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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王宗汉同志的短篇小说《高洁的青松》，大家的看法有分歧，展开了讨论，这是件好事，有助于促进文艺创作的繁荣和发展。 我的看法是，小说从政治到艺术总的看来都是好的，尽管还存在着一些毛病。 说法总的看来是好的，就不能不针对一些批评意见为它作点辩护。带有根本性的批评意见主要的有两点： 一是说，小说歌颂的正面人物杨建夫的主要对手，应该是推行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的“四人帮”爪牙牟万春，而作者却把被牟万春以“官、禄、德”拉拢腐蚀了的陈静，作为他的对立面，这就放走了敌人，没有抓住十一次路线斗争的实质和主要矛盾。 我以为不能这么看。 十一次路线斗争是一次空前深刻的阶级大搏斗，可以说，每个人的政治品质和思想水平都受到它的严格检验。在革命者面前，有牟万春那样参与“四人帮”篡党夺权阴谋活动的阶级敌人，也有陈静这样在决定我国命运和前途的重大斗争中，丧失无产阶级立场，滑到反革命边缘的各色各样人物。无产阶级同他们的斗争，性质虽然不尽相同，但都是这场斗争的有机组成部分。文艺作品，尤其是短篇，完全可以选取其中任何一个侧面，借其一斑而窥其全豹，揭示出十一次路线斗争的某些本质方面来。 《高洁的青松》反映十一次路线斗争选取的侧面，很有自己的特点。市工交办主任杨建夫，在“四害”横行的日子里，不怕鬼，不听邪，坚持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受到牟万春的打击、迫害。然而小说对牟万春作虚写，正面展现的则是他同自己在剧团里当编剧的妻子之间的矛盾冲突；陈静劝说他对“四人帮”那一套随和点，他不听；警告他不按“四人帮”那一套干，没有好下场，他不怕。夫妻间的冲突越来越激烈，裂痕越来越深。陈静为了爬上文化局长的高位，积极追随牟万春，挥舞“唯生产力论”的大棒，在自己写的剧本里把一个工业学大庆的好带头人打成走资派。他不仅强烈反对，而且唱对台戏，在公交系统公开树立这个先进典型。陈静怕他的行动株连自己，同他决裂了，打了他的小报告。牟万春罢了他的官。可是他濑不弯，仍然坚持斗争，直至“四人帮”垮台。这样的矛盾冲突难道不是十一次路线斗争的一个侧面、一个局部的真实写照吗？ 二是说，陈静这个形象缺乏典型性。理由是：“四人帮”是一伙打着红旗反红旗的反革命两面派，作为“四人帮”的走卒，应该具备资产阶级野心家、阴谋家这一阶级特性，而她把自己的一切活动都暴露在对手杨建夫的面前，这就不是典型环境中的典型性格。 这种说法也值得研究。 “四人帮”的帮派势力是由不同类型的人组成的。尽管这些人有共同的地方（这是他们能够结成帮派的根据），但是他们之间也有不同的地方（这是我们在斗争中可以分化他们的根据）。马扣思主义教导我们，要认识事物的本质就要研究矛盾的特殊性。毛主席说：“对于物质的每一种运动形式，必须注意它和其它各种运动形式的共同点。但是，尤其重要的，成为我们认识事物的基础的东西，则是必须注意它的特殊点，就是说，注意它和其它运动形式的质的区别。只有注意了这一点，才有可能区别事物。”文艺作品不能舍弃矛盾的特殊性，给矛盾的普遍性写抽象的哲学讲义。依据生活的实际，从矛盾的特殊性与普遍性的辩证统一中，揭示出一定阶级和政治势力中的人物，是在怎样的条件下出现的及其特定的表现，这对创造典型环境中的典型性格，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 陈静这个形象仅仅是“四人帮”帮派势力中的一个典型。她不同于牟万春。牟万春疯狂推行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是“四人帮”篡党夺权的黑干将。不用说，他干这些罪恶的勾当是打着革命旗号的。陈静则不然，她基本上还是个受害者。受谁之害？“四人帮”。一个参加革命工作多年的人，何以会接受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跟着“四人帮”干坏事，这原因小说揭示的比较深刻。你看，电影《创业》明明是宣传大庆精神的，受到毛主席的肯定，这些她都知道，可是因为江青反对，她就反对，竭力阻止杨建夫在轻工业会议上放映。龙河煤矿书记明明是历史上的战斗英雄、现实中的工业学大庆好带头人，可是这些她全不管，硬是按照牟万春的旨意，把他诬蔑为走资派……为什么要这样干？她自己说得很清楚，是为了个人的“安危”、个人的“前途”。什么个人的“安危”、个人的“前途”，说穿了就是资产阶级个人主义。在十一次路线斗争中，“四人帮”不正是利用这些人的资产阶级个人主义，封官许愿，拼凑反革命帮派体系的吗？从资产阶级个人主义到资产阶级野心家，中间并没有一条不可逾越的鸿沟。事实正是这样。陈静为了飞黄腾达，竟不惜出卖丈夫，出卖同志，出卖灵魂，走上卖身投靠的道路。可以想见，如果“四人帮”再晚一些垮台，这个人将会堕落到什么地步！从这个形象身上难道看不出“四人帮”帮派体系中某些人们的面影吗？ 写阶级斗争，正面人物的对立面必须是阶级敌人，侧重写了人民内部的思想立场冲突，就是没有抓住阶级斗争的实质和主要矛盾；写敌对营垒中的人物，不管作者赋与他什么思想意义，一定要具备阶级敌人的阶级特性，否则就不是典型环境中的典型性格。这些要求，我认为都是片面的。阶级斗争是个极其复杂的现实过程，它的本质、规律隐寓于各种现象之中，具有多侧面的表现，不可把它简单化，公式化。敌对营垒中的成员是多种多样的，既有死心塌地与人民为敌的阶级敌人，又有由于世界观没有改造好而陷入反革命泥坑、经过斗争尚可挽救的人物，因此，也不可把它简单化、公式化。我们应当允许作者根据实际生活，构思各种各样的矛盾冲突，创造各种各样的人物形象，写出自己独特的体验和感受来。这样才能丰富和加深读者对阶级斗争的本质、规律和特点的认识，充分发挥革命文艺团结人民、教育人民、打击敌人、消灭敌人的战斗作用。在这个问题上，要彻底砸碎我们自己头脑里的精神枷锁。多年来，“四人帮”大搞唯心论和形而上学，只许这么写，不准那么写，给文艺创作制定了一大堆条条框框。诚然，“四人帮”这样作是为了炮制为其篡党夺权服务的阴谋文艺，跟我们讨论问题的出发点根本不同。但是无可否认，“四人帮”制定的这些条条框框的流毒还是很深很广的，至今还在束缚着我们的头脑。为了繁荣创作，使我们的文艺在内容的丰富、思想的深度以及形式的多样上都无愧于我们这个伟大的斗争的时代，我们必须解放自己的思想。 《高洁的青松》的人物塑造确实存在着一些毛病。杨建夫对待与自己共同生活了几十年的妻子的错误，气愤、揭露有余，痛惜、教育不足。尽管陈静的何去何从是被阶级斗争的规律决定的，不能让杨建夫负责，但是他的过于生硬的态度（特别是斗争的初期），却不大合于情理，这有损于他的形象的完美性。陈静从一个参加革命工作多年的人到作了“四人帮”的走卒，其演变的思想根源，小说虽然有所揭示（见陈静同杨建夫的一段对话。陈静说：“你不应当忘记，咱们俩结婚的时候，我就跟你说过；从此，咱们俩的命运就连在一起了……”杨建夫说：“是啊，这也是我多年的一种感觉；你所谓的连在一起，过去是和一个团长相连，现在是和一个工交办主任相连……”），但是揭示得不充分，不清晰，也有损于这个形象的思想意义。此外，关于斗争的描写，表面化的东西比较多，不少细节是不真实的。如杨建夫家那场对台戏：一个屋子里，扬建夫领着一伙人研究冯海的发言材料，要在会上把他树立为工业学大庆的先进典型；另一个屋子里，陈静领着一伙人锤路子，要在剧本里把同一个人写成走资派的形象。真是针锋相对，唇枪舌剑，好不热闹。可是安排这样一个戏剧化的场面，不是有些对十一次路线斗争作了简单的图解吗？至于杨建夫一夜之间就把陈静写的颠倒黑白、混淆是非的剧本，全部改正过来，那更是令人难于置信的。象这样不符合生活真实的细节，还可以找出一些。对小说中上述的毛病，一些文章提出了批评，我是完全同意的。 一部作品，有成功也有不足，是个正常的现象。我们要通过文艺批评去总结经验。《高洁的青松》提供了什么经验呢？我觉得最重要是：作者打破了“四人帮”的条条框框，从十一次路线斗争的实际出发，根据自己对生活的观察、体验，创造人物，揭示矛盾——这是小说有所成功的根源；然而作者没有把唯物主义原则贯彻到底，在部分艺术描写上又离开了生活实际，按照理论上的认识去图解斗争，给作品带来了某些不真实的成分——这是小说有所不足的根源。显而易见，它的成功与不足都同是否从生活出发这个问题密切相关。 从生活出发，这一条对文艺创作来说是至关重要的。文艺作品是社会生活在作家头脑中的反映的产物。离开了生活实际，什么典型环境，什么典型人物，什么现实主义，什么浪漫主义，等等，统统都失去了根据，搞出来也是虚假的东西。然而“四人帮”却颠倒了生活与创作的关系。他们鼓吹“从路线出发”，搞“主题先行”，主张象《高洁的青松》里的陈静那样，按照概念编造生活。这种反马克思主义的创作路线，给我们的文艺创作造成了极其严重的危害。直到今天，有的作品读者看了还是摇头，表示不信任它，因为它跟生活实在是两码事。拨乱反正，肃清流毒，现在大有强调文艺创作必须从生活出发之必要。 （原载《吉林文艺》1978第9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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