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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部长篇小说，于一九九一年十二月十四日动手，写了十九章后即因病辍笔。此后写了不少应时的杂文。一九九二年夏，为纪念毛泽东同志百年诞辰，开始写《话说毛泽东》一书，历时近一年完成。重新续写这部小说时，已经是一九九四年五月的事了。终于经两年零两个月的努力，至一九九六年七月十九日将初稿写成。九月进入修改，至岁末脱手。共用去两年半的时间。 今年是伟大的抗日战争全面爆发的六十周年，又是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七十周年。从我个人说，参加革命也六十个年头了。今天，我将这本书作为一项薄礼，向我们的党，我们的军队以及伟大的中国人民，献上我最崇高的敬意，并深切怀念那些为革命捐躯的英烈们。 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是我一生中最重要的生活经历。我对之感受最深，收获也最大。可以说，它是名副其实的“我的大学”。它使我真正认识到，什么是敌人？什么是朋友？什么是同志？它尤其清楚地告诉我，帝国主义、法西斯的本性是什么？为什么说人民群众是真正的英雄，是创造历史的动力？至少在书本上学不到这样牢靠，这样深入到生命之中。为此我必须作为幸存者将这一页惊天动地的历史记述下来，将党和人民伟大的功绩记述下来。但是建国不久，朝鲜战争发生了；为了现实斗争的需要，我不能不先写《东方》。此后，同样为了现实和政治的需要，我又写了《地球的红飘带》。以致迟至今日，在我年逾七旬之后，才来写我们那一代年轻人的事情。如果说这三部长篇可称之为三部曲的话，那么其顺序自然应当按照《地球的红飘带》。《火凤凰》、《东方》来排列了。 多年前我曾说，“中国革命是世界上最壮观最伟大的革命之一。在文学上无论如何该有相应的表现。在这中间，我愿尽自己的一点本分。”事实确乎如此，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中国革命，无论就其规模之广大，意义之深远，斗争之艰巨与漫长；革命之深入和彻底，以及领导人的胆略与智慧，革命群众非凡的英勇与伟大的创造力，都值得我们永远引为中华民族的骄傲。作为作家，如果我们不能做出应有的反映，那是心中有愧的。这是生活教导我的，是千百万群众活生生的革命活动感召我的。我本人也正是依据此种信念付诸实践。现在，我的三部曲完成了，加上我和钱小惠同志合作的《红色的风暴》与《邓中夏传》那些写党领导的初期工人运动的篇章，应该说尽到自己的一点本分了。但是如果同无比伟大、辉煌的中国革命本身来比，则不过是沧海之一粟罢了。何况文学这门学问很深，生活是一个大海，作家的艺术成就是受到他本身的才能和思想艺术的修养等制约的，作品也只能达到他可以达到的水平。在文学上更为深刻地更为辉煌地描写中国革命，只有靠众多有志于此的作家共同努力了。至于那些贬损革命、歪曲革命、嘲笑革命、告别革命的人，就请他们远远地走开吧！他们愿意“告别”，我们也乐于“送别”。因为他们之中有些原本就不是革命中人甚至是敌对营垒中人，或者是身在此而意在彼的待价而沽者。他们的“告别”，对我们没有丝毫损失。我们惟一不能接受的，是他们对革命的污辱，对千万仁人志士的亵渎，对中华民族百余年来伟大革命史的否定。 我的三部长篇小说各有侧重。《地球的红飘带》侧重于写毛泽东、周恩来、朱德以及其他将帅等领导层；《东方》则除了写毛泽东、彭德怀之外，就侧重在下层群众了。《火凤凰》则侧重写几个知识青年。但它又决非自传，而是写我的同时代人。不论当时或今天来看，我都认为我们当时是生活在一个伟大的时代——人民大觉醒并起而抗争的时代。而这个时代对人的考验又是极为严峻的甚至是严酷的。也许正因为如此，才把他们锻炼成为无愧于民族、无负于人民的真正坚强的一代。这个时代对他们的赐予真是太丰厚了。有许多许多是书本上得不到的东西。现在我把他们的经历和成长过程写出来，对现在的青年朋友想来是会有所启示、有所助益的吧！ 历史的烟云已过去了半个多世纪，卢沟桥的炮声已经十分遥远了。世界已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但是有一个东西是没有变的，这就是帝国主义的垄断资本的嗜血本性。在它们寿终正寝之前，战争的火种是不会熄灭的。因此。我愿再次提出忠告：人们，警惕啊，你们务必百倍加强自己的力量使人类的祸水不致得逞。 近年来，晋察冀根据地的老同志老战友写了不少回忆录，大大丰富了抗日战争的史料。在本书写作过程中，我从这些回忆录中获益不少，并且从中汲取了一些有意义有价值的情节，这里谨向他们表示深深的谢意。 最后，谨以近作小诗一首结束： 三部壮曲喜完工， 俱是英烈血染成。 艺境无限我有限， 织就云锦惟丹诚。 共产大业希猛士， 低谷仍可攀高峰。 尽扫迷雾须奋力， 革命巨流水向东。 1997年2月22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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