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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世界上的事多半事与愿违。红军渡过湘江之后,由于损失惨重,两岸散兵流落甚多,红军总部本拟略事休息整顿,然后向湘西前进,以便与二、六军团汇合。可是桂军夏威部于十二月二日就占领了界首一线,三日就占领了资源,将红军紧紧缠住。全州的敌人刘建绪部也紧紧追了上来。也许更重要的是,蒋介石已经窥知了红军的企图,急调湖南敌军预先占领了新宁、武冈、城步一线,严密堵住了红军通向湘西的道路。在这种情势下,红军只有一种选择,就是南转龙胜。而油榨坪与龙胜之间,有海拔两千公尺的一座高山,名叫老山界,险峻异常。周恩来、朱德、王稼祥等领导人当机立断,决定攀越此山。临行前,仓促进行了整编;为了接受湘江战役的教训,决定进行轻装。各部队都将不适宜携带的笨重物品忍痛舍弃。一麻袋一麻袋的苏维埃钞票,也被弄出来付之一炬。在村庄边和山脚下,到处可以看到一滩一滩的纸灰。
  老山界是自江西出发以来最难走的山了。由于山高路陡,大军拥塞于途,当晚未能越过,红军战士们只得就地栖息在山壁曲曲折折的小径上。在最险的雷公岩下,摔死了不少骡马。然而,这支队伍终于在第二天的下午胜利攀过此山。可怜的却是那些因负伤、生病而掉队的战士们,他们不得不流落民间,或者栖息在荒野林莽之中。这场战争的阶级性质是如此明显,地主老财对他们毫不留情,不是将他们逮捕送官,就是将他们骗回家去,乘他们用饭时将他们杀死,劫走他们的枪支。而那些贫农们,铁匠、木匠师傅们,却偷偷地将他们藏到家里,或者背上山去,将他们藏在山洞里,一趟又一趟地给他们送饭,待养好伤送他们上路。这里,几十年后仍然传颂着许多感人肺腑的佳话。
  红军越过老山界即进入龙胜县境。这里有苗族、瑶族和侗族,他们都在人迹罕至的山沟沟里,过着穷困的生活。因为民族隔阂和国民党特务造谣,许多居民都逃到山上去了,这就给红军增加了一层困难。在这里还有一件意外的事,就是红军每一住下,驻地经常发生火警,有一夜竟有四处驻地同时起火。在一个名叫龙坪的较大的村镇,周恩来住的房子,半夜间突然为火焰包围,幸亏警卫员机警,才免遭不测。后来经严密搜索,才抓住几个纵火者,原来他们受国民党的派遣,采用这种手段来嫁祸红军。
  周恩来这天住在距通道不远的一个侗族村镇。街上房子不少,都是一座座小小的木楼。可就是居民逃避一空,连碾米的水磨和舂米的石臼都藏起来了。虽然从地主家弄来了稻谷,却无法脱出米来。这自然会影响到部队的情绪。加上行军的疲劳,有些干部和战士倒头就睡,分来的稻谷却弃置一旁。作为总政治委员的周恩来看在眼里,立即召开了干部会议,提出:没有石磨,就用石头搓,用瓦片搓,也要搓出米来,红军决不能被困难压倒。会后,他果然找了两块瓦片,就坐在侗族的小木楼上搓起了稻谷。警卫员小兴国看着很惊奇,就说:
  “周副主席,你怎么也搓起来了?”
  “一人一份嘛,我为什么不搓?”
  “你那一份,我们包了!”
  “不行!”周恩来笑着说,“这是我提出的,我自己不干怎么行呢!”
  话虽如此,但他的思想却不在搓稻谷上。他一边搓,一边思考着全军当前最大的难题:下一步究竟向哪里走,在哪里停下来开创新的根据地,以便结束当前这种使每个人都惶惑不安的流动局面。这个问题,自渡过湘江以来,在领导层中已经交换过几次意见,每次都争论不休,难以取得一致。一种意见是李德和博古的,他们仍然坚持向湘西进军,与二、六军团会合;另一种意见是,敌人的重兵已经集结湖南,如仍然按照原计划,就会自投罗网,难以自拔。而究竟到哪里好,也还提不出具体设想。部队究竟怎么办,这自然是渡过湘江之后又一次红军生死存亡的大事。
  周恩来一面搓稻谷,一面反复思忖,不免心中愁闷。在愁闷之中,脑际忽然一亮,出现了两年前的一幅图画,一件往事。
  一九三二年的秋天,临时中央就决心将毛泽东拿掉,首先是将他赶出部队,撤去他的军权。当时部队正奉命进攻南城,毛泽东、周恩来、朱德和王稼祥都在前线指挥。而这几个指挥者都因南城坚固,觉得徒劳无益。可是后方主事者却坚持向南城进攻,并坚持要毛泽东离开前方。当时的中央虽有意让周恩来取而代之,而周恩来本人却毫无此意。他在后方主事者一再要求下,曾提出了两个方案:一个是由毛负责军事,周来协助;一个是由周负责军事,毛来协助。这两个方案都是为了让毛泽东能够留在前方。从这里也可看出,周恩来真是煞费苦心。然而,事与愿违,还是把毛泽东从军事岗位上撤下来了。周恩来清楚记得,在江西宁都的那个祠堂里,当毛泽东临离开会场返回后方的时候,尽管毛内心相当激动但却从容地站起来,跟大家握手,还说:“好吧,同志们,你们什么时候要我毛泽东来我就来!”周恩来终生难忘,当他握着毛泽东的手,听着这不多的话,曾使得他十分难受,他就这样怅怅地望着毛泽东从祠堂里走出去了。今天,他反复念着毛泽东这火一样的语句,想道:“那么,什么时候是他来的时候呢?难道今天红军处在这样的困境之中,还不是他应该来的时候吗?”
  想到这里,他把那两块粗糙的瓦片丢到十分难搓的稻谷里,喊道:
  “备马!”
  “到哪里去?”小兴国问。
  “红章纵队。”
  当时,为了保密,军委纵队名叫“红星纵队”,中央纵队名叫“红章纵队”,这里自然是说要到中央纵队了。
  不一时,枣红马停在小木楼前,周恩来翻身上马。两个警卫员也上了马跟在后面。走了不远,周恩来就抖了抖丝绳,红马立刻奔驰起来,在山谷里响起轻快的雨点一般的蹄声。
  这时,在几里路以外的村寨里,毛泽东也住在一家侗族的小木楼里。
  他的情绪比过湘江时显得轻快多了,尽管还是那么憔悴。
  一早起来,他就对警卫员说:
  “小鬼,老百姓有回来的没有?”
  “回来一些了。”警卫员小沈说。
  “去买只鸡,我要请客啰!”
  “请谁呀?”
  “请你们哪!”
  “我们?”警卫员们笑了,“我们有什么可请的!”
  “你看,从江西出来,已经一个多月了。”毛泽东扳着指头说,“天天走,都瘦得不象样子,再说过湘江多不容易,也该庆祝庆祝。”
  警卫员们看见毛泽东脸上出现了笑容,又是惊异,又是高兴。三四年来很少看到他脸上有这样的笑容了。
  毛泽东的厄运是从一九三一年十一月的赣南会议开始的。这个会在中央代表团的主持下,指责毛泽东是“狭隘的经验论”、“富农路线”和“极严重的一贯右倾机会主义”,实际上免去了他的苏区中央局代理书记的职务。毛泽东自然心中不平。其实不止是毛泽东,苏区的广大干部都感到震惊和迷惑不解。因为刚刚过去的连续粉碎敌人三次“围剿”的大胜利,不仅大量歼灭了敌军,巩固与扩大了苏区,而且使南京朝野震动,难道天底下有这样的右倾机会主义路线?但是,有中央代表团亲自坐镇,不满意也没有办法。不久,他就到瑞金以东二三十里的东华山养病去了。
  东华山有不少松柏,还有一座荒废的古庙。他就和贺子珍、警卫员住在这座古庙里。每天读读书,翻翻文件,用来打发这段冷清和寂寞的日子。古庙阴暗而又潮湿,地下有不少青苔,贺子珍怕毛泽东添病,就同警卫员把铁皮文件箱抬出来,放在院子里当作桌子,弄了一块破木板当作凳子,毛泽东在这里一坐就是半天。百无聊赖时,他还把自己在马背上哼成的诗稿翻出来,给贺子珍——这眼前唯一的读者吟诵讲解一番。表面上他似乎装得若无其事,实际上却是人在山上,心在山下。尤其是对那场正在进行中的战斗——打赣州,表现得焦灼不安。他不赞成打这个仗,他认为这不过是夺取中心城市冒险战略的一部分。可是他又无法阻止。果然打了一个月还没有打下来,敌人的大批援兵赶到,弄得骑虎难下,空付出一大堆伤亡。这时,项英上山来了,请他去挽回局面。按说,他对这场本来不同意的战斗可以不去,但他很爽快地就答应了。临行时,乌云压顶,狂风急驰,正是暴风雨来袭的前兆。贺子珍劝他雨过了再走,他说:“人命关天哪,怎么好等呢?”贺子珍说:“你的病刚好一点,雨一浇会加重的。”他笑着说:“我一到了战场,病就好了。”说着便跃身上马,下山去了。还没有走到山下,已是大雨滂沱。他到了前线,依据战场情况,果断地撤了赣州之围,将部队拉下来休整。不久,就瞅准了敌人的弱点,率军东进闽西,连续攻克上杭、龙岩、漳州等地。但是没有想到却得了一个“执行中央攻打赣州不坚决”的罪名。
  毛泽东遭到的最沉重的打击,便是一九三二年十月的宁都会议。这次会议进一步批判了他那套“诱敌深入”的方针为“等待敌人”的右倾错误。会后调他去做政府工作,接着撤去了他的红一方面军总政委的职务。他回到家里,一句话不说,只是一支接一支的抽烟。贺子珍问了许久,他才叹了口气说:“他们把我从军队里赶出来了。”从此以后,他的身体便越来越坏,两颊瘦削,一双很有神的大眼睛,也陷进深深的眼窝中了。不久,贺子珍到长汀生孩子,他也到长汀养病,有时一整天坐在贺子珍的床前默然无语。孩子生下来了,取名毛毛,他们就从这个婴儿每天的生长变化中取得一点点安慰。除此以外,就是同贺子珍一起沿着长汀河畔散步,或者黄昏独坐吹洞箫了。人们从来没有听说过毛泽东会吹箫,更没有听说过他有此爱好,不过借此吹去自己的一腔烦闷罢了。他每每把洞箫一放长叹着说:我的这些百分之百的布尔什维克同志,什么时候才能觉悟呢?他们就象长久不吃东西的饿汉,总想一口吃成个胖子,不晓得这是办不到的,搞不好,是会要撑死的!……
  一九三三年一月,中共临时中央政治局被迫由上海迁入江西苏区,“反右倾”的弦拧得更紧了。从二月起便开始了对“罗明路线”的批判。人们很清楚,实际上是对准毛泽东的。和毛泽东接近的人很快就受到了影响。且不说罗明和邓(小平)、毛(泽覃)、谢(唯俊)、古(柏)受到打击,就连贺子珍这个小小的秘书也变成了收发,机要文件也不要她管了。接着贺子珍的妹妹贺怡,还有贺子珍的父母都受到牵连。贺子珍的父母本来在基层做些勤杂工作,刻刻钢板,印印文件,这些工作也干不成了。这时,毛泽东和贺子珍已经带着毛毛回到瑞金。过去是高朋满座,笑语喧哗,现在却是门可罗雀,没人敢上门了。毛泽东怕牵连别人,一连几天,甚至几星期不同人讲话。这是令人深深感到寂寞和心酸的时刻。
  可是,一向同群众有密切联系的毛泽东是不能忍受这种生活的,他尤其感到不做工作是最大的痛苦。他安慰自己说,前方的事不让我管,就做点后方工作吧!在他身体稍稍好转之后,他就骑上一匹马,背上一把雨伞,提着一盏马灯,一头扎到调查研究中去了。大约在半年时间内,他爬山涉水,走了苏区大大小小的无数村镇,在街头、巷尾、田间、塘旁同形形色色的人物促膝谈心,探索着革命的经验和规律。他那些有名的文章,如《必须注意经济工作》、《怎样分析农村阶级》、《关心群众生活,注意工作方法》等,就是那时写出来的。
  一九三三年九月,敌人空前规模的五次“围剿”开始了,由于“左”倾领导的错误指挥,苏区疆土日蹙,战局迅速恶化。毛泽东陷入沉重的忧虑之中。这时他忧虑的既不是个人的得失,也不是路线的是非,而是苏区和红军的生死存亡。尽管他的意见不被重视,一些会议不让他参加,他还是殚精竭虑,力图挽救危局。发生在十一月中旬的福建事变,使毛泽东敏锐地觉察到,这是红军打破被动局面的大好机会。他打开地图,认真研究了敌我友三方的战斗态势,还搜集了福建蔡廷锴部的情报,经过深思熟虑,郑重地向中央写了一封信,提出了两点建议:一是联合蔡廷锴,共同对付蒋介石的进攻;一是将队伍拉到以浙江为中心的苏、浙、皖地区,威胁敌人老巢,从外线打破这次“围剿”。哪知信送出后,就石沉大海。毛泽东耐不住性子,亲自到中央陈述意见也毫无结果。忧思过度的毛泽东再一次病倒了。随着根据地的缩小,他的疟疾也越发厉害,一连几天剧冷剧热,烧得昏昏迷迷。兴国的失守,更使他大为震动。一天黄昏,贺子珍来到他的屋里,却为一幅景象惊呆了:原来桌子上铺着很大一张军用地图,毛泽东披着衣服,正深深地俯在地图上,手里拿着一支铅笔在画着什么。也许由于光线太暗,他的鼻尖都快碰到地图上了。贺子珍抢上去把他拉开,把他扶到床上,责备他不该这样做,他说:“我在想,看还有么子办法没有。”
  毛泽东就是这样带着病弱的身子和沉郁的心情踏上长征道路的。当然,他是一个马克思主义的哲学家,他的内心虽然藏着许多伤痛、不满和过多的压抑,但却并不悲观。他相信一切对立物都要在一定条件下转化为自己的反面,否极泰来几乎是生活的定理。错误路线也是这样,一般来说,它是不能自己纠正的,但总有一天在发展到极端的时候,也就是头破血流的时候,会有别的力量来纠正。毛泽东一直在默默地观察。他意识到,这个时机是一天天地迫近了。湘江之战固然是个大悲剧,但它又似乎在孕育着一个辉煌的转机。
  小沈高高兴兴地拿着一块白洋买鸡去了,不一时就买了三只,煺了毛,炖起来。
  毛泽东在小木楼上,来回踱步,自言自语:
  “看样子,条件成熟了,成熟了!”
  几个警卫员没听清“条件”,只听见“熟了!熟了!”觉得很奇怪,翻了翻眼睛,说:
  “怎么,刚煮上就熟了,还差得远哩!”
  “不远,不远,是快了,快熟了!”毛泽东笑着说。
  几个警卫员抿着嘴偷偷笑他:
  “主席好久不吃什么,大概也馋坏了!”
  不一时,只听楼下的警卫员说:
  “周副主席来了!”
  “呵,你说的是谁?”毛泽东对着楼梯口问。
  “是周副主席来了!”
  说着,周恩来已经顺着小梯子走上来。毛泽东笑着迎上去,握住他的手说:
  “恩来,你怎么有时间了?”
  “毛主席,我是向你请计来了。”
  自从毛泽东失去军职以后,虽然他还是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的主席,但许多人已经不这样称呼他了。博古等人自然照旧称他“老毛”,而周恩来则不同,不管毛泽东军事上去职以前,还是失势以后,一直是这样叫他。
  “哟,什么请计,我看还是打个牙祭吧!”毛泽东笑着,拉他在火塘边坐下,“也真巧,我这里还炖着两只鸡呢!”
  两个人坐在火塘边,警卫员又加了点干柴,炉火熊熊,烧得更旺了。两个人不管身上还是心里都感到温暖。
  “这次湘江作战,部队损失很大,真使人痛心。”周恩来说。
  “损失有多少?”毛泽东问。
  “恐怕一半还多。主要是八、九军团太新,多半散了。”
  “三十四师有消息吗?”
  “我每天都让电台呼叫,就是联系不上。”周恩来沉重地叹了口气。“从江西出发我们是八万六千八百多人,现在只剩下三万多人了。”
  毛泽东暗暗吃了一惊,脸上却没有显示出来。
  “只要过来,我看就是很大胜利。”他抚慰地说。
  这话,使周恩来的心感到温暖。
  “现在,最要紧的是当前的去向问题。”周恩来说,“按原来计划,是与任弼时、贺龙、萧克他们会合。但是,现在蒋介石在湘西已经调集了十几万人等着我们,这边刘建绪、薛岳、周浑元、李云杰的十六个师已经开往城步、绥宁、洪江、黔阳、靖县一线构筑碉堡,准备堵击我们。在这种情况下,究竟怎么办?昨天我们研究了半夜没有解决。今天是征求你的意见来的。”
  毛泽东点着烟,很重地吸了一口,笑着说:
  “这事,我也在反复考虑。我的意见是不必去了。”
  “你是说,湖南方面不必去了?”
  “是的。”毛泽东点点头说,“我看原定计划可以放弃了。因为情况已经变化了嘛!如果还要坚持原来方案,无异是将红军送入虎口,甚至比湘江之战更为危险。因为湘江之战,敌人的集结毕竟仓促一些,再加上他们之间的矛盾给我们留下了空隙。”
  周恩来两眼闪光,频频点头:
  “那末,我们究竟该到哪里去呢?”
  “贵州。我看那是敌人力量薄弱的地方。”
  显然,毛泽东已早有考虑,成竹在胸。周恩来沉思了一番,表示完全同意,心情也振奋了许多。他说:
  “我回去就同几位同志商量。”
  说着,就站起身来。毛泽东一把拦住,笑着说:
  “这可不行,还没有打牙祭呢!”
  一边说,一面又转过脸来叫警卫员:
  “小鬼,看熟了没有?”
  警卫员小沈揭开锅,登时白汽蒸腾,香味四溢,用筷子一扎,立刻兴奋地说:
  “熟了!熟了!”
  “把周副主席的警卫员也叫上来!”毛泽东以主人的口吻大声吩咐。
  顷刻,几只鸡捞到一个大面盆里,警卫员小沈又摸摸索索地从军用水壶里倒出酒来。
  小小的木楼上,充满了既轻松又热烈的谈笑声,这是从江西出发以来漫漫的征途上从来没有过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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