慕者,真是一人贤德,里闾增辉。不排斥勒石门前,但在门本身做文章效果已是绝佳。可以说,这“表闾”——借助于阀门的一种表彰形式,开了牌坊的先河。现存宋代石刻《平江图》拓本,标出平江城内牌坊类建筑57处,分布在各街口。立两柱,中间以额枋相连,额仿书坊名,“大云坊”、“武状元坊”,等等。立于街口,巳书坊名,说明这是些坊门建筑。其额枋之上斗拱相叠,斗拱上覆以有檐有脊的瓦顶,已如今天见到的牌坊。
  
  需要一提的是,像“武状元坊”的坊名,很可能即是“表闾”的产物。此坊出了个武状元,全坊居民跟着沾光荣耀,这荣耀被榜书在坊门之上,并沿用为坊名。
  汉的闾门,唐的坊门,大多为木结构。“表闾”既是荣耀,为使那光荣的标志长存,便用砖石修门,将表彰的词句刻在砖上石上。这就更接近于现存的牌坊。
  借助于闾门和坊门的表彰,逐渐形成格式,于是,这格式本身就不再依赖于坊门。为表彰,专立“门”,它不必具备门禁功能。它可以雕饰华丽,但它的功用不过是托起写着歌功颂德或宣扬教化字句的“牌”。社会需要为状元、为节孝、为显贵的官员、为一方的英雄“表闾”,就随处立它——这便是牌坊。
  古代牌坊享有盛名的地方,首推安徽歙县。明朝大臣许国建造的石牌坊,四面各一牌楼,结合为一体,平面呈“口”字形。这座仿木结构的石坊,石料厚重,雕饰精美,巨龙飞腾、瑞鹤翔云、鱼跃龙门、麟戏彩球、凤穿牡丹等图案,既是祈祥的吉语,又不妨视为春风得意的标榜,包含着丰富的文化符号。牌楼上镌“恩荣”、“先学后臣”、“上台元老”、“大学士”、“少保兼太子太保礼部尚书武英殿大学士许国”等字样,可谓光耀“门楣”。六对石狮倚柱而立,更为许国牌坊增典雅。
  歙县城西棠樾村的牌坊群,两座建于明代,五座建于清代,接踵排开,列为“忠”、“孝”、“节”、“义”的顺序。其中义字牌坊,上题“圣旨”、“乐善好施”。相传,清代先有忠、孝、节二座牌坊在前,朝廷赐建的。世代官商的豪绅鲍漱芳想再凑上一座“义”。乾隆皇帝答应了,同时提出颇为“义”的条件——要鲍漱芳为朝廷修筑八百里河堤,发放三个省的军饷。鲍家的一番“乐善好施”,龙颜大悦,赐建了义字牌坊。
  在我们这个有着尊老传统的国度,牌坊又被用为这方面的标志,即古代的百岁人瑞坊。据高成鸢《中国的尊老文化》一书考证,对百岁老人进行旌表的较早的记载,见于《宋史·郎简传》。郎简为官有实绩,致仕后向人们施医合药。他89岁无疾而终,朝廷表彰他,“榜其里门曰德寿坊”,这是借其所居的里闾之门,表彰他的德寿。到了明代,曾当过知府的林春泽,活了104岁,获得“人瑞”称号,还建了牌坊。他写有《谢建百岁坊》诗,收录在《古今图书集成》:“擎天华表三山壮,醉日桑榆百岁红。愿借末光垂晚照,康衢朝暮颂华封。”这当是一座四柱三间的牌楼,立在通衢大道上。《清乾通典》载,康熙四十二年明文颁布:“百岁老民给与‘升平人瑞’匾额,并给银建坊。节妇寿至百岁者,给与‘贞寿之门’匾额,仍给建坊银两。”百岁老民,不论身分,“人瑞坊”的这一原则,对中国古代的尊老传统,做了一个平民化的注脚。
  牌坊的形式,还用于庆典临时性建筑。清康熙三十二年,皇帝六旬庆典时,北京神武门到畅春园,沿途搭起数不清的过街彩坊,是各地前来祝寿所设。牌坊必备的题额这一形式,被用来书写那些歌功颂德、渲染喜庆的同组。康熙帝由畅春园一路行,不时有彩坊呈献漂亮词句,或“寿齐大地”、“万年有道”,或“民和年丰”、“日华云灿”,或“圣寿同大”,或“四海升平”,或是:“厚德无疆”、“风动时雍”、“万邦维庆”、“羲轩风景”、“德洋恩博”、“华诸神光”、“万年连景”、“九州向化”、“圣德光华”、“皇仁浩荡”、“庆洽无疆”、“物被仁风”;有的彩坊两相对应,用句也就追求对偶,或“六合同春”、“万年一统”,或“舜日光华”、“尧天浩荡”,或“瑞叶青阳”、“增辉紫极”,或“鸾翔凤翥”、“回升月恒”,或“多上嵩呼”、“老人华祝”,其它有“力年玉历、“三祝华封”,“道超几圣”、“德覆万方”,“金轮现采”、“宝历呈祥”,“大地山呼”、“钓天雅奏”,“四海腾欢”、“六符御极”,“八方寿域”、“一气鸿钓”,等等。将彩坊营造喜庆气氛的功能,发挥得淋漓尽致。此事见清代方氵睿溶帅《焦轩续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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