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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人往事

作者:汪曾祺

戴车匠

  戴车匠是东街一景。
  车匠是一种很古老的行业了。中国什么时候开始有车匠,无可考。想来这是很久远的事了。所谓车匠,就是在木制的车床上用旋刀车旋小件圆形木器的那种人。从我记事的时候,全城似只有这一个车匠,一家车匠店。
  车匠店离草巷口不远,坐南朝北。左邻是候家银匠店,右邻是杨家香店。侯银匠成天用一根吹管吹火打银簪子、银镯子,或用小錾子錾银器上的花纹。侯家还出租花轿。花轿就停放在店堂的后面。大红缎子的轿帏,上绣丹凤朝阳和八仙,——中国的八仙是一组很奇怪的仙人,什么场合都有他们的份。结婚和八仙有什么关系呢?谁家姑娘要出阁,就事前到侯银匠家把花轿订下来。这顶花轿不知抬过多少新娘子了。附近几条街巷的人家,大家小户,都用这顶花轿。杨家香店柜前立着一块竖匾,上面不是写的字,却是用金漆堆塑出一幅“鹤鹿同春”的画。弯着脖子吃草的金鹿和拳一只腿的金鹤留给过往行人很深的印象,因为一天要看见好多次。而且这是一幅画,凡是画,只要画得不太难看,人们还是愿意看一眼的。这在劳碌的生活中也是一种享受。我们那里不知道为什么有这样一种规矩,香店里每天都要打一盆稀稀的浆糊,免费供应街邻。人家要用少量的浆糊,就拿一块小纸,到香店里去“寻”。——大量的当然不行,比如糊窗户、打袼褙,那得自己家里拿面粉冲。我小时糊风筝,就常到杨家香店寻浆糊(一个“三尾”的风筝是用不了多少浆糊的)……戴家车匠店夹在两家之间。门面很小,只有一间,地势却颇高。跨进门坎,得上五层台阶。因此车匠店有点像个小戏台(戴车匠就好像在台上演戏)。店里正面是一堵板壁。板壁上有一副一尺多长,四寸来宽的小小的朱红对子,写的是:
  室雅何须大
  花香不在多
  不知这是哪位读书人的手笔。但是看来戴车匠很喜欢这副对子。板壁后面,是住家。前面,是作坊。作坊靠西墙,放着两张车床。这所谓车床和现代的铁制车床是完全不同的。就像一张狭长的小床,木制的,有一个四框,当中有一个车轴,轴上安小块木料,轴下有皮条,皮条钉在踏板上,双脚上下踏动踏板,皮条牵动车轴,木料来回转动,车匠坐在坐板上,两手执定旋刀,车旋成器,这就是中国的古式的车床,——其原理倒是和铁制车床是一样的。这东西用语言是说不清楚的。《天工开物》之类的书上也许有车床的图,我没有查过。
  靠里的车床是一张大的,那还是戴车匠的父亲留下的。老一辈人打东西不怕费料,总是超过需要的粗壮。这张老车床用了两代人,坐板已经磨得很光润,所有的榫头都还是牢牢实实的,没有一点活动。载车匠嫌它过于笨重,就自己另打了一张新的。除了做特别沉重的东西,一般都使用外边较小的这一张。
  戴车匠起得很早。在别家店铺才卸下铺板的时候,戴车匠已经吃了早饭,选好了材料,看看图样,坐到车床的坐板上了。一个人走进他的作坊,是叫人感动的。他这就和这张床子成了一体,一刻不停地做起活来了。看到戴车匠坐在床子上,让人想起古人说的:“百工居于肆,以成其器”。中国的工匠,都是很勤快的。好吃懒做的工匠,大概没有,——很少。车匠做的活都是圆的。常言说:“砍的没有旋的圆”。较粗的活是量米的升子,烧饼槌子。——我们那里擀烧饼不用擀杖,用一种特制的烧饼槌子,一段圆木头,车光了,状如一个小碌碡,当中掏出圆洞,插进一个木杆。较细的活是布掸子的把,——末端车成一个滴溜圆的小球或甘露形状;擀烧麦皮用的细擀杖,——我们那里擀烧麦皮用两根小擀杖同时擀,擀杖长五寸,粗如指,极光滑,两根擀杖须分量相等。最细致的活是装围棋子的槟榔木的小圆罐,——罐盖须严丝合缝,木理花纹不错分毫。戴车匠做得最多的是大小不等的滑车。这是三桅大帆船上用的。布帆升降,离不开滑车。做得了的东西,都悬挂在西边墙上,真是琳琅满目,细巧玲珑。
  车匠用的木料都是坚实细致的,檀木——白檀,紫檀,红木,黄杨,枣木,梨木,最次的也是榆木的。戴车匠踩动踏板,执刀就料,旋刀轻轻地吟叫着,吐出细细的木花。木花如书带草,如韭菜叶,如番瓜瓤,有白的、浅黄的、粉红的、淡紫的,落在地面上,落在戴车匠的脚上,很好看。住在这条街上的孩子多爱上戴车匠家看戴车匠做活,一个一个,小傻子似的,聚精会神,一看看半天。
  孩子们愿意上戴车匠家来,还因为他养着一窝洋老鼠——白耗子,装在一个一面有玻璃的长方木箱里,挂在东面的墙上。洋老鼠在里面踩车、推磨、上楼、下楼,整天不闲着,——无事忙。戴车匠这么大的人了,对洋老鼠并无多大兴趣,养来是给他的独儿子玩的。
  一到快过清明节了,大街小巷的孩子就都惦记起戴车匠来。
  这里的风俗,清明那天吃螺蛳,家家如此,说是清明吃螺蛳,可以明目。买几斤螺蛳,入盐,少放一点五香大料,煮出一大盆,可供孩子吃一天。孩子们除了吃,还可以玩,——用螺蛳弓把螺蛳壳射出去,螺蛳弓是竹制的小弓,有一支小弓箭,附在双股麻线拧成的弓弦上。竹箭从竹片窝成的弓背当中的一个窟窿里穿过去。孩子们用竹箭的尖端把螺蛳掏出来吃了,用螺狮壳套在竹箭上,一拉弓弦,弓背弯成满月,一撒手,哒的一声,螺蛳壳便射了出去。射得相当高,相当远。在平地上,射上屋顶是没有问题的。——竹箭被弓背挡住,是射不出去的。家家孩子吃螺蛳,放螺蛳弓,因此每年夏天瓦匠捡漏时,总要从瓦楞里打扫下好些螺蛳壳来。不知道为什么,这种螺蛳弓都是车匠做,——其实这东西不用上床子旋,只要用破竹的作刀即能做成,应该由竹器店供应才对。清明前半个月,戴车匠就把别的活都停下来,整天地做螺蛳弓。孩子们从戴车匠门前过,就都兴奋起来。到了接近清明,戴车匠家就都是孩子。螺蛳弓分大、中、小三号,弹力有差,射程远近不同,价钱也不一样。孩子们眼睛发亮,挑选着,比较着,挨挨挤挤,叽叽喳喳,好不热闹。到清明那天,听吧,到处是拉弓放箭的声音:“哒——哒!
  戴车匠每年照例要给他的儿子做一张特号的大弓。所有的孩子看了都羡慕。
  戴车匠眯缝着眼睛看着他的儿子坐在门坎上吃螺蛳,把螺蛳壳用力地射到对面一家倒闭了的钱庄的屋顶上,若有所思。
  他在想什么呢?
  他的儿子已经八岁了。他该不会是想:这孩子将来干什么?是让他也学车匠,还是另外学一门手艺?世事变化很快,他隐隐约约觉得,车匠这一行恐怕不能永远延续下去。一九八一年,我回乡了一次(我去乡已四十余年)。东街已经完全变样,戴家车匠店已经没有痕迹了。——侯家银匠店,杨家香店,也都没有了。
  也许这是最后一个车匠了。
收字纸的老人

  中国人对于字有一种特殊的崇拜心理,认为字是神圣的。有字的纸是不能随便抛掷的。亵渎了字纸,会遭到天谴。因此,家家都有一个字纸篓。这是一个小口、宽肩的扁篓子,竹篾为胎,外糊白纸,正面竖贴着一条二寸来宽的红纸,写着四个正楷的黑字:“敬惜字纸”。字纸篓都挂在一个尊贵的地方,一般都在堂屋里家神菩萨的神案的一侧。隔十天半月,字纸篓快满了,就由收字纸的收去。这个收字纸的姓白,大人小孩都叫他老白。他上岁数了,身体却很好。满腮的白胡子茬,衬得他的脸色异常红润。眼不花,耳不聋。走起路来,腿脚还很轻快。他背着一个大竹筐,推门走进相熟的人家,到堂屋里把字纸倒在竹筐里,转身就走,并不惊动主人。有时遇见主人正在堂屋里,也说说话,问问老太爷的病好些了没有,小少爷快该上学了吧……
  他把这些字纸背到文昌阁去,烧掉。
  文昌阁的地点很偏僻,在东郊,一条小河的旁边,一座比较大的灰黑色的四合院。叫做图,其实并没有什么阁。正面三间朝北的平房,砖墙瓦顶,北墙上挂了一幅大立轴,上书“文昌帝君之神位”,纸色已经发黑。香案上有一副锡制的香炉烛台。除此之外,一无所有,显得空荡荡的。这文昌帝君不知算是什么神,只知道他原先也是人,读书人,曾经连续做过十七世士大夫,不知道怎么又变成了“帝君”。他是司文运的。更具体地说,是掌握读书人的功名的。谁该有什么功名,都由他决定。因此,读书人对他很崇敬。过去,每逢初一、十五,总有一些秀才或候补秀才到阁里来磕头。要是得了较高的功名,中了举,中了进士,就更得到文昌因来拈香上供,感谢帝君恩德。科举时期,文昌阁在一县的士人心目中是占据很重要的位置的,后来,就冷落下来了。
  正房两侧,各有两间厢房。西厢房是老白住的。他是看文昌阁的,也可以说是一个庙祝。东厢房存着一副《文昌帝君阴骘文》的书板。当中是一个颇大的院子,种着两棵柿子树。夏天一地浓阴,秋天满株黄柿。柿树之前,有一座一人多高的砖砌的方亭子,亭子的四壁各有一个脸盆大的圆洞。这便是烧化字纸的化纸炉。化纸炉设在文昌阁,顺理成章。老白收了字纸,便投在化纸炉里,点火焚烧。化纸炉四面通风,不大一会,就烧尽了。
  老白孤身一人,日子好过。早先有人拈香上供,他可以得到赏钱。有时有人家拿几刀纸让老白代印《阴骘文》(印了送人,是一种积德的善举),也会送老白一点工钱。老白印了多次《阴骘文》,几乎能背下来了(他是识字的),开头是:“帝君曰:吾一十七世为士大夫,身未尝虐民酷吏……”后来,也没有人来印《阴骘文》了,这副板子就闲在那里,落满了灰尘。不过老白还是饿不着的。他挨家收字纸,逢年过节,大家小户都会送他一点钱。端午节,有人家送他几个粽子;八月节,几个月饼;年下,给他二升米,一方咸肉。老白粗茶淡饭,怡然自得。化纸之后,关门独坐。门外长流水,日长如小年。
  他有时也会想想县里的几个举人、进士到阁里来上供谢神的盛况。往事历历,如在目前。有一天夜里,他做了一个梦,李三老爷点了翰林,要到文昌阁拈香。旗锣伞扇,摆了二里长。他听见有人叫他:“老白!老白!李三老爷来进香了,轿子已经到了螺蛳坝,你还不起来把正门开了!”老白一骨碌坐起来,愣怔了半天,才想起来三老爷已经死了好几年了。这李三老爷虽说点了翰林,人缘很不好,一县人背后都叫他李三麻子。
  老白收了字纸,有时要抹平了看看(他怕万一有人家把房地契当字纸扔了,这种事曾经发生过)。近几年他收了一些字纸,却一个字都不认得。字横行如蚯蚓,还有些三角、圆圈、四方块。那是中学生的英文和几何的习题。他摇摇头,把这些练习本和别的字纸一同填进化纸炉烧了。孔夫子和欧几米德、纳斯菲尔于是同归于尽。
  老白活到九十七岁,无疾而终。
花瓶

  这张汉是对门万顺酱园连家的一个亲戚兼食客,全名是张汉轩,大家都叫他张汉,大概觉得已经沦为食客,就不必“轩”了。此人有七十岁了,长得活脱像一个伏尔泰,一张尖脸,一个尖尖的鼻子。他年轻时在外地做过幕,走过很多地方,见多识广,什么都知道,是个百事通。比如说抽烟,他就告诉你烟有五种:水、旱、鼻、雅、潮。“雅”是鸦片。“潮”是潮烟,这地方谁也没见过。说喝酒,他就能说出山东黄、状元红、莲花白……说喝茶,他就告诉你狮峰龙井、苏州的碧螺春,云南的“烤茶”是怎样在一个罐里烤的,福建的功夫茶的茶杯比酒盅还小,就是吃了一只炖肘子,也只能喝三杯,这茶太酽了。他熟读《子不语》、《夜雨秋灯录》,能讲许多鬼狐故事。他还知道云南怎样放蛊,湘西怎样赶尸。他还亲眼见到过旱魃、僵尸、狐狸精,有时间,有地点,有鼻子有眼。三教九流,医卜星相,他全知道。他读过《麻衣神相》、《柳庄神相》,会算“奇门遁甲”、“六壬课”、“灵棋经”。他总要到快九点钟时才出现(白天不知道他干什么),他一来,大家精神为之一振,这一晚上就全听他一个人白话。

                      (旧作《异秉》)

  张汉在保全堂药店讲过许多故事。有些故事平平淡淡,意思不大(尽管他说得神乎其神)。有些过于不经,使人难信。有一些却能使人留下强烈印象,日后还会时常想起。下面就是他讲过的一个故事。
  死生由命,富贵在天。不但是人,就是猫狗,也都有它的命。就是一件器物,什么时候毁坏,在它造出来的那一天,就已经注定了。
  江西景德镇,有一个瓷器工人,专能制造各种精美瓷器。他造的瓷器,都很名贵。他同时又是个会算命的人。每回造出一件得意的瓷器,他就给这件瓷器算一个命。有一回,他造了一只花瓶。出窑之后,他都呆了:这是一件窑变,颜色极美,釉彩好像在不停地流动,光华夺目,变幻不定。这是他入窑之前完全没有想到的。他给这只花瓶也算了一个命。花瓶脱手之后,他就一直设法追踪这只宝器的下落。
  过了若干年,这件花瓶数易其主,落到一家人家。当然是大户人家,而且是爱好古玩的收藏家。小户人家是收不起这样价值连城的花瓶的。
  这位瓷器工人,访到了这家,等到了日子,敲门求见。主人出来,知是远道来客,问道:“何事?”——“久闻府上收了一只窑变花瓶,我特意来看看。——我是造这只花瓶的工人。”主人见这人的行动有点离奇,但既是造花瓶的人,不便拒绝,便迎进客厅待茶。
  瓷器工人抬眼一看,花瓶摆在条案上,别来无恙。
  主人好客,虽是富家,却不倨傲。他向瓷器工人讨教了一些有关烧窑挂釉的学问,并拿出几件宋元瓷器,请工人鉴赏。宾主二人,谈得很投机。
  忽然听到当啷一声,条案上的花瓶破了!主人大惊失色,跑过去捧起花瓶,跌着脚连声叫道:“可惜!可惜——好端端地,怎么会破了呢?”
  瓷器工人不慌不忙,走了过去,接过花瓶,对主人说:“不必惋惜。”他从瓶里摸出一根方头铁钉,并让主人向花瓶胎里看一看。只见瓶腹内用蓝釉烧着一行字:某年月日时鼠斗落钉毁此瓶这是一个迷信故事。这个故事当然是编出来的。不过编得很有情致。这比许多荒唐恐怖的迷信故事更能打动人,并且使人获得美感。一件瓷器的毁损,也都是前定的,这种宿命观念不可谓不深刻。这故事是谁编的?为什么要编出这样的故事?迷信当然不能提倡,但是宿命观念是久远而且牢固的,它将会在相当长的时间内,在中国人的思想里潜伏。人类只要还不能完全掌握自己的命运,迷信总还会存在。许多迷信故事应当收集起来,这对我们了解这个民族长期形成的心理素质是有帮助的。从某一方面说,这也是一宗文化遗产。如意楼和得意楼
  扬州人早上皮包水(上茶馆),晚上水包皮(上澡堂子)。扬八属(扬州所属八县)莫不如此,我们那个小县城就有不少茶楼。竺家巷是一条不很长,也不宽的巷子,巷口就有两家茶馆。一家叫如意楼,一家叫得意楼。两家茶馆斜对门。如意楼坐西朝东,得意楼坐东朝西。两家离得很近。下雨天,从这家到那家,三步就能跳过去。两家的楼上的茶客可以凭窗说话,不用大声,便能听得清清楚楚。如要隔楼敬烟,把烟盒轻轻一丢,对面便能接住。如意楼的老板姓胡,人称胡老板或胡老二。得意楼的老板姓吴,人称吴老板或吴老二。
  上茶馆并不是专为喝茶。茶当然是要喝的。但主要是去吃点心。所以“上茶馆”又称“吃早茶”。“明天我请你吃早茶。”——“我的东,我的东!”——“我先说的,我先说的!”茶馆又是人们交际应酬的场所。摆酒请客,过于隆重。吃早茶则较为简便,所费不多。朋友小聚,店铺与行客洽谈生意,大都是上茶馆。间或也有为了房地纠纷到茶馆来“说事”的。有人居中调停,两下拉拢;有人仗义执言,明辨是非,有点类似江南的“吃讲茶”。上茶馆是我们那一带人生活里的重要项目,一个月里总要上几次茶馆。有人甚至是每天上茶馆的,熟识的茶馆里有他的常座和单独给他预备的茶壶。
  扬州一带的点心是很讲究的,世称“川菜扬点”。我们那个县里茶馆的点心不如扬州富春那样的齐全,但是品目也不少。计有:
  包子。这是主要的。包子是肉馅的(不像北方的包子往往掺了白菜或韭菜)。到了秋天,螃蟹下来的时候,则在包子嘴上加一撮蟹肉,谓之“加蟹”。我们那里的包子是不收口的。捏了褶子,留一个小圆洞,可以看到里面的馅。
  “加蟹”包子每一个的口上都可以看到一块通红的蟹黄,油汪汪的,逗引人们的食欲。野鸭肥壮时,有几家大茶馆卖野鸭馅的包子,一般茶馆没有。如意楼和得意楼都未卖过。
  蒸饺。皮极薄,皮里一包汤汁。吃蒸饺须先咬破一小口,将汤汁吸去。吸时要小心,否则烫嘴。蒸饺也是肉馅,也可以加笋,——加切成米粒大的冬笋细末,则须于正价之外,另加笋钱。
  烧麦。烧麦通常是糯米肉末为馅。别有一种“清糖菜”烧麦,乃以青菜煮至稀烂,菜叶菜梗,都已溶化,略无渣滓,少加一点盐,加大量的白糖、猪油,搅成糊状,用为馅。这种烧麦蒸熟后皮子是透明的,从外面可以看到里面碧绿的馅,故又谓之翡翠烧麦。
  千层油糕。
  糖油蝴蝶花卷。
  蜂糖糕。
  开花馒头。
  在点心没有上桌之前,先喝茶,吃干丝。我们那里茶馆里吃点心都是现要,现包,现蒸,现吃。笼是小笼,一笼蒸十六只。不像北方用大笼蒸出一屉,拾在盘子里。因此要了点心,得等一会。喝茶、吃干丝的时候,也是聊天的时候,干丝是扬州镇江一带特有的东西。压得很紧的方块豆腐干,用快刀劈成薄片,再切为细丝,即为干丝。干丝有两种。一种是烫干丝,干丝在开水里烫后,加上好秋油、小磨麻油、金钓虾米、姜丝、青蒜末。上桌一拌,香气四溢。一种是煮干丝,乃以鸡汤煮成,加虾米、火腿。煮干丝较俗,不如烫干丝清爽。吃干丝必须喝浓茶。吃一筷干丝,呷一口茶,这样才能各有余味,相得益彰。有爱喝酒的,也能就干丝喝酒。早晨渴酒易醉。常言说:“莫饮卯时酒,昏昏直至酉。”但是我们那里爱喝“卯酒”的人不少。这样喝茶、吃干丝,吃点心,一顿早茶要吃两个来小时。我们那里的人,过去的生活真是够悠闲的。——一九八一年我回乡一次,吃早茶的风气还有,但大家吃起来都是匆匆忙忙的了。恐怕原来的生活节奏也是需要变一变。
  如意楼的生意很好。一大清早,小徒弟就把铺板卸了,把两口炉灶升起来,——一口烧开水,一口蒸包子,巷口就弥漫了带硫磺味道的煤烟。一个师傅剁馅。茶馆里剁馅都是在一个高齐人胸的粗大的木墩上剁。师傅站在一个方木块上,两手各执一把厚背的大刀,抡起胳膊,乒乒乓乓地剁。一个师傅就一张方桌边切干丝。另外三个师傅揉面。“打到的媳妇揉到的面”,包子皮有没有咬劲,全在揉。他们都很紧张,很专注,很卖力气。一天就这样开始了。
  如意楼的胡二老板有三十五六了。他是个矮胖子,生得五短,但是很精神。双眼皮,大眼睛,满面红光,一头乌黑的短头发。他是个很勤勉的人。每天早起,店门才开,他即到店。各处巡视,尝尝肉馅咸淡,切开揉好的面,看看蜂窝眼的大小。我们那里包包子的面不能发得太大,不像北方的包子,过于暄腾,得发得只起小孔,谓之“小酵面”。这样才筋道,而且不会把汤汁渗进包子皮。然后,切下一小块面,在烧红的火叉上烙一烙,闻闻面香,看兑碱兑的合适不合适。其实师傅们调馅兑碱都已很有经验,准保咸淡适中,酸碱合度,不会有差。但是胡老二还是每天要视验一下,方才放心。然后,就坐下来和师傅们一同擀皮子、刮馅儿、包包子、烧麦、蒸饺……(他是学过这行手艺的,是城里最大的茶馆小蓬莱出身)茶馆的案子都是比较矮的,他一坐下,就好像短了半截。如意楼做点心的有三个人,连胡老二自己,四个。胡二老板坐在靠外的一张矮板凳上,为的是有熟客来时,好欠起屁股来打个招呼:“您来啦!您请楼上坐!”客人点点头,就一步一步登上了楼梯。
  胡老二在东街不算是财主,他自己总是很谦虚地说他的买卖本小利微,经不起风雨。他和开布店的、开药店的、开酱园的、开南货店的、开棉席店的……自然不能相比。他既是财东,又是要手艺的。他穿短衣时多,很少有穿了长衫,摇着扇子从街上走的时候。但是大家都知道他手里很足实,这些年正走旺字。屋里有金银,外面有戥秤。他一天卖了多少笼包子,下多少本,看多少利,本街的人是算得出来的。“如意楼”这块招牌不大,但是很亮堂。招牌下面缀着一个红布条,迎风飘摆。
  相形之下,对面的得意楼就显得颇为暗淡。如意楼高朋满座,得意楼茶客不多。上得意楼的多是上城完粮的小乡绅、住在五湖居客栈外地人,本街的茶客少。有些是上了如意楼楼上一看,没有空座,才改主意上对面的。其实两家卖的东西差不多,但是大家都爱上如意楼,不爱上得意楼。这真是没有办法的事。
  得意楼的老板吴老二有四十多了,是个细高条儿,疏眉细眼。他自己不会做点心的手艺,整天只是坐在帐桌边写帐,——其实茶馆是没有多少帐好写的。见有人来,必起身为礼:“楼上请!”然后扬声吆喝:“上来×位!”这是招呼楼上的跑堂的。他倒是穿长衫的。帐桌上放着一包哈德门香烟,不时点火抽一根,蹙着眉头想心事。
  得意楼年年亏本,混不下去了。吴老二只好改弦更张,另辟蹊径。他把原来做包点的师傅辞了,请了一个厨子,茶馆改酒馆。旧店新开,不换招牌,还叫做得意楼。开张三天,半卖半送。鸡鸭鱼肉,煎炒烹炸,面饭两便,气象一新。同街店铺送了大红对子,道喜兼来尝新的络绎不绝,颇为热闹。过了不到二十天,就又冷落下来了。门前的桌案上摆了几盘煎熟了的鱼,看样子都不怎么新鲜。灶上的铁钩上挂了两只鸡,颜色灰白。纱厨里的猪肝、腰子,全都瘪塌塌地摊在盘子里。吴老二脱去了长衫,穿了短袄,系了一条白布围裙,从老板降格成了跑堂的了。他肩上搭了一条抹布,围裙的腰里别了一把筷子。——这不知是一种什么规矩,酒馆的跑堂的要把筷子别在腰里。这种规矩,别处似少见。他脚上有脚垫,又是“跺趾”——脚趾头摞着,走路不利索。他就这样一拐一拧地招呼座客。面色黄白,两眼无神,好像害了一种什么不易治疗的慢性病。
  得意楼酒馆看来又要开不下去。一街的人都预言,用不了多久,就会关张的。
  吴老二蹙着眉头想:我怎么就这么不走运呢?
  他不知道,他的买卖开不好,原因就是他的精神萎靡。他老是这么拖拖沓沓,没精打采,吃茶吃饭的顾客,一看见他的呆滞的目光,就倒了胃口了。
  一个人要兴旺发达,得有那么一点精气神。

             一九八五年七月上旬作桥边小说三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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