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鄂王墓上草离离， 秋日荒凉石兽危； 南度君臣轻社稷， 中原父老望旌旗。 英雄已死嗟何及， 天下中分遂不支； 莫向西湖歌此曲， 水光山色不胜悲！ 元 赵孟俯《岳鄂王墓》 近来又有人在提起宋代的秦桧，明代的吴三桂了。 这两位都是历史上最负盛名的辱国的“能臣”。中国仗了他们的斡旋与努力，大家总算过了几百年奴隶的瘾。现在五 族既然“共和”，万众也已一心，旧事似乎也可以不必重提了。 然而大官怯敌，则又何代蔑有？汪精卫的出现，也真的可谓“后起之秀”吧。 不过我们仿佛还缺少一个宋高宗，苟安的局面也决不由几个人可以决定。而“同化”之说更给稍有历史常识的人们所粉碎：过去游牧民族的入寇中原，无论如何不能跟“坚甲利兵”的帝国主义的侵略相比。朝鲜和台湾之亡，正是一个血腥的例子。 翻开历史一看，我们固然有不少不屈不挠的民族的脊梁，然而也有死心塌地的巴望别人来压迫，来宰割的“衮衮诸公”。为“奴”的毒血流在我们的身心中的，至少，也有千余年了吧。而这次大家所以能这样精诚团结，牺牲一切来支持抗战者，此无他，也无非为了挣脱这可耻而又可怕的命运而已。 这都是极平凡的话，多说也难免成为滥调。而汪精卫以为“唯恐中国不亡，国民政府不倒，国民党不灭”的人们才始会坚决的主张，这虽“强词”，但也不见得能够“夺理”。然而这正是所以成为今日的汪精卫的地方，要不然，“南京市民”也决不开“大会”来响应他的通电了。“狗嘴里伸不出象牙”，诚然，我也知道这比喻不免有些粗俗不敬。但我们如果把汪公的诬游击队为明末的“流寇”，只配“用之于国内战争”的比喻来对照一下，那末，我觉得还是近乎忠厚的。 至于南宋的灭亡，有人以为秦桧是不能负责的。这如果不是别有用心，那恐怕也不是心平气和之说。如果秦桧的主和，的确为了委曲求全，保半壁以图他日的复兴，那末，他在后来为什么要大兴文字狱，扼抑朝野的言路，自毁军心，屈杀武将，“借外权以专宠利，窃主柄以遂奸谋”呢？（宋朱子《戊午谠议序》语）于是有人以为他的主和虽未可厚非，但他后来的种种措施却不能博我们的原谅。这其实也是“见树不见林”的论调。正因为秦桧要想排斥异己。增植私权，才不能不对金人屈服，甚至于亡国也在所不惜。我们难道还以为汪精卫的主和，真的是由于他的什么目光浅陋，理论错误吗？ 真的以为他是一时的意气用事吗？真的是这样简单的一回事吗？这就是说，惟其先有专权攘位的居心，然后才有通敌求降的主张。秦桧如此，而一切的主和者也无不如此。这决不是我的武断。因为在当时的宋高宗，原有固位自谋的私心，只要金人能扣留钦宗，什么的条件都可答应。而秦桧则“逢君之恶”，且从而长之，于是君臣遂“沆瀣一气”，置整个的民族于一己的利禄之外了，据《续资治通鉴》卷一二六载：“金人来取赵彬辈三十人家属，洪皓请俟渊圣皇帝及皇族归乃遣，秦桧大怒。”（渊圣是当高宗即位后遥尊钦宗的号。）然则秦桧的居心岂非已昭然于纸上了吗？但最不幸的可以说是钦宗，他活活的被南宋君臣当作拍卖民族的“押品”。而结果还是不得一入中原。我们读了《宋史纪事本末》卷七十二中的一段描写，觉其渴望故国之情，辄不禁为之恻然。纪云——“韦后将南旋，渊圣卧车前泣曰：归语九哥（即高宗）与丞相，（指秦桧）我得太乙宫使足矣，（太乙宫使是宋时优待大臣老而罢职者的一种官职）他不敢望也。后许之，且与誓而别。及归，帝至临平奉迎，见后，喜极而治。后至临安，人居慈宁宫，始知朝议，遂不敢述渊圣车前之语。” 这里所记的“朝议”，即指宋室君臣不许钦宗南归之意。 可见当时高宗等不愿钦宗南归的阴谋，已经成为一种“朝议”了。“无毒不丈夫”，这恐怕也正是一切枭主与权臣的必守的信条罢。 历史既然告诉我们从前曾经有过这样的事情，这样的人物了。那末，“后之视今，亦犹今之视昔”，我们难道就永远的“悲夫”下去吗？ 选自１９３９年７月上海世界书局《横眉集》初版本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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