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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红受刑以后，就被关在监狱里。犯人们听说来了一个女县长，都很敬重她。尤其那些女犯人见她的双手被拶坏，都很心疼她，帮助她端水、洗脸、梳头、喂饭，使她的精神得到很大安慰。 几天后的一个早晨，来了两个警察说要再次传讯。她知道事情不会就此完结，必须准备继续战斗。警察押着她穿过一道街，来到一个富家庭院。没有门卫，像是一个住家户的样子。高红一进门，就看见镶着玻璃的五间大北房。走廊上放着一些花草之类。其中一个警察先到屋子里禀报，随后走出来和悦地说： “先生在屋子里等你！” 高红不知道要搞什么名堂，停顿了一下，故意放慢脚步。她慢慢地上了台阶，站在门口，往屋里一看，里面座位上站起一个西装革履的中年人。他的身量十分矮小，最多不过一米五挂零，瘦孤拐脸，留着分头，眼睛很小却机警有神。他一见高红进来，就迎上来彬彬有礼地说： “高县长，听说您来满城好几天了，您多受委屈了。今天我把您接来，是想同您谈谈心，交个朋友。” 说过，他请高红在一把太师椅上坐下来，又面带笑容地说： “您可别误会，别以为我是日本人，我就是本城的绅士。不过我自幼到东北去了，在东北上的大学。九一八事变后，我也很爱国，我也抗过日。‘我的家在东北松花江上’那首歌我也会唱。你要不信，我就给你唱唱。不过，我后来觉得中日两国总是对抗这并不好，还是中日亲善，互相提携，共建东亚共荣圈好。你是有知识的人，一说就明白，所以我想同你交个朋友。” 高红再一次看了看他，从他那举止、眼神、姿态，以及他那话语中偶然流露出的生硬的词句，都可以判定他是日本人，而绝不是中国人。不由心中暗暗冷笑。 “好好，咱们不说这个了，先吃饭吧！”那人说着，朝旁边的大圆桌上一指，“这几天高县长够受苦了，监狱里那些粗糙的东西，简直连猪食也不如，怎么能下咽呢！” 高红朝那大圆桌上一看，各种菜肴、水果、点心摆了满满一桌，就彻底明白了。心里又不禁一阵冷笑。 “好吧，请您入席吧！”那人站起来，躬身一指。 “不行，这个饭我不能吃。”高红把头一扭。 “为什么呢？” “因为我是抗日的，你是主张投降的，你和汪精卫是一派。中日两个民族是要亲善，但是在打倒侵略者以前，羊和狼还是不能讲亲善。” “可是我也是中国人哪！” “既是中国人，你就应当知道中国人的道德。今天，我以阶下囚的身份，吃你们的东西，中国人就会不答应，中国妇女也会不答应。” “好，好，还是你想得周到。不吃就不吃吧。”那人的眼珠骨碌了几下，收住了笑，“可是，你今天处在这样的地位，不多少说一点应付应付，总是过不去的。我即使同情你，想保你出去，也没有办法。” 高红闷声不语。 那人拧了拧眉头，又问： “你们共产党的组织，不要说全部，说出一部分也行。” “一部分我也不知道。” “咳，我知道，你不是不愿说，是内心有苦衷。”说到这里，那人的瘦脸上出现了鬼笑，“怕将来回去不好交代。这样吧，你不愿说真的，说点假的也行。” “这个家伙真是太无耻了！”高红心里暗暗地说，立刻回答：“真的假的我全不知道。” 那人见高红把口全封死了，不由地生出一脸愠色。可是他仍不死心，总想有点收获，于是又耐着性子，忽然问： “我现在要放你走，你敢走吗？” 这突如其来的问话，使高红一愣，但接着就敏捷地回答： “当然敢走。” “你能给我带一封信吗？” “给谁？” “给你们分区的杨司令。” “当然可以。” “你以后还能回来吗？” “既然走了，当然就不可能回来。” “你不回来，那么我们同谁联系呢？你这里有比较可靠的人吗？” 哦，说到这里，高红才明白了这个狐狸设下的圈套。就冷冷地嘲笑说： “你也真够挖空心思了。我看这里，没有谁比你更可靠了。” 那人恼羞成怒，图穷匕首见，乓地把桌子一拍，瞪着眼珠子凶相毕露地说： “你敬酒不吃吃罚酒，有你后悔的时候！……把她带下去！” 他说着，向门外挥了挥手，两个警察又把高红带回去了。 “这个家伙究竟是什么人？”高红一路走一路想。监狱里有个老看守，大家都喊他老张，他对高红是又敬佩又同情。高红找他悄悄一问，原来上午审讯他的就是日军驻满城的情报主任朱野，是这里的特务头子。不久以前在电线杆上挂人头的就是他。高红轻轻地“噢”了一声。 下午，高红正坐在监房的廊檐下沉思默想，从外面进来一个身着黑衣黑裤的特务。他老远就同高红亲热地打招呼，走到高红面前，还恭恭敬敬地鞠了个大躬，脸上带笑说： “老高，好久没见了，你还认识我吧？” 高红仔细一看，原来是县农会副主任杨利民，被捕后叛变了。他生得肥头大耳，一副蠢相，很有点小说里猪八戒的样子。加上他有点儿烂眼边儿，眼老是怕光似的乜斜着，人就给他取了一个外号，叫“瞎羊”。 “你不是瞎羊吗？……你现在做什么哩？”高红明明知道他当了特务，故意这样问，无非是有意嘲弄他。 “咳，你们过去不是说我思想意识不好么，还说我以后会当特务，现在真应验了你们的话啦！” 高红想起自己确实说过这话。因为他一向很自私，曾一度想让他的老婆也吃一份公粮。试想粮食一人一份还不够吃，哪里能供他老婆吃公粮呢！因此，老济公就没有准许他。他对此一直心中不满，一天到晚嘟嘟囔囔。这样高红就批评他思想意识不好，只从个人利益上看问题。也有的人批评得很严厉，说如果不改，发展下去会经不起考验。这一切今天确实都应验了。 “老高，大家叫我来请你，到那边聚一聚，你肯赏光吧？”瞎羊说。 “大家？你说的是谁？” “就是那边过来的人么！” “哼，都是叛徒！”高红心里说。一边又默默想道，这一关在预料中，是必须要过的；同时也有必要给他们做些工作。于是就点了点头。 瞎羊领着高红来到日本宪兵队的院子里。进屋一看，里面早已坐满了人。炕上摆着一个大炕桌，上面摆着烧鸡、熟肉、烧饼、水果之类。在座的有前区长王老凯、前教育科长老邰、前区委书记辛在汉等，挨着王老凯的身边，还坐着一个涂脂抹粉的妖艳女人。他们有的坐在炕上，有的坐在炕下的椅子上。据高红所知，这几个人，除了王老凯是在一个大风之夜自动携枪投敌以外，都是由于被捕后意志不坚定叛变的。其中以辛在汉表现较好，思想比较忠实，党组织很快把他的老婆派进来，坚定他的意志，让他留下来继续工作，他也答应了。 这几个人看见高红进来，都站起来表示亲热。尤其王老凯还笑嘻嘻地问： “老济公现在怎么样？他们都很好吧？” 高红一看他那副假惺惺的样子就腻了，立刻嘲笑说： “你也想起他们啦？你是想抓他吧？那可要领到不少赏钱呢！不过他可不好抓呀！” 几句话说得王老凯面红耳赤。他长得贼眉鼠眼，样子本来就难看，这一来更难看了。那个涂脂抹粉的女人见自己的丈夫很尴尬，立刻插上说： “妹子，你可别这么说。自你被抓到这儿，你大哥可揪心啦。前天听说你在监牢里几天没有吃饭，他连觉都睡不好。妹子，他这是为了你好，你可别屈了他！” 高红瞥了这女人一眼，只见她梳了个高高的飞机头，戴着两个明晃晃的金耳环，厚腻腻的粉把一张脸涂抹得不像样子。高红早听说，王老凯投敌后在城里娶了个妓女，今天一见更觉腻味。她只撇了撇嘴没有说话。 瞎羊一看阵势不妙，赶快打断说： “我看先别谈这些，咱们先吃饭吧！” 一边说，一边躬身带笑，请高红上炕。 “你们有什么事快说。这饭我不能吃！”高红断然拒绝。 瞎羊仍嬉皮笑脸地说： “好久不见面了么，聚一聚么，有什么不能吃的呢？” 高红略带怒容回答道： “我不能像有的人那样没有脸，一被敌人抓住，连打也没有打，只给他吃了两个烧饼一碗凉粉儿，就问什么说什么。” 瞎羊一张脸登时红得像猪肝；因为高红讲的就是他，不过没有指名。亏得他脸皮太厚，那张脸红了几红就渐渐复原了，还强自辩解道： “这次扫荡边区，我也去了。这个人抢这个，那个人抢那个，可是凡老百姓的东西，我是一点也没有拿。要不信你就去调查调查。” “我也不调查。你把这酒席撤了，我们再谈。” “好，好，我们撤了。” 酒席撤去。那女人也乘机溜掉。屋里陷入沉默中。大家一时无话。显然，那些人在女县长高屋建瓴的进攻姿态下，已经处于劣势。 “你们有话快说！”高红神色冷峻地说。 原教育科长老邰，鼓了鼓勇气，说： “古书上说，识时务者为俊杰，不识时务者为匹夫。民谚也说，在人房檐下，怎能不低头。现在不管怎么说，你总是攥在别人的手心里啦。这是客观事实。我也不管你心里怎么想，反正‘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这是个真理。现在总得先把命保住才行。命都保不住，一切就全完了；命保住了，能够出去，你抗日也好，不抗日也好，他能管得着吗？……” 老邰刚说到这里，高红乓地把桌子一拍： “你被抓住的时候，就是这样想的吧？嗯？怪不得你当了叛徒！” 老邰面红耳赤，讷讷地说： “咳，我，我这是为了你好。……反正你不说一点儿，你是出不去的！” “出不去就不出去。我就死在这里。文天祥不是说过吗：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老邰，你是个读书人，我问你，你读过的书，是不是都叫狗吃了？” 高红见老邰低头无语，觉得开导他们的时候到了，就不慌不忙地侃侃而谈： “老邰，你刚才不是说要识时务吗？我就给你们谈谈现在的形势。” 于是高红拉开架势，从苏德战场讲到欧洲战场，从中国战场讲到太平洋战场，把世界反法西斯的形势讲得头头是道，把德意法西斯势力日暮途穷，把日本法西斯因兵力不足到处捉襟见肘的情景讲得真实可信。高红见他们一个个低下头去，像经霜打的树叶一般，就以劝导的口吻说： “你们就不想想，你们凭日本人的势力作威作福，你们还能混几天哪？你们不敢出城，你们就扒着城墙往外看看，外面整个是八路军的天下，几个城窝窝能待下去吗？日本人要垮了台，他们能把你们带到日本国去吗？那时候你们怎么办？你们已经走错了路，还不赶快立功赎罪，给自己留条后路！到时候人民能够饶恕你们吗？你们想过没有？” 这一席话，完全击中了这些人的要害，扣动了他们的心弦。每个人都在心里打起小鼓来。惟有王老凯暗自嘀咕道，高红讲的这些话，并非没有道理；但是朱野交下来的劝降任务不完成，却是无法交代的。想了想，就铁着脸说： “老高，你知道我是个老粗，不识多少字，没有你学问大。要讲道理，我讲不过你。可是，你要不交代几句，那是过不了这一关的！” “你要我交代什么？”高红瞪着他，严峻地问。 “你只要说一句：出去后再不抗日，就行。我们就可以去替你说好话了。” 高红腾地从座位上站起来，响亮地说： “这不可能！” 屋子里顿时冷静下来。 “那我们可就没有办法了。”王老凯显然带有威胁的意味，“那你知道，日本人的刑法可不是吃素的！” “哦，你说的是要用刑吧，这个我已经领教过了。”高红盯着王老凯笑道，“如果再用刑，那我可就要胡说了。” 王老凯也很机警，从高红的眼睛里辨出了一点不祥之兆，立刻问： “你要胡说什么？” 其他几个叛徒似乎也嗅出了味道，纷纷抢着问： “你想说些什么？” 高红看他们慌了，愈发沉着地笑道： “胡说么，那可就没有准儿了。” 这一说，几个叛徒全慌了神。纷纷从炕上跳下来，围到高红身边，着急地央求着： “那你可不能胡说呀！可不能乱拉别人呀！” “你们放心，”高红说，“好人我一个不拉，专拉坏人。坏人要我死，我也不能叫他活着！我要不叫他死在我前头，我就不算本事！” 高红说着，站起来就往外走。大伙一窝蜂地追着她，还抢着说： “你可不能乱拉别人呀！我们好歹在一个锅里吃过饭哪！” 今天，惟有辛在汉没多说话，也不像别人那样慌张。 粉碎了叛徒的围攻，高红像打了胜仗一般的愉悦。晚上，辛在汉在没人时悄悄递过来一封信。高红打开一看，信是老济公来的，上面写道： 高红同志： 来信收到。知你在工作中不幸被捕。你对革命表现的忠诚与坚定，在群众中影响极好，同志们深为敬佩。敌人若不杀你，就要争取活下去。并注意斗争策略。我们将设法支援与营救。此事已转告天虹同志。 老济公 高红读完信，又接连读了几遍。每读完一遍，就流一大阵眼泪。这是她被捕以来第一次流下的眼泪，也是第一次不加抑制地任其倾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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