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话说中央红军从湖南通道西进，兵分两路，右路为１军团和９军团，经靖县的新厂，由界牌进入贵州的黎平县境；左路为３、５、８军团，分别由青草坪和野洞，经洪州、中潮等地向黎平县城。打从湘江之战之后，全军改变了“抬轿子”的开进办法，中央纵队或随左路跟进，或随右路跟进。这次西进黎平，中央纵队夹在３、５、８军团之间。“抬着你们走，真还不如挟着你们走。”军团的同志跟中央纵队的同志开玩笑。 两路人马在向贵州西进途中，如入无人之境。星星点点，桥头路口，还有苗族、侗族同胞给红军战士送茶递水的：“你们又回来了，这回不走了吧？”开初，许多人都莫名其妙，老百姓递水不接，说话不答，还以为是敌人的探子；后来才明白，原来几个月前，西征的萧克６军团就从这里经过，老百姓对红军有所了解。红军不抢东西不拉夫，还打富济贫。战士们的情绪都高涨了起来，有一种早两年在江西打完仗又回到根据地的感觉。 在从通道到黎平的途中，只有林彪的１军团在黎平的外围潭溪打了一仗。这一仗，打得林彪很扫兴。守敌一个营，碉堡修得倒是不错的，可没有放几枪就弃堡跑了，退到几十里之外的十万坪去了。林彪还没有遇上过这么软蛋的敌人，他飞马进潭溪，要亲眼看看这到底是伙什么敌人？黔军是不是都是这类货？一打听，原来这个营同萧克的６军团打过交道，知道红军的厉害，全是吓跑的。林彪想，好吧，到黎平再打个像样的仗吧。当他率部来到黎平城下，把部队摆开，却半天听不到枪声。他正纳闷，只见先头部队已在城里的山头上挥起了红旗。城里的敌旅长、团长，见潭溪失守，也就弃城而逃，一直退到了五里桥。县政府的国民党官员见旅长团长们都走了，也都携家带口逃到榕江去了。１军团的前卫２师６团穿城而过。 黎平城里的群众见红军又回来了，自动组织了数百男女，赶到东门外１０里的地方迎接红军大部队。１２月１６、１７日，左路的３、５、８军团和中央纵队，在锣鼓、鞭炮声中进入了黎平城。好久没有见到这种光景了，军民一片欢腾。进入黎平的红军，立即展开了宣传群众、开仓济贫的活动；总政治部还发出号召，每个红军战士送一件礼物给苗族兄弟。黎平城里城外，一片苏区风。 由于西进，甩开了蒋介石的“围剿”主力和湘军的堵截，当面之敌又软蛋，敌情有些缓和，黎平的群众条件也不错，大转移的中央红军在黎平停下来，作一些休整和补充，便完全有可能了。周恩来找到毛泽东说：“我们开个会吧？”毛泽东问：“开个什么会嘞？”周恩来说：“要开就开个政治局扩大会，把转移的战略方向再研究一下，通道的议定是临时的，只解决到黎平的问题。”毛泽东说：“说得好，会是该开的，转移方向问题当在政治局形成决议。” 然而，关于会议主持人问题，颇费了一番周折。周恩来说：“既然是政治局扩大会，自然还是由负总责的博古同志邀集召开喽。”毛泽东高低不同意，说：“这个会呀，得由你来召集，你来主持。要让他来主持，那还不如去睡个大觉。”征求王稼祥、张闻天的意见，他们也不同意由博古主持。王稼祥还提出由毛泽东主持召开。毛泽东也不同意，说：“不妥。还是要由‘三人团’的同志来干这件事情。”周恩来碍于自己不是负总责的，怕在党内引起麻烦，说：“别又生出一个合法不合法的问题来呀。”毛泽东说：“恩来同志，很显然喽，分歧还会有的。你要他主持，吵个一塌糊涂不讲，到时候又没个像样的结论，岂不是白开了？总不能让个外国人来主持中国党的会议吧？”周恩来一想也是，说：“好吧，我先找他谈谈看。可是，这话怎么说好啊？偏是我来主持会议。”毛泽东说：“世界上好多的事情，本来就是难得说的，不好说的。我们党现在的一些事情，将来的后人说不定会感到莫名其妙的。 你就随便找个缘由吧，你恩来有这方面的天赋。” 周恩来确有某种“破解难题”的天赋，他跟博古说：“在通道临时议定的事情，需要在政治局扩大会上再明确一下。考虑到扯到军事行动上的事情多，你又有些劳累，我就代劳邀集一下吧？”博古当即表示同意，说：“这样好，这样好。要我来主持，毛泽东又该说我要抓他的‘新三人团’了。” 转移中的第一次政治局扩大会便在一家姓徐的商店里开了起来。 参加会议的除政治局委员、候补委员外，还有各军团军团长。临开会时，李德因为受了风寒打起“摆子”来，周恩来劝慰他先安心休息，博古会代表他坚持按中央“既定方针”办事的，李德只得听劝没有非要参加会议。周恩来提出议题说：“关于战略转移方向问题，我们在通道争论过，争论结果，就是今天到了黎平。这个问题，我们需要一个较为稳定的一致的认识，需要通过政治局的会议加以肯定。据我同一些同志的接触，在这个问题上，我们的认识还不那么一致，有的同志认为应该放弃同２、６军团的会合，另寻合适的边区建立我们新的根据地；有的同志认为，我们到黎平来只是绕道，还是要寻机北上同２、６军团会合；有的恐怕到现在还持有这么一种看法，我们连黎平都不该来。大家就这个问题发表一些意见吧。”会议之前，好些人在个别接触中已经得知，毛泽东、周恩来主张放弃同２、６军团会合，另寻边区建立新根据地，他们认为这个意见好，是上策。于是，纷纷发表意见，认为转移方向应作适时的变动，“放弃东去，另建苏区”。博古听着，不禁心烦意乱，不停地推着眼镜，插空说：“都说到哪里去了！我们到黎平来，说的是绕道，怎么能放弃同２、６军团的会合？这不能说是一种负责任的想法。敌人甩脱了，‘围剿’打破了，只有十几二十天的路程了，却要放弃同２、６军团的会合，简直不可思议！”他说着瞥了毛泽东一眼：“我们这里不是有人常说要集中优势兵力，要握紧拳头么？” 毛泽东一看点到他了，便说，“问题在于要集中得了嘛！我的意见，必须放弃同２、６军团的会合。今天的情况同６军团当时的情况不同了，他们当时能窜过去，现在不好办了。屁股后头的何键、薛岳、吴奇伟离我们太近；而且，现在湘黔路已经修通，他们要运动到黔东北地区是很容易的。从战术上讲，他在湘西没能兜住我们，他能不把他的兜兜挪到黔东北一线？今天的湘西，就是明天的黔东北。造一点同２、６军团会合的舆论，作一点姿态，那是可以的，实际干却是不行的。用兵之法，十则围之，五则攻之，倍则分之，敌则能战之，少则能逃之，不若则能避之。故小敌之坚，大敌之擒也。……对不起，我又背书了。这叫着‘你背你的，我背我的’。 第二，我们现在迫切需要一块根据地，以彻底粉碎敌人的‘围剿’。有人好像是说，我们已经打破敌人的‘围剿’了，可以大摇大摆地到贺龙那里去吃酒席了。这不是事实。薛岳、吴奇伟就是从江西跟出来的，眼下就在山那边。这点距离，在欧洲也许显得很遥远，在中国却是很近的。我还是我，你还是你，还是那么一对老冤家。怎么能说‘围剿’已经打破了？” 博古还是不同意放弃同２、６军团的会合，还是主张“折向黔东，靠拢２、６军团”，说：“革命就不能畏敌不前，畏敌不前就不能革命……”彭德怀、罗炳辉、刘伯承、叶剑英都火了。罗炳辉说：“什么叫畏敌不前？我们同强敌硬拼的苦头还没有吃够吗？”刘伯承恼道：“表决，少数服从多数！” 周恩来说：“问题才说到一半喽。刚才说的是放弃去湘鄂西的会合，那么，新的转移方向问题，到哪里建立新的根据地为好，大家还可以继续谈谈。泽东同志，为便于讨论，是不是先说说你的意见？” 毛泽东说：“考虑到部队要休整，要补充，要发展，去黔西，滇黔边，不大合适。可以考虑黔北，川黔边，那里只有一个侯之担，人口、出产也还不错。这里，我想再补充一句，我们说的放弃同２、６军团的会合，也不能作绝对化的理解。近而言之，我们到了川黔边，一当出现某种情况，我们还可以掉头向东，去同２、６军团会合；远而言之，红军终究是要会合的。” 席间，委员和军团长们纷纷表态：“同意，同意。这才叫战略头脑作出的战略考虑。” 周恩来一看要讨论的主要问题差不多了，便关照了一句博古说：“博古同志，是不是表决一下？” 博古一脸愁容，又来个软同意，说：“在会合问题上不作绝对的放弃，那还是可以考虑的。” 周恩来说：“那就表决吧，过后我们再起草一个决议案，再开次会通过一下文稿。” 第一次会议开完，毛泽东心情不错，总算从组织上解决了“硬碰硬”的同２、６军团会合的问题。他走出开会的店堂，想急着回自己的驻地，才出店门，便有林彪和彭德怀走了上来，两个军团长的情绪一个欢一个闷。毛泽东瞥了林彪一眼，想把林彪的情绪调一调，说：“昔有刘皇叔跃马过檀溪，今有小林彪跃马过潭溪。刘皇叔是落荒而逃，你是打了胜仗嘛，怎么闷闷不乐，在会上没讲几句话啊。”林彪借机耍滑头：“敌人是跑了的，并没有打着，跟刘皇叔过檀溪差不到哪里去。”彭德怀说：“我就想不通，李德既不知中国之敌，也不知中国之我，更不知中国的地理民情，他怎么能指挥中国的革命战争？听说蒋介石跟前的那个德国人也不中用了，躺在南昌的一家医院里起不来了。”毛泽东愕然：“真没说错呐，猛张飞粗中有细。你怎么知道这事的？”彭德怀说：“从一张报纸上看到的。当然，你还得费一番猜的功夫才行。”毛泽东说：“快，把那张报纸拿给我看看。带在身上没有？”彭德怀摊了摊手。毛泽东说：“我就说嘛，世界上的事情就是乌七八糟，无奇不有。中国的内战竟是两个德国人在打。”林彪垫了一句：“是有点滑稽，我也跟着滑稽了一家伙。”毛泽东问：“什么意思？”林彪说：“就是那篇该死的《短促突击》嘛，当时你不在，你要在，我哪能出那个洋相！”毛泽东说：“过而能改，善莫大焉。”他回头又叮嘱彭德怀一句：“别忘了，我下午就要看。” 分手以后，毛泽东在小街上张张望望地走着，路过小食店，他停下来耸耸鼻子；路过小烟摊，他想买一包，一摸口袋，口袋是空的。陈昌奉一会赶了上来，小声道：“快走吧，该吃饭了。”他们来到小街口，只见街口的大榕树下围了上百的男女老少，在听一个江西口音的女同志发表演说。毛泽东不由得挤到人群边，把耳朵竖了起来，只听女红军在说：“…… 我们共产党不光是主张各民族一律平等，男女也要平等……”这不是子珍吗！她怎么挺着大肚子上街了？贺子珍接着竟说起了她的大肚子：“不瞒乡亲们说，有大姐大嫂见我肚子大了，问我晓不晓得肚里的货是哪个的？怎么不晓得啊乡亲们，是我男人的。一个男人的，不是很多男人的。共产党不共产共妻，是一夫一妻，我是跟我男人一起干革命，打土豪分田地来的。我只有一个男人……” 毛泽东听得脸发烧，拉拉陈昌奉说：“我们还是走吧，要不她非得把我们拉出来游街示众不可。”陈昌奉这会儿却不走了，说：“等等，喊贺大姐回去一块吃饭。”毛泽东说：“人家有人家的伙食单位，不管她！”毛泽东不管陈昌奉跟没跟上，独自走了。 毛泽东住在山坡上一家独门独院的民房里。他一边进门一边叨咕：“这个贺子珍啦，肚子都那么高了，还，我就一个男人……”听到脚步声，回头一看，不是陈昌奉，正是贺子珍跟上来了。 贺子珍听到了毛泽东的叨咕，莞尔一笑说：“你怎么也去听我宣传去了？会开完了？”毛泽东说：“宣传什么不可以，怎么宣传开自己的肚子了？”贺子珍噗哧一笑说：“这不是你说的，做群众工作要用通俗的语言，让群众喜见乐闻吗？”毛泽东打了个哈哈说：“这叫喜见乐闻呀？毛某实在不敢恭维！噫，陈昌奉哪去了？”贺子珍说：“见我来了，弄点菜去。”毛泽东说：“好吧，我们歇歇，你也够艰难的了。怎么样，能行吧？” 两口子正要坐下来说说话，陈昌奉用一张大荷叶包了一包什么东西走进屋，紧接着又来了一帮子小红军战士。小把戏们一个个叽叽喳喳，手里好像都拿了点什么。毛泽东一看，这不是军团长们的那帮警卫员吗？那天嚼了他一小口袋黄豆子。“唔，他们是跟军团长们进城开会来的。”小家伙们一进屋便招呼陈昌奉：“昌奉，我们那天打了你的土豪，今天咯，开仓济贫喽！”说着，一个个有的掏口袋，有的解包包，全是些花生、核桃、瓜子什么的，堆了一桌子。毛泽东说：“小同志哥呀，你们这是搞么子名堂呀，我可真要成土豪了。”其中一个小家伙一边从怀里掏出一张报纸来，一边说：“这些东西子，是给贺大姐补身子的，这个嘛，是彭军团长要我送给毛委员的。”小家伙说着凑近毛泽东的耳朵：“是国民党的，保密。” 毛泽东笑了笑，接过报纸便看了起来，也就顾不上贺子珍跟小家伙们说些什么了。当他看完报纸抬起头来，小家伙们都不见了，只见桌子上摆上了饭菜…… 黎平县城座落在山顶上，四周群山环抱，夕阳里，山色秀丽，红旗点点，颇有“风景这边独好”之感。毛泽东和贺子珍吃罢饭来到屋后山坡上的树林里，先是眺望了一会山城景色，尔后在一块大青石上坐了下来。不是忙里偷闲，主要是贺子珍，她有些话很想同“我的男人”谈谈。他们有好长一段时间没有在一起好好说说话了，有时在行军路上偶尔相遇，也只是几句招呼的话就错身而过。做过秘书工作的贺子珍，还在越城岭的时候，她就意识到“他的日子可能有些变化”；到通道以后，她从徐老那里得知，红军放弃北上，掉头向西，主要是“听了润之的意见”。毛泽东在党内又说得起话了。贺子珍为此感到高兴，然而，她又有一种难为人妻的忧虑。她是了解毛泽东的个人品性的，她为这种品性着迷过，却也多少次在梦中为这种品性惊得一身冷汗。她希望自己的男人是一个惊天动地的人物，她自己就曾梦想过做个顶天立地的男人式的女人；然而，他终究是个女人，她又多么希望能同自己所爱的男人天长日久的厮守在一起，享受人间的夫妻恩爱。当她得知黎平会议有可能使毛泽东的意见得到更多人的赞同，特别是看了毛泽东最近的一篇诗作，她觉得她有必要关照两句，尽尽做个妻子的责任。她见毛泽东的目光久久地在她脸上闪动着，说：“你知道我有话想说？”毛泽东“嘿”地一笑说：“当然，我要是像你这样挺着个大肚子，千里迢迢，亲人又不能给些关照，自然要哀其不能，怒其不德了。”贺子珍说：“瞧你说的，纵队里女同志也不只我一个，大肚子也有好几个嘛，罗炳辉的女人还是一双小脚啦。润之，我不怨这个，我没有理由怨这个，我是操心你嘞。”毛泽东问：“操心我？操心我什么？”贺子珍说：“你可是又能在党内说话了，而且好多人都赞同你，支持你……”毛泽东说：“是呀是呀，今天上午的会，只有两票是不赞成的。这是好事嘛，你怎么反倒操起心来了？”贺子珍说：“这意味着什么呢？你想过吗？”毛泽东说：“唔，不愧夫妻一场。说下去。”贺子珍说：“答应我，说得不对不见怪，行吗？”毛泽东说：“你是孙悟空变蚊子了。说吧。”贺子珍说：“当然，我早就是你肚子里的小蚊子。润之呀，当年你是怎么呼号的？问苍茫大地，谁主沉浮？现在你是怎么说的？我都看到你那首新作了。”毛泽东愣住了：“什么新作？”贺子珍说：“山，刺破青天锷未残，天欲堕，赖以拄其间。别人也许读不大懂，我可是读懂了。”毛泽东的脸上泛起了红光。贺子珍接着说：“润之呀，现在，敌人还在我们的前后左右，我们剩下的人也就这么多了。我不希望我们党里大乱，我只希望你的正确意见能得到大多数人的赞同就行。最要紧的是打好仗，不要再吃渡湘江时那样的大亏。你明白我的意思吗？啊，你明白我的意思吗？你说话呀？”毛泽东停了好久才说：“懂啦懂啦，我写的你都懂了，你说的我还能不懂么？”说着，他站了起来，双手习惯地插在腰上，他昂首远处，遥望着西天直插云天的群山，像是要对天呼号他的新诗句。贺子珍紧张了。她知道，他的自尊心是极强的，他有不耻下问的品德，却又有不容许别人想到他前头去的自负，即使在处于困境的时候，他也是精神上的胜利者，他是很不容易向别人低头的。每想到这一点，她就不由得联想起曹操的格言：宁叫我负天下人，不叫天下人负我！她就是在这种心境下，在同他同床共寝时多次吓得满头大汗的。此刻，她多想把话收回来。她在责备自己总是不能少些女人气，总是洗涮不掉古老的为人妻室的传统心理。毛泽东真还有些愠怒，他想说说她的这种把女人的温情用于严酷的斗争生活的毛病。他转过身来，但见贺子珍双手吃力地抵在双膝上，脸色是那样的苍白，他的心又软了下来。他蓦然想到，子珍的这种想法我本来就有嘛，也正是这样做的嘛，他找到了一种自我平息的办法，他说：“子珍啦，你是多心了。关于那首诗，你是以贺解毛了。‘刺破青天锷未残’，可以是指个人的坎坷和不屈，也可以是指战争的失利和不屈；‘赖以拄其间’，可以是个人，也可以是我们的党，对不对？你的细言相励，是对的，是同我的想法一致的。我何尝不知道大敌当前该怎样做。湘江失利以后，几位老先生要我说话，我是考虑再三才说的；在越城岭，有人就造出个‘新三人团’来，而且以我为首，我就坚决不理，一理对他们显然是不利的，但宁可失之于彼，不可失之于此，如王稼祥所说，要点民主就算了；这次政治局会议，我还是这个方针，求得意见能通过就行，我要恩来同志主持会议，也是出于这种考虑。总之，你说得对，主要是反‘围剿’的军事问题，因为这个问题不能再马虎了，其他的，多少年以后再说都行。你看这样行吗？” “润之！”要不是在山林野外，又是暮色苍茫，贺子珍真想投进“我的男人”的怀抱…… 毛泽东和贺子珍回到半山坡上的住地，才走到门口，只见几个警卫员在门口的小路上来回走动，毛泽东不觉心头一惊，出什么事了？他正要问话，陈昌奉从屋里走出来：“毛委员，来客人了。”毛泽东以为又是几个军团长来串门了，便拉着贺子珍迅步朝屋里走，一进屋，却是博古一个人独自坐在堂屋里。“他怎么来了？”毛泽东不禁愕然。打从在中央苏区，博古从来没有主动上过毛泽东的门。博古为人内向，不苟言笑，又是一付高度近视的眼镜，平时的内心情绪就很难叫人洞察到。毛泽东估摸不到来者的来意，权当来者是客，便轻轻地作了个笑脸：“博古同志，有什么指示呀？” 毛泽东和博古之间，关系极为复杂，感情的鸿沟如渊如薮。一个看不起一个，一个不信任一个，一个怨恨一个，一个提防着一个。毛泽东最不满意博古的，是一到苏区便下车伊始，把全部军事指挥权交给了李德，在接连打败仗以后还执迷不悟。在他看来，“百分之百的布尔什维克”是根本没有能力领导中国革命走向胜利的。博古在国际的影响下，也看不起毛泽东，他认为毛泽东的理论是原始粗俗的，是一些历史碎片的组合，根本称不上马列主义，中国革命要是在毛泽东的领导下，不是胜利遥遥无期，就是胜利了也难说是怎样的一场革命。 然而，人终究是有脑子的。博古对毛泽东，有看不起的一面，也有畏怯的一面。毛泽东比他大十四五岁，带兵打仗已经１０来年，在苏区确实创造过大好的局面；他头脑机敏，说古道今，语言尖刻。当着毛泽东的面，他有时真还觉得自己不怎么行。他的这种怯人三分的心情，经过最近的几次争吵，是越发发展了。今天的会议，毛泽东的意见再次锐不可当，把他搞得理屈词穷。散会时，他久久地坐在那把木头椅上不曾离去，苦苦地琢磨着他同毛泽东之间还可能发生些什么事情。届时，周恩来和王稼祥走了过来。周恩来说：“博古同志，找毛泽东同志谈谈吧，红军需要毛泽东，党的团结需要毛泽东。”王稼祥说：“你要我们莫斯科回来的人搞好团结，为什么就只是这么个团结法，就不能团结团结毛泽东呢？团结他，就团结了许多！” 博古是来找毛泽东“要”团结的。 “泽东同志，想不到吧？”博古不冷不热地说。 毛泽东说：“上午还在一起开会了嘛。” 贺子珍对博古的到来感到很高兴，她一边倒水一边说：“开会是开会，个别聊聊是个别聊聊嘛。对吧博古同志？” 博古说：“恩来同志要我来看看你们。” 毛泽东说：“多谢了。有什么事情你就说吧。” 博古说：“请允许我再次表白一句，那个所谓‘新三人团’的问题，的确是我跟李德闲聊的一句开心话，外国人性格开朗，想到什么就脱口而出，对与不对，少有斟酌的，请你别再往心里去。关于军事指挥问题，我同恩来同志讲了，希望你今后多提出你的意见。至于你的军中职务问题，将来在适当的时候我们会考虑的。其实，你还是政治局委员，大政方针，不论军队、政府，你有什么话都是可以说的。只是，我有一点希望，你的有些意见，若是在会前便有了，最好能事前通个气，给我一点方便。当然，临时在会上形成的意见也是可以说的，过去的一段也好，将来也好，在中央的会议上，我们之间，即使出现分歧，但少数服从多数的原则，你我还是懂得的。你在通道的那次聚会上说得好啊，我们要团结。大敌当前，我们要团结。如何？” 毛泽东说：“不是大敌当前，你说得不对。” 博古又紧张了：“噢？” 毛泽东说：“大敌不当前，当前非大敌。大敌在我们的后头，在我们的右边，是不是？” 博古“嘿嘿”乐了。 毛泽东听出了博古的来意，他是打着“团结”的旗号，“安民告示”来了：你毛泽东只许说话，可不许搞别的。毛泽东心里上来了一股火，莫非不团结在我毛泽东么？他真想发作一下，想起刚才山坡上贺子珍的话，他又克制住了，便来了个文字游戏。 博古竟没有察觉到毛泽东的不满，他乐完说：“泽东同志，你不只是经验比我丰富，学识也比我渊博。最近有什么诗作吗？” 毛泽东说：“好呀，我送你一首诗吧。” 说着，他随即拖过桌上一片纸，在上面写道： 山前灯火欲黄昏。山头来去云。鹧鸪声里数家 村。潇湘逢故人。挥羽扇，整巾纶。少年鞍马尘。如今憔悴赋招魂。儒冠多误身。 毛泽东没有在纸上题名落款，那时还没有这个习惯。他把纸片推给博古：“诗想不起来了，是首词，辛稼轩的。” 博古拿起来看了，笑道：“我的古文底子虽差，但这一首我还是能读懂的。谢谢，儒冠多误身……” 毛泽东说：“嗨，你怎么只看到那一句啊，还有嘛，挥羽扇，整巾纶，少年鞍马尘。这都是赞诸葛亮的文句嘞。当然，你在这方面有些自知之明，不把自己看成是诸葛亮，也还是不错的。” 博古没再说什么，起身告辞走了。 第二天，如期召开政治局扩大会第二次会议，在这次会议上，通过了《中央政治局关于在川黔边建立根据地的决议》，同时通过了毛泽东提出的另外两项提案：一是刘伯承回总部继续担任总参谋长；二是撤销８军团，并入５军团，两个中央纵队合并为军委纵队。根据通过的两项提案，会议任命刘伯承兼军委纵队司令员，陈云为政治委员，叶剑英为副司令员。 会议后，周恩来去向李德“汇报”实际上只是去通报会议情况及其结果时，他们间竟第一次爆发了空前激烈的“舌战”。李德没想到周恩来带给他的那份会议《决定》，只是让他知道一下，而不是像往常那样，中央和军委所有决定都必须经过他的审定批准，这次却是在他未参加会议的情况下“擅自”作出决定，并且发给了全军，这完全是无视他作为“国际顾问”的存在。 李德一边听着周恩来的“汇报”，一边看着伍修权用俄文赶译出的《决定》文本，他越听越看越生气，对周恩来大声吼道： “你们的会议决定是错误的，这个文件是无效的，不能发出更不准实行。这是违反国际指示和中央方针的，是绝对不能容忍的。你要为此承担责任……” 周恩来道：“李德同志，你怎么能这么说呢？” 李德继续发火道：“你们早就串通好了，阴谋反对我，反对中央和国际！” 周恩来也生了气，把桌子一拍说：“李德，请注意你的身份，不要太过分了！” 李德道：“我的身份是‘共产国际’军事顾问，我代表国际……” 周恩来大声道：“不，你没有权利代表国际，更没有权利代表我们中央，你仅仅是个军事顾问，你只有建议权，没有指挥权，这是国际执委明确指示的，是你自己违背了国际指示，超越了职权，你要对此承担责任！”说完指着《决定》译稿郑重说：“这是中央政治局正式通过的决议，任何人都只有服从和执行的义务。你是军事顾问，也是共产党员，你可以提出不同意见，但不能干扰执行，这是党的也是布尔什维克的组织纪律。你好好考虑吧！” 这次“交锋”以后，周恩来好多天没再同李德说什么，中央和军委的许多工作，也不再向李德请示报告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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