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餐厅里的服务员许兴丽对老板林百惠说：“我妹妹下来了。” 林百惠一下子没理解：“下来了？从，从哪儿？” 许兴丽说：“从老家呀。” 林百惠这才明白过来。许兴丽的老家在张家口一带，他们那儿的人大概说话时心目中总有张地图，所以就管上北京叫做“下来”。许兴丽前几天就念叨过“我妹妹要下来，要下来”，当时林百惠也问过这是什么意思，但转眼就忘了。 餐厅里的员工从哪儿来的都有，因此也就说什么话的都有。有个从东北来的女服务员，第一天上班，客人向她要醋，她说：“您稍等，我给您求去。”这里的“求”读三声。 办餐厅有很多麻烦事，时常令林百惠心情不好。林百惠又比较自律，知道自己不能无端向服务员们发火，因此纠正方言就成了她转移焦虑的手段。她一不高兴，就板起脸来，告诉服务员这不能说那不能说，像个指桑骂槐的老年家庭妇女。其实林百惠才三十来岁，过去是个老师。她过去的职业给她留下了纠正方言推广普通话的习惯，也给她留下了虚伪。 凡虚伪的人都站在矛盾的位置上：他们既要控制别人，手中又没有强权。林百惠明白这一点，所以她也想摆脱虚伪的枷锁。她现在是老板了，按她过去根据道听途说得来的对老板的理解，那简直就是个土皇帝，看谁不顺眼就可以辞谁。餐厅虽小，舍我谁大？真当上老板才发现：虽然在这小小的餐厅里自己是位置最高的人，但却还得受规律的制约。如果她因为服务员不讲普通话就将其辞退，她就将面临没有服务员可雇的局面。也就是说，要想不虚伪，仅仅是老板还不够，得是造物主才成，要能造出又会讲普通话又能干脏活累活一个月只接受三百块工资的服务员来。只有到了那一步，才不必虚伪。 林百惠因此就只能借纠正方言来发泄她的不满情绪，而服务员们却偏偏是些只认强权的，他们看透了她，知道她不能因为讲方言就把自己解雇，因此不但照说不误，而且还时常会跟她据理力争。比如林百惠痛恨“好爽啊”、“哇噻”之类的话，但服务员们坚持认为这不是方言，他们很清楚自己老家的人并不这么说话。“这不是方言”，他们说：“这是我们在北京学的，是北京话。”说这话时他们还会悄悄地瞥她一眼，那意思是说，你连北京话都不懂，你真的是北京人吗？ 林百惠头脑清楚时就痛斥这些言论，坚决否认它们是北京话。但有时她的思路也会被服务员们拉过去，就会顺着话茬儿说：“北京话怎么了？北京话不等于普通话。”服务员听了这话，更觉得林百惠这人不可思议，出尔反尔，竟然连北京话就是普通话都不承认了。那你让我们跟谁学普通话呢？如果不是跟北京人学，难道还是跟一种看不见摸不着的普通人学吗？林百惠于是失去了威信，至少是在语言方面。 这就是许兴丽和林百惠谈话的大背景。她们谈话的时间是上午十点左右，林百惠刚刚走进餐厅，因此林百惠在当天十点以前的遭遇就成为她们谈话的小背景。 林百惠这天一大早就去工商局办手续，工商局在关东店的一条羊肠小道里面，根本没法停车，林百惠就只得把车停在蓝岛停车场，然后穿过马路，走到关东店。过了马路之后，首先经过的是一片绿地，绿地边上徘徊着一群不三不四的人，手插在兜里，眼睛盯着过往行人。一见到林百惠走过就说：“毕业证买不买？大学大专中专技校自学高考应有尽有。”林百惠觉得挺新鲜，看着这群为生存挣扎的人，愉快地想：我还用从这买毕业证？我可是名校毕业。等她从工商局回来，再次经过那片绿地时，那群人再次围了上来，对着她窃窃私语：“毕业证毕业证。” 这次林百惠心里不舒服了：我怎么成了假毕业证的推销对象了？难道我看上去像一个走投无路要靠假毕业证来混碗饭吃的人吗？她扶了扶自己的眼镜，看准是绿灯，急忙跑过了马路。走到停车场时她幡然醒悟：这全是因为自己刚从工商局碰了壁回来，一副垂头丧气的倒霉样。 这就是她们谈话的小背景。果然林百惠弄明白许兴丽的意思之后，就把脸一板：“说普通话。”许兴丽低下头，做不好意思状：“林姐，我就是学不好北京话。” 她的自我检讨又正好撞到林百惠的枪口上，林百惠顶烦他们把北京话和普通话混为一谈，她反复强调：“我让你们学的是普通话，不是北京话。我并不是拿一种方言压制另一种方言。”林百惠这一代人，在上学时受过民主之风的吹拂，这种影响给她留下的印迹是：她虽不能理解民主的精神实质，但别人如果说她不民主她会脸红，觉得这是一个短处。 林百惠再次语重心长，但许兴丽能听出她压抑着的不耐烦：“普通话不是北京话，北京话也是方言的一种，我让你们说的是普通话。” 许兴丽不辩解了，大概她觉得这个问题太浅显且没有意义，于是问了一个现实的问题：“那我应该怎么说呢？”林百惠示范道：“我妹妹到北京了。” “还没到呢，后天到。” “那就说：我妹妹后天就到北京了。” “哎，我妹妹后天就到北京了。”许兴丽说完，期待地看着林百惠。林百惠称赞道：“好，很好。”然后转身欲走。 许兴丽急了：“林姐，我还没说完呢。” 林百惠又转过身来，这才想起：许兴丽肯定是有事儿找自己，她才不会找自己学说普通话呢，于是问道：“你想说什么？” 许兴丽重又低下头，捏着围裙的一角，做出吞吞吐吐的样子：“我不知道该怎么说。”这时正是上午十点多，刚刚卖完早点，吃中午饭的人又还没来，可以有说话的时间，但因为她们俩刚才已经纠缠了一会儿，就离中午的营业高峰不算太远了。林百惠叹了口气，只好妥协：“好吧，想怎么说就怎么说，用方言也行。” 许兴丽就讲了起来。原来她妹妹小时候精神受过刺激，现在病虽然好了，但是家里人总觉得她的脑子是坏过的，不放心她到外面去。这两年家里的农活越来越少，妹妹越来越大，她自己也就越来越在家里呆不住。两年前她就对家里人扬言：我姐姐一回家我就跟她下去。就为了这句话，连着两个春节家里都没敢让许兴丽回去团聚。 林百惠说：“怪不得。”今年春节前林百惠曾经犹豫要不要连市，当时许兴丽就表示她愿意放弃回家，林百惠很高兴，夸奖了她几句，还许诺给她加班费，许兴丽也很高兴，表示为了餐厅兴旺发达，放弃天伦之乐也在所不惜。因为今天才初十，所以这些事林百惠都还记忆犹新。 许兴丽听林百惠说“怪不得”，大概就明白自己说穿帮了，她也有点儿不好意思。头向一侧略低着。林百惠就想：这有什么不好意思的？这不是很正常吗，难道你真能为了我牺牲你自己，更何况我有什么权利要求你这样做呢？可是餐厅里像许兴丽这样说话的服务员并不在少数。有个安徽来的小男孩干活勤快，手脚麻利，林百惠很喜欢他，想培养他学学烙饼什么的，就问他：“你有什么打算啊？让你去后厅学技术你愿意不愿意？”林百惠本想听到感谢的话，谁知那小男孩子一脸郑重地说：“让我干什么我就干什么，我要把我的一切都献给餐厅。”把林百惠吓了一大跳。 这时林百惠看许兴丽不好意思的样子，就有意逗逗她，于是问：“既然是这样，那你干嘛说那样的话呢？”谁知许兴丽倒换了一副理直气壮的表情，梗着脖子说：“你不是让我们都说北京话吗？” 林百惠心想：别逗了，你们家乡的方言里没有表达谄媚和虚伪的句式？转念一想，就是有，自己也未必听得懂，所以许兴丽未必没有道理。她于是把这个兴趣打住，转移到眼前的情景中来：许兴丽跟自己说妹妹的事又是为了什么呢？她就又看了许兴丽一眼，发现她虽低着头，却也不时抬眼看看自己。这是林百惠第一次观察许兴丽。许兴丽长得很有特点，她有两个大大的高耸的脸蛋，脸蛋的位置十分靠上，使得她的眼睛被挤成很细的两条缝。林百惠从来没有注意过她的眼睛，总是一看到她的脸蛋，视线就收了回去，这是因为看到她的眼睛有一定困难，而林百惠又懒得去克服。今天才突然发现，这许兴丽长得十分辩证：当你只看到她的脸蛋时，你会觉得她的脑子很迟钝，因为那部分肌肉在脸上似乎是多余的，人身上一旦有多余的部分，就会使旁人产生这个人不敏捷的印象。可是一旦当你注意到了她的细眼睛，你又会觉得她很机警。很多服务员都给人这种模棱两可的印象，让你说不出她到底是聪明还是傻，这个许兴丽不过是在相貌上直接地典型地把这一特征表现出来罢了。 林百惠的好奇心被勾引了出来，于是问：“现在你没回去，她自己一个人也要下来？” 许兴丽说：“是，我爸要是在家，说话也还算数，现在我爸也下来了，家里没人管得了她。她就非要下来不可。” 林百惠又问：“那你爸在哪儿上班？” 许兴丽说：“就在这儿附近扫马路。”林百惠说：“怎么你们一家人全在这儿附近？”许兴丽笑了：“我们一村人都在这儿附近。”然后她就问林百惠：“林姐，能不能让二丽在咱们餐厅干？” 这才是许兴丽要说的正事。林百惠想了想，就说不行，餐厅里不能有亲戚关系。许兴丽说：“那让她在分店干行不行？” 分店倒是正缺人，但是她行吗？许兴丽说：“她其实没问题，能吃苦能受累。她就是不能受气，受了气就要犯病。”林百惠听了就哈哈地乐了起来，她想起自己在工商局碰的一鼻子灰，真希望自己也能得这么一种病，一生了气就犯病，连打人带骂人，还不用负任何责任。林百惠乐得有点儿神经质，许兴丽就傻了，直瞪瞪地望着她，林百惠乐完了，发觉自己有点儿失态，于是绷起了脸，用一种在许兴丽听来是严肃在她自己却是出于调侃的语调说：“这倒真是个好毛病。” 林百惠记得初十那天的上午她和许兴丽就聊到这儿，然后就临近中午的营业高峰了。她不记得她给过许兴丽什么承诺，但许兴丽却不这么想，按她的理解，林百惠对二丽的评价是：这不算一种病，就算病，也是一种挺好的病。她觉得自己成功地向林百惠推荐了二丽，林百惠挺喜欢她妹妹。 这一误解给林百惠带来了麻烦，这几乎可以说全都是林百惠的错。她整天和打工妹打交道，却还是不理解她们的表达方式。她们只能接受简洁明确的语言。而林百惠这种似是而非的话，在她们听来是过于北京了。她们只得从中抽取自己听得懂的部分，做简洁明确的处理。 第二天就是农历正月十一，已经有大批的民工涌入北京了。只要餐厅一贴上招聘启事，马上就会有人上门求见。林百惠是第一年开餐厅，还没经历过这种场面。她的经理却是老于此道。这经理姓马，是个二十岁出头的四川小伙子，虽然年纪不大，管理的经验却不少。那天他用黄纸写了招聘启事，刚贴在玻璃窗上，也就二十来分钟，穿着城管监察制服的人就跑了过来，将其训斥了一番，令其揭下。等林百惠到餐厅的时候，服务员正用力地擦玻璃上被胶水粘住的纸屑。林百惠问小马：“不让贴怎么招人？”小马得意地说：“已经有四个来面试的了，一会儿还会有。”果然，当天晚上下班前，小马就把人员补充齐了，还富余几个，小马就把她们送到了分店。 林百惠得知这一消息时，她已经开车走在了回家的路上，挂上手机，她不禁有些得意，她觉得让小马来当经理是她整个经营生涯中最为成功的一件事。小马在很多方面都富有经验，比自己强得多。单就才能来说，他完全可以当一个老板，管一个中型餐厅。不过，他自己开的餐厅却失败了。林百惠这时不禁想：他自己的餐厅为什么失败呢？想来想去也没什么答案，于是宽慰自己说：管他呢，总之他的失败是件好事。他要是不失败，怎么会到我这儿来求职呢？林百惠像一切幸福的人一样，懒得去追寻幸福的原因。 第二天，是春节以后最暖和的一天，而且没有风。林百惠开车上班，一路上开着车窗，心情很好。这里还有一个更大的背景需要介绍：那就是自元旦以后，北京市开始实行比美国还严格的尾气排放标准了。把这个标准跟美国的比较，是林百惠个人的心理活动，报纸上并没有这样宣传过。林百惠在美国呆过两年，对那里的蓝天白云印象极深，但她回国以后就几乎把蓝天白云之类全忘了。她的很多朋友都在美国，他们的共同点是：一下飞机就抱怨北京空气的恶劣。林百惠觉得这终归是看客的心理，因为他们抱怨完了还是要回美国的。她自己回国时就已经打定主意要在国内干一番事业，所以她虽然也皱眉头，但绝不抱怨。她的解脱方式是：把对美国的印象从脑海中赶出去。但是今年元旦以前，她从报纸上读到，北京也要控制尾气了，她一看那些控制措施，心里油然而生这样的念头：这标准竟比洛杉矶的还严格呢。这意味着那被她遗忘的蓝天白云又出现在了她的眼前。 于是这天早晨，她一路上都开着车窗，享受着早春的清冽的空气，但就在她离餐厅只差一个右拐弯的时候，前面的一辆公共汽车突然启动，排出一股浓黑的烟。刹那间林百惠误以为自己回到了大自然。她记起小时候看过的书，里面有墨斗鱼放出墨汁来困扰天敌的描述，但是林百惠已经二十多年不看这种书了，因此这时就怎么也想不起那到底是童话书还是科学书了。林百惠一边感叹终究是上了年纪一边猛打轮，想冲出黑幕。不想动作过猛顾前不顾后，随即就听到清脆的一声。回头一看，原来是右侧一辆三轮车要直行，车上有一把大铁锹伸出来，正撞在林百惠的右后侧玻璃上。 骑三轮车的人赶紧跳下来，林百惠也停了车，探出脑袋去。刹那间的工夫他们周围就围上一圈看热闹的人，但实际上他们双方都没有损失。林百惠说了一声“对不起。”那人就客气地说：“您走吧，林老板。”林百惠一愣，周围的人也很吃惊，那人就解释说：“我闺女就在您店里干活。”林百惠这才发现他的相貌也很有特点，也是两个鼓鼓的脸蛋儿，于是想：这大概就是许兴丽的爸？ 林百惠又说了声对不起，就重新发动汽车，继续打轮，把这个弯完成了。一拐过去，马路对面就是林百惠的餐厅，远远地林百惠就看到餐厅门口的台阶上站着一个身着鲜红的人。林百惠把车开过去，正对着她停下来，她就低下头来看驾驶室里的林百惠，还冲着她笑。这种无缘无故的笑使林百惠判断出这是一个农村女孩儿，当然她的判断还包括她的衣服，远看她穿着一身红，近看衣服和裤子不是同一种红。另外还因为她的脸蛋儿也是鼓鼓的，一笑眼睛就没了，这使林百惠直接就得出这是许兴丽家族里的人的判断，至少也是她村里的人。 林百惠从车里走出来，拿出背包，锁上车门。这当中又有几个客人走上餐厅的台阶，那女孩儿就转过身去，改冲那几个客人笑，还试图替客人拉开门。她站的位置离门还有一段距离，但她不懂得向前走，而是单单把上身向前倾，腿还立在原地。客人都很诧异，因为她明显地不像是礼仪小姐，但她却有一种既笨拙又诚恳的劲头。那几个客人进了门还忍不住又回头看了她一眼。 林百惠以为这是小马搞的什么鬼名堂。小马这个人，总体上很聪明，就是有时会出一些馊主意，带出个体小店的味道。林百惠脾气急，这时就在心里骂道：成何体统，这是快餐厅，又不是火车站上兼搞三陪的场所。她于是快步走进餐厅，大喊：“经理呢？”小马不知在哪儿。正在忙着的许兴丽看到她进来，就一指门口：“林姐，那就是二丽。”林百惠恍然大悟：“噢，下来了。” 这时小马从后厅跑了出来，问她什么事儿，林百惠脸一红，把酝酿好了要骂小马的话咽了下去，而是随便说了两件别的事。 眼看客人越来越多，林百惠就走到门口，拍了拍二丽的肩膀，二丽转过身来，很兴奋地看着她，叫道：“林姐。”林百惠冷淡地答应了一句，然后说：“你先进去吧，到你姐的宿舍里呆着，不许出来乱跑。”二丽有点儿不解的样子。林百惠强调了一句：“别出来乱跑，听懂了吗？”二丽这才有了不妙的感觉，低眉顺眼地走进门来，穿过大厅，向后面的宿舍走去。有几个客人回头看她，还有几个熟悉的就跟林百惠开玩笑，说：“你就让她站那儿吧，就当今儿是三月五日。”林百惠就笑了笑，没说什么。 高峰时期林百惠一直在后厅。从前厅不断传来菜单，在后厅的台子上排成一长溜，令林百惠心花怒放。食品做好了，菜单就会被撤下去。渐渐地，菜单越来越少，直到最后一张菜单也被撤走。师傅开始擦汗，林百惠开始感慨：天下没有不散的宴席。 林百惠回到了前厅。刚才人满为患的大厅里现在空空荡荡，只在角落上有一对男女，面对残羹剩饭聊天。林百惠对他们油然而生亲切之感，仔细一想，又觉得自己有立场错误。这些潮水般涌来然后又迅速离开的人们才是为了吃而来这里，只有这些意不在吃的人才会留下来。自己作为一个餐馆老板，理应对来吃饭人的更有好感才是。 像这样的立场错误林百惠时常犯，犯过之后才醒悟到：自己还是没有完全进入角色。可是一个真正的老板应该是什么样子呢？她环顾四周，并没有楷模在那儿站着。 许兴丽这时悄悄走到她身边，叫了一声：“林姐。”林百惠这才想起她妹妹的事。她正想对许兴丽说：别让你妹站在门口，兴丽抢先说：“什么时候让二丽去分店？”林百惠没注意到兴丽的话里有前提：那就是她已经认为分店收下了二丽，什么时候去只是个时间问题，林百惠只是说：“分店现在不缺人了，一个星期前马经理就把人都招齐了。”兴丽的目光中突然就出现了一种尖锐的东西。林百惠看出了她的不满，但她挺纳闷：我一个老板还做不了这个主？ 兴丽有些气愤，但她表现出来的只是一副沉默执拗的表情，也不看林百惠。林百惠本想批评她几句，这时倒有些不知所措，只好劝她说：“现在到处都招人，你让她上旁边试试。”旁边也是一家饭店。许兴丽梗着脖子，对林百惠的建议爱理不理，因为她清楚地记得林百惠答应过不会嫌弃二丽。林百惠说过的那句过于北京的话，经过她的分解组合，变成了：“那是一种容易好的毛病。”可是你听听她现在说什么，现在她居然想把二丽推到别人家去。许兴丽想：你算什么老板，说话不算数。她这时连旧账都翻了出来，就想起林百惠一会儿让她们说北京话，一会儿又连说北京话也不行。她的心有些灰暗了，觉得面前这个人说话不算数是从来如此。 林百惠又说：“现在找工作挺容易的，你看咱们餐厅，一下子就招了五个。别的餐厅想必也一样。”兴丽没理她，脸上一副做梦的表情：“呆会儿再说吧，现在她正睡觉。”林百惠就说：“刚下了火车，很累吧？”兴丽转而从梦中醒来：“累是有一点儿，不过要是现在让她上班，她也能上。”林百惠就想起二丽给客人开门的身影，那确实是一点儿也没有流露出疲倦。 兴丽下了班，也回了宿舍。林百惠刚想走，又想起有几件事要和小马交待一下，可是这时小马出去买菜了。林百惠就拿出一份报纸，坐在窗边的一张椅子上看起来。她虽当了老板，但是以前上班时的习惯没改，动不动就拿出报纸，沏上一杯茶。 她看报纸是漫无目的的，她只是喜欢阅读一行一行的文字，世界一落到文字上，就变得简洁明了。从这个意义上说，林百惠和服务员们对陌生的东西有着同样的理解力，她们都喜欢对自己不能理解的东西做简单明确的处理。 无论如何，在阅读中消磨时间还是令人愉快的。初春的天空变幻莫测，刚才还是晴朗朗的，一会儿就飘过来大朵大朵的云，透过玻璃窗，将阴影投在林百惠面前的报纸上。林百惠一头扎进报纸里，对于光线的变化毫无察觉，她只觉得眼睛比刚才更舒服了，越看越惬意。 猛然间，林百惠觉得有人在观察她。她抬起头，就看到二丽从宿舍蹑手蹑脚地走出来。二丽是在运动中观察着林百惠这边的动静，这就使她显得像个小动物，而林百惠则是她的天敌。林百惠心里觉得好笑：二丽显然不知道，我是一心想放她出去呢。她用报纸挡住脸，用眼角的左侧余光瞟着二丽，发现她走路的姿势很有趣，上身不动，腿向前伸，眼睛盯着林百惠，一脚一脚地试探着走。林百惠在电视上看过一些晚会，那些晚会上的舞蹈演员经常用这样的身体语言描写村姑。林百惠一直以为那不过是出于想象，现在看来还是有生活基础的。林百惠下了这个结论，就把目光完全回收到报纸上来。 她看了几行，出于好奇还是再次抬起了头，这下她吃了一惊，因为她发现二丽已经站在她右侧身边了。二丽发现自己惊动了林百惠，脸上也是一副受惊的样子。她们中间其实隔着一扇玻璃窗，一个在室内一个在室外，林百惠把手里的报纸一抖，报纸的一半扫到窗玻璃上，被折弯了回来。二丽也终于发现了玻璃的存在，她确信林百惠不会伤害到自己，于是笑了。 在下午柔和的光线下，林百惠发现二丽长得比兴丽漂亮。当然，这个印象很笼统，具体来说，二丽虽也有鼓鼓的脸蛋，但脸蛋位置合适，既不妨碍她的眼睛，又使她的脸显得饱满。她看起来确实如兴丽所说，是被娇生惯养过的，脸上的皮肤白里透红，显示出她没有经过风吹雨打。薄薄的皮肤绷着鼓鼓的脸蛋，用句武侠小说上常说的话，简直是吹弹得破。林百惠想：看来这二丽不是干活儿的料。同样是鼓鼓的脸蛋，长在兴丽的脸上，就让你觉得她能把一切委屈都埋起来，忍下去，长在二丽脸上，就让你觉得轻轻一击就破了。 林百惠也冲着二丽笑了一下。她虽对服务员很吝惜笑容，但对从内心深处认定与自己无关的人，总是会随时笑开去。 二丽又笑了一下，然后就转过身去，走下餐厅门口的台阶。林百惠发现她脑后别了一支红花，这样她的身上就出现了第三种红。这个一身鲜红且头戴红花的姑娘就这样走下了台阶，走到了马路牙子上。她这身装扮虽然离近了不好看，可是一旦变成街上的风景就又是另一回事了。她成了街上的一个亮点，不由地吸引着林百惠的目光。 这个店临街的一面是四个玻璃窗，每个窗子的长宽比例都差不多是宽银幕的比例，林百惠的眼睛就像是一个长镜头，追踪着二丽的身影，从窗子的一侧走到另一侧，走出这扇窗子，就像走出这个镜头，随后就进入下一个镜头。 林百惠追踪着二丽的身影，同时也观察到了这条街。以前总是一眼望出去，把所有看到的现实都通通承认了下来。现在二丽像个卷轴，把这幅长卷一点一点地展开了，使得林百惠看到的景象有了时间顺序。在第一个镜头里，她看到了砖楼，外面镶着抗地震的箍，然后看到一座塔楼。在第二个镜头里，她先看到一座塔楼，然后看到一个商场。在第三个镜头里，她看到许多行人，这些行人向第二个镜头走去。林百惠的视线顺着他们的方向回到商场。等她想找二丽时，二丽已经到了第四个镜头，并且马上就要走出这最后的镜头了。 林百惠想：她大概是去找她的父亲了，但愿她一切顺利，能在别的地方找到工作。 接下来就是晚上的营业高峰，高峰还没过去，许兴丽就凑过来对林百惠说：“林姐，我一下子也没时间帮二丽找工作，你让她在这儿住两天行么？”林百惠说：“餐厅不是有规定吗？宿舍里不能留宿外人。”许兴丽说：“餐厅有规定吗？我怎么不知道？”林百惠一下子也拿不准餐厅里到底有没有这条规定。规章制度她倒是写了好几页，但是她自己也不能全记住，于是就说：“你爸爸不是在这儿吗？”她说：“他们十几个人住一间大工棚，四下漏风，再说里面都是男的，也没法儿管二丽。”林百惠就只好说：“那就先这样吧。” 她回到办公室，查了一下餐厅的员工须知，才发现真的没有不得留宿亲友的规定。林百惠不禁气恼起来。她知道又是自己的过错，近来她常常把自己想做的事当成已经做过的事。但事已至此，无论如何现在添加规定也是不妥的，这显得她是随心所欲，拿规定来压人。她总得等二丽走了，再加这条规定，然后永不许外人留宿。 林百惠虽为二丽的事不满，但她不可能总记着这件事，毕竟她还有其他很多事要处理，再加上林百惠并不是每时每刻都在餐厅里呆着，二丽又怕她，一见到她来就躲起来，所以接下来的几天里，林百惠就没看到二丽，没看到她，也就自然地忘了她。 有一天，林百惠开车正走在路上，小马拨通了她的手机，慌里慌张地说店里出事儿了，小马的声音里透着又急又怕，林百惠就想当然地以为是有流氓来闹事儿，于是就说：“赶快打110。”小马说：“来的就是警察。”林百惠听着好笑：“警察来了你怕什么？”但小马还是害怕，说：“反正你快来吧，我应付不了。” 林百惠想：该不会是小马以前犯过什么事儿，现在警察追到店里来了吧？她只好取消原计划直奔店里，一路上还盘算着见了警察说什么，当然首先得说自己对小马的过去一无所知。这倒并不是托辞，这是实情。想着想着，就该右拐弯了，拐弯时又被公共汽车吐出的黑雾罩住。林百惠这次不敢猛打轮，就只好减了速。本来为了拐弯，速度就已经减得很低了，因此在等待黑雾散去的一瞬间，她感觉到自己的车像一条在湍急的河流中突然失去了动力的一条船。从外表上看不出来，别人都以为这条船还在动，只有掌舵的那个人知道，现在这条船是不能想去哪儿就到哪儿的。 好在这种感觉很短暂，黑雾一散，什么事儿都没有，还是朗朗乾坤。拐完这个弯，就到了店门前。林百惠下车一看，什么事儿都没有，服务员擦玻璃的擦玻璃，扫门口的扫门口，一派祥和气氛，并没有小马语气中透露出的那种恐慌。进了店门，大厅里的显要位置上倒确实坐着一个警察，正在用一次性纸杯喝茶。 林百惠快步迎上去表示问候，说明自己是这个店的老板，正在外边办事，听说您来检查工作，所以急忙赶回来。那警察三十多岁，微胖，脸上很白净，听林百惠说完这一套就又喝了一口茶，然后把杯子放下，点起一支烟，这才开口问道：“你是哪儿的？” 林百惠一时不知道怎么回答，想了想就说：“我就是这店里的。”那警察听了这不着边际的话，也没说什么，就从包里拿出一个笔记本，问道：“你店里一共有多少人？”林百惠说：“大概18个。”那警察问：“你不是老板吗？怎么连人数都说不清？”林百惠说：“我并不常来，日常管理都是由经理负责，要不我把经理给叫出来？”那警察一挥手，烟灰从手中抖落：“不用了，经理我已经见过了。” 林百惠听他这么说，知道自己多虑了，并不是小马犯了什么事。但是警察在本上记下18这个数字之后，又严厉地问林百惠：“暂住证都办了吗？”林百惠犹豫着说：“大概都办了吧。”她记得自己嘱咐过小马，让他办暂住证，但因为这是一件要交钱才能办的事，所以她虽嘱咐过，却没有认真去催，现在猛地问起来，她也拿不准了，于是她环顾四周，找了个离自己最近的服务员：“去把马经理叫来。”服务员应声而去。 那警察却摆摆手，想必他在林百惠到来之前就已经问过小马了，这时就在本上写个“无”，然后站起身，对林百惠说：“今天先不罚你了，下星期我还来检查，如果暂住证还没齐就得按制度办事，该罚就罚。”林百惠点头不迭：“是，是。”她在这类事上总是反应迟钝，这时还没意识到小马是有意躲起来的。她回头看了一眼办公室的方向，警察都已经下了门前的台阶，她还天真地希望小马出现，手里捧着一摞暂住证。 小马出现的时候，警察的身影已经不见了。林百惠责怪小马：“你上哪儿去了？暂住证呢？”小马说：“还没办。”林百惠有点儿气恼，说：“不是早就让你办了吗？怎么还拖着？”小马有点儿委屈，没说话，他心想：“还不是想给你省点儿钱吗？”林百惠看出了他的想法，口气就有所缓和，再想想他被吓成语无伦次的样子，就又问：“没办就没办呗，你也用不着那么慌，他还能把你抓起来怎么着？”小马心有余悸地说：“林姐，你不知道，他好凶啊。”林百惠说：“他怎么凶了？他挺和气的嘛。”小马用怀疑的眼神望着她，没说话。餐厅里的员工经常怀疑林百惠的判断力，林百惠也同样怀疑他们的。 说到暂住证，小马忽然问起：许兴丽的妹妹算怎么回事？给不给她办？她又不是咱们的员工，可她天天住在这儿。林百惠很奇怪：“她还没走？”小马也觉得奇怪：“原来你不知道呀？”小马是个忠心耿耿的人，一直觉得二丽在这儿是不妥的，只是许兴丽总是巧妙地做出一种姿态，让小马以为二丽留在这儿是林百惠批准过的。 说完了二丽的事，小马再次向林百惠申诉自己只能管理餐厅内部，不能搞外事。林百惠想：也可能就是因为有这个弱点，所以他自己开餐厅才失败。想到这儿，林百惠也就原谅他了。“那怎么办呢？”林百惠问。“要么你自己管要么聘个公关小姐”。小马向林百惠建议道。林百惠开玩笑说：“你想找个女朋友吧？”小马就笑了。 看看餐厅里没什么事，林百惠就把几个机灵的女孩子找来，问她们谁愿意负责外事，几个女孩子一致摇头，说这事儿我们干不了，得找北京人来干。当说到刚才的那个警察时，她们的口气和小马如出一辙，几乎把他描写成恐怖分子，还有个女孩子苍白着脸说：他就要掏出手铐把小马抓走了。林百惠根本不信，让她们描述手铐什么样，她们也说不出来。这更证明她们纯属一惊一乍，想象力过于丰富。 林百惠于是把这事儿搁下。她这天为了采购，起了个大早去岳各庄，结果什么都没买成就被小马叫回来了，现在虽然正是中午高峰期，但她已经有点儿坚持不住了。一方面是困，另一方面也是由于沮丧带来的疲惫。她于是来到宿舍，随便找了张床准备休息一会儿。这个餐厅里的午餐时间是一天中最忙的，所以宿舍里空无一人。林百惠径直走到最靠里的一张床边，躺在下铺上。 她放下蚊帐，开始闭着眼睛养神，过了一会儿，竟真的睡着了。睡了不知多久，她感觉到床开始摇晃，并且发出吱吱嘎嘎的声音。好像是有个人要上床或下床弄出的动静。林百惠不情愿地从睡梦中醒过来，在半睡半醒中想起了服务员曾经抱怨床的质量不好，当时她还不以为然，因为这床和她大学时睡的床看起来没什么不同，现在她终于体会到了，质量的确是不好。她有些恼火，想到餐厅的事真是麻烦，每一件小事想不到，都会出现问题。她的沮丧越发严重，于是翻了个身，脸冲里，想继续睡过去。那个人似乎体会到了林百惠的心情，不想过分惊扰她，因此每个动作的幅度都很小，并且动作与动作之间有较长的间隙。她每动一下，床就先剧烈地摇晃一下，然后她就停住了，床就开始凭着惯性来回振荡，振幅越来越小，床越来越平静，等林百惠差不多完全感觉不到，因此准备重入梦乡时，床就再次突然地剧烈地晃一下。这样反复几次，终于把林百惠完全弄醒了。 林百惠睁开眼，头上是一张床板，一条腿从床板上伸了下来，正在林百惠眼前的蚊帐外晃荡着，似乎是举棋不定，不知该踩在哪儿。林百惠没好气地说：“快点儿下来吧。”那条腿才试探着踩在她躺着的下铺上，随后另一条腿也伸了下来。林百惠忽然就想到“下来了”这个词。那人整个儿都站到了地上，原来真是二丽。 林百惠睡醒了，中午的营业高峰也已经快过去了，她有点气自己怎么那么懒。她这人就这样，事情被耽误了之后总要责备自己，但困了累了的时候，总还是要先选择休息。这时她从宿舍里出来，脸上就很不好看，服务员不知她是在冲谁生气，都尽量躲着她。 林百惠挑剔的目光在餐厅里扫了一遍，餐厅里空空荡荡的，没什么可看，但是透过玻璃窗，她看到一个墩墩实实的男人，正抱着胳膊站在窗外，向餐厅里边观望着。 那男人是隔壁饭庄的老板，他发现林百惠在看他，也就冲林百惠招招手，林百惠不知他有什么事，就走了出去。这老板嬉皮笑脸地走过来，对她说：“大姐，生意不错啊。”林百惠说：“还凑合。” 林百惠面前的这个老板，和影视剧里经常出现的老板差不多：方面大耳，理着一个寸头，身材健硕。除了长相之外，这人的其他特点就不知是不是标准的老板作为了。他好像不管自己餐厅的事，当然也许人家是四两拨千斤，举重若轻。他的爱好就是到别人的餐厅里转。林百惠刚开业的时候，他一天三顿都在林百惠的餐厅里吃。看到餐厅里有苍蝇，他就喊：“小姐，把你们的苍蝇拍拿来给我使使。”诸如此类。平心而论，有人挑毛病对林百惠来说应该是件好事，林百惠也是知错就改的人，但是她改了错，却并不感谢他，而是一百个烦他。这大概也就是人性的弱点吧。 林百惠看到他，笑眯眯地说了声：“好久不见”之后，就惴惴不安地想：又有什么毛病了？那人煞有介事地问：“你是想认真赚钱哪，还是在家呆烦了想找个事儿做。”林百惠说：“我就是在家呆烦了想找个事儿做，但是已经做了，谁也不想赔钱。”他说：“你要是想赚钱，就得整天呆在这儿，一天只来十分钟，餐厅乱成什么样你都不知道。”林百惠想到自己在营业高峰睡懒觉的事儿，不禁脸一红，嘴上继续问：“怎么了？”那人一撇嘴：“哎哟，你可不知道，可不像话哪。”林百惠说：“到底怎么了？”他就说：“天天门口站个土不土洋不洋的丫头，像什么话呀，待会儿派出所该上你这儿扫黄了。” 林百惠知道是说二丽，心中气恼，但嘴上不服输：“不就是在门口站着吗？门口站着碍扫黄的事儿了？我这里又没有包间。”林百惠心想：你那里才有包间呢，整天坐着几个漂亮小姐，没事儿就坐在玻璃窗前望大街，谁知道干些什么勾当。 那人听林百惠这么说，更加高兴，说：“原来你知道呀？我看她那么不得体，还以为是背着你别人安排的呢。听说你原来是老师？不像你们文化人的风格呀。”原来他在这儿抖包袱，气得林百惠直翻白眼。 林百惠抬头一看，许兴丽正隔着玻璃向这边张望，手里拿着一块抹布。林百惠推门进去，许兴丽就侧过身来向她打招呼。玻璃窗外那个老板还没走，站在那里笑嘻嘻地看着她们。林百惠说：“快点儿给你妹妹找个事儿吧。”许兴丽就作出无奈的样子说：“林姐，你就让分店收下她吧，洗碗，扫地，干什么都行。”林百惠说：“我不是跟你说了吗，分店现在不缺人。”她一指窗外站着的那个汉子，说：“你让你妹上隔壁去问问，离你也不远，互相照顾。”那家伙看到林百惠指他，愈发搔首弄姿，还冲她们挥挥手，做个再见的表情。许兴丽看了看他的背影说：“他可不行，我打听过了，他都半年没给工人开工资了。”是吗？林百惠心想：这家伙这么有本事，我倒没看出来。许兴丽接着说：“林姐，我就觉得你做人公道，我妹脾气怪，心眼儿也不够使，让她上别的地儿我不放心。” 林百惠早就看出来许兴丽这人特有主见，她认准的事儿，千方百计要干成。绕了这么一大圈，她让她妹妹去分店的主意一点儿没变。林百惠不禁有点儿恼火，觉得自己被员工算计了，但是她这人又禁不住别人吹捧。许兴丽说出了她的一个优点：从不欠员工的工资。其实这算什么优点？可是经许兴丽这么一说，林百惠也就不再推辞，乐滋滋地觉得这真是一个优点了。 林百惠说：“好吧，不过分店可是在大兴。”她说这话是为了提醒许兴丽，分店离得远，不一定能照顾她妹妹，但是许兴丽答非所问：“没关系，大兴也是北京呗。”林百惠当天晚上就把二丽送到了大兴的分店。 解决完二丽的问题，林百惠就着手招了一个下岗工人，四十多岁，文化也不高，说话也并不怎么得体，但她有个优点：什么都不怵。林百惠问她：派出所来人你敢去接待吗？她说这有什么不敢的？谁没报过户口呀？再问她：防疫站来人你能应付吗？她又说谁没见过防疫站呀？我小舅子就是卖消毒柜的。别管她说得沾不沾边，就冲她这信心，林百惠也就把她留下了。 但是餐厅并不是一天到晚总有外事，不办暂住证的时候她也得帮着刷刷碗什么的，因为她不会做别的。即使这样，林百惠给她定的基本工资还比许兴丽们高五十。许兴丽们知道了，就都很不高兴，连小马也明显地表示出不满的情绪。林百惠坦率地说：“你们外地人需要办暂住证和做工证，这两样一年就得五百块钱，如不需要办证，我就把这五百块钱补贴她本人，这不也挺合理吗？”但服务员们还是不服气，故意把累活儿留给那个大姐，那个大姐也不是好惹的，于是屡有冲突发生。一开始，她只是在那儿说说闲话而已：“我是北京人，这能赖我吗？这是爹妈修来的福。”再后来干脆直接骂她们“滚回去”，就像失业的美国人骂抢了他们饭碗的黑人和墨西哥人一样。到了骂人的地步，小马一脸严正地把她开除了，林百惠也不能过分干涉小马，因为规章制度里明确写着不能骂人。 提起规章制度，林百惠就突然想起不能留宿外人这一条。二丽也走了，正好应该让小马把这条加上。小马接受了修订规章制度的任务，但他觉得“外人”这个词不好，容易让人联想成“外地人”，于是就写成：“不能留宿一切人，包括北京人和外地人。”林百惠也没纠正他，意思到了就行，这点儿自主权小马还是应该拥有的。再说了，这规章制度毕竟是写给服务员们看的，没准儿小马的措辞他们更能理解。 日子一天一天地过去，餐厅时好时坏，总是围绕着一个水平线上下浮动。不过在这个过程里，林百惠跟小马学到很多东西。比如林百惠每次发什么通知，都是拿出去复印，发给服务员人手一份。这是她过去在机关工作的习惯，她从没有对这习惯发出过疑问。小马却说根本没必要这样做，他每次发什么通知，都是只在墙上贴一份，然后让大家去抄。他说服务员的脑子都是笨的，必须让他们抄一遍才记得住，而且你发给他们的复印件，他们根本不珍惜。林百惠起初还不信，后来在宿舍看到服务员们用复印的规章制度包瓜子皮，这才信了。从此她经常看到在光线不足的走廊里，服务员们拿着一个本子，抄墙上贴着的各种东西，有时是新制度，有时是通报。他们抬头看几个字，然后低头写几个字，有时还伸出手指去，用手指点着刚才抄到的地方，以免抄串了行。林百惠就想：这是何苦呢？但她不得不佩服小马。 林百惠和小马经常颠倒关系，比如是小马对林百惠说：“钱要一分一分地省。”林百惠非常感谢小马的忠告，从此就向自己的习惯挑战，看看在哪些方面还能省出钱来。一旦有了省钱的愿望，就觉得花钱的事情铺天盖地而来。 这天她正坐在办公室里反思，忽然来了一个中年男子，自我介绍说是街道办事处的，然后掏出工作证、收费许可证和一本发票，一一摆在桌上。 林百惠问：“您有什么事？” 那姓李的男子就说他是来收保洁费的。林百惠问多少钱，他说这得先丈量后计算。计算的原则是：林百惠这店的长度乘以门前马路的宽度，得出一个平方米数，林百惠得按一平方米一块钱的标准交保洁费。 林百惠这才明白，他收的保洁费是针对门前的马路，她于是说：“我还是头一次听说，这扫马路的钱是由马路两侧的商家出。”老李就说：“我这儿有收费许可证和物价局的文件。” 林百惠想：既有文件，还有什么可说的呢？她惟愿这个数目不太大。但是数目多大得取决丈量的结果。这个店的长度不用量了，林百惠心中有数，她不清楚的就是马路的宽度。她天天从这条街上走，从来也没想过目测一下它的宽度。林百惠这时心里直打鼓，不住地想：到底有多宽呢？ 林百惠和老李一起到店外的马路上。老李拿出一盒圈尺，拉出金属片儿包着的卷尺的头儿，然后把金属片紧贴着马路牙子的根部，按在地面上。他做这一切时极有耐心，也不怕麻烦，这更给林百惠一种压力，觉得那个数据一旦产生，必是对自己不利。林百惠拿着尺盒，看看左右没车就过了马路，尺盒像春蚕吐丝一样，在林百惠身后叽里咕噜地把尺子吐了出来，林百惠手中的尺盒越来越轻，心情却越来越沉重。终于到了马路的另一头，林百惠一看手中尺子标出来的数：竟有14米。她的头一下子就大了，不相信似的看了看手中的标记。老李还蹲在马路那端，有涵养地耐心地等待着，一副让事实说话的样子。林百惠忽然想到：自己也应该蹲下，两点之间直线最短嘛，他蹲着我站着，量出了一个直角三角形的斜边，这很不合理。于是她也蹲了下来。她把手按在地上，用手指甲掐着尺子，用尽全身力气把尺子向自己身边拽。可不论她怎么使劲，那尺子总是不肯服服帖帖地绷在路面上，就好像是路面不平一样。正在这时，一辆三轮从林百惠面前经过，把本来高出路面几厘米的尺子碾到了地上。林百惠抬头一看，是辆扫马路的三轮，车后伸出铁锹的长柄。骑车的人对老李打着招呼：“李科长。”老李点头却不说话，气派很大的样子。 三轮碾过以后，尺子又恢复了刚才的长度。林百惠看看手指甲掐住的地方，也不过就比刚站着的时候少了二十厘米，并无本质影响。林百惠站起来，一边过马路，一边飞速计算着，计算的结果是一年得交四千块钱。等她走回到马路这端时，老李也得出了相同的结果。 四千块钱，这对林百惠来说太多了。钱一多得让她心疼，她就开始琢磨这项收费合不合理。他们收起尺子，回到办公室，重新沏上茶水，开始新一轮谈判。 老李满心以为林百惠得跟她讨价还价。他心里也有谱，知道这钱太多了，哪个店也不会乖乖地交上来，所以讨价还价是必不可少的。但是林百惠一坐下来就说：“这项收费不合理，我不能交。”老李就有点儿不耐烦，他心里有几个打折方案，比如他可以说： 我只让你交靠近你这一侧的马路的保洁费，也就是说，把马路宽度除以2，这样就剩下了两千块钱。现在林百惠压根儿否认这项收费的合理性，那他的打折方案就无从谈起。因此他就说：“既然你早就知道不合理，刚才干嘛费那么大劲量马路？” 林百惠一想：也是。她就解释说：刚才量马路无非是想知道到底收多少钱，钱要是少呢，不合理也就交了，钱要是多呢，不合理则不行。 老李说：这不就对了，钱多少是可以商量的。 林百惠没有经验，不知道老李的意思是可以讨价还价，再说四千这个基数太大了，就是打九折还得交四百呢，林百惠连四百都嫌多。所以她还得从根本上否定这项收费，于是说：“这钱我不能交，从来扫马路都是环卫局的事，什么时候变成街道办事处的事了？”老李就说：“你以为我们街道办事处想管这破事？还不是因为环卫局不管这一片。”林百惠就问：“环卫局为什么不管，我找他们去。”老李信口说：“是因为这是新开发的小区，开发商还差一笔钱没交，所以环卫局不管。”这下林百惠得了理：“原来是这样，那我告开发商去不就得了？您等着吧，我把钱给您要回来。”老李这时有点儿沉不住气了，赶紧否认说：“我这也是道听途说，并不确切。”显然他也不愿意把责任说得太明确。 于是林百惠总结道：“甭管确不确切，你已经说出了问题的实质，就是扫马路这事儿是强加在街道办事处的一项负担，您并不愿意扫，而且还赔钱，所以我替您去呼吁，您就等着吧。” 老李的脑子一下被林百惠搞乱了，他就听清了“赔钱”这个词，于是紧紧抓住，说：“没错，我们就是赔钱，我们招谁惹谁了，一年得花几十万呢。刚才碾过尺子的那辆车，你看到了吧，就是我们街道办事处雇的扫马路的人，光是付给他们的工资，提供他们吃住每年就得花去十几万。” 本来这些话林百惠沉默地听着就是了，但偏偏她还要抖机灵，进一步说：“刚才那人我认识，他女儿就在我店里。”老李一愣，这话既可以理解成支持老李的论断，也可以理解成扫马路的成本她很清楚，根本花不了十几万。老李愣了片刻后显然做了后一种理解，镇定地说：“各项费用都有明确的账目，区里每年都派人审计，再说还有其他的花费，你又不总管全局，当然不知道。” 林百惠说反正这钱我不能交，不合理。老李从来都是讨价还价，关于合不合理的讨论不是他的擅长。他有点儿气恼，他很想说：合不合理的问题我压根儿就不跟你讨论，但他又隐约觉得这样说似乎不妥。大概老李在收钱的过程中从未遇到过林百惠这么难缠的，这时他真的有点儿动气了，刚才端出的那副政府工作人员的劲头不见了，代之一种个人化的情绪：“你要是觉得不合理，你早说呀，你干嘛还要费那么大劲量马路？”林百惠说：“量马路主要是为了知道要交多少钱，钱要是少的话，不合理也可以交。”老李斜着眼睛看了林百惠一眼，用一种轻蔑的口吻说：“说白了，还是因为您没挣着钱。” 林百惠听了这话心里别扭，因为这话说得挺对。如果她一开始就认定这是不合理收费，她也就不去丈量马路了。现在知道四千，她才开始要说明这个收费的不合理，这说明四千对她来说是个巨款。林百惠是个有虚荣心的人，大概所有做生意的人都有虚荣心吧。现在她遇到了一个有关虚荣心的悖论，但是四千这个数目迅速战胜了她的虚荣心，她尽量使自己笑得自然：“您说的太对了，要是一百二百我还交得起，四千块钱我实在没有。” 林百惠抛弃虚荣心是第二次。她的第一次哭穷是失败的。去年冬天餐厅里有个服务员对客人态度不好，和客人发生了冲突，正赶上那客人不是善茬儿，有意借故敲诈，非要林百惠赔五百块钱不可。林百惠反复跟他说餐厅没有钱，餐厅经营如何如何的不好。对方却逻辑清楚地说：“你赔你赚和我没关系。现在是你得罪了我，你得赔钱。” 因此林百惠说完四千实在没有之后，就猜测老李会不会也说你赔你赚和我没关系，该交的钱就得交之类。可是老李居然没说，他反倒笑了。看来他很乐意听到林百惠说自己没钱。林百惠抓住机会扩大战果，贯口一般地诉说怎么成本提高，怎么经营不善，怎么利润太低，听得老李眉开眼笑，连说：“好商量好商量，咱北京人，要的就是个说法。” 林百惠这时才感到：当北京人到底还是有点儿好处。 这件事之后林百惠有了点儿变化。她不再把讲理这事儿看得那么认真了。在那之前她对自己有个误解，以为自己爱思考，爱讲理，通过拒交保洁费，她才发现追求合理并不是自己的首要目的，她的首要目的是追求利益。这以前她虽然也算个生意人，可是目的是模糊的。像她这样抱着模糊的目的下海的人并不在少数。就像马拉松比赛开始的时候，一大群人从起跑线出发，什么人都有，有出于好奇来体验生活的，有想试试自己到底有多大能耐的，有想在跑步过程中被人拍照的。跑着跑着，那些目的不纯的人就坚持不下去了，就被淘汰出局了。最后留下的人都是目的单纯的人，是只想在比赛中获胜的人。林百惠现在就成了被留下的那一小撮人，只想赚钱的人。 林百惠提纯了自己的目的之后，许多毛病都自动地改了。比如看报纸，再不看花边新闻，而是看财经信息。纠正方言倒还在继续，但已不是发泄不满的手段。对来餐厅吃饭的客人像春天般温暖，对只坐着聊天的则冷若冰霜。 保洁费的事并没到此为止，还有余波。有一天小马告诉林百惠说：这条街上最大的三家店都没交保洁费，小店倒都交了。小马的结论是：这三家大店的老板都是北京人，收钱的不敢欺负北京人。林百惠不能同意这种看法，她说关键是大店要交得多，钱一多自然就有意见，反倒容易较真。小马坚持自己的看法，林百惠看出了他的情结。小马自己经营餐厅失败，他不肯总结教训，就喜欢把失败的原因归于自己不是北京人上。唉，各人有各人解不开的疙瘩。 林百惠本想指出这一点，但是她现在变了，变得不像以前那样，喜欢指出事物的内在原因和逻辑。相反，她现在经常顺着别人的错误的思路走。她这时做出气愤状，把户口制度批评了一番，说户口制度是中国制度不合理的一个重要根源，凭什么你生在北京就有北京户口呢？完全是血统论嘛。人家美国就没有户口。 林百惠去过美国，有时在餐厅里说着说着就会提到美国怎么样。这时小马就好奇地问：“美国真的没有户口？”林百惠说当然没有，美国人就认钱。你在纽约能找到工作，买得起纽约的房子，你就是纽约居民，你的孩子就上纽约的学校。说到这里，她话锋一转，将小马大大地鼓励了一番，说你在北京大有作为，咱们餐厅就是你的用武之地。不要理会个别人的势利眼，只要你好好工作，在北京有房有车完全是指日可待的事情。 小马情绪高涨起来，表示要为餐厅努力工作，并且一口气提了三四条合理化建议。 过了几天，店里突然来了一个人，自我介绍说是街道办事处的，姓胥。林百惠说您有什么事儿呀？他说我昨天在你这儿吃饭来着，和刘科长坐一桌。林百惠说好好好，您今天再吃点儿什么？他说我就坐刘科长旁边，你把钱还给刘科长的时候我都看着呢。 刘科长是专门负责罚款的，他来吃饭林百惠哪儿敢收钱呀，可服务员并不认识他，一不小心就把钱收了，刘科长人也极随和，竟然就把钱交了。等林百惠进来时看到刘科长，当然就急忙上前去把钱退还给他。 姓胥的提到这事儿，吓了林百惠一跳，以为他是纪检的，但又想：打折优惠总算不上大错，他要纠缠，我就说：巧了，真是巧得不能再巧了！刘科长是我们餐厅的第一万名顾客。我们就是要重奖这一万名顾客。 但他不是纪检的，他说这番话只是没话找话套近乎，他其实是城建的，负责收保洁费。林百惠一下子就想起了老李，于是问：“您和李科长认识？”姓胥的说：“认识，那是我们副科长，收保洁费的事儿我都不亲自去，都让他去。”林百惠说：“这么说您是正科长。”他就笑了笑：“什么科长不科长的，多负点儿责任罢了。” 林百惠一时也不知该换上哪种笑容，就听他说：“有件事儿，还真挺麻烦。” 听口气不像是保洁费的事，林百惠就说：“没关系，您慢慢说。” 说出来，事情其实很简单。胥先生是街道办事处管市容的，他手下有个扫马路的农民工，农民工有个女儿刚从农村来，正在找工作。胥先生昨天来吃饭时，在座的有街道主任，他正想请个保姆。他若干天前在餐厅门口看到过这个农民工的女儿，就要托人去请，但是四下里一打听，才听说农民工人的女儿在大兴找到了工作，那个店的老板也是林百惠。 林百惠说：“你说的就是二丽呀。” 胥科长说：“我们主任对她挺满意，所以我跟你商量一下，能不能让她到我们主任家里去干活？” 林百惠说：“从我的角度来说，这绝对没问题，跟您说实话吧，我那个分店员工还富余呢，我是冲着她姐姐的面子才收下她的，要不她整天在我们门口站着也不像话。”胥科长说：“该给多少钱就给多少钱。”林百惠说：“钱不钱的就跟我没关系了，她又不是球员，我也不收转会费。”看看胥科长脸上并无会心一笑，林百惠知道这玩笑开错了对象，于是说正经的：“您只要让她父亲给他女儿写个条子，我把条子送到大兴去，她看了条子之后就跟我回来。” 胥科长没想到事情这么简单，脸上立刻显出高兴的样子：“那太好了，我现在就让他父亲过来。” 那个脸蛋鼓鼓的中年男子走了进来。林百惠坐在大厅中间，许兴丽正在擦吧台，那个男子站在门口犹豫了一下儿，不知是否该直接向林百惠走来，还是许兴丽打破了沉默，放下手里的抹布，向她父亲招呼着。 林百惠本来以为许兴丽不知道这件事，现在看她的表情，她对这件事是很清楚的。她也可能想装作不知道，无奈她的父亲过于懦弱，所以只好她亲自出马。 许兴丽领着她父亲向林百惠走来。林百惠仔细一看，正是一个月前和她的车相撞的那个人。林百惠就冲着他客气地点了点头，心里却忍不住想笑。对面的是父亲和女儿，其中的遗传关联是一眼就可以看出来的，他们家族的共同的特征就是鼓鼓的脸蛋，但是同样的器官在不同的人身上，就显出明显不同的效果。父亲身材矮小，瘦削，配上鼓鼓的脸蛋，显得有点儿像卡通人物，一个中年却还像卡通人物的人，本身就容易引起别人的轻视。再加上他脸上、手上的皮肤很厚，而且脏，除了脸和手之外，全身都被包在姜黄色的衣裤里面，大约是工作服吧。这个落满灰尘的又皱又旧又滑稽的卡通人站在林百惠面前，显得那么的微不足道，压不住阵脚。 相比之下，女儿就显得出色多了。她穿着餐厅统一发的工作服，但是鞋是自己的，是那种底儿有二寸多厚的款式。她其实很苗条，除了鼓鼓的脸蛋使她显得比实际上要胖以外，那双有着像字典一样厚的底儿的鞋也使她显得站在那里，比父亲分量重。许兴丽这时就向林百惠探过头来，她的脸蛋儿比身上的其他部分走得更远，因此也就更容易显得恳切。 许兴丽首先向林百惠道歉：“林姐真对不起，刚让她去又让她回来。”林百惠本来挺高兴，因为她其实并不愿意留下二丽，现在能有个台阶让二丽走，正是求之不得。她其实觉得这件事挺称她的心，兴丽一道歉她立刻就觉得自己吃了亏，就向许氏父女板起了脸：“就是，当初是谁非要让二丽去分店的？” 许老爷子解释说：“我本来也想这伺候人的活儿不好干，可是这街道主任让去我也不敢说不，是不是？” 林百惠说：“那也不一定，把街道主任哄高兴了，没准儿你能多承包几条马路。” 许老爷子有点儿不好意思：“我确实也有这想法。” 许兴丽瞪了她父亲一眼。 林百惠看到了许兴丽的表情，不知怎么忽然觉得这好像是件对二丽不利的事情，她有点儿担心二丽不肯跟她来，于是她强调说：“你给你女儿写张条子吧。” 他说：“你看我写什么？” 林百惠说：“就写你想说的呗。” “什么是我想说的呢？” 许兴丽不耐烦地插嘴说：“你就写：二丽，我给你另找了一份工作，请你见了条子以后跟林姐回来。” 老子急忙说：“那你写吧。” 林百惠坚决制止道：“不行，就是你爸写。” 兴丽怏怏不乐地说：“林姐，那我去干活儿了。”林百惠说：“你去吧。”兴丽踩着厚底鞋昂首挺胸地走了，留下灰头土脸的卡通人对着纸笔发愣。林百惠想：不管怎么说，父亲总归是父亲。 这个父亲于是就写。林百惠耐心地看着他写完第一遍之后又写了第二遍。写第二遍时他还特意把其中的几个字改成了行书。于是就在一片支棱八翘的好像用劈柴搭起来的字中夹着几个光滑曲折的蛇一样的字。林百惠拿着字条想：这人在农村里大概算是有文化的吧？ 许老爷子看林百惠把条子收起来，就向她千恩万谢，差点儿要给她鞠一躬。林百惠不禁有点儿得意：举手之劳就能赚来别人的感激涕零，很合算嘛。 林百惠又在餐厅里检查了些别的，然后就走出了餐厅。正是乍暖还寒时节，突然一阵风吹过来，林百惠不禁弯了腰，风过后，原来明亮的车顶上覆上了一层土。车不干净也罢了，但是前挡风玻璃不能不干净，否则就影响视野。林百惠又返回餐厅拿了块抹布，准备擦玻璃。 她正擦着，许老爷子又回来了，看到林百惠就说：“谢天谢地您还没走。” 林百惠问：“还有什么事儿？” 老爷子说：“有句话我忘了嘱咐了，要是主任那儿的活儿二丽干不了，您可得让她回大兴。” “什么什么？”林百惠停住了擦车窗的手。 老爷子说：“我是说，万一主任那儿不行，你还得要二丽。” 林百惠说：“你哪儿来的这想法儿？” 老爷子显出惊讶的样子：“不行？” 林百惠说：“您想想这道理，二丽走了，我就得另请别人，假如二丽不满意主任家的活儿，要想回大兴，就得看我与另请的那个人之间是不是互相满意，要是这个人不行呢，才能让二丽回大兴，要是这个人行呢，就没有二丽的位置了，总是有个先来后到吧。”其实林百惠心里清楚，二丽一走，分店的人正合适，一个也不多，她不需要另请人。 老头子瞪着林百惠，她这话包含了太多的条件复句，可能他没听懂。林百惠回身继续擦玻璃，一边擦一边等着他的应对，但是等了半天也没声音，回头一看，人已经不见了。 林百惠擦完一遍玻璃，坐到汽车里，刚想发动汽车，一抬头，发现玻璃上是一道儿一道儿的泥印。刚才用的是湿抹布，玻璃上一片水渍，看不出是不是干净。现在玻璃被吹干了，就显出泥道子来。她只好又走下车，回到后厅去另找一块抹布。这时天气还很凉，她擦着擦着，手就被冻麻了。林百惠其实没经过艰苦劳动的锻炼，这时就又走进餐厅，想找点儿热水。她从后厅出来，端着热水正要向外走，忽然看到许老爷子又回来了，他大概以为林百惠在车里，所以就把脸贴在车窗上向里看。等他发现车里没人的时候，就直起腰，向餐厅里走，他的两块鼓鼓的脸蛋儿上各沾了一小片灰土。 林百惠想，一个受雇于街道扫马路的都这么清闲，可见找工作得上国营单位。眼瞧着老头子就要迈上餐厅的台阶了，她不知怎么忽然感到有些发怵，觉得那鼓鼓的脸蛋儿就是意志和不怕麻烦的物质基础。 她下意识地预感到：他要节外生枝了。但她偏偏鬼使神差地放下手里的热水盆，走到吧台前，伸手抓起了电话。老头子这时已经站在玻璃门外了，正在向里面张望着。他看到林百惠正在打电话，就知趣地停住了脚步。林百惠自己也想不清为什么，就拨通了胥科长的电话，跟他说事情已经妥了，二丽今天晚上就会到主任家去。她一边打一边怀疑这个电话的必要性：她应该打这个电话吗？二丽去不去主任家跟她有多大关系？这无非是二丽辞职另找一份工作，她为什么要去表功呢？ 姓胥的显然很高兴，说了两句“给你添麻烦了”之类的客气话。林百惠还是没有找到答案，可是她发现自己打电话的目的似乎就是要听这些感谢的话，于是稀里糊涂之间，对方的感谢就已经收下了。 她放下电话向门口走去，许老爷子还耐心地等在那里，一见她出了门，就迎上前去，迫不及待说：“我改主意了，我想让二丽留在大兴。” 林百惠说：“为什么？” 他说：“我直接去主任家问了。主任家的活儿不行，不能干，上有八十多岁的老母，下有两岁的孩子。” 林百惠说：“人家要不是有老母和孩子，人家干嘛请保姆呀？” 他说：“我们二丽才十七岁，干不了这种活。” 林百惠说：“餐厅也挺累的。” 老头子说：“我知道，但是二丽不怕累，就是不能受委屈。” 林百惠有些气恼：“那你干嘛不早点儿去问问哪，都答应人家了，才去问条件。” 老头子说：“我原来以为不行还能回餐厅哪，哪知道她这一走你就再也不让她回餐厅了。” 一刹那间，林百惠突然什么都明白了。她本来以为所有那些感谢都是无代价的，原来根本不是这样。许老爷子感谢她是因为他误以为林百惠还会接收二丽，姓胥的感谢她也是因为他觉得林百惠答应了这个无理的要求。这原来并不是一个员工辞职另找工作的问题，这是欺负人。 可是他们怎么凭空会有这种想法呢？林百惠什么时候对他们有过这种承诺呢？ 林百惠皱着眉头，使劲儿回忆，就想起确实姓胥的是说过这种话。当林百惠表示这事儿和她无关的时候，也就是林百惠开那个“转会”的玩笑时，姓胥的确实说过“还得看他们双方的意见，要是他们达不成一致，就还让她回去。” 可是林百惠偏偏把这话忽略了。林百惠以掌击额：“老了，真是老了。”她遇到这样的情况并不是第一次了，她经常按照自己的一厢情愿去体会正在发生着的事情，那些不符合她的意愿的情节就被她忽略了。她完全是在根据自己的体会剪裁事实。可是问题并不这样简单，那些被她忽略了的，却也没有完全从记忆中消失，一旦某种条件成立，她又突然能把事情的真相补充齐全。结果是更增添了她的沮丧。她想：要是彻底老了也就死心了，永远不会承认自己错。现在这样，半老不老的，突然间就明白了过来，发现自己错了，这叫什么事儿呀。 但是她的自责很快就转到别的方面。她这时深深后悔刚才说了不让二丽回大兴的话，她应该什么都不说，把二丽接回来，往老头子手里一塞，到那时她再想回去也晚了。“唉，我真笨，”她在心里骂着自己：“我干嘛要多嘴多舌呢？”她想了想，才觉得刚才是太得意忘形了，以为终于可以把二丽送走。之所以有这种得意，是因为老头子的条子握在自己手里。哪想到他写完条子还会反悔。 她试图最后挣扎：“可是你已经写了条子。” 老头儿却说得十分轻松：“我是写了条子，所以我才来找你，你别把那条子给二丽不就得了。” 林百惠说：“可你已经写了条子。” 老头儿说：“你别给她不就得了？”他热切地望着林百惠，觉得他在要求着一件十分正常的事。林百惠只有骂自己：“我他妈的真是太迷信语言的力量了，我以为一张条子在手，他的女儿就走定了。”老头儿看她没有反应，好像是看透了她的心理，十分豪爽地说：“这有什么，我再写一张。”他说着就飞速地写了一张。林百惠拿过来一看，上面写着：“二丽，在大兴好好干。” 林百惠开车上路的时候，外面已经下起了细细的小雪。尽管老头子又写了张反悔的条子，可是林百惠的决心很坚定，非要把二丽送回来不可。她只是一时想不出什么妥当的借口，因为老头子本人已经不愿意了，她再这样做，就得让事情特别合情合理才成，总不能到了大兴就对二丽说：“我把你辞退了，什么原因你别问。” 她一路上就反复想着该用什么借口。她的思考并不顺利，按说她并不是一个缺乏小计小策的人，这类事应该考虑个三五分钟就够了，但今天路程过半，她还是一筹莫展。她隐隐觉得这事情里有些什么不对的地方，可是她却不能确切地指出到底是哪儿不对。外面太冷了，车窗里面就有了一层哈气，这使得林百惠无法保持清晰的视野，她只好打开冷风，吹着窗子。哈气倒是立刻消失了，但林百惠却被冻得发抖，她于是又把冷风关了。但是过了一会儿，哈气又顽强地出现了。林百惠正犹豫着是不是再打开冷风，突然前面一辆车亮起了刹车灯，林百惠也赶紧踩刹车，但是雪中路滑，刹车距离明显比平时要长。眼看离前面的车越来越近，林百惠不禁吓出一身冷汗。 幸好，就在林百惠要撞上那辆车的一刹那，那辆车又突然起动了，林百惠长出了一口气：我这是怎么了？ 她无法想明白自己到底是怎么了，因为她已经埋葬了自己身上思考问题的能力和反省自我的能力。这能力从前她是有的，尽管也不怎么出色，但到底还是有过的。就像一架国产机床，虽然不怎么精确，但毕竟还是三天两头地开着。工人们也还可以说：“瞧，我们毕竟有一台机床。”现在这架机床是彻底被废弃了，锈死了。 但是，话说回来，有着一台废机床的厂房也还是和空空如也的厂房不一样。林百惠虽不能思考，却还有感觉，她总觉得有什么东西堵在嗓子那儿，使她不能顺畅地呼吸。她使劲儿打了个哈欠，据说打哈欠是缺氧的表现，她靠打哈欠的方式吸足了氧气之后，眼睛里又分泌出了一层薄薄的水雾，就像车窗玻璃上的哈气一样。 二丽的形象就在那层水雾后面浮现了出来，林百惠看不清她的其他部分，只看到她的脸蛋儿若隐若现。她的形象特征使林百惠意识到她一会儿要面对的是一个人。林百惠嘴里念叨着“二丽，二丽”，她一边念念有词，一边就想起了她鼓鼓的脸蛋儿。 但她念着念着，脑子里就只剩下了“二丽”这个词，二丽的形象重新遁入无形。一旦形象没有了，“二丽”这个词就变成了单纯的符号，一旦再次被简化成符号，林百惠就又回到了想对策的程序里。 这一次，策略马上就有了。 等林百惠带着二丽回到店里，天已经快黑了。她让许兴丽去找她爸，自己略有些疲惫地坐在大厅里。二丽什么都不懂的样子，林百惠也懒得理她，二丽就自己站到大门外。陆续走进来的客人中有见过二丽的，都纳闷地看她一眼。二丽好像对这个店有戒备，坚持站在店门口不进来。不进来也好，正表明了这个店和她两不相干。 过了不知多久，许兴丽带着她爸急匆匆地赶来了。林百惠对老爷子说：“你女儿没有身份证，我的店里不能留。你让她到主任家里去吧，派出所不会到主任家里查身份证的。” 老头儿说：“她当然没有身份证，她还不到十八岁。” 林百惠说：“不到十八岁？那我就更不敢收了。” 老头儿张了张嘴，他大概想说：难道你以前不知道二丽不到十八岁吗？但他终于没有说出来，因为他也觉得多说已无意义了。 他们转身走下了台阶，林百惠忽然想起什么：“哎，你的条子。”她从兜里掏出那两张条子，还给了老头儿。 过了几天，兴丽坐在那里哭。林百惠问她怎么了，她也不说，林百惠估计是为了二丽的事。二丽怎么了？林百惠有点儿关心，可是也不想直接问，从哪个方面来讲她都觉得自己没有必要表示出关心。但其实比她更内疚的还是兴丽，一方面这事儿是她为妹妹做的主，毕竟和林百惠没有太大的关系，另一方面她的朝三暮四也使她在林百惠面前有点儿理亏。 林百惠渐渐就看出了兴丽心里的负担，她一旦体会出了兴丽的压力，反而就把自己心里的负担解除了。因此有一天，生意不太忙的时候，她就露出了一副说长道短的架势，拉着兴丽非要问二丽怎么样了。兴丽终于说了实话：二丽的精神病又犯了，已经回老家了。林百惠听了，一个轻浮的玩笑不由自主地流露到了嘴边：“噢，上去了？”她大概是想用方言和兴丽套近乎，这次倒是兴丽听不懂了，她看了林百惠一眼。 兴丽的眼神把林百惠吓了一跳，这是什么样的目光啊？林百惠早就不思考了，变了个头脑简单的人，她的语言能力也就随之退化。她无法描述兴丽的目光给她带来的震撼，她只觉得很不舒服。那目光把一层长久以来罩在她眼前的迷雾刺穿了，直达她内心深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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