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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多多站在亮马河大厦的前廊下，门童问她：“小姐要车吗？”林多多不好意思地一笑，赶紧让出道路，以便让要车的人先走，然后冲着门童的背影说：“我等个人。”正说着，一辆红色的跑车停在她面前，林多多一看车号，正是她要等的。 从车上下来一位三十多岁的女人，她也一眼就看到了林多多穿的夹克。那是一件普通的膨松棉夹克，上面印着“ＸＸ大学”几个字，标出了林多多的身份。林多多和这个女人之间的约会是所谓“盲约会”，亦即双方谁都不认识谁，只由介绍人分别告知对方的一点或几点特征。 女人于是上前问道：“你是林多多吧？”林多多说“是”，然后女人就亲热地拉着她的手，说：“咱们先找个地方坐一会儿，我把这事儿跟你说一下。” 她们于是走进去，在咖啡厅坐下。女人从提包裹拿出一迭材料。她要谈的“这事儿”，其实林多多早已知道了，就是要自己代替她去考一次英语。这是由英国大使馆组织的英语考试， 叫“IELTS”，目前还不象托福那样广为人知，但在申请去英国的签证时它十分有用，尤其是申请移民签证。 林多多正在一所外语学院上三年级。进入三年级以来，班上的同学们就都开始忙碌起来，主要是忙课外的事，或给人当翻译，或替人补习英语等等，目的无非是为了挣钱。在所有这一切挣钱的途径中，却有一个不可思议的途径，那就是替人考试。什么托福、GRE，全都有人需要别人替他/她考。说它不可思议，是因为林多多觉得那些试图逃避考试的人并没有理解考试的意义：他们只以为考试挡了他去国外的路，却不知考试本来是要告诉他有没有去国外生活的可能。因此，林多多认为：与其花时间、精力、金钱去寻求替身，还不如花时间、精力、金钱去自己学好英语。但这样的想法也就是一瞬间的事，接下来，在漫长的时间里，她想得更多的却是另一种不可思议：怎么别人都能找到这样的差使，唯独没轮到我呢？ 转眼之间，第三学年的第一学期就结束了。寒假里，林多多没有回家。她一个人住在空荡荡的宿舍里，也不知道自己在期待什么。忽然有一天，一个陌生人在校园里找到了她，问她是不是英语系的，还问她上几年级，最后问她愿不愿意替人考试。 她当然愿意。她甚至恍然悟到：自己独自坚守在冷清的校园里，为的就是这样一个人的出现。因为放假，学校里没有其他人，所以没有竞争，这个差使便非她莫属了。尽管如此，她还是有点儿害怕，毕竟这是她第一次作不诚实的事，因此她回答起来颇为踌躇。 她仔细端详一下陌生人，他的样子似乎很普通，并不象坏人。关于作这路生意的，校园里有各种各样的传闻。所有的传闻都强调一点：他们是一个严密的组织。一部分人负责找客户，一部分人负责报名手续及伪造身份证，最次要的那部分人才是真正进考场的那些学生。更有人说，连进考场考试的人都得组织起来，因为人多力量大。 比如考GRE，谁也不能保证自己每次都在二千分以上，于是就得分工：有人作词汇，有人作数学，有人作逻辑，另有人在考场外，利用大哥大和ＢＰ机在三种人之间沟通。进入这样的组织毫无疑问意味着风险，林多多虽心向往之，却并不真敢。她从一个偏远小城考入这所北京的著名学府，目前对于她来说，学籍是最重要的。 眼下这个人，却象单枪匹马。这让林多多有些放心。他介绍说：对方是一个女经理， 事业有成，现在想去英国的剑桥读书。万事俱备，只欠一个IELTS成绩。如果林多多能替她考过分数线， 她将给林多多一千块钱作为酬谢。 林多多的戒心在“一千”这个数字面前瓦解了。于是她就让那个人跟她回到宿舍，她自己在抽屉里翻来翻去，翻出一张黑白１照片，这是作身份证用的。陌生人就笑了，说：“你倒挺懂行啊。”这句话拉近了他们两人之间的距离，林多多放松了些，就问了个她刚才在回宿舍的路上一直想问的问题：在她印象中，有钱人出国都是直接交学费拿签证，只有她们这些穷学生才会走考试这条路。她的雇主既是经理，有钱，为何还需要考试成绩呢？陌生人就有些不高兴，说：“别问这么多了。” 现在，女经理一边把有关考试的材料向外掏，林多多一边注视着她。那个被陌生人拒绝的问题重又涌上了她的心头。林多多本是个心直口快的人，这时就忘了陌生人的训斥，直接把那问题问了。女经理笑一笑，和陌生人的反应不同，她显然很爱谈论这件事，她告诉林多多：“我要读的是剑桥的工商管理，这所学校是既要钱，又要成绩的。”林多多就问学费要多少钱，她就说了一个在林多多听来是个天文数字的数字。林多多头一次听说读书还要交这么多钱，不由得悲哀起来。 女经理看来是个善解人意的人，这时就叫了两杯饮料，同时让林多多不要着急，慢慢地看那些材料。林多多也就顺势振作起来，开始阅读。那都是一些考试规则、考试方法等等，与其他考试大同小异。林多多看了十几分钟就看完了。然后女经理就拿出一张表格来。这是考试的申请表，全部是英文，女经理不大看得懂，林多多就一项一项地翻译成中文，然后和她商量该怎么填。 林多多问：“姓名？” 女经理说：“胥雅文”，然后一个字一个字地告诉林多多怎么写。林多多没太在意，反正要填的是拼音，究竟是哪个汉字并没关系。 林多多接着问：“出生年月日？” 女经理说：“1966年7月29日”。 这么说她有30岁了，比自己整整大十岁。林多多不禁抬头看了她一眼，女经理很敏感，笑着问：“你看我象20岁的吗？” 林多多也笑了，说：“重要的是我象不象30岁的。” 下一项是地址，地址自然也要填女经理的。使馆将会把成绩寄给女经理，林多多要这份成绩没有用。 接下来是电话。关于这个问题，她们俩有了小小的分歧。女经理认为应该填林多多的，因为她担心使馆的工作人员会用电话和她联系，如果他们讲英语那她就露馅了。但是林多多却觉得没必要。这种事她经得多了，外行人总对使馆之类的机构有种神秘的畏惧感，但其实即使需要与考生联络，出面的也多是中国职员，不会是英国人。可是女经理还是放心不下，坚持要填林多多的。林多多是在校生，又没有电话，她想了想，就填上了自己的呼机。 填好申请表，女经理就交给她一张身份证。林多多一看这张身份证，不觉吃了一惊。虽然她事先也知道要替人代考，首要条件是对方能造出一张假身份证来，这张假身份证上要贴自己的照片，写对方的名字。但及至这张身份证摆在了她的面前，她仍然不免叹为观止：实在是和真的一样。她惊讶地发现：在她自己的照片旁，清清楚楚写着“胥雅文”三个字。这自然也是她事先应该能够想象得到的，不应该惊讶，可是不见到白纸黑字，总是不能产生如此触目惊心的感觉。 申请表填好了，现在该去报名了。女经理忽然又问：“你带照片了吗？”原来报名表上还需要二张护照相。林多多自然没带。女经理却说没关系，可以到商务中心去照宝丽来。于是她们离开咖啡厅，前往二楼的商务中心。照片很快就出来了，林多多把照片拿在手里，这才看清今天的自己。她平时是不化妆的，只是因为今天要到饭店来，所以才从同宿舍的杜鹃的抽屉里找出口红和眼影，化了一下。现在从照片上看，这竟是自己最漂亮的一次。她有些爱不释手，女经理就在一旁笑着催她：“快在照片背后写上名字吧。”林多多这才醒悟过来，提笔在照片背后写下了“胥雅文”三个字，同时有点儿遗憾。 转眼之间，寒假就结束了。开学以后两、三个星期，林多多从系收发室拿到一张汇款单。不用问，她肯定考得不错，这对她来说显然不是什么难事。那天在考场上，她只用了一半时间就作完了题目。她本想立刻交卷，因为女经理还在咖啡厅里等着她呢。可是看到别人都在埋头作题，她又不敢太招摇，惹人注意。于是她就坐在那里，东张西望。这考场就在招名处的隔壁。林多多有生以来头一次在这么舒适的考场里参加考试。这里的舒适也是令她惊讶的，可那令她惊讶的一切不是震憾着她，反而是软化着她。墙壁的颜色是柔和的中性色，厚重的门一关一闭悄无声息。铅笔落在地毯上，就象沉入地毯里一样。 她在四面漏风的系传达室里捧着汇款单，忽然想起了那个温柔的环境。现在，那一切对她来说已经显得那么遥远，那么不真实。 此时已是三月份。今年的三月份里，有那么几天，比往年的四月份还要暖和。林多多在从系办回宿舍的路上，突如其来地发现自己的衣服不够穿了。天气暖得逼人，似乎在命令她明天就穿上裙子。按照她本来的预算，买一条新裙子要等到五月份。可是现在不同了，汇款单来了。林多多喜孜孜地回到了宿舍。 她们宿舍裹住着六个人。在这六个人中，林多多平日比较相投的只有刘茵茵和杜鹃。并非这两个人比别人好，只是她与这两个人能有话可说。刘茵茵从小生长在一个富有的家庭，这使她平日说话办事总是与大家格格不入。有一个笑话，说灾民们向女王哭诉：“我们快要饿死了， 我们已经一片面包也没有了。”女王问道：“既然没有面包了，为什么不吃肉呢？”刘茵茵就常有这样的逻辑，所以她在宿舍里人缘最差。可林多多却不象别人那样孤立她，因为她看出刘茵茵并不是炫耀，她其实比任何其他人都更天真善良。杜鹃则是另外一个类型。她是班长，性格泼辣，作风实际，在同学中很有威信，不由得林多多不与她相投。 这时，林多多坐在自己的床上，刚说出想买衣服了，刘茵茵第一个就说：“要买就买名牌。名牌就是好。”宿舍里的其他几个女孩子立刻掉转脸去，一副不屑的神情。刘茵茵意识到自己又说错了话，赶快往回弥补：“你们知道吗，我最近有个心得。”她说到这里，停顿了一下，期待着大家的反应。其他女孩子就沉默了，这意味着她们已经竖起了耳朵，打算听她的心得。刘茵茵知道自己不能要求太多，于是就接着说了下去：“我觉得象我们这样的穷学生，与其买好几件便宜的衣服，不如花同样的钱买一件名牌的衣服。一件名牌的衣服能给人一个深刻的印象，而如果你总是穿廉价的Ｔ恤，就是一天换一件，也不会引起别人的注意。”她说这话的本意是要把自己也打入穷学生一类，表明她也懂经济实惠之类的道理，从而与大家拉近距离。无奈大家已经对她有了成见，就只听得见“穷学生”三个字，没听见“我们穷学生”云云，于是脸色更难看。 林多多就不。她能放弃偏见，知道刘茵茵的话是对的。于是一跃而起，兴奋地说：“茵茵，咱们一起去，你懂名牌，你帮我挑。” 另几个女生不满了，开始冷言冷语，说什么：“名牌好是好，就千万别买了假货。”许多轶闻逸事就在这时开始传播。最生动的是这样一件：某某，即班上一个中等个子的男生，去年买了一身名牌运动服，买的时候是九号，下水之后衣服变成了十号，裤子变成了八号。现在衣服穿在本系蓝球队队长的身上，裤子送给了学校举重队的一个朋友。不信你们可以去问，一会儿到食堂吃饭就能碰上这几个人。这样的笑话讲得一多，林多多也开始心里打鼓了。她和一切第一次消费名牌的年轻人一样，唯恐动用了自己积蓄的大部分，却迎了个假的回来。 杜鹃的作用恰在这时体现出来。遇到宿舍里这类鸡毛蒜皮的争执，杜鹃从不轻易插嘴，不过她一说话，就是决定性的。今天也是这样，她的意见，概括起来就是三条：第一，应该买名牌，第二，３月１５日那天去买。第三，林多多挑货时，刘茵茵在一旁大喊一声：“王海，你在这儿干嘛呢？” 她的三条建议一提出，宿舍里的女孩子们立刻笑得东倒西歪。原来的对立情绪顷刻之间烟消云散，所有的人都愿意陪林多多一起去买衣服。３月１５日正好是星期六。杜鹃倒底是杜鹃，她成功地把一场争执向着一个愉快的集体活动引导了过去。 她们真地在３月１５日这天去逛商店了。离学校最近的商业区就是双榆树。中友、友谊、当代、双安四大商场分别蹲守在十字路口的四面。女孩子们虽然都喜欢买东西，但象这样大规模的集体逛商店，在她们的生活中也不多见，所以六个人兴致都很高。可是三个商场逛下来，却没有她们预期的那种眼花缭乱的感觉，最突出的感觉就是雷同。不仅三个商场之间雷同，每个商场内部不同品牌的货品也雷同。于是，当她们站在十字路口，望着最后一个商场时，她们不约而同地互相看了一眼，那意思是明显的：还用去吗？ 坚持去的是林多多。毕竟她是为买东西，其他人是为逛。这两种人有很大的不同，逛的人为的是感官的满足，她对商品之丰富多样的期待值甚高，从而也容易抱怨商品单调雷同。买的人却为的是下定一个购买的决心，所以她不仅不觉得单调，反而会觉得每一样都各有褒贬，让她难下决断。三个商场逛下来，什么都没买到，林多多心有不甘，望着最后一个商场，她自然是不逛不快。 既然大家是一起来的，就还是一起回去的好，所以那五个人也决心陪她陪到底。不想，这最后一个商场倒叫她们眼界大开。原来今天是消费者权益日，这个商场组织了大规模的宣传。每一个区域都有一个特定的主题活动。看商品成了她们的次要目的，看热闹倒成了她们的主要收获。一群老太太在音像制品部扭秧歌，几个中学生在文化用品部拉了个场子说小快板，服装部一大群人围着某厂家的代表抢塑料袋。她们是不屑于干这种事的，偏偏另外一个厂家的代表抢着把塑料袋向她们手里塞。 她们一路说笑着来到三楼的小家电部，上楼一看，这里正在拍电视。电视台的一个节目组正在准备现场直播一个消费者对假冒伪劣产品的控诉。一大群人围着一个中年男子，几个穿电视台背心的人在他周围忙碌，有的布线，有的调光，有的冲着话筒吹气。那中年男子一副惊魂未定的样子，可是林多多她们仔细看去，却发现周围的人中并没有谁在吓唬他，相反所有的工作人员的忙碌都是以他为中心，故而他的表情就更显得古怪而有趣了。 林多多她们就是为这男子的奇怪表情所吸引才挤进人群里的。这是她们今天所见到的宣传活动中，唯一有生命力的人物形象。其他的那些老太太呀中学生呀，都有些过于形式化。而这个中年男子的表情，却预示着将有些不同寻常的事情发生。她们于是好奇地期待地望着他。大功率照明灯在人群上方晃来晃去，有一瞬间就晃到了林多多她们这群人身上。她们一下子被笼罩在强光里，顿时感觉到被人为地与周围的环境隔绝开来。所以当灯光移开后，她们自己便也显出了同样的惊魂未定。大概她们几个人的形象在人群中还算醒目，于是有个大胡子男人走到她们身边，和蔼地请她们过去，说是请她们当观众。她们的任务是等那中年男子控诉完了之后，作为普通消费者讲几句话。女孩子们都乐意上镜头，当下就高高兴兴地站到了指定的位置上。终于轮到那中年男子讲话了，导演示意现场安静，摄影师也选好了最佳角度，一个年轻漂亮的女主持人把话筒递给那男子，可是那男子却忽然在这时颤抖起来。但见他未曾启齿，已经泣不成声。导演只好喊停。女主持人就走过去和那男子轻声交谈，过了一会儿，他平静下来，导演又示意开始。可是一旦真地开始了，那男子就又颤抖起来，这次他自己大概也觉得不好意思，改成掩面哭泣。导演只好又喊停。 如是反复多次，围观的人渐渐散去，导演和几个工作人员在那边轻声商量对策。林多多她们也有些不耐烦了，于是就七嘴八舌地问导演：“我们能走了吗？我们还得买东西呢。”导演想了想，就说：“先拍观众的镜头吧。”于是给她们说戏。导演说：“在未来的片子里，我将直接剪入这个消费者未曾开口先流泪的镜头，剩下的话就得靠你们来说了。想一想，你们说什么。我一看就知道你们都是大学生，都挺机灵的，一定能说出令人满意的话来。”说完就停了几秒，注视着她们。几个女孩子开始你推我搡。 规定时间一过，导演就说开始。也不知是碰巧，还是那导演真有几分识人的眼力，他第一个就把话筒递给了杜鹃。杜鹃接过话筒，落落大方地说了一句：“假冒伪劣热水器真是害人不浅。”此话一出，连导演都吃了一惊，谁也没告诉她这是为热水器的事儿呀！这个女孩子是怎么猜出来的呢？导演不禁认真地看了杜鹃一眼，这一眼就看出了她的一本正经之下掩盖着的狡黠与顽皮。这让导演觉得沮丧，他本来很为自己的构思激动，结果这构思却是随便一个路人都能猜得出来的，这就连他自己也有些兴趣不大了。于是他低着头，也不向女孩子们看，随手就把话筒递给了下一个。这下一个，就是林多多。 林多多立刻涨红了脸。她是一个内向的人，本不善言辞，遇有大事，从来都是站在后排。今天只有六个人，分不出前后，她就站在杜鹃左边略后的位置。想不到导演却会把话筒递给她。她手里拿着话筒，心情的紧张自不待言，但是摄影机一旦对准她，她又有些微微的兴奋，于是几乎是不加思索地说：“在中国，只要你是一个消费者，你就有遭遇假货的机会，这机会是如此之普遍，以至……”她说到这儿，猛然意识到自己说得太书面化了，在这样的电视片里，语言应该筒洁并且富有煽动性， 于是她果断地打断了自己， 略停之后，严肃地向着黑洞洞的镜头问了一句：“打假为什么这么难？” “好”，导演喊了一声，看得出这个“好”字是发自他内心的。随后他手一挥，剧务就拿来了一堆花花绿绿的小礼品，让她们自己挑选。女孩子们就高高兴兴地每人挑了一样。 有了这个经验，今天的逛街算是不虚此行了。她们离开小家电部，纷纷说回去要向同学们吹吹今天上电视的经历。说笑之间，她们就来到了服装部。也算是有缘吧，林多多一眼就看中了一条斯特法内的连衣裙。到试衣间一试，居然合适得就象订做的一样。价格虽高，可也没超出林多多的预算，她愉快地付了钱，提着印有斯特法内标记的漂亮纸袋，和伙伴们一起走出了商场。 一出商场才发现，天已经黑了。她们今天逛得很快活，虽然身体已经有些疲惫，但却仿佛走出了惯性，所以不想乘车，只想走。好在学校并不远，走路的话，半个小时也就到了。刚走了几步，林多多忽然听到腰间“嘀”的一声，她急忙从衣襟下拽出ＢＰ机，一看方知：一个半小时以前有人呼过她。大概是因为商场里噪音太大，所以她没听见。这是一个陌生的姓氏和电话，林多多想不起这是谁。于是，当她们路过一个电话亭的时候，她就离开队伍，自己一个人跑去拨电话。但电话没人接，她放下电话，略等了几分钟，然后再拨，还是没人接。显然是那个呼她的人已经走了。 她放下电话，五个伙伴已经把她落下了一段距离，于是她加快脚步追赶上去。等她气喘嘘嘘地追上她们时，发现她们的表情比刚才她离开时专注多了。杜鹃走在中间，其他人一边两个，全都侧过头来，认真地听杜鹃讲什么。杜鹃看到林多多追上来，就向她补充了一句：“我们在谈成绩单的事。”杜鹃具有这种素质，她能努力不让任何一个人感觉受到冷落，虽然林多多一听就知道这件事和她毫无关系。 她们实际上谈的不是成绩单的事，而是伪造成绩单的事。一上三年级，很多人都在联系出国。出国所需的诸种条件之中，成绩单就算一种。大学生们都是一上了大学就喊“６０分万岁”的，到了该联系出国的时候才发现成绩单不那么好看。怎么办呢？只有伪造。伪造成绩单最先起于哪个年级已不可考，可以肯定的是：这种事一旦发生，就不可避免地要传染下去。倘若说第一批人伪造成绩单还有些迫不得已的意味在内的话，那么有他们的解决方案在先，师弟师妹们则是从一上大学就打定了伪造的主意。所以他们就更放心地“６０分万岁”了。这就是所谓的“纵向传染”，还有所谓“横向传染”：一个班如果有两三个人带头伪造，其余的人若是不伪造便觉得吃了亏，觉得是参与了一项不公平竞争，于是伪造行动全是集体性的，伪造工具也就象传家宝一样，一年级传一年级。 今天杜鹃郑重地告诉大家的，就是伪造工具已经传到了她的手里。她是班长，为本班同学谋取利益是她份内之事。从这学期开学的第一天，这件事就被提到她的议事日程之上了，为此她积极地和已经毕业了的校友联系。这件事不太容易，因为了解详情的大都出了国，呆在国内的往往就是没参与这件事的。几经辗转，最后终于打听出那套工具在一个已经出了国的校友的家里，于是又和他那在国内的妹妹联系。杜鹃婉转地向他妹妹讲了这件事，那女孩子听后大乐：“原来我哥还有这么个把柄，我妈居然老说他比我诚实。” 也就是说，杜鹃在今天逛商场之前，终于把这套工具拿到了手。 林多多在一旁有一搭无一搭地听着。她是六个人中唯一不联系出国的，所以这件事和她没多大关系。她的位置也离杜鹃最远。但是杜鹃特意把头扭向她这边，叮嘱她道：“明天大家开始干，可是这事儿得保密，宿舍里谢绝会客，谁也不许把男朋友带来。”林多多一开始不明白她为什么特意对自己讲，后来想：可能她以为自己离队打电话是为了约会吧。 这一行人且走且聊，终于在晚上八点左右回到了学校。虽然有点儿饿，可大家却没有胃口吃饭。一来是累，二来是兴奋。杜鹃从抽屉里拿出一个塑料包，大家聚在一起欣赏。所谓工具，其实就是几枚章。有校长的签名章，有教务处的签封章，还有系办公室的“同意”章等等。这些章刻得和原章一模一样，自是不容怀疑。因为关于这套章有这么一个传说：据说曾有一份伪造的成绩单被美国大学退回到校办公室，寻求确认。校办公室拿着那份成绩单与档案中的成绩单一对，果然是假的，可是再看那一系列的章，竟然怎么看怎么觉得是真的。既然章是真的，那就不能告诉美国人这份成绩单是假的，因为如此一来，就成了自己对工作不认真负责了。 大家听了以后，笑得更是开心。章既已到手，成绩单却还没有。于是大家决定趁着兴奋劲，挑灯夜战。作假成绩单，无非就是把分数低的科目改成分数高的科目，关键是要使成绩单上的笔迹一致，一份成绩单上不能有两种字体。因此这份工作才有些难度。她们采取的办法是把成绩单原件复印若干份，以一份为蓝本，把这份成绩单上的低分数用小刀挖下去，再把复印件上的若干高分数用小刀刻下来，然后再把高分数贴在窟窿上。这样，一份补丁叠补丁的假成绩单原件就出笼了，最后拿到外面复印若干份，盖上假章，就成了真的。 从制作过程来看，谁的成绩单上需要改动的地方多，谁的工作持续的时间就要长一些。然而杜鹃却只用了不到十分钟，就把这件事干完了。刘茵茵一边忙着自己手里的活儿一边问：“杜鹃，你成绩不怎么样啊，怎么就改了这么一会儿？”杜鹃哈哈大笑，说：“我已经要来了那位校友改好的成绩单，我需要作的就是把他的名字改成我的名字。”大家这才如梦方醒，纷纷说：“还是杜鹃最黑。” 杜鹃虽黑，却黑得有她的道理，因为她身上还负有很多其他的责任。她迅速结束了自己这摊事，就走出了宿舍。过了大约半小时她才回来，回来就乐得手舞足蹈。原来她刚才到男生宿舍去了。今晚男生也在干这活儿。她料定男生笨手笨脚，这种细致工作是绝对作不来的，所以自己干完了就去帮一把。岂料要帮的男生可不是一个半个，自己一个人显然是杯水车薪，于是就回来了。临走与他们讲定了一个时间，届时全体女生都过去帮男生。 大家已经干了一个多小时，这时眼花手疼，就都趁机歇一会儿，听杜鹃讲男生怎么怎么笨。结果一抬头，才发现宿舍里还有一个林多多。林多多是这里唯一一个不联系出国的，所以大家造假的时候，她就百无聊赖。在床上躺了一会儿之后忽然想起了新裙子，于是就拿出裙子，穿上。她今天买的是一种针织面料的超短连衣裙，裙子很短，但面料却相对较厚。来自一些温暖的海洋性城市的衣服往往就有这种特点。而在北京，一般人都认为这种衣服其实是穿不了几天的，所以不会选择它。但林多多偏偏看中了这一点。她认为就因为它短且厚，她才可以在相当长的季节里穿它。春天里尚冷的时候，她可以穿，取其面料合适。这时裙子虽短，但可以在人群中显得更醒目。夏天里已经热了的时候，她也可以穿，取其长短合适。虽然面料稍厚，但只要她自己能忍受，别人也无法挑出毛病。这样算下来，她几乎可以在长达半年的时间里，随时穿这条裙子，出席各种场合。 关键在化妆，要把自己化得与各种场合相配才行。她这样想着，就在别人埋头苦干的时候，开始对着一枚小镜子涂抹。自从考试那天突然发现自己化了妆更好看之后，林多多就也添置了一套化妆品以及一本教人如何化妆的书。所以，当同学们突然抬头的时候，她们就看到在自己宿舍里，出现了一个地中海风味的美女。 林多多按照书上的“地中海妆”给自己化了一番。她的妆与这件裙子并非十分相配，但化妆之事，总是要摸索的，那些大街上走着的美女，也都是不知走了多少弯路，才达到了此时此地的效果。同学们都明白这一点，她们所惊讶的，正是林多多也开始进行这种探索了。她们从未见过林多多这副样子，一时就都看呆了。半晌，刘茵茵才说：“多多，原来你这么漂亮。” 正在这时，林多多的ＢＰ机又响了。她拿出来一看，又是一个陌生的号码。这个信息乍看上去，与下午那个信息并不一样，但仔细一分析，就可以发现姓氏是相同的，两个电话虽不同，却是属于同一个分局。林多多想：这倒底是谁呢？ 她来不及把裙子换下，就在外面披了一件大衣，然后推门往外走，杜鹃在她后边儿笑着喊：“别把男朋友带来啊！” 林多多走后，宿舍里又恢复了劳作。不过谈论的对象收缩为林多多一个人。大家纷纷猜测她现在是不是恋爱了。刘茵茵属于“是”派，理由很简单，林多多又化妆又买衣服，这不是恋爱是什么？更重要的是：她哪儿来的那么多钱买衣服？杜鹃是“否”派，她的理由更简单：林多多要谈恋爱，瞒不过我的眼睛。一个女孩子问：林多多为什么不联系出国呢？这个问题倒颇有实际意义。杜鹃不吱声了。杜鹃不吱声就意味着这个问题的确是个挺难的问题。 当同学们议论纷纷的时候，林多多正走在校园外的马路上。她下楼之后，首先奔宿舍传达室而去，可是传达室已经没人了。于是她就走出宿舍楼，走向小卖部，偏偏小卖部的电话今天又坏了。走到小卖部，就快走到了校门口。林多多一不作二不休，干脆就走出了校园。就在杜鹃沉默下去的那一刻，林多多走上了校园外的大街。这条街两旁遍布各种饭馆。一到夜晚，饭馆的霓虹灯招牌就亮了起来，有英文的，有日文的，也有韩文的。林多多所在的学校里，有一半的学生是到北京来学中文的外国留学生。这学校两旁的设施也就多针对他们。 她在街上走着，时刻紧盯着路的两旁。大概是太晚了，有人值守公共电话亭内都已黑了灯，倒是蘑菇罩下的磁卡电话旁，每每排着两三个人。可林多多身上却没有磁卡。她忽然想到：也许可以走进一家饭馆借电话一用。正想着，就来到一家小酒吧前面。这家酒吧的正门其实是开在胡同里。胡同入口处，一人多高的空中，有一溜小红灯笼被系在绳子上，一个灯笼上写一个英文字母，联起来就是这家酒吧的名称。林多多觉得这装饰倒别致，虽然透着生硬的中西交流的概念，可好歹也比学校门口那家直接就叫“好莱坞”的看着顺眼。她对它有了好感，就向胡同里走了几步，推开了酒吧的门。一个侍应生向她走来，她有些怯生生地问能不能借电话一用，侍应生就用奇怪的眼神看了她一眼，转身向一个领班模样的人走去。林多多以为他是在向领导请示，就站在那里等。但远远地看着他们窃窃私语的样子，忽然悟到了什么。她心里沮丧，不等那侍应生回来，转身就走了出去。 她的样子没法不叫侍应生怀疑，因为她在三月尚且寒冷的天气里穿着超短裙，妆也化得很老练，可是说话的态度却是小心翼翼的，只能让人认为她是个新手。这样想的人还真不仅侍应生一个，就在她要进入校园时，门卫突然从门楼里跑出来阻挡，非问她是哪个单位的。林多多说我就是这学校的学生，刚从门里出去，你难道没看见？门卫说我只盯着进去的人，不盯着出去的人。偏偏林多多出去得匆忙，又没带学生证，磨了半天嘴皮子，总算放行了。 第二天是星期天，伪造好的成绩单需要复印若干份。具体多少份，则要看你申请多少所学校了。一大早，大家分头去复印，杜鹃说她复印得特别多，恐怕太沉，她想请林多多帮忙替她拿一下。林多多正无聊，就欣然答应了。 她们一人提着一只书包就上了路，现在两只书包裹总共只有一张纸，可是回来的时候，两只书包就会被塞得满满的，全是那张纸的翻版。杜鹃之所以叫上林多多，主要是想和她聊聊。因为昨天她忽然意识到：她竟不知道林多多为什么不联系出国。杜鹃有某种大姐大气质，关心人也欺负人，她不能允许自己管辖范围内有她不知道的事情存在。 她们在学校附近转了一圈， 竟没有一家能复印Ａ3大小的纸张。好容易找到了一家， 复印机虽有这功能，Ａ3的纸却用光了。这使她们产生了紧迫感，一路走一路找，不知不觉就来到了五道口一带。这里竟然也闹Ａ3纸荒，大概因为是星期天，纸用完了，供应纸张的商家恰又关门。最后谢天谢地，她们竟在３７５车站旁的一条小胡同里找到了一家标着“复印打字名片”的小店，这个店的复印机不仅可以印Ａ3的文件，而且纸张充足。 听说可以印Ａ3， 杜鹃欣喜若狂。店内靠窗的大桌子上，一个年青的小伙子系着蓝布围裙，正在推油墨刷子。林多多看了就想乐，觉得他象是在印《挺进报》。小伙子听杜鹃说要复印，就放下了手里的活，向杜鹃要原稿。杜鹃却有些吞吞吐吐，说：“我这份东西上面粘粘补补的地方太多了，恐怕颜色不好调，是不是我自己来？您忙您的。”小伙子笑了：“成绩单，对不对？”杜鹃的脸一下子就红了，真没想到小伙子如此富有经验。小伙子却高兴地介绍说：“实不相瞒，干这活儿佳能复印机最棒，因为它有消蓝功能。消蓝，你们懂吗？就是消去中间色调。一到三月份，我这儿天天都是复印成绩单的活儿，对面的学生全到我这儿来，不信你问问去” 对面？林多多抬头望了一下窗外，马路对面赫然是清华大学的校门。原来她们已经遛达到清华南门来了。林多多疑惑地问：“清华的学生，他们也作假成绩单？”小伙子哈哈一笑：“瞧你问的，都是中国人嘛。” 说话之间，杜鹃就已经干上了。林多多站在那里没事可干，就看小伙子推油墨刷子，她这才想起了刚进门时的疑问：“您这是干嘛呢？”她的意思是：现在早已进入了轻印刷时代，就算油印吧，也有油印机，怎么还有人干这种刻蜡版的活儿？小伙子解释说：“我有个朋友，想仿造几张文革时的传单，卖给老外。”林多多就想：这是不是属于伪造文物一类的行为呢？ 正想着，腰间的ＢＰ机忽然又响了。她低头一看，正是昨天下午的那个号码。林多多抬眼一瞧，屋角里正好有一部红色电话机，于是就问小伙子可不可以借用一下，小伙子说当然可以。 林多多疾步走向电话，带点儿好奇地拨通了那个号码。电话被人接起来，一个陌生而又略显生硬的男子声音响起：“喂。” 林多多问：“请问谁呼林多多？”如果不知对方是谁，林多多通常都用平板的声调和措词问这第一句。 对方似乎愣了一下，接着放低了声音，说：“你是水。” 林多多没听清，就再一次重复：“请问谁呼林多多？” 对方仍然是那句：“你是水。”，这次却连速度也放慢了。 林多多忽然意识到：对方是一个外国人，他实际上问的是：“你是谁？”于是林多多改用英语：“请问谁呼159？”159是她的呼机号码，对方一听见英语，连声音里都透出了如释重负：“你是159吗？你是胥小姐吗” 林多多的脑子嗡地响了一下，她想：坏了，也许使馆真看出了破绽。就在她发愣的瞬间，她的眼角瞥到杜鹃停下了手里的活儿，正在观察着她。林多多有些不知所措，茫然中索性转过脸去，把目光百分之百地停留在了杜鹃身上。杜鹃发现了这一点，反而有些不好意思，于是低下头继续操作。复印机的噪音重新响起在小屋里，林多多得了噪音的掩护，终于再一次开口说：“我是胥，请问你是谁？”她慌张之下就忘了她应该叫胥什么，只记得她应该姓胥。 对方却说：“你不知道我是谁吗？我给你写了一封信，一个星期以前。” 林多多想：没收到什么信呀，忽然又意识到：信一定寄到女经理那里去了。于是她镇定了一下自己，问：“是有关考试的事情吗？你是使馆文化处的工作人员？” 对方看来有点儿失望：“我不是文化处的工作人员，我只是偶然见到你。我给你写了一封信，一个星期以前。你没有收到吗？” 林多多不知道该说什么好，她镇定了一下，终于决定拖延，这时就说：“好吧，你一定是寄到我家里了，这几天我没回家，今晚我回去查查。” 对方就有些恳切又有些缠绵地说：“那我等你。” 那语气一下子打动了林多多， 她忽然又不想拖延了， 沉默片刻，她又问到：“我还可以给你打这个电话吗？” 对方说：“白天可以打这个电话，这是我办公室的号码，晚上请打另一个号码。”随即他就把那个号码告诉了林多多，林多多一听，正是昨天晚上收到的那个号码。看来那是他住处的电话。他的住处一定离他的办公室不远。从这点来分析，这个外国人可能是某个外国机构派驻中国的雇员。 既然有了明确的联系方法，林多多转念一想：拖一拖也无妨。于是她就礼貌地道了再见，把电话挂上了。 那么，他找我到底干什么呢？听他欲言又止的口气，仿佛是私事，与考试无关。只要是与考试无关，林多多就能放下一半的心。但是随即，那放下了的一半又被更猛烈地提起，提起它的力量却是好奇与兴奋兼而有之。与杜鹃一同回去的路上，她把复印好的一摞成绩单抱在胸前。杜鹃说你累不累呀，你干嘛不把它装在书包裹背着呢？她说不，这样省劲儿。实际上，她想借这个动作掩饰自己。她感觉到自己的心都快要跳出来了，她担心它真地跳出来，让路人看见。 一时间，所有灰姑娘类型的故事都涌上了心头。林多多自己从未遇上过这样的事，可是她对此有着热烈的心理准备，因为她周围这样的事情太多了。她亲眼目睹她的很多女同学们一夜之间就挎上了外国男友，向她们打听怎么才能做到这一点，每个人又都有着截然不同的说法，从而使每个人的故事都显得象是一段独立的传奇。正因为是独立的传奇，听者在唏嘘之余，却无法循例炮制，只有感慨的份儿。难道突然之间，这好运就交到了自己的头上？ 她们默默地走着，杜鹃几次试图同她交谈都告失败。林多多的眼睛里只有一种闪烁不定的光芒，却没有杜鹃。杜鹃迷惑之余，忽然想起她曾在复印机停转的瞬间听到林多多在讲英语，于是她灵机一动：“哎，多多，你不跟我们一起联系出国，是不是想走嫁人这条路？” 林多多一路上对杜鹃的问题都是敷衍的， 听到这句话之后， 却忽然认了真：“当然不是，你怎么会有这样的想法？难道你觉得我是这样一个人？” “这样一个人？”杜鹃倒感到奇怪了：“难道你觉得这是件坏事？” 林多多郑重地解释说：“我从来没想过依赖别人。” 杜鹃说：“瞧你说的，条条大路通罗马，你别太死心眼了。”说完就换了个话题。现在她已经有了几分把握，觉得自己的判断可能是对的。在她今天的多方试探中，林多多只接了这一招，尽管她是作了否定的回答。 她们回到宿舍之后，其他人也陆续回来了。下面的工作就是在成绩单上盖系办公室章，然后把成绩单折叠好，装进信封里，封好，再在封口处盖上签封章和校长签名章。这些工作完全可以流水作业，不必各忙各的。于是几个人分好工，大家配合默契地干了起来。宿舍里始终欢声笑语不断，一直到从远处的食堂里传来开晚饭的铃声，全部工作才告结束。 谁也没有发现，林多多究竟是从何时开始不见了的。 林多多站在一幢住宅楼下，等着女经理回家。 这是位于方庄的一个住宅小区。林多多五点从学校出发，换了无数次公共汽车，问了无数个人，才找到这幢楼。当然，按照地址寻找还不是最困难的，最困难的是寻找地址。就在大家流水作业往信封上盖章的时候，林多多决定找那张一个多月前在亮马河大厦填妥的报名表。当时女经理复印了一份，让林多多留着。一个多月过去了，林多多也忘了自己把它放在哪儿了。她首先在自己的抽屉里找，然后在自己制作的书架上找－大学生们人人都用木条在自己的床所依靠着的那堵墙上拦出一个书架来，最后才去公共书架找。公共书架就在宿舍的角落里，离窗户很近。每个人在公共书架上拥有自己的一行，放在那儿的都是平时最用不着的东西。她向公共书架走去的时候，其他人正在工作，满屋子满地都是横七竖八的半成品。当然也有成品，因为印油尚湿，需要摊开来晒干。林多多小心翼翼地靠近书架，生怕把这些东西碰乱。有一刹那，在这铺天盖地的纸制品的海洋里，她闪出过一丝绝望的念头。不过只一会儿，她就把这念头克服了。因为在她的同学们埋头工作的紧张气氛里，她发现自己别无选择。 谢天谢地，她竟然找到了，于是她悄悄走出宿舍。她手里紧紧捏着女经理的地址，一路奔波在初春寒冷的傍晚。当她来到方庄这幢楼下时，已经是八点多钟了。 女经理不在家，林多多就站在门洞里等着。不知不觉，就等了两个小时。最近几天不知为什么忽然又冷了起来。按照前几天的趋势，似乎夏天马上就要到了，可是一阵寒流又把人们的错觉给纠正了过来。春天仍然是春天，夜里十点多钟的时候，外面仍然很冷。林多多的脚都冻木了，她却不以为苦，反觉得幸运。她的思路是：如果找不到女经理的地址，我就连挨冻的可能性都没有了。正想着，一辆红色的跑车开了过来。车停在楼门前，车内的灯亮了起来。林多多清楚地看到了女经理的身影，她于是快步迎上前去。 女经理打开车门，走了出来，一抬头就看到了等在车外的林多多。她显然很吃惊：“是你，你怎么找到这儿来了？” 林多多一时竟不知该从哪里说起，就说：“我，有点儿事，想麻烦你一下。” 女经理问：“他没把钱寄给你吗？” 林多多忙说：“寄了，寄了，谢谢你。我来找你是为了另一件事。”她犹豫了一下，不知是否当下就应该直说那件事。她本是不大会社交的，这时就想是不是该先寒喧一会儿，然后再切入正题。但看到女经理戒备的脸色，忽然明白还是应该首先将来意说清：“我是想问问你，有没有收到一封信，一个外国人寄来的，私事” 女经理想了想，说：“你上来坐会儿吧。” 林多多于是就跟在女经理后面，走进了她的家。 进门之后，女经理脱下大衣，换上拖鞋，又给林多多沏了一杯茶，然后在她对面坐下。在她作这些事情的时候，林多多忐忑不安地打量着她的房间。她的目光象扫描仪，迅速而均匀地扫过各个角落。当她扫描到书桌时，目光就再也移不开了，因为书桌上有一堆已经拆开的信。 女经理说：“是不是一个叫罗伯特的人寄来的？” 林多多急忙点头说：“是。”同时她心里想：原来他叫罗伯特。 女经理说：“我把它扔了。” “扔了？”林多多几乎失声叫了起来：“为什么？你看不懂可以问我呀。” 女经理说：“我已经让我的秘书看了，罗伯特说他在1月23日下午，也就是咱们去考试的那天，在亮马河大厦四层的电梯间里见到了我。他说我长得很美，我给他留下了很深的印象，他想认识我，请我吃饭。” 林多多痴痴地望着女经理。没错，这正是她早已猜测到的内容。女经理的讲述和她的猜测分毫不差。她正是为了证实这猜测，才从遥远的北京的西北赶到北京的东南。她忍不住用抱怨的口吻说了一句：“你怎么把它扔了呢？” 女经理点着一支烟，笑着说：“因为我不能赴约，我去了，他会发现我长得不美。” 林多多有些着急：“他说的是我，不是你。” 女经理看了她一眼，点点头：“对，你说的对，他实际上说的就是你。” 她说得很慢，又在“实际”和“就”上加重了语气。林多多一下子就沉默了。 她们就这样沉默着，一直到女经理把手里的烟吸完。她一边把烟蒂掐灭在烟灰缸里，一边望着她：“我劝你算了吧。你不能顶着胥雅文的名字和他谈恋爱。” 林多多脸一红，辩解道：“也未必就一定谈恋爱，大家认识认识，交个朋友嘛。” 女经理的口气里带些讽刺的意味：“交个朋友？那还不如谈恋爱呢。你们年轻人，可能都是只讲过程不讲结果的。我却劝你没结果的事情不要作。” 林多多问：“会有什么样的结果呢？” 女经理说：“问题就在于什么结果都不会有。我问你，你谈恋爱的目的是什么？出国？结婚？到时候你总得亮出你的身份证吧？你总得告诉她你不是胥雅文吧？” 林多多想了想，说：“我可不可以告诉他真相呢？” 女经理说：“我劝你也别这么作。这么作倒霉的首先是我，谁知道他会不会捅到大使馆去，让我拿不到签证。在这一点上我丝毫也不隐瞒我自己：我是从我的立场出发劝你别说的。但另一方面，即使从你的立场出发，我也不认为你应该告诉他，因为我听说外国人最恨弄虚作假。” 林多多又无话可说了。 女经理看了她一眼， 再次点着一支烟，笑眯眯地说：“外国人真的就不弄虚作假吗？出了国，我第一个考察的就是这件事。”她这么说，可能是为了安慰林多多。 等林多多回到宿舍，已经快十二点了。她前脚刚踏进宿舍的门，后脚宿舍里的灯就被管理员统一熄掉了。她心情不好，再加上疲惫，也不洗脸，就一下子倒在了床上。其他五个女孩子都早已经舒舒服服地躺在了床上，正在开卧谈会。她们今天完成了一件大事，正在兴奋地议论不休。 杜鹃显然有些困了，她打断她们说：“你们少说两句吧，还当这是什么好事呢。”说完，又想起了什么似的，再次叮嘱道：“我再告诉你们一遍：此事上不许传父母，中不许传男友，将来还要加一条：下不许传子女。” 宿舍里立时响起一片笑声。黑暗中一个女孩子说：“为什么不许传子女？我将来可是要对他进行传统教育的。我要告诉他：你老妈多不容易，为了把你生在美国，什么招数都用了。” 另一个女孩子就说：“我看还是别告诉他，别破坏你在他心目中的光辉形象。” 第三个女孩子的声音也插了进来，她与第二个人执同样的观点，说生在美国的孩子，往往就学了美国人那一套价值观，到时候就会瞧不上你，觉得你弄虚作假。 这时就听到刘茵茵说：“他敢瞧不上我，我把他赶回中国来。” 大家又笑了起来，笑声中却明显地缺少杜鹃那一份。仔细一听，原来杜鹃已经响起了轻微的齄声。大家就感叹说：杜鹃太累了，真是不容易。 一连两天，林多多神志恍惚，脑子里不停地重复着三个字：算了吧。 紧接着她就问自己：难道就真的这样算了吗？ 她若只是食不甘味寝不安席倒也罢了，可是她连上课也常常走神。偏偏她走神的时候，往往就是老师点到她名字的时候。她恍惚听到有人在叫：“林多多”，但她的嘴却张不开，答不出一个“到”字。杜鹃每到这时就捅她一下。下了课，杜鹃就笑着问：“多多，你最近怎么了？还记得自己叫什么吗？”她上课走神，本来只是出于惆怅，让杜鹃一提醒，就有一种尖锐的遗憾刺痛了她的心。她开始产生了荒谬的想法：要是我真地叫胥雅文该有多好啊。 有一天傍晚，她去邮局给父母发平安信。一进邮局，一眼就看到杜鹃正站在一张大桌子旁忙着。这张桌子本来就是供人们写地址，粘邮票用的，此时杜鹃正把好几样东西都摊在桌子上，然后一一往一个大信封里装。那大信封印刷精美，远远一看就知道是外国大学专门提供给考生，以方便考生向学校寄申请材料的。林多多对此有些好奇。她发完了自己的信，就走到杜鹃身后。杜鹃正在把成绩单向信封里装，装之前她又检查了一遍。大概是觉得签封章盖得不太清楚，就伸手从书包裹掏出签封章和印油，把章在印油盒里蘸了一下，然后用力盖下去。可能是怕盖得不牢，她把另一只手也加了上去，双手一齐用力，紧紧地把那枚章压在信封上。 林多多恰在这时伸出手去，抓住了她的手腕。杜鹃吓了一跳，急忙回过头来。林多多悄悄说：“你也太胆大了，就在这儿盖假章。”杜鹃扫了一眼营业大厅，说：“没事儿，没人注意。我是嫌为了盖个章跑回宿舍太麻烦。”林多多说：“那也得小心点儿，说不定这时正好有个教务处的老师走进来。” 杜鹃说：“对，你想得周到，我是太忘形了。”说完她把右手一攥，然后把整个拳头伸进书包。等她的手再伸出来的时候，手心里已经空空如也。随后她把盖好的成绩单装进信封里，贴上邮票，最后再把信封塞进邮筒。林多多顺势看了一眼信封，好象是密执安大学。 出了邮局，林多多问杜鹃：“咱们这样作，好吗？” 杜鹃说：“不这么作又怎么办？，别人都这作，你不作，就是不正当竞争。美国大学偏又死心眼，特重视分数，其实他们也不想想，中国的分数…，哎…，”接下来，杜鹃的抱怨就全是针对美国人的。她讲了许多由于美国人的天真的形式主义造成的笑话。比如美国人会发给申请者一张表格，让申请者找一位熟悉自己的教授填写。表格上列着该教授对申请者可能有的几种态度：“强烈推荐，一般推荐，勉强推荐，不推荐”，让该教授在上面打勾打叉。林多多听到这里也笑了起来，她虽没申请出国，却也知道中国学生很少真正找教授去填这样的表，总是几个朋友坐在一起，彼此为对方在“强烈推荐”上画个勾。 杜鹃说到这里，总结道：“没办法，这是两种体制的冲突，我们个人是无能为力的。” 林多多说：“照你这么说，我们自己是一点责任，一点反省的余地也没有了？” 杜鹃看了她一眼，说：“多多，你最近有些怪，怎么净思考形而上的问题？” 林多多说：“我哪儿思考了，我这是顺着你的话茬在说。” 杜鹃说：“你甭瞒我，哲学家都是些想不起自己叫什么的角色。” 林多多心里一惊，好象偷东西被人当场抓住一样，急忙想换个话题。可是话一出口，却还在那里打转。这次她问的是：替人考试会有什么不良后果呢？杜鹃说你问这事儿干嘛。她就说有人请自己替考ＧＲＥ，自己不知该不该去。杜鹃说：“放心，这事儿比造假成绩单风险还要小。替人考试，骗的是外国人，就算学校知道了，也不会把你怎么样。造假成绩单可就难说了，真要让学校抓住，被开除也说不定。” 这答案让林多多深为失望，她知道杜鹃没有理解她的问题所在。可是她自己的奇遇，以及这奇遇给她带来的希望与苦恼，都是藏在一条如此曲折严密的逻辑之下，杜鹃又如何能得知呢？她只好自我解嘲地笑了笑，安慰杜鹃说：“你们那章不是连学校当局也分不出真假吗？” 经过一个月的思想斗争，林多多终于下定了决心。她想：就算不为了出国、结婚，只为了好奇行不行？更何况，隐姓埋名地与一个异国男子周旋，这想法本身就如此神秘，如此强烈地吸引她。她终于在一个周末，给罗伯特打了电话。 他们在亮马河大厦一层的“硬石”见了面。这是一个“半盲约会”，因为她虽不认识罗伯特，可是罗伯特却认识她。不过，当她站在“硬石”的门廊下，看到一个高大漂亮的外国青年向她走来时，她也一下子就在心里认定了：这人就是罗伯特。 归根结底，她对罗伯特也还是有印象的。那天她考完试，就离开了文化处的办公室。她不常来饭店，所以显得有点儿不认路，站在走廊里不知电梯在哪儿。正在迷茫之中，一声清脆又不失柔和的铃声在她身后响起。她回头望去，身后的墙裂开了，从墙里走出一个外国小伙子。她这才意识到电梯就在她身后。大概是怕那堵墙过于快地关上，她急忙向电梯跑去，几乎撞上那个小伙子。等她跑进电梯，回过身来研究怎么把电梯门关上时，却发现那个小伙子还在那里，毫不掩饰地盯着她看。林多多有些窘，但她记得自己对他笑了一笑。 罗伯特告诉她：是她的笑容给他留下了印象。 他们走进“硬石”，然后找了张桌子坐下，然后又彼此自我介绍了一番。罗伯特对她说：他是一家英国公司的雇员，办公室就在亮马河大厦，只不过与使馆文化处不在同一层楼。他和使馆文化处的一个年青人是好朋友，他们之间常常互通有无。“他的复印纸没有了，就到我那里去拿”，他解释道，“不过等他买到了，还会还给我的”。见到林多多的那天，他的工作老出差错，好不容易与总部联系上，又发现传真纸没有了。他急等着接收传真，所以就打算去找他的朋友借。不想一出电梯，就遇上了林多多。 “你的笑容给我留下了很深的印象”，他再一次强调。 “但你是怎么找到我的呢？”林多多问。 罗伯特解释说：他猜想她一定是来考英语的，果然他就在他朋友的手里看到了贴有相片的那份考卷。于是他就缠着他的朋友要她的地址、电话，当然还有姓名。 他说到姓名时，林多多不自然地耸了耸肩。罗伯特自然不能理解其中的含意，他继续认真地说：“不过，这一次他很顽固，不肯跟我互通有无。”林多多就笑了，说：“那是当然。”罗伯特用升调说：“当然？”随后带着一丝得意地改为降调：“当然，最后他还是给了我。” 他的叙述至少让林多多在这一点上放了心：他不是使馆的工作人员，连外围也算不上。 这一晚上他们聊得很热闹，可林多多事后想了想，却又记不起到底都聊了哪些有实质意义的，仿佛那只是一场大寒喧。这当然和林多多的心态有很大关系，因为她反复告诫自己：我不过是来玩一玩的。当罗伯特介绍他是如何找到她的时候，她就认真倾听，不时点头、叹息，或者是笑一笑，这使她表情丰富而语言贫乏。终于，罗伯特开始问到有关她自己的情况了，于是她立即集中起精力，告诫自己：别出错，千万别出错。 她得记住自己姓胥，这还不太难，得记住自己有了30岁，这也不太难，但她得给自己多编出10 年的经历来， 这就有些难了。尤其难的是：一旦罗伯特企图详细问问某件事， 而那件事又必然落在那长达10 年的虚构的时间段之中时，她得立即作出相称的回答。她记得自己填在报名表上的职业是“商务”，职务是“经理”，可是她对这一行基本上没有了解。怎么办呢？情急之下，她就对罗伯特说：她已经厌倦了商务活动，现在她重新回到学校，为了找回过去丢失的时光。 “噢，对不起，”她微微皱着眉头，作出一副深思的样子，未卜先知似地说：“请你不要问我一切有关生意的问题，那都已经是过去的事了。现在我最感兴趣的是校园生活，它那么新鲜，那么有趣，好吗？” “Good。”罗伯特愉快地答应了。 罗伯特答应得如此之痛快，反倒让林多多有些不满足。这种失落感是她在与杜鹃之类人的谈话中完全没有体验过的。杜鹃是个只要抓住丝毫矛盾之处就绝不会放手的人。假如林多多在她面前说了一个谎，那么林多多就得在她的追问之下为那个既成谎言编出一连串新的谎言来。于是，她的第一个谎言就象有生命一样，父生子，子生孙，子子孙孙无穷尽。毫无疑问，它们是在靠着一种真实的逻辑延续自己，可是如果追根溯源的话，它们又都是建立在一个虚假的基础之上。当然，如果她能不露出破绽直到杜鹃表示满意，谁又会发现那个并不存在的却又是有着强大生命力的基础呢？林多多想：大概是因为我们彼此说谎，所以我们才彼此追问吧。 罗伯特则是与杜鹃完全相反的，他决不穷追不舍，而是满足于林多多告诉他的一切。可能也正因为他的这个特点，林多多和他的谈话反而无法深入，虽然她清楚自己所说的仍然以谎言居多。林多多早已习惯于在一个系列上被人追问，习惯于顺着一根链条逃跑，越跑越远，越跑越深入。现在罗伯特什么都不追问，她反而找不到前进的方向，只能东鳞西爪地随便说说，致使谈话总在一个平面上周旋。 无论她说什么，罗伯特都会郑重其事地点头，说：“太好了”，或是“真有趣”，仿佛她讲的每件事都是那么新奇别致，富有意义，然而无论多么有意义，这意义也只局限于这件事本身。 比如林多多介绍说：“我父亲是个中学数学教师。” 罗伯特就点头微笑：“Interesting。” 林多多吓了一跳，不知道她的父亲是个中学数学教师这一事实为什么是“有趣的”？他认为数学这一科目有趣，还是教师这一职业有趣？于是当她介绍母亲的时候，她就省略了职业：“我母亲是学历史的。” 罗伯特说：“Good”。 看来罗伯特认为历史也是“好的”。 也许概括起来说，他喜欢纯理论的东西？于是林多多试探着说：“我弟弟在大学学工程。” 罗伯特说：“Wonderful”。 林多多简直怀疑罗伯特在练习英语口语，这使她的游戏感慢慢增强。当她刚见到罗伯特的时候，她曾时刻提醒自己：这不过是个游戏罢了。现在她则发自内心地感到这象是一个游戏，她也因此越来越放松，失去了对自己的警惕。 但既然是游戏，就不能总是同样的玩儿法，渐渐地她也对这样的谈话感到有些乏味。罗伯特大概也看出了林多多在想什么，于是沉默了片刻之后，他就换了个话题。他用手托着自己的下巴，眨着一双明亮的蓝眼睛问道：“能告诉我，你的名字是什么意思吗？” 林多多终于感到这是个问题可以深入谈一谈的问题了，为了抓住这个话题，不让它稍纵即逝，她认为自己首先得让对方更充分地表达一下，于是她就反问：“你为什么对这个有兴趣呢？” 罗伯特回答：“这很自然，我对中国人的姓名有兴趣。” “为什么会对它们有兴趣呢？” “你瞧，它们是由一个个独立的字组成的，那些字本来有自己的意义，但是被组合在一起之后，又产生出了另外的意义。” 他说这句话时，林多多低下了头。他说完了之后，她就不免对着自己面前的酒杯微笑了。她想：这些外国人真有意思，我们司空见惯的事，他们都以为有趣。这又有什么呢？她一边用手捻着酒杯的细高脚，一边认真地想：我的名字有什么特别的意义吗？什么都没有，不过是一个字重复两遍而已。重复的次数再多，也还是那个意思。她想着，就要把这话讲出口，但是一旦抬起头，接触到罗伯特的目光，她又忽然停住了。 她的心顿时狂跳起来，这种剧烈的心跳是她第二次体验到。第一次则发生在一个多月前，那是在当她陪杜鹃复印完成绩单之后，她们一起返回学校的时候。那时是在路上，而现在是在室内；那时是在光天化日之下，现在则是在幽暗的灯光之中。可是她在两个不同的时间和地点，却分明有一种共同的感觉：如果不用手按住的话，自己的心会真地跳出来，被对面的人看到。这种感觉如此地剧烈和荒谬，以致那一天的情景被她万般无奈地召唤到了眼前。而在这两次心跳事件之间，那长达一个多月的时间里发生了什么，她却一点儿也回忆不起来了。仿佛她始终在沉睡，而现在醒了，醒了的标志就是刹那间她以为她的心会跳出来，被罗伯特看见。于是她伸出手，按在自己的胸前。 她的这个动作使她在罗伯特眼里得既稚气又真诚，于是他就目不转眼地盯着她看。林多多被她看得不好意思，便换了个话题：“我喜欢音乐。” “Terific”。 罗伯特仿佛忘了他刚才想知道些什么，就又回到了他既有的谈话方式上。 现在林多多对他的这套答辞感到无比放心和安全，于是运用同样的句型继续说道：“我喜欢甲壳虫。” “Great”。 谢天谢地，乐队在这时奏起了甲壳虫的一首经典作品，罗伯特脸上露出欣喜的神情：“我们跳舞好吗？”林多多于是和他一起离开了座位。 跳舞是不需要说话的，林多多沉浸在音乐里，扭动起来。 她今天穿的正是那条斯特法内的连衣超短裙，这使她的动作必须有所节制，扭动的幅度不能过大。虽然幅度小，可是她的每一个动作都很到位，于是又使她在随意之中平添了几分优雅。罗伯特欣赏地望着她，她感觉到了他欣赏的目光，于是眼睛里满含笑意，似乎是在说：“我跳得还不错吧？” 虽然这句话她没有说出口，但她知道这个“我”确是指的她林多多自己，而不是那个胥雅文。于是，在熟悉的音乐和身体扭动的节拍之中，她感觉她已经回到了自己。 一刹那间，她想起了考场的氛围，那是一种格外柔和的氛围。正是对这种柔和的恋恋不舍，把她牵引到了这里来。她环视四周，这里暗黄色的灯光也是柔和的，远处跳着舞或者是坐着的人们，因为光照不足而显得模糊，因而也是柔和的。因为柔和，所以她越陷越深，越发放纵自己的思路去享受这种氛围。同时，她在无言中感到了一种安全，因为她知道：她此时的一切思想都是真真正正地属于她林多多自己的。她不必再替那个胥雅文思考。她于是放心地闭上了自己的眼睛。 她正沉浸在冥想里，忽然音乐停了。睁眼一看，罗伯特站在她面前，离她只有一尺之遥。他的眼神中也有一丝迷离和柔和，这使林多多没有能一下子从自己的冥想里摆脱出来。罗伯特看她在发愣，就善意地伸出手，拍着她的肩，想把她领回到座位上。但他只叫了她一声“胥”，便欲言又止。 他的“胥”始终发得不太好，不象中国人那样撮起嘴唇，送出一股短短的气。他的嘴唇撮起之后就再也张不开了，那一股气很长很长，于是在林多多听来，就象一个孩子弄出了些巨大的声响，面前的大人则对她伸出一根手指，轻轻地提醒道：“嘘……”。 林多多几乎是深夜才回到学校，宿舍楼早已锁了门，不过她们晚归的人都有秘密通道，那是一楼一间储藏室的窗户，她们把窗户的插销拔掉了，却把窗户依旧关着，遇有深夜才归的情况，就启用这间储藏室。一旦从窗户进入储藏室，就可以从储藏室进入楼道，最终轻而易举地回到宿舍。 她一觉睡到中午１１点。如果不是被一阵哭声吵醒，她可能还会接着睡下去。睁眼一看，宿舍里的其他几个人都坐在床上，表情严肃。循声找去，发现哭声来自刘茵茵所睡的上铺。她在朦胧中问了一句：“茵茵，怎么了？”没人理她，茵茵的哭声却突然减弱了，变成了抽泣。这显然和林多多在睡梦中听到的哭声有所不同，她使劲睁大眼睛坐了起来，试图确认自己真的是醒了。 杜鹃本来也呆在自己的上铺，听到林多多说话，就从梯子上爬下来，问了一句：“你醒了？”同时冲她使了个眼色，意思是叫她不要问了。 林多多不知出了什么事，怎么一觉醒来，竟象天塌了一样。仔细看看别人，个个的脸色都那么可怕。正巧这时开饭的铃声传来，她就穿了衣服，拿了饭盆，准备去食堂打饭。她出门之后，还不忘小心翼翼地反手把门带上，似乎生怕惊动了宿舍里的人。而她们则仿佛全都对她的举动视而不见，依旧木然地端坐在那里。 林多多在去食堂的路上明白了怎么回事。校园里的布告栏前围着一大群人，正在看一张处分布告。那上面赫然写着：“英语系三年级二班刘茵茵，因伪造成绩单，被给予严重警告处分。”围着看的人很多，大家心照不宣，也有心直口快的，说：“这家伙可够倒霉的。” 林多多想：茵茵是真够倒霉的。成绩单被打回来要求查证，这样的事一百个人里也不见得有一个，怎么就单被她碰上了？她想着，叹了口气。吃完饭回到宿舍一看，五个人还都傻坐着，她刚才不知情，现在知情了，就不好多说什么，也只好陪着她们枯坐。 那几天宿舍里气氛十分压抑，大家说话办事全都陪着小心。刘茵茵本人固然倒霉，可这件事是大家一起作的，刘茵茵要是生了气，告发出去，那大家就全都完了。所以宿舍里情绪紧张。唯恐惹刘茵茵生气，每个人心里都盼着她能独自咽下这枚苦果，千万别拉上一群垫背的。刘茵茵也是个聪明人，她渐渐就看出了同学们的心思。她被人小心呵护着，心里也不好受，找了个借口，搬回家住去了。 刘茵茵一走，大家全都松了口气，学习和生活又都恢复了正常，就象什么都没发生一样。 不知从什么开始，杜鹃开始和一个大胡子男人肩并肩出现在校园里。某一天，她终于把他带到了宿舍。大家仔细一看，原来就是那个导演。女孩子们围着他问他那个片子到底播没播，导演就说早播过了，还特轰动呢，怎么你们没看到？女孩子们就追问到底是在哪个频道，什么时间，导演就开始顾左右而言他。这令女孩子们有些失望，料定不会是在黄金时间。导演为了证实这个片子确曾受到过重视，于是就竭力渲染它播出时的盛况。要按他的说法，这片子播出的时候，几乎可算是万人空巷了，受欢迎的程度和《宰相刘罗锅》差不多。他讲得绘声绘色，就象真的一样。女孩子们虽然不信，但也乐意听这些夸张而有趣的语言。突然，导演看到了角落里的林多多，他一下子想起了什么，就指着林多多说：“这位小姐的讲话十分精彩，引起了很多观众的共鸣。” 大家对当日的细节已经记不太清了，这时就问：“她说什么了？” 导演说：“她冲着亿万观众问道：‘打假为什么这么难’？”导演一边说，还一边模仿出林多多的姿势和语气，以证实他的确对此印象深刻。女孩子们全都被逗笑了，还有人笑出了眼泪，拉着林多多的胳膊问：“真的吗？你真的是这么说的吗？” 林多多冷着脸，始终一言不发。 导演走后，林多多有些不耐烦地问杜鹃：“杜鹃，你怎么交了这么个朋友？” “怎么了？”杜鹃问。 “太浮躁。”林多多说。 杜鹃就笑了，她一点儿也没生气。而由于这是林多多第一次敢于对她的事评头品足，所以她反倒对林多多的心态产生了好奇：“你怎么了，自己失恋了吧？” 林多多说：“我连恋爱都没有，哪儿来的失恋。我是觉得他配不上你。再说你又要出国，跟他谈个什么劲儿。” 杜鹃说：“玩儿玩儿呗。” 林多多立刻柳眉倒竖：“玩儿？你竟然欺骗别人的感情？” 杜鹃听后十分诧异：“你这是怎么了？”她仔细看看林多多，的确觉得林多多是有些不对头，可是又不知是哪儿不对，一时不便深究，就笑了笑说：“怎么？你还想在恋爱领域里打假？” 说完她就抱着一盆脏衣服，到水房去了。宿舍里只剩下了林多多一个人。她原希望能和杜鹃激烈争辩一番，可是杜鹃不战而退，这让林多多顿感空虚。 现在林多多双手抱头，靠在自己的被子上。她这样坐着的时候，视线正对着刘茵茵的空铺。她猛然意识到自己之所以想争论，其实还是因为刘茵茵。 她本没有理由为刘茵茵负疚，因为她没参与伪造成绩单。因为没参与，所以也不必害怕惩罚。但是刘茵茵出事之后，她立刻就关掉了ＢＰ机，从而也就中止了与罗伯特的交往。这自然对她是一种折磨，可是她隐隐地感觉到：这正是她所期待着的。本来她没有借口折磨自己，现在茵茵的事可算一个契机。她暗暗希望宿舍里反省的空气越来越浓，直到有一天她可以爆发出来，坦白一切，然后卸下这一重负。可是没想到，宿舍里的压抑气氛却越来越淡，茵茵一走，这种压抑气氛干脆就消失了。直到今天她才明白：原来那份压抑根本不意味着她们在反省。 杜鹃的表现，又让她有些为刘茵茵不平。她以为这件事总该在大家心上掀起一些波澜吧？可是她们这么快，就把这一切都忘了。 她心中怅然若失，就离开宿舍，在校园里闲逛。走着走着，不知不觉就走向了小卖部。 她再一次开始了和罗伯特的约会。 与此同时，她上课开始了更严重的走神。上语言课还没什么，那是小班课，一共二十来人，老师盯得过来，所以她即使走神也总常常被拉回来。问题出在大课上。这学期的大课是政治经济学，二百多人一起上，为了防止逃课，老师总要抽查。有一天老师点到了林多多，但她因为走神，没听见。下课之后，在回宿舍的路上，杜鹃看到了她，奇怪地问：“多多，原来你上课了！怎么老师叫你的名字你不答应啊？”林多多一愣，知道自己又走神了。 下次上课，老师翻出记录，看到“林多多”三个字上打了一个叉，就故意又叫了她一遍：“林多多。” 林多多还是没听见。 老师就有些气愤，在“林多多”三个字上又添了一个叉，同时大声说：“这个班的班长注意了，回去通知这个林多多，叫她到教研室找我。” 他这么一说，林多多猛醒，于是恍然大悟般喊了声：“到！” 二百多人一起哄笑起来。老师生气了。因为常有人替缺课的人答“到”。于是老师严厉地说：“谁喊‘到’，站起来。” 林多多就站了起来。 老师问：“班长呢，也站起来。” 杜鹃就也站了起来。老师指着林多多问杜鹃：“好好看看，这个人叫什么？” 杜鹃就忍不住笑：“她叫林多多。” 老师有些不相信：“你真的叫林多多？” 底下他们班的学生就七嘴八舌地说：“没错儿，没错儿，她就是林多多。” 老师无奈，说：“坐下吧。” 从此班上就多了一句口头禅：“你真的叫林多多。”发作业本的时候，课代表拿着她的本子笑着说：“你真的叫林多多？”发饭菜票的时候，生活委员指着她说：“你真的叫林多多？ ” 林多多则一把抢过属于自己的东西，同时半真半假地喊：“不叫，不叫，就是不叫。”有一次，林多多的学生证丢了，她就到系里去重新申请。系里新近留校的年轻辅导员好象也知道了这个笑话，当林多多把照片交给他的时候，他就指着照片笑着问：“你真地叫林多多？”林多多没理他。他就说：“那你把名字写在照片背面吧。 ” 林多多于是把照片翻过去，但见那上面赫然写着：“胥雅文”三个字。原来这就是当日在亮马河大厦照的宝丽来。宝丽来每次出四张照片，可是当天报名只用了两张，这是剩下的两张之一。林多多于是迅速用笔把这三个字涂了。年轻辅导员看到了那三个字之后反倒不说话了，只是看她一眼，又看那照片一眼，然后再看她一眼。 而那个政治经济学老师仿佛从此与林多多结下了仇，每上课必叫她的名字，林多多依旧是心不在焉，反应迟钝。杜鹃为此常常坐在她身边，听到老师叫她的名字，就捅她一下。终于有一天，杜鹃已经捅了她两下，她还是毫无反应。在沉默中挨过了两秒之后，倒是杜鹃沉不住气了。她怕林多多再闹出笑话，就自己出声替她喊了个“到”字，老师居然没听出破绽。林多多似乎听到老师喊她的名字，随后又听到另外一个人答了一声“到”，于是恍惚中便更觉得这三个字与她无关了。 只是，一来到罗伯特面前，她就变得格外清醒，知道自己实际上是叫“林多多”的。这种清醒使她十分痛苦。 罗伯特对她愈发恋恋不舍，每次分手都要开车送她。最初林多多只让罗伯特送她到东直门地铁站，过了一段时间，罗伯特坚持要送她到西直门地铁站，再后来罗伯特就非要送她到学校。她没什么理由不让罗伯特送，她最后的防线就是坚决让罗伯特把车停在学校门口的马路对面。 当然，她还有许多条丝巾。罗伯特开车的时候，她就开始用丝巾打扮自己。有时她用丝巾包住自己的头顶，让丝巾的穗垂下，遮住眼睛；有时她用丝巾围住脖子，让丝巾的一角立起来，挡住嘴巴；有时她用丝巾遮住左边半张脸；有时她用丝巾遮住右边半张脸。等罗伯特开到离学校门口的马路对面时，她就坚决要求下车。罗伯特就掀开她的丝巾吻她一下，算作告别。然后她就走下车，把丝巾拉得再严实一点，横穿马路。罗伯特总是担心她会看不清马路上穿棱的车流，无奈她从不听从劝阻。 有一次，正当林多多打开车门，向外迈步的时候，偏偏杜鹃、大胡子导演，以及其他若干个打扮前卫的年轻人一起从校门里走出来。杜鹃似乎对与这些人同行感到十分自豪，所以走在路上往往情不自禁地左顾右盼。于是，当她的目光投向马路对面时，她一眼就认出了林多多。林多多尽管作了伪装，也逃不过她的眼睛。同时她也看出车里坐着一个外国小伙子，在那一瞬间，她感到自己终于弄清了林多多整整一个学期以来失魂落魄的原因。她于是带着无比快乐的心情，向着马路另一侧大声喊道：“林－多－多－！” 她喊得过于声嘶力竭，以致路上走着的骑在自行车上的行人都被吓了一跳，连马路对面坐在车里的罗伯特也不禁好奇地向这边张望起来。 林多多听了，头也不回，撒腿就跑。 从此她就养成了飞跑的习惯。无论是去哪儿，她总是显得心急火燎。校园里总是闪动着她迅疾而过的身影，有时是在从教室通往图书馆的大路上，有时是在从系办公室通向宿舍的小路上。有时她穿着那条斯特法内的超短裙在跑，于是当她从人们身旁掠过的时候，迎面看到她的人们就都忍不住回头再看她一眼，男生尤其担心她的裙子会突然裂开。有时她从食堂跑出来，一步就跨下三级台阶，若是被老师看到了，就会念叨一句：“这小姑娘，别跑出盲肠炎来。”跑着跑着，熟悉她的人就不再感到奇怪了。新同学一入校，偶尔看到这样一个穿着超短裙飞跑的人，就以为她是来自日本或者韩国或者新加坡的留学生。外国人总是有点儿怪的。 可是在梦里，她却往往跑得很慢。她觉得自己举步维艰，双腿象有一千公斤那么沉。她在梦里说服自己：这不过是一个游戏，是一个象走太空步那样的游戏，放松些吧，再放松些，慢一点儿是正常的。于是她就真地心安理得地慢了下来。可是一旦她自己想通了，她身旁的景物却会在这时动起来，飞快地向她身后掠去，而且越来越快，越来越快。那景物都是她熟悉的。首先是校门口的小卖部，然后是那个系着一溜小红灯笼的酒吧，接着是那个车站旁专营打字复印的小店，再接下来就是双榆树路口的四座百货商场，然后，如果她没有被及时惊醒的话，还会有方庄居民小区……，在她作着最长也最痛苦的梦里，她曾到过亮马河大厦。她相信那的确应该是她最长的梦，她再也不可能打破这个记录了，因为那里正是所有这一切的起点。 梦中的景物在瞬间向后掠去，速度之快令她感到自己的心都要跳出来了。既然跑得如此困难，那么能不能不跑呢？不行，在每一个梦里，她都会遇到非跑不可的理由。她往往急得大汗淋漓，直到醒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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