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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四二年九月，周天虹的精神已经好了很多。虽然他对高红仍不时地系念，在周围同志和晨曦等友人的劝慰下，只好耐心地等待。高红自从被送到保定监狱，已经很难得到她的消息了。 这年是历史上少有的大旱之年，晋察冀的群山，到了七月，还是一片苍黄，没有一点绿色。河谷里的一点可怜的庄稼像被太阳烤焦了似的蔫头耷脑的。人们饿得走不动路，有的人爬到地里用小锄耪地，希望能有一点收成。加上日寇连续两次开展“强化治安运动”，不断向我进攻蚕食，敌后抗日根据地几乎缩小了一半。形势是极其严峻的。 在这期间发生的最重要的事件，就是敌人对冀中平原空前残酷的大“扫荡”。这次“扫荡”是在华北敌酋冈村宁次亲自指挥下进行的。他调集了第一一○师团、第二十七师团的主力以及第四十一师团和五个混成旅团的一部共五万人，配置飞机、坦克对这块平原地区进行猛烈突击。经过两个月极端艰苦的战斗，冀中主力兵团不得不转到外线。这块晋察冀人力、物力最丰厚的地区就被敌人占领了。 为了坚持敌后斗争，逐步恢复冀中地区，军区决定派出多支游击队向敌占区挺进。 周天虹正在军区参加一个营以上干部会议。 会议将近完了时，他接到通知，军区组织部的王部长要找他谈话。他从延安来到晋察冀，工作就是由王部长分配的。王部长是长征干部，人很年轻，不过二十四五岁，对人谦逊和蔼，有一种温文尔雅的风度。凡接近他的干部，都感到一种春风般的温暖。他是跟随聂老总在敌后开辟根据地的干部之一。据说，政治部刚成立时，只有政治部主任舒同和他，另外还有两个警卫员、两个马夫。真是找一条炕就够住了，打一盆菜就够吃了。王部长有一个惊人的长处，就是他那不同凡响的记忆力。据说，一九四一年日军大扫荡，把组织部埋藏的文件箱子挖出来了，敌人发现了军区营以上干部的名单。以后，聂司令员就规定，不许把干部名单登记成册坚壁起来。从这时起，王部长硬是把全军区几千个营以上干部的名字，以及他们的家庭出身、文化程度、年龄等等，死死地记在脑子里。等到反扫荡一结束，需要上报时，他就搬一个小凳子坐在那里，在膝盖上把几千名字一个一个毫无差错地全写出来。在全军区他这个特点简直是无人不知无人不晓。 今天，周天虹听说王部长找他，知道有事，就兴冲冲地来到组织部。王部长正在翻文件，一见周天虹进来了，就立刻亲热地叫了一声：“老周”，放下文件起身相迎。周天虹敬礼的手还没有放下，就被他紧紧地握住了。 “王部长，你是革命前辈，你叫我小周也就行了。” “我比你不过大个三两岁嘛！”王部长笑着说；一面又关心地问：“听说你不久前病过一次，现在可好了些？” “完全好了。”周天虹连忙回答，同时心中暗想：“他怎么知道我病了呢？” 王部长接着说： “你同高红同志一起从延安来，再过三个月就整整四年了吧。我想起来就像昨天似的。说老实话，我那时候就看出来，你们俩有一种比较亲近的关系。……” 听到这里，周天虹怦然心动，吃惊地望了王部长一眼，脸有些红。 “老周，”王部长亲切地叫了一声，“你的眼光没有错。我认为，高红不仅是个好姑娘，而且是妇女干部中比较杰出的好党员。可惜年轻轻的就被捕了。但是在敌占区工作，成天在魔鬼的鼻子下跳舞，也是难以完全避免的。我劝你的负担不要过重。你知道，到处都有党的组织，组织上会想尽办法去营救她！” 周天虹低头不语，这些贴心话使他感动。 王部长略沉了沉，就转变话题道： “老周，今天找你来，是要同你商量一个问题：我们准备调动一下你的工作。” 周天虹立刻支起耳朵，凝神静听。王部长说： “你知道，今年五月一日，敌人对冀中区进行了一次大扫荡。冀中区的主力部队，一部分转到晋东南太行地区，一部分来到冀西。现在这块根据地已经变质——也就是说，已经由根据地变成敌占区了。现在聂司令员决定，要组成若干东进支队，开赴冀中，争取逐步恢复这块地区。因为冀中部队的干部，在‘五一’大扫荡中伤亡很大，我们准备把你派到冀中第一东进支队工作，不知道你是否愿意？” 王部长说过，默默地用那双明察秋毫的眼睛观察着他。 周天虹立刻意识到，这是个不同寻常的艰巨任务。而愈是危险的任务，愈是不容许有丝毫的犹豫。这是战争年代形成的共同风格。于是，周天虹略加沉思就回答道： “可以。”说后又觉得语气还不够坚定，又立刻追补了一句：“我很乐意去！” “可是，我告诉你，这个任务可能是困难重重，而且……” 周天虹没有等他说完，就打断说： “没有问题！我在敌占区活动，也有了一些经验。” 三部长的嘴角上露出几丝满意的微笑；又以解释的口气说： “不过你的职务需要变动一下。因为这个支队的支队长，是农民出身，土生土长，对当地情况很熟悉，人也很老实，就是文化程度低一些。如果把他改成政治委员，显然是不合适的。那么，把你派去，就只有把你改成政治委员了。我想，你该不会有意见吧？” “没有意见。” “那就好。”王部长满意地说，“根据我军的制度，司令员同政委、团长同政委，本来是一样的；但有些人总觉得司令、团长就高些，宁愿当司令、团长，不愿当政委。这都是怪事！你现在改成政委，责任就加重了。不仅在军事指挥上要负责，对整个部队的建设，政治任务的完成，部队的倾向是否健康，都负有政治责任。到达冀中后，你还要参加当地县委，掌握斗争策略。我想这对你的锻炼也是有好处的。” 周天虹连连点头。王部长满意地说： “既然你都同意，很快就要下命令了。” 周天虹见事情已谈完，又说： “王部长，我这次到冀中去，又隔了一道封锁线，以后见面更困难了，你对我还有什么指示？” “什么指示哟！谈不上，谈不上。”王部长连连摇手，关切地说，“你来敌后，已经快四年了。部队各级领导对你的反映都是好的。开始一段，他们说你这个学生兵，打仗不行，还想调动你，后来你打得很勇敢，很好，他们又争着要你，把你当成香饽饽了。我们认为你是个老实人，脚步扎扎实实，一步一个脚印，是个优秀的知识分子。要说弱点，也有，就是对部队抓得还不够严格，对同级还有点温情主义、自由主义，对同志提个意见也磨不开情面，这样对一个政治委员来说就是应当注意克服的了。……” 一席话说得周天虹心说诚服，热乎乎的。告辞出来的路上，还一直回味着：怪不得党派这样的人来做组织工作、干部工作！许多人都把组织部当作“干部之家”，不是没有原因的。 第二天，“任命周天虹同志为冀中第一东进支队政治委员”的命令，已经带着新鲜的油墨香味，传到周天虹手里。他再一次感受到它那沉甸甸的分量和伴随而来的光荣感。随后他想到的是，应当在赴任前去看看好友晨曦和老师欧阳行。晨曦不久前在自己出现精神危机时，多次耐心地来劝慰自己，使自己从内心深处感激不已。欧阳老师也多次来信劝导，大大减轻了自己的痛苦。今后到了平汉铁路以东，就很少有机会见面了。临行前，怎么能不去看望看望他们呢！ 报社距此处不过十余里，周天虹一路健步如飞，不到一小时就赶到了。欧阳行和晨曦见到天虹，又得知他荣任新职，真是高兴万分。中午特意炒了两个客菜，又买了一壶枣酒为天虹壮行。 谈话的主题，一直围绕着冀中。欧阳和晨曦都到过冀中平原，他们都盛赞这块土地物产丰富，人物俊秀，人们把它比喻为苏联的乌克兰不是没有道理的。尤其是冀中人民坚强的抗战意志，给他们留下了难忘的印象。他们都为这块美好的根据地沦为敌占区感到伤心，希望周天虹能在恢复这块地区的斗争中做出贡献。周天虹也感到他们的话给自己增加了信心和力量，劲鼓得越来越足。 但是，周天虹却觉得晨曦的神色有些异样。他开始是沉默无语，接着是脸红脖子粗，像有满肚子的话要说而说不出口。只见他憋了半天才蹦出了一句： “我也到冀中去！” 天虹和欧阳见他突然冒出了这么一句，且嗓门蛮大，不禁愣了。天虹就问： “晨曦，你是想到冀中采访去吗？” “不，我要到那里工作！” 欧阳吃了一惊，说： “晨曦，你不是在这里工作得蛮好吗？你怎么要到冀中去呢？你是今天喝多了吧？” “不，我没有喝多。我是对你有意见！”晨曦红着脸，黑框眼镜后面，眼睛瞪得大大的。 欧阳那张文雅而又略显发黄的脸上，满是惊异之色。因为晨曦一向性情温和，是从来没有这种表现的。 “哦，原来你对我有意见，是吗？有什么意见，你就说吧！” “我一来到敌后，你就把我牢牢地捏在手里。”晨曦说，“别人都分到前线去了，连高红都到前边去了，你要我在报社当记者。你说，报社人手少，知识分子少，要我顶一阵。好，我就依你。后来报社不断增加人，你该放我了吧，不，你又说报社骨干少，还是不放我。欧阳社长，你说我顶了几阵了？” 听到这里，欧阳立刻严肃起来，正色道： “晨曦，你这样说就不对了！现在是战争时期，武装斗争是第一位的，但是没有抗战文化行吗？整个根据地没有我们这张抗战报纸行吗？能够统一思想一致对敌吗？你们从延安来，一路上唱着冼星海的《到敌人后方去》，现在根据地的千百万群众，不论男女老少，每天都离不开抗战歌曲，这不都是抗战文化发挥的巨大作用吗？你写的那些街头诗，不是也在发挥作用吗？你怎么也说出这样的话来了？” 欧阳说到这里，简直有点生气了。晨曦的语气和缓下来，说： “欧阳社长，你说这些，我通通承认。但是我一直没有机会在火热的斗争生活里滚一滚，没有做点实际工作，我自己心里一直觉得不踏实。你给我一定的期限，在下面干一段也行。毛主席也说过当记者的要做一做工作，或者是一边做工作，一边当记者，你说这样可以吗？” “如果这样说，那当然可以。”欧阳的脸色仍然比较严肃。 “欧阳，你真的答应了？”晨曦立刻像孩子似的一跃而起，笑了，瞳子里放出快乐的光彩，几乎把欧阳抱在怀里。 欧阳长叹了口气，说： “唉，你们这些诗人，真是叫人受不了。感情一来就是排山倒海，汹涌澎湃！不过，你不要高兴得太早，再过几个月，才能把你的工作调整一下。即使你到了冀中，也还得给我写稿子，反映冀中人民的斗争。” “那，没有问题！” 周天虹也高兴得唱了起来： 快赶上来吧我们手牵手， 去同我们的敌人搏斗！ 小小的酒宴在欢笑声中进行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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