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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午五点，出租汽车公司的调度员坐在广播室里播送天气预报：“根据北京气象台今天下午发布的消息， 今天夜间，晴，风力二三级，降水概率30%，最低气温20度，”念到这里，忽觉背后吹来一阵凉风，回头一看，窗外已经下起了浠浠沥沥的小雨，心里就骂：这叫什么预报，于是自作主张地加上了一句：“傍晚时分有小雨，准确率100%。”说完，还冲着话筒笑了两声。 整个办公楼，连同偌大的停车场，都听到了他的笑声。 坐在经理办公室里的肖建国和经理听到这最后补充的一句，也笑了起来，气氛有所缓和。肖建国坐在经理这里已经有好一阵子了，他开着公司里的一辆夏利，这两天正是北京最热的时候，偏偏车里的空调又坏了，于是回公司要求修理。经理说：“修理可以，放在车队里吧，过两天来取。”肖建国问：“能不能给我换一辆车，先开着，要不这两天我怎么办？”经理说：“能给你修就不错了，我们车队这待遇你上哪儿找去，别的公司还不是两手一甩，按月收车份儿。知你足吧，你。”肖建国说：“公司的好处我当然知道，要不然干嘛别的公司车份儿收得低我都不动心呢，可是经理您得想想，这两天正是最热的时候，面的没空调，受不了热的人就都要打夏利，这两天我要是歇了，那得损失多少啊。” 经理面无表情，显然是该说的都已经说了，肖建国就僵在了那里，正巧这时喇叭里传来了调度员的最后两句：“傍晚时分有小雨，准确率100%。嘿嘿，嘿嘿。” 经理的脸上立刻有了表情，说：“你看，下雨了，也许会降降温。”肖建国眼瞅瞅着也不可能有结果了，经理又作出一副要下班的表情，只好站起身，向门外走去。经理在他后面拍着他的肩膀说：“小肖，白天太热可以干夜活嘛，夜里凉快。”肖建国没有说话，快要走到门口的时候，经理忽然又补充了一句：“那空调是个什么好东西，你听说了吗，上礼拜有个司机在机场等人，开了一夜空调，结果睡着了，愣给憋死在车里。” 这倒是一个新闻， 肖建国本来已经走出了门外， 不禁又回过头来问了一句：“为什么？”经理摆着手说：“原理嘛，我也不清楚，反正是废气一类的道理。总之这件事是有的，我不会骗你就是了。” 肖建国一肚子不痛快，但也无可柰何。他只好暂时不修空调，因为他耽误不起。可他不明白的是：耽误两天，他自己固然要受损失，但车队不也一样要受损失吗？经理怎么就不想想：这空调是给他肖建国自己修的？他想不通：为什么专有人爱干对别人没好处对自己也没好处的事？肖建国恨恨地走出了昏暗的楼道，迎面碰上几个刚从食堂打饭回来的办公室人员，肖建国也爱搭不理，笔直地向前走。他一向看他们不顺眼，因为他觉得是他们这些司机受苦受累养活了他们。那些人也不爱理他，同样对他视而不见，因为他们觉得肖建国这人脾气怪。人嘛，谁没有个脾气，大家也都理解，可是脾气是应该和本事成正比的，都当了出租司机了，还那么大脾气，这就让人有些难以理解了。是以肖建国在车队办事一向不顺。 肖建国走出大楼门口，站在门廊下，正看到面前的雨丝。他没带伞，雨又不大，于是就准备顶着雨走到车场去。刚要投身雨中，却忽然眼前一亮，原来是刚结束播音的小调度员穿着一身明黄色的运动服一蹦一跳地走了过来。这小调度员是新分来的高中生，肖建国对全公司的人都看不顺眼，却唯独觉得他面善，于是就笑着向他打招呼：“小李，天气预报挺准嘛，”小李就嘿嘿地又笑了两声。笑声刚落，雨又忽然停了。 肖建国骂了一声：“邪门”，就走出了门廊，头却依然缩在脖子里，一副随时准备承受雨滴的架势。 傍晚六点，夕阳照耀着雨后的街道。 陈小红站在大北窑桥下，招手叫出租车。她刚刚从国贸买了件新裙子，现在一只手提着裙角，留心躲避着过往车辆甩起的水滴，另一只手伸出去打车。她要去小天竺附近的国都宾馆。那个宾馆离机场虽然很近，但也差着二、三公里，正是由于这似是而非的二、三公里，使得面的司机大多不爱去。也有愿意去的，张口就要五十块钱，怎么砍也砍不下来。陈小红站在车流之中飞快地计算了一下，计算的结果是从大北窑到国都最多也就二十五公里，于是咬咬牙，拦了辆夏利。 也该她走运，正当她对司机说“国都宾馆”几个字时，从她身后又冒出一位姑娘，也要去“国都”，陈小红欣喜地看了姑娘一眼，姑娘也很高兴，双方就象在敌占区遇到了同志一样，说好ＡＡ付款就一齐坐上了车。 陈小红坐司机副座，那个姑娘坐在后排。只有司机肖建国不太乐意，虽然这也不损他什么，可他今天心情不好，看到这两个姑娘占了便宜就感到难受，于是把头扭向窗外，故意出了个难题：“你们俩坐车，发票怎么开呀？” 陈小红和那姑娘都表示不要发票。 肖建国没什么话说了，面无表情地发动了车子。红色夏利车驶离了边线，加入到车流之中，不紧不慢地向前走。此时正是傍晚的高峰时间，从大北窑到京广大厦之间堵得水泄不通。 肖建国问：“怎么走呀？这个点儿三环路最堵了。”陈小红说：“怎么走？你说怎么走？总不能先绕到通县去吧。”陈小红是那种对雇佣与被雇佣非常敏感的人。当她受雇于人的时候，她绝不对别人的要求说三道四。同样，当别人受雇于他的时候，她也反感别人多嘴多舌。她觉得这就是职业道德，可惜司机这种人中有职业道德的就很少。叫你走你就走，堵车谁不知道，堵车还要打车显然是因为需要。半夜倒是不堵车，谁半夜上国都去呀？给你钱就是了，费什么话，累不累呀。 要是她心情不好，她就会把上述这番话原原本本地说出来。但今天她心情不错，所以就用沉默来表示轻篾。然而肖建国却把她的心里话一个字不落全读懂了。司机每天和人打交道，什么样的脸色没见过。但是纵然千人千面，认真归纳起来，却也无非就那么几大类。陈小红就是那种有了几个小钱就觉得自己了不起的人，肖建国最看不起的就是这种人。瞧她长的那样儿，钱还不一定是怎么挣来的呢？肖建国通过反光镜斜睨了她一眼。一切篾视也尽在不言中。 陈小红也注意到了他的目光，她心里就有了气，心想：这人怎么这么不知足啊？于是就故意提醒他：“师傅，这活儿多甜哪，五六十块吧？”肖建国就说：“甜什么甜，回来没活儿，空跑二十多公里。”陈小红说：“您可以去机场蹲着，碰上半夜下飞机的，就狠宰他一刀。”肖建国说：“早看出来了，小姐，您比我还黑。” 他俩你来我往地说了半天，车子才走了不到一百米。陈小红终于发现交通堵塞的严重，禁不住有些烦躁，坐在那里左摇右晃。她一摇晃身体，刚上车时表现出来的端庄就消失贻尽。其实她那份端庄多半是被那身新衣服规定出来的，现在却人是人，衣服是衣服，明显的两回事。肖建国的嘴撇得更大了。陈小红嘴里还不闲着，不停地咋乎：“快，快点，跟上。”她的声音很特别，猛一听上去，似乎也不让人感觉舒服。 坐在后排的姑娘本来一直一言不发，这时就递过来一盘磁带：“师傅，您的音响能听吗？” “能啊，”肖建国接过磁带，放进去，车里就响起了软摇滚。 陈小红在音乐声中沉默了一会儿， 计价器的数字就超过了11.20，可车这时还没跨出国贸桥北翼，还趴在那巨大的钢筋水泥翅膀之下，眼看数字魔术般地增长，陈小红就又鸹噪起来。正巧这时有一辆车从他们身后驶过，挤入了自行车车道，陈小红就指着那辆车的背影说：“你不能跟他学学？” 肖建国从鼻子里哼了一声，说：“他那叫违章。” 陈小红就换成一种温柔的腔调：“大哥，跑快点你不是可以多拉几个客人吗？” 肖建国说：“万一碰上警察罚款怎么办？” 陈小红说：“赌一把呗。碰上警察罚十块，碰不上多挣一百。” 肖建国说：“挣一百？小姐，我的钱可不象你那么好挣。” “我的钱好挣？你这是什么意思？”肖建国的话不光让陈小红一愣，连后排的沈若朗听到这话也一愣，她不禁冲着陈小红的背影仔细打量起来。从背后看，陈小红似乎也没什么特别之处，只是头发和一般人不大一样，染成了红色。 沈若朗是国都饭店客房部的夜班经理， 她刚才站在国贸桥下，是准备乘403路车去上班。可她今天有事晚了。她担心错过交接班时间，有心打辆车，却又有些舍不得，几十块钱的交通费对她来说不是小数目。正巧这时站在她右前方的陈小红说出了“去国都”。陈小红嗓音特别，声音传得远。沈若朗听后就灵机一动，赶忙凑了上来。她当时只是想这样可以省一半车费，没来得及琢磨陈小红是什么人，为什么要到国都去。现在闲得没事儿干，又听司机这么出言不逊，她就注意了一下陈小红的外观，于是就注意到了她的一头红发。 沈若朗整天在饭店工作，看人也是用的标签法，也就是根据一个人身上最明显的标志去判断一个人的身份、地位。标签是一种抽象的说法，能成为标签的有时是服饰，有时是化妆，有时是口音，等等，不一而足，但以外观因素为最主要的组成部分，否则怎么能成为标签呢？沈若朗未必不觉得这样作有违科学，但饭店这一行，也未必需要多么科学，大体上不要看走眼就行了。再说每天要见大量的人，若是一一仔细分辩之后再拿出对策，反而会降低效率，这标签法类似社会学上的抽样调查，也许倒更符合科学精神。沈若朗刚刚开始工作时，总是担心看错了人。因为她从传统故事里得了教训，知道社会上有那么一种人，先要衣衫褴褛地出现，待那等势利小人轻慢之后再亮出身份，给他好一番羞辱，留下诸如“坐请坐请上坐”之类的佳话。可是工作了一段时间才发现：现在这种无聊之人恐怕是已经绝迹了。这是一个讲求高效率的时代，不仅沈若朗要讲效率，客人也讲效率。由于各色人等渐渐也都知道沈若朗这样的人是用标签法看人，所以为了迅速达到目的，也就越发要给自己贴上准确的标签。两方面共同努力，就使得这标签看人法越来越趋准确。 现在也是这样，沈若朗一看陈小红的红头发，就认为她是那种人。 虽然沈若朗已经认定她就是那种人，但沈若朗并不因此而对她有什么畸视，长期的饭店工作，使她将一切人首先视为客人。更何况这个客人还分担了她的一半车费。所以，出于善良的本性，她就要给陈小红解围。 于是她问前排的两个人：“你们觉得音乐怎么样？” 两个人异口同声地说：“好听。” 听他们这么说，沈若朗不由得为弟弟高兴，刚才她就是为弟弟去取样带才耽误了上班时间。沈若朗出身于普通工人家庭，靠自己的努力受完教育，当上了白领，体会到了地位提高的快乐，所以现在她最关心的问题就是提携弟弟。她当年上学的时候，目的很明确：解决前途问题。是以她把全副精力都投入到学外语、背单词之中，无暇提高艺术修养。轮到弟弟上学，因为有了她在经济上的支持，就添了热爱艺术的毛病。沈若朗常常遗憾地想：这么聪明的一个男孩子，学点儿会计、管理、MBA之类的多好啊。 可她想管又管不了，因为她自己于音乐一窍不通，缺乏对话的基础，弟弟的音乐究竟怎样，她是没有能力判断的。因此她随时随地希望听到别人的意见，尤其是赞扬的意见。 在肖建国，他是的确觉得这歌还不错，因为他在车上有空儿就听97.4，所以他于鉴赏力上反倒比沈若朗自信。他觉得好，就想知道这是什么歌，于是把录音机停了下来，取出磁带看了一眼。磁带上什么贴纸也没有。 沈若朗解释道：“这是我弟弟作的小样，还没有正式出版发行。” 陈小红就惊诧地回过头来：“你弟弟是搞音乐的？搞什么音乐？高雅的和还是通俗的？” 沈若朗就说：“我也不懂，我弟弟倒有很多朋友都是作音乐的。”她说完，就感觉到司机不屑地哼了一声。心想：大概这司机以为我是一个骗子吧，于是就不再说话。肖建国果然是这样想的，他除了反感暴发户，第二反感的人就是懂艺术的。谁都能懂艺术，那艺术成什么了？前两天刚有人给他介绍一个对象，对方自称“爱好摄影”。肖建国高高兴兴地去见了，聊了一会儿他才明白，所谓爱好摄影，只不过是喜欢在照相机前搔首弄姿。弄得他好不扫兴。这不，又出来一个懂音乐的。今天算是倒霉透了，这车上坐的都是什么鸟！ 不过，这音乐好象还行，他听着听着，不禁点头称赞：“不错，难度还挺大的。”沈若朗好奇地问：“师傅，您也懂音乐呀？”肖建国就说：“那当然，我从小就学琴。当年还差点儿考上音乐学院附中呢。都是因为家庭出身不好，政审不合格。” 沈若朗看看肖建国的背影，好象年轻了点儿。不象是因为父母被打成右派而被耽误的那代人。那代人怎么也得有四十多岁吧？这人才多大，顶多三十。现如今这三十岁的人再没出息，也只能怨自己了。沈若朗也哼了一声，现在轮到她觉得肖建国是个骗子了。 陈小红没有沈若朗想得深，她听到这两人都爱好音乐，就觉得找到了一个洗刷自己的机会。于是兴致勃勃地解释说：自己是个歌手，正在寻求发展的机会。今天有朋友给她介绍了一个香港来的制作人。那个制作人从香港去大连，需要在北京转飞机。从香港飞来的班机晚上七点多到北京，他只能在北京停留三个小时，所以她才急着要打车过去。如果他们谈得好，也许她就能成为签约歌手，一举成名。 沈若朗不听则已，听了之后倒起了疑心。弟弟的样带就是要送给一个从香港来的姓邓的制作人，那个制作人沈若朗也不认识，据说是今晚下榻于国都，明天早晨才飞去大连。不知和陈小红说的是不是一个人。按照陈小红的说法，那个香港人应该乘晚上十点以后的飞机去大连，可是那个时间已经没有从北京到大连的航班了。这里面会不会有什么问题呢？国都宾馆专门接待在首都机场换飞机的旅客，是以沈若朗对航班了如指掌。 沈若朗是从飞机时刻上对陈小红有了疑问，肖建国则是压根儿就不信她的歌手之说。本来就不信，听了她的刻意解释就更不信了。这不是此地无银吗？不仅不信，他还觉得自己摸到了陈小红的病根，于是话里话外更加肆无忌惮，专拣陈小红不爱听的说。陈小红也不示弱，两个人唇枪舌枪你来我往，倒也解除了塞车的烦恼，不知不觉间，车已经开到了三元桥。 一上机场高速，车子就彻底摆脱了塞车的阴影，风驰电掣般地开了起来。 车一开得快，陈小红就感觉到了迎面吹来的强劲的风，她担心这风吹乱了她的发型，于是就要把车窗摇上。肖建国说：“小姐别关窗，实在对不起，空调坏了。”陈小红说：“你这是什么破车啊，我们可是花夏利的价钱，你却让我们享受面的的待遇。”肖建国不敢回嘴，明摆着是他没理。陈小红顾自把车窗摇上，车内顿时显得有些闷热。 陈小红摇上车窗是因为她要化妆了。她现在终于明白这个司机是绝不肯相信自己的。其实一个司机，无论如何也不是陈小红关注的对象，何况还是萍水相逢，但她心中却生出了一股莫名其妙的恨。她最恨蔑视她的人，最恨自己并不优越但偏要以蔑视她来显示优越的人，最恨明明假正经却又以为自己是真正经的人。她入道以来，看的脸色多了，也早就练出了一套遇辱不惊的心理战术。但是今天不一样，今天她是奔着机会来的，如果这是个她命中该有的机会，她很可能就一举翻身了，所以今天她的忍耐力就显得低一些。 纵然她的忍耐力低，她的方法也很有限。不过是表演一下自己过得如何好罢了。越是在瞧不起她的人面前，她越要浓妆艳抹，这是她的一贯作法。正巧她因为出门匆忙而来不及化妆，这时就往车背上一靠，坏坏地一笑，掏出了化妆包。 她今天的化妆和往常不一样，而是先喷了一通香水，意在先声夺人。香气弥漫在车里，挥之不去。这是一种很特别的香气，连沈若朗都不熟悉，皱着鼻子闻了半天，只觉香气越来越浓，却无法名状。果然肖建国也烦躁起来。陈小红心里就得意地笑，她之所以认为肖建国烦躁起来，是因为他居然在飞驰中腾出一只手来给自己点了一根烟。刚才堵车的时候他都没抽烟。另外就是他还把车中录音机的音量开大了。陈小红心里这个乐呀，想这小子果然还嫩点儿，正想着，车子猛地加快了速度，进入了快行线。陈小红欢呼起来：“好，大哥，太棒了。” 肖建国也不搭理她，他们的车从车流中脱颍而出。 陈小红喷完了香水，就又掏出口红，一手举着镜子，一手拿着口红。在音乐的节拍中作最后的修饰。可是这车粗粗地感觉起来还是很平稳的，但当她真的要画的时候，却又觉得还是有些晃，所以一直用手在嘴唇上比划着，就是下不去手。比划了半天，忽然感觉车子放慢了，她只顾盯着镜子，却没发现车已经开到了收费口，只是凭着感觉就将口红按在右唇上，正欲描画时，车子又突然加速，向前冲了出去，还不是直着冲，而是拐了个弧度很大的弯，紧接着又是一个反方向的弯，然后就是一个急刹车。陈小红的身体随着车子的剧烈运动而左冲右突，幸亏系了安全带，往往是冲到一半，又弹了回来。 “怎么回事？”陈小红大叫。 肖建国冷冷地说：“到了。” 陈小红抬头一看，果然已经到了。 她回过神来，对着镜子再看一下自己，这一看不要紧，立刻怒火中烧。原来刚才刹车时，举着口红的手未及从唇边拿开，身子往前一倾，口红就从嘴唇开始，向上斜斜地划了重重的一道，宛若阿凡提的胡子，却只有右边一半。 “讨厌”，陈小红连嗔带怒地骂了一声。平时她说讨厌，多半是假的，可这一次却是真的，她是真觉得这个司机讨厌，但说过了之后觉得不过瘾，又找不到表达“我是真的讨厌死你了”的词汇，于是就有些愤怒。饭店已在眼前，她若是不化妆，还可以走进去，到化妆室里再补，可她已经画成了个阿凡提，一进去岂不成了笑柄？ 肖建国依然冷冷地说：“到了。” 陈小红只好掏出化妆纸来擦，但这口红是一个客人送的，据说是法国名牌，最大的特点就是附着力强，她擦了一下，右脸红了一片。 肖建国又催了一次：“到了，怎么还不下去？” 沈若朗看看计价器，78块钱，于是从钱包裹掏出40块来，隔着栅栏扔给了肖建国。肖建国停车的时候，正好饭店附设的往返于机场的大巴士停在饭店的转门前面，肖建国的车凑不上去，就只得停在离饭店大门还有一段距离的位置上。沈若朗通常不走正门，她走员工专用的门，肖建国的车正停在这个小门的旁边。沈若朗本来就被香气熏得糊里糊涂，恨不得早点下车，现在一看他们争起来没完，就赶紧付了自己那一半车费，拉开车门，从车里走了出来。 沈若朗准时来到办公室，办完接收手续，又打开电脑查了一下今晚将要入住的客人，以便作到心中有数。今晚有两个旅游团，一个从香港来，一个从德国来，她提醒自己：别忘了叮嘱服务员把团队包房冰箱里和吧台上的酒水撤下来。这是因为团队离店往往比较早，又是二、三十人一起结帐，所以来不及一一查点；还有国航的一个乘务组要在这里休息，乘务组以空姐为主，应该给她们安排靠近楼梯的房间，一来她们总是叽叽喳喳的，二来她们经常在别人睡觉的时候就开始出发去执行任务。另外还有若干散客，沈若朗也一一检查了一下记录，注意给老客人以适当的优惠。 沈若朗还查到那个姓邓的香港客人已经在半个小时前就登记入住了。沈若朗不认识这个客人，他的房间是通过他的北京代理在这里预订的。那个北京代理经常在这里订房，就与沈若朗熟悉，他对沈若朗说：“有什么业务上的事可以直接找邓先生。”沈若朗能有什么业务呢，她于是就想到了她那头发长长神神经经一直在半地下状态奋斗的弟弟。 沈若朗通过电脑查到了邓先生的房间号，就给邓先生拔了个电话，她想首先问候一下邓先生，以饭店的名义关照他有什么麻烦都可以来找她，然后问问他什么时候方便，她就可以把弟弟的小样送过去。电话铃响了半天，却没人接，沈若朗就想也许他是去餐厅吃饭了。 刚放下电话，保卫部部长就推门走了进来。这饭店里的职称设置还挺有意思，每个部的头头都叫经理，唯独保卫部的头头叫部长。沈若朗早就向他指出：这是因为你们保卫部的功能与饭店经营之间的关系模糊不清，所以你不能叫经理。经理经理，必须得是能赚钱的人。你抓了在饭店作案的小偷，可以提高饭店的声誉，吸引顾客。可你抓了老外的女朋友，虽然也提高了饭店的声誉，却会使老外不敢再上咱们的门。当然，这种老外咱们还不稀罕呢，但如果这种老外是老外的主流，那饭店的经营就会受影响。开饭店嘛，总归还是要赚钱的。保卫部长不同意这种解释，他认为这“部长”二字有官方色彩，强调其由政府赋予的权威，不象经理，只是饭店的雇员，但这也是他嘴上过瘾罢了。实际上，只有部长本人知道：他也一样是个雇员而已。他只能配合公安机关的行动，并没有政府赋予的单独搜查的权利。 部长今天前来，就是向她传达上级关于扫黄打非的决定，商量部门之间如何配合。沈若朗一听又是这事，就笑着说：“客房部只管打扫卫生，不管扫黄。”保卫部长说：“扫黄是全社会的事，你以为就是我一个人的事？我还不爱管呢，我的擅长是抓小偷。”沈若朗说：“我不是这个意思，我是问你怎么个配合法。你需要我作什么就请直说嘛，是不是趁给客人送开水的时候侦察情况？” 象他们这种涉外饭店，扫黄的事难就难在这里，不能象在大车店里一样，冲进去就搜。外国人讲人权，虽然到了中国的屋檐下，有时也不得不低头，但那只是当你搜出了确凿的证据的时候。你要是一无所获，对不起，他就要抗议了。所以在涉外饭店扫黄，关键是要有准确的线索。是以保卫部长就得要求客房部配合，每每与夜班经理商量，沈若朗又不是破案专家，于是又每每议而不决。 沈若朗听了部长的来意，就坐在那里暗暗地想：今天要是搜，八成一搜一个准儿，也不知这邓先生是不是陈小红要找的人，倘真是她要找的人，倒又不好办了，得罪了邓先生，自己的弟弟又怎么办。 由陈小红想到邓先生，由邓先生想到弟弟，由弟弟想到了磁带，沈若朗突然想起自己在匆忙下车之际竟把磁带忘在车里了。她一下子露出了紧张的神色：这可怎么得了，那是弟弟的心血呀！ 陈小红在卡拉ＯＫ厅里一个远离表演区的台位上，被简妮介绍给一个中年男人。 简妮和陈小红是初中时一起在少年宫练习唱歌的伙伴。毕业这么多年，她们断断续续有些来往，也只是在有事的时候才来往。陈小红一心唱歌，一心要成名，简妮则始终是在饭店里、歌厅里作个领班什么的，虽说是胸无大志，但有时也神通广大得惊人。她知道陈小红一直想作个专业歌手，就给她安排了这次见面。陈小红对简妮一向是很信服的，简妮说这个机会难得，陈小红就真的以为这是一个机会。 陈小红一进饭店就找到简妮，简妮倒纳闷她怎么来得这么快，她说邓先生刚住进来，起码还得吃点饭再谈工作。结果一个电话打上去，邓先生却说在飞机上吃过了，现在就谈也没什么不可以。 实际上邓先生并没有对陈小红抱多大希望，他只不过是耐不得寂寞，想找个人一起玩一玩，真能找到好歌手则应算是意外之喜了。现在听到这个姑娘如此积极，邓先生就觉得有趣，他本来没打算以制作人的身份出场，所以也就没端出制作人的架子。一接到电话，就高高兴兴急急忙忙地下了楼。 简妮给他们之间作了介绍，然后说：“你们谈谈吧，想喝什么就告诉我。”说完就转身走了。陈小红看了一眼邓先生，一时竟无从谈起。 她刚才在路上预先设想了许多话题，现在却一个都想不起来了。就是想起来，她好象也不愿意说了。说什么呢？香港天气怎么样？您是第几次到北京？去过故宫去过天坛去过颐和园吗？这样的寒暄她经历过无数次了，可是结果呢？没有结果。简妮向她保证，说这个制作人是非常有实力也非常注重实力的，于是她心里就升起了希望，于是她就急急忙忙地赶来要见一见。可是一见之下，她突然发现那些用以引起交谈的细细碎碎的小话题，和她真实的愿望相比，显得那么苍白和虚伪。 她这些年来一直半红不黑，在最困难的时候，她也总是安慰自己说：要有耐心。而这耐心，却并非是歌唱艺术之必须，反倒是人际关系之必须。唱得好的人比比皆是，真能唱出名堂的却寥寥无几，其中区别并不在唱功上，而是在毅力与耐心上。陈小红嗓音条件一般，她一向是凭借精神因素来弥补自己的不足。可不知为什么，她今天忽然没有了耐心，坐在这位制作人面前，倒想直截了当一吐为快：怎么样，你觉得行还是不行？ 倒是邓先生不紧不慢笑眯眯地望着她：“听说，陈小姐很喜欢唱歌呀。” 陈小红连忙点头：“对对。”听到邓先生如是说，她的心情轻松了一些，就想：简妮的话果然不错，这邓先生也是个直截了当的人，于是就说：“要不要我先唱一首？” 邓先生说：“那当然好了。” 其实邓先生这样说，也不过是引起交谈的一种方式罢了。被陈小红如此理解，纯属歪打正着。这都是因为她求成心切，不免在理解上产生了偏差。不过邓先生也无所谓，反正时间还早，听听唱歌也不是什么坏事。 陈小红于是就填了一张歌单。这时还不到八点，歌厅里客人不多，陈小红点的歌很快就被找了出来。是一首《掌声响起》：“孤独站在这舞台，听那掌声响起来，我心中有无限感慨。经过多少岁月，经过多少无奈……” 陈小红一向喜欢这首歌，至于为什么喜欢，她自己也说不清楚，她只是觉得这歌中有某种打动她的力量。现在她唱着唱着，就幻想自己站在空旷的舞台上，台下观众鸦雀无声，听凭她一个人抒发心中的苦与乐。 她唱完了，台下响起了寥落的掌声。陈小红从梦中醒来，向台下看去，只有邓先生在那里鼓掌。陈小红走下台来，坐在邓先生对面，问：“您觉得怎么样？”邓先生说：“陈小姐唱得不错，不过我觉得这首歌不适合你。陈小红问：“怎么讲呢？”邓先生说：“这首歌是大红大紫后的人唱的。陈小姐还年轻，一切刚刚开始，应该唱热烈欢快的歌。” 陈小红一想：可不是吗，这就是她虽然感觉到了，可却一直无法确切表达出来的感觉。这首歌虽然也是孤独呀，无奈呀，但与她陈小红的孤独和无奈是两回事。人家那是盛极而衰，她陈小红离这一步还远着呢。 她的心情就又黯淡起来，不禁想起了刚才和那个司机发生的冲突。 刚才陈小红气愤之下，捂着脸就冲进了大厅，肖建国也拉开车门，从车里钻了出来，要从后面抓住她。没想到陈小红虽然穿着高跟鞋，跑起来却象飞一样。肖建国欲紧追不舍，但这时后边的司机却不干了。他们俩人在车上争执不下的那段时间里，挡在前面的大巴士就已经开走了，后面的司机见肖建国的还车没有动静，以为是正在结帐开票，所以就耐心等着。这下却看到他们两人一个跑一个追，倒把车扔在那里不管，于是就有些着急，情急之下就使劲按喇叭。更后面的司机不知前面发生了什么事，这时听到喇叭响，也起哄似地按起了喇叭。肖建国不敢犯众怒，只好又回到车里，把车向前开了几十米，停在门口。他下了车，保安看他一副气势汹汹直眉瞪眼的样子，就拦住了他，问他找谁。肖建国伸手一指；“就找她。”保安顺着他手指的方向向饭店大堂里看去，正好有个旅行团刚到，闹哄哄地在登记。于是就问：“您到底找谁？”肖建国的眼睛里只有陈小红，他直瞪瞪地冲着陈小红就要往里闯，但保安还是拦着他，他就眼睁睁地看着陈小红的红头发消失在挂满一片暖色地毯和挂毯的商店里。 “你们”，肖建国急得直跺脚，“你们怎么保护坏人哪？” “到底出了什么事？”保安不解地问。 “她坐车不给钱”，肖建国气愤地喊着。 沈若朗愁眉苦脸地坐在那里。小样不是一般的磁带，小样是尚未复制的样品，只此一份。弟弟千辛万苦地录制了一盘小样，难道就这样被自己丢了？北京有那么多辆夏利，让她沈若朗上哪儿去找这一辆啊。她仔细追溯打车的过程，想从中发现什么线索，结果一无所获。最可靠的线索就是发票了，可她却没要。她现在万分后悔跟别人合打一辆车，就为了省那几十块钱，丢了东西却连找都无从找起。 她正发着愁，却忽然眼前一亮。一个保安领着肖建国走了进来，沈若朗大喜过望，立即迎上前去，肖建国也没想到原来这另一位乘客就是饭店的职员，也笑着打招呼，倒是保安纳闷了：难道他要找的是沈小姐？ 刚才肖建国没头没脑地要往饭店里闯，说是有人坐车不给钱。保安当然不能让他进去随便抓人，要是在饭店里扭打起来，可怎么得了。肖建国怎么解释也解释不清，气愤之下就说：“她是一个鸡，你们也不管？”保安一听，这下问题可就严重了，责任感加上一天到晚站着也无聊，于是就热情地带着肖建国来找保卫部长，保卫部长不在，办公室的人说是在客房部研究工作呢，就把肖建国又带到了客房部。 沈若朗握着肖建国的双手说：“谢谢你谢谢你，你是怎么找到我的？” 肖建国倒愣了：“你？我找你干嘛？” 沈若朗说：“你不是来还磁带的吗？” “磁带？”肖建国想起来了，沈若朗的磁带还在自己车里，就说：“对，对，还磁带。不过我没带着，一会儿去车里取吧。” 保安在一旁说：“这位先生是来找部长反映情况的。” 沈若朗这才明白肖建国不是来找自己的，但不管怎么说，磁带终于是有下落了。她于是就把自己的事情放在一边，暂且不提。 肖建国在他们的对面坐下，保安部长说：“欢迎你监督我们的工作，谈谈情况吧。” 肖建国于是点上一根烟，绘声绘色地讲了起来：怎么打的车，走的什么路线，路上聊了些什么，他怎么从一开始就看出陈小红不是好人，她还说要到饭店来找唱片公司的经理，谁信她的鬼话，以及下车后她拒不付款，躲进饭店。肖建国最后指着沈若朗说：“不信，你可以问这位小姐，她也在车上，可以作证。” 保卫部长就问沈若朗：“你能作证吗？” 沈若朗说：“车上的事实基本上就是这样，至于那些事实是否就能说明那位小姐的身份我也无权断言。赖帐不给钱倒是能说明她的品质有些问题，可那时候我已经下车了，对这一点反倒无法证实。” 肖建国不高兴地看了她一眼，说：“钱倒是次要的，关键是不能助长这种风气，你说是不是？” 保卫部长频频点头，心里却十分不以为然。他一开始听说有人反映情况确是很兴奋，以为有了什么团伙大案的线索。听到后来，觉得也不过就是捕风捉影罢了。不错，肖建国的分析很有道理，甚至很有可能就是这么回事，可是分析终归不是事实，就是事实，也会有不同的解释。饭店每天都有类似的客人来来往往，你不能看他的样子不顺眼就说他/她一定是什么什么。 那个女的没给他钱倒可能是真的，要不他也不会气成这样。部长想到这里，就开始给各分机打电话：中餐厅、西餐厅、酒吧、游泳池、卡拉ＯＫ厅，一一询问是否有一个红头发姑娘在场。他的想法是起码把这女的找到，让他们当面对质一番，令欠债者还钱。当然她要是死不承认没给车钱，他也没办法，毕竟这只是肖建国的一面之辞。但这举动本身起码就能警告她一下：不要在饭店里乱作非为，这里到处都是警惕的眼睛。 然而从各个分机传来的反馈却是：没有这个人。事实上，陈小红就在卡拉ＯＫ厅，但碰巧是简妮接的电话。简妮猜想可能是找陈小红，但不知道为了什么事。她以为陈小红犯了什么大事，被人追到这里来了，于是越发不敢承认。她不愿意陈小红在这里被抓，连累了她，所以就说没看见。“没看见”不等于“没有”，陈小红出了饭店大门再被抓住就跟她一点儿关系都没有了。 保卫部长打了一圈儿电话，一无所获，最后只好报歉地对肖建国说：“没找到。” 沈若朗在一旁补充了一句：“也许她走了。” 肖建国说：“不可能，费那么大劲儿跑这儿来，不到二十分钟就走了，谁信呢？我看是已经进了房间了。” 保卫部长说：“真进了房间反倒不好办了，我们总不能一个房间一个房间搜，最后发现她在１４楼和她姨妈叙旧。” 肖建国说：“我也没说她就一定是那种人。她要是特务接头呢？她要是已经把缩微胶卷给了外国人呢？” 保卫部长说：“要真是这样问题就更严重了，我得赶快报告国家安全局。司机师傅您是不是也早点儿回去休息，抓到他我再通知您。” 肖建国一听，知道把问题说得越大越和自己没什么关系，就有些气馁。他看看保卫部长，保卫部长也看着他，他忽然觉得这景象有点儿象今天下午他和经理的谈话。当时经理仿佛也是这么一副表情：该说的我都已经说了，你看怎么办呢？言外之意是接下去怎么办全凭他肖建国的自由，可他肖建国又有什么自由呢？他有些茫然，愣了一会儿，就自我解嘲似地说：“既是这样，那我也没办法了。反正我尽到了我的责任。” 保卫部长说：“对，对，社会风气的好转就全靠大家共同努力了。”说完还看了沈若朗一眼，那意思是：你瞧人家，觉悟比你还高。沈若朗装没看见。 肖建国于是起身告辞，沈若朗说：“我跟你去车里取磁带吧。”两个人又客气了一番，一个说不麻烦你了，我给你送回来；一个说不麻烦你了，我跟你去取。最后肖建国还是没有客气过沈若朗，因为沈若朗更担心磁带的下落。 沈若朗听部长打完这一圈电话，心里反倒一沉，她比较倾向于肖建国的意见，即认为陈小红已经进了某个人的房间，可是这个人是不是邓先生呢？她没有把握。若真是，能不能把弟弟托付给这个人倒真成了个问题。沈若朗虽然工作了这么多年，也能够理解男女问题是另外一个问题，与事业上的能力没多大关系，可她只要一想到邓先生是这样一个人，就会觉得别扭。别扭，是一种如此非理性的东西，因此也无法被任何一种理由说服。 沈若朗一路沉默着，跟在肖建国的后面。肖建国也沉默着，他却是另外一番心情。陈小红没有抓到，他很沮丧，那两个饭店的干部也口口声声“钱”呀“钱”的，更让他挫火。不错，陈小红是没给他钱，可这又不是简单的钱的问题。如果是一个强盗，一个彪形大汉，拒不付钱，那他也就认倒霉算了。他和强盗之间黑白分明，他这白打不过那黑，他也没什么话说。可陈小红不同，她是和他一样的人，却也要欺负他。显然她不是作为个人在欺负他，而是作为一种势力。也就是说，她单独看起来虽然有些黑斑，但大体上还是微微泛白，但和另外一些人连成一体，就成了一片灰色的势力。那么这另外一些人又是谁呢？经理？保卫部长？身后这个女的？好象都是，又好象都不是，肖建国也说不清，他只是觉得自己处在一个灰色环境里，这是一种说不清道不明的环境，它憋足了劲让你不顺，肖建国于是也就憋足了劲要还击，只是一时不知道向哪个方向出拳。 他们默默地走到停车场，肖建国从外面把车窗摇开，伸手到里面去取磁带，半天没有摸到，却觉得车厢里嗖嗖地吹起了冷风。他很诧异，打开车灯仔细一看，原来自己按错了开关，却无意中把空调打开了。他这空调坏得莫名其妙，也好得莫名其妙。当下他就坐进了车里，左看右看，看不出奥妙所在，倒把沈若朗晾在一边。 沈若朗探过头来，问：“怎么了？”肖建国这才想起她，伸手抽出磁带递给她。沈若朗接过来，说了声谢谢，见肖建国没反应，自己转身就走。走了两步，又禁不住回头看了肖建国一眼，见他仍然愣愣地坐在那里，车门大敞着，冷气一团团地从车里吹出来，车厢内的顶灯开着，车内的控制面板看得一清二楚，肖建国本人倒只能显出一个剪影。这一切，在偌大的黑压压的停车场上都显得有些怪异。沈若朗犹犹豫豫地对他说：“感谢你给我们提供的线索。不过，我不能保证一定能让她还你钱。” 那个剪影偏过头来，慢慢地说：“我倒不一定是为了钱，只要抓住她就能解我心头之恨。”这句话阴森森的，说得沈若朗心头一冷。沈若朗本是个理解力低的人，这时就想：为四十块钱就能有这么大的仇吗？她百思不得其解，可这景象又着实让她不快，于是她转过身，快步向着饭店的方向走，恨不能一步走回办公室。 她之所以走得这么快，还有天气的原因。正是一年中最湿最热的时候，尽管已经是晚上八、九点钟了，依然没有丝毫的凉爽和干燥。再加上她刚才一直呆在空调环境里，猛一出来，便觉得象是进了蒸笼。可她越是心急，这条路就显得越长。她走着走着，忽然头顶上传来轰隆轰隆的响声，一架飞机自南向北从她头顶上方的天空飞过。因为这里离机场近，所以飞机飞得很低，沈若朗抬头望去，几乎可以透过舷窗看到飞机里的人。 这是降落的飞机。现在已经不太可能有起飞的飞机了，尤其是去大连。沈若朗不断地提醒自己：要慎重，要慎重，千万不能害了弟弟呀。 沈若朗拿着磁带走回办公室，保卫部长就问她什么磁带这么重要。她刚想如实道来，忽觉不妥，就把话岔开了。她在回来的路上已经打定了主意，要把这邓先生的作风问题搞清楚。这时就对保卫部长说：她从登记资料上发现一个线索，陈小红要找的制作人可能是一个从香港来的人，姓邓。保卫部长于是给楼层服务员打电话，问她邓先生在房间吗，服务员却说下楼去了，可能是吃饭去了。保卫部长和沈若朗面面相觑，之后保卫部长就命令说：“盯着他房间的动静，如果他一个人回来就告诉我，如果是两个人回来也告诉我，如果是一人在前一人在后回来也告诉我。” 陈小红哪知道有这么多人在关注她的下落。她只是痴痴地唱了一首又一首，各种风格、各种体裁的作品差不多被她唱了个遍。一开始客人不多，由着她唱，后来来了几位男客，也乐得听她唱。到了１０点多，歌厅的上座率开始高了起来，鱼龙混杂，各色人等都有，陈小红便不能再独霸舞台。 她这才意识到自己已经唱了很长时间，又忽然想到邓先生该走了吧，于是有些惶惑地问：“您是不是准备去机场？”邓先生却所答非所问：“我是明天１０点的飞机，今天睡得晚些也没关系。”陈小红一听：不对呀，邓先生什么时候改飞机了呢？ 邓先生压根儿就没改过飞机，是简妮谎报了军情。简妮素知歌手求发展心切，什么事都可能作得出来，尤其是陈小红这种唱功并不盖世的歌手。但她要给陈小红留个面子，她要让陈小红和邓先生体体面面地从她面前撤走，撤到楼上去－如果他们真地上楼的话。陈小红也是聪明人，一听邓先生的话就明白了问题的关键。简妮考虑得不可谓不周到，却唯独没考虑到一点：人是会变的。 陈小红虽然一直在社会上混来混去，可却自以为是个有理想的人。她的理想不高，就是要登台演出：海报上写着自己的名字和自己的歌。这个理想起源于高中时代，那时她悄悄地爱上了班里的一个男孩子，然而那个男孩子却始终不知道有这回事。陈小红在单恋的痛苦中常常幻想自己站在一个高高的旋转舞台上，舞台下是环形的座位，舞台上有七彩射灯，自己则在台上唱着痛苦而又深情的歌。在台下黑压压的成群的观众中，可能有他，也可能没有，但是无所谓，她总会想办法，比如通过新闻发布会什么的，传达给他：那些歌只是为他一个人唱的。不错，那些歌是为他一个人唱的，每一句都是针对他和她的爱情设计的，句句都要直接地立刻地打动他。但是问题出来了：既然如此，她为什么不幻想着在一间密室里，点上一支蜡烛，借着幽幽的光，独唱给他一个人听？她从来没有这样的幻想，她的爱情幻想全是与登台演唱的情景分不开的。她要的是私语的效果，可却要采用宣言的形式。这是为什么呢？她是个敏感的人，早就意识到了这个问题，可却一直没有答案。 高中毕业以后，陈小红就开始在歌厅唱歌，间或也走穴，无论是在北京的歌厅还是在外地草草搭起的台上，她始终没有找到那种感觉，那都不是她理想中的舞台。她老是登不上正式的舞台，于是登台就成了她的心病，爱情的目的反倒淡忘了。娱乐圈就是名利场，混来混去混不出名堂，人就没有了价值，人自己都没有价值，人的感情更没有价值了，连她自己都懒得提。所以她也就不再去分析自己内心的矛盾。 今天，坐在邓先生面前，陈小红却忽然恍然大悟了。 刚才，在与邓先生握手的一刹那，她心里忽然升起了一股自豪感。她觉得她是在以一个未来歌星的身份在与一个制作人握手，但只是一瞬间，她的感觉就从未来歌星过渡到了现在时的歌星。那是一种令人难以置信的自我膨胀，其间奥妙，难于言传。就在那一瞬间，她觉得她体验到了一种辉煌，对，就是“辉煌”二字。 在辉煌二字的映照下，她也就忽然解开了多年以来一直系在心中的那个结：是这么回事，她要把她的爱情表白修饰得堂皇一些，有份量一些。陈小红一向懂得人微言轻的道理，而当她站在辉煌的舞台上，人的份量重了，爱情的份量也就重了。说起来，这既是顿悟，也不是顿悟，辉煌的感觉虽然是瞬间产生的，而这人微言轻的感觉却是多年辛酸体验的积累。 陈小红突然间明白了自己追求成功的背后其实是为了追求爱，她就不知不觉间对自己尊重了起来。她在娱乐圈里这些年，什么事没干过，只有她自己最清楚。肖建国之类的人瞧她不起，也并非空穴来风。可是今天，她对自己一看重，就对简妮的安排起了反感：这个简妮，以为我是什么人？真是岂有此理。 正好这时简妮亲自把他们点的饮料送了过来。那邓先生被冷落了一晚，心里一直在想：这个傻妞，唱了一晚上也不知道累？虽然如此，他并不反感陈小红，只以为她是腼腆，这时就想趁着简妮过来的机会，和陈小红多说几句话，于是就明知故问道：“陈小姐唱得不错嘛，在哪里高就啊？” 陈小红说：“我是演员，在各个歌厅唱歌。”陈小红特意把重音放在“演员”和“唱歌”两个词上。 邓先生就说：“唱歌很辛苦吧。” 陈小红说：“唱歌当然辛苦了，不过是靠自己的本事吃饭，不象那些坐台小姐。”陈小红心里有气，看到简妮来了，就没头没脑地骂人。简妮也不明就里，这时就佯作发怒地打了她的后背一下：“你看这个陈小姐，仗着自己有个好嗓子，不把我们坐台小姐放在眼里，也罢，我是高攀不上的，邓先生好有品味，那我就先告辞了。” 简妮这下打得稍重了一些，自己的手都痛了。陈小红背上受了狠狠的一掌，知道简妮是真的生气了。 已经是午夜十二点了，时间在等待中一分一秒地过去。 沈若朗还有别的工作，她是边处理工作边等待，保卫部长则是专心致志地等这个电话。他忽然觉得有些无聊，怀疑起自己的嗅觉来了。也许不是这么回事吧，他暗暗地想。另一方面，就算真是这么回事，好象也没什么意思。虽然他一直想找线索，可是有了线索再搜似乎就没劲儿了。搜的乐趣就在于悬念。不管三七二十一，把门撞开，先搜了再说，那是何等快意。他看了一眼沈若朗，后者正在本子上认真地写着什么，仿佛全然不关心这件事的进展。 其实沈若朗内心非常紧张，她潜意识里已经把邓先生的人品和弟弟的前途紧密地结合在了一起。她一方面怕这件事是真的，另一方面又忍不住要去揭露它，这就是她一向引以为自豪的理性：她不是驼鸟型的人。在她，那是一种揭疮疤的快感，明明知道很痛，可还是忍不住要去揭。当然她也隐隐约约地盼望着：万一那疮疤已经长好了呢。 为陈小红操心的还有另外一个人，那就是肖建国。 肖建国经过一番考虑，决定在这里等。他不信陈小红已经走了。他要亲眼看到她从饭店里面走出来，然后冲上去，抓住她。最好她身边还有个男的，那他就要审问他们一番，问问这个“他叫什么”，问问那个“她叫什么”，他们肯定说不上来，他就要好好羞辱他们一顿。他忘了他也不知道人家两人都叫什么，这个问题他不打算想这么清楚。他想不了那么清楚是因为他也并不相信他肯定能抓到陈小红，更别提和嫖客一起了。他只是有这么一种非作不可的冲动，压抑下这种冲动，就是压抑下无数的痛苦和委屈。而今天，在这个酷热的夏夜，他是无论如何不打算这么作的。 他绝不是为了钱，因为他不知道自己要在这里等多久，也许要等上一整夜，那样的话，他为拿回这四十块就得耽误挣好几百。但他又知道这并非和钱没有关系，的确是因为陈小红没有付钱才引发出来在他内心深处积聚的怒火。这中间有着微妙的关系，他自己也说不清楚。他的头脑一阵清醒，一阵糊涂。他现在只盼望着能迅速抓到陈小红，也许在抓到她的一刹那，他就能把自己所有的烦恼解决掉。他于是更努力地睁大眼睛，盯着饭店的门。 他一开始还开着车窗，这是因为郊外的风终归要比城里清凉，也是因为他并不信任他的空调的奇迹般的复原，更何况，终归是后半夜了。但是开着窗户有另一个麻烦，那就是被蚊子困扰。郊外的蚊子也比城里的野，不一会儿，他的胳膊上、脸上就被叮起了大包。过了一会儿，腿上也开始发痒，这说明蚊子已经进了车厢，而不是只叮他暴露在车外的部分。痒倒还是次要的，最讨厌的是它们的叫声：那无聊的却又是生气勃勃的嗡嗡声。肖建国觉得那声音简直太可恨了。 他终于下决心关上车窗，打开空调。大部分蚊子都被隔在了车外，但还是有几只蚊子被困在了车里。这几只被困的蚊子一开始只是围着他试试探探，后来则对围攻他一心一意。肖建国从后备箱里拿出毯子盖上，然后把空调开大。也怪，今天的空调居然十分争气，随着车内的阵阵寒意，渐渐地那几只蚊子就开始踉踉跄跄。 肖建国感到了从未有过的快意。一天的不快，一天的屈辱都在蚊子渐飞渐低的声音中消解。他现在心情已经平和多了，抓陈小红似乎只是一个游戏，一个他已经开始，最好还是做完的游戏。他睁大眼睛，盯着不远处的饭店，同时也捎带着看到了车场与饭店之间的星空。星空是多么美好，他可以欣赏夏夜而不必受蚊子的侵害。这都是空调的好处。他忽然想起：曾听人讲过，车内空调不能长时间地开着，否则有危险。听谁说的来着？怎么想也想不起来了。瞧我这脑子。好象大脑已经不转了似的。噢，对了，经理说的。去他妈的吧，经理还能为我好？谁信他的鬼话。怕我缠着他修空调罢了。不错，空调修好了我还不见得用呢，我怕费油。可是今天不一样，今天我要奢侈一下，今天我能杀死几只蚊子。今天我高兴。 肖建国睡眼朦胧地看着前方，他觉得自己的脖子已不是很灵活。但是他已经失去了捕捉自己微妙感觉的能力。他沉入了梦乡。他不断在心里重复着：今天我高兴。 到半夜两点左右的时候，歌厅里的客人开始陆续撤退，邓先生眼看这位陈小姐实在没有那个意思，自己也没了周旋之心，于是悻悻地上楼去了。简妮指挥着一群服务生把杯盏碗碟都撤下去，自己在操作间打点完毕，也走了出来，一出来就看到陈小红一个人孤零零地坐在角落里。 这世界上有很多人属于一种不成功的性格，也就是说在成功到来之前，鬼使神差一般，本人忽然起了变化。比如说辛辛苦苦为考试准备了一年，临到考试那天却突然病了，就是不成功性格的一例。你可能会说这是命运，不，简妮却相信性格即命运。在简妮看来，这陈小红也是一个不成功的典型，原本是现实的人，今天突然浪漫起来了。她现在所处的位置就是所谓的黎明前的黑暗，但这只是旁观者才能看全的。而生活的残酷之处恰恰在于：当事人往往只看到一半，或者只看见黑暗了，或者只看见黎明了。她陈小红就是只看见了黎明，不仅是黎明，还有太阳，早晨八、九点钟的，正午的，辉煌的。 简妮不禁为她难过。她是真心为她着想，可惜她们两人想的不一样。她也知道陈小红埋怨她，嫌她作得过分了。她很想道歉，却又担心越描越黑。陈小红也懒得跟她说话，两个人对望了一会儿，还是简妮先开了口：“这么晚了，你怎么回去呀？” “怎么回去？哼，亏你还掂着我。”陈小红的脸说变就变。一旦摆脱了成功的幻觉，她就又变成了那副无赖样，“我的钱都买了衣服了。你告诉我邓先生只呆三个小时，害得我打了辆夏利过来，现在我是没钱再付车费了。”她说完，忽然想起自己实际上没付夏利的车费，又想起了那个司机的可笑样子，就觉得这一晚上自己并非一无所获，于是就咯咯地笑了起来。简妮看她笑了，就轻松了起来，她当然不相信陈小红没有车费的鬼话，她知道陈小红还想再跟她聊聊，就象她们上学时那样，一聊就聊个通宵。于是就说：“那你今晚先别走了，就住在我的倒班宿舍里，明天早晨七点饭店有进城的巴士，你坐巴士回家，好不好？”陈小红当然说好。 几乎与此同时，楼层服务员给保卫部长打来了电话，说邓先生一个人回来了。又过了半个小时，服务员又来了一个电话，说到现在为止还没有一个人，甚至一只蚊子，进入邓先生的房间。保卫部长说了声“继续监视”，就和沈若朗道了别，回自己的办公室去了。 沈若朗的一颗心终于放了下来。一个人坐在自己的办公室，心潮难平。到黎明时分，终于抵挡不住睡意的侵袭，于是伏在桌子上，打算休息一会儿。她并没打算睡，按规定也不应该睡。但可能是这一晚上太紧张了，不一会儿，她就进入了梦乡。 梦中，歌手张楚推门走了进来。沈若朗迎上前去，握着他的手说：“张楚，你好，我很喜欢你的《姐姐》，太喜欢了，可是你自《姐姐》以后，怎么就没有好作品了呢？”张楚笑着说：“姐，谁说我没有好作品了，我这不给你送新专辑来了吗？”沈若朗说：“净胡说，谁是你姐。”那张楚一摘墨镜，说：“你再好好看看，我是谁。”沈若朗一看，这哪是张楚，这分明是自己的亲弟弟呀。她拉着弟弟的手，上上下下仔细打量。但见弟弟华衣美服，头发剪得干净利索。沈若朗高兴地说：“看来你是真的成功了。” 沈若朗自己从没体验过成功的快乐，她知道自己资质平平，就把希望寄托在了弟弟身上。现在终于美梦成真，她又高兴又心酸，一时间竟落下泪来。 她的泪打湿了眼角，于是就把自己惊醒了。她坐起来，回味刚才的那个梦，知道自己是太惦着送磁带的事了，于是就宽慰自己：没事的，邓先生是可以信任的。但她心里却依然有一种隐隐的不安，似乎不是关于邓先生的不安，而是关于另外的什么事情。 这种不安驱使她走出办公室。黎明时分，饭店里静悄悄的。沈若朗依次走过餐厅、卡拉ＯＫ厅、酒吧、健身房，都没有发现什么不妥之处。她信步走到门口，保安已经换过一次岗了，不是夜间值班的那位。现在这一位替她拉开了门，她于是就走了出去，站到了门廊之下。 太阳已经从东边升起，红彤彤的，预示着又一个毒辣辣的日子。但现在夜还没有完全退去，空气中依然有着一丝丝难得的凉爽。沈若朗在一片淡灰色的薄雾中，忽然发现停车场上还有一辆红色的夏利。一般来讲，出租车是不会在这里过夜的，要说是来等早班客人的，却又有些过早了。沈若朗脑中忽然闪过一个念头：该不会是那个司机吧？想完又觉得自己可笑，可是好奇心还是驱使她走上前去。 她伏在车窗上，向里面望去，她看到里面的肖建国也正在瞪着她。他的面色青紫，双眼紧闭，嘴大张着，似在呼喊什么。沈若朗惊呆了，刹那之间以为自己犹在梦中。 这一个早晨，保卫部长可忙坏了。谁能想到，那个昨晚来报案的出租司机竟会死在这里。他有点儿后悔自己没有尽心尽力，那个司机没有要回他应得的车钱，一定是死不瞑目。他带着负疚感忙得团团转，向公安局介绍情况，向出租公司介绍情况，向饭店领导介绍情况。向别人介绍情况的同时也顺便了解自己不知道的情况。他请求沈若朗帮他的忙，可这个沈若朗竟是个铁石心肠，居然坐上早班车回家睡觉去了。 沈若朗把工作交接完毕已经是七点半了，她在咖啡厅里找到了正在吃早饭的邓先生，说明原委，把弟弟的小样交给了他。邓先生表示回去认真听过后，再给她意见。沈若朗则再三向他表示感谢。她办完这件事，就来到饭店门口，第一班回城的巴士已经停在那里了。她一上车，就发现陈小红坐在最后一排。她的心一动，心想：这个人真是在饭店过的夜呀。 陈小红和简妮叽叽喳喳聊了一夜，把睡觉的事整个忘了。聊着聊着，忽然简妮说不好了，班车要开了，陈小红这才发现天早就亮了，于是就胡乱穿上衣服，迅速冲到了饭店门口。她现在已经完全恢复成了未成名时的心态，于是坐在车上，一边等开车，一边补妆，一边想着今天都该干些什么。因为一夜未睡，她今天脸色不太好，于是妆就画得稍微重一点儿。现在只剩最后一道工序了，她把口红拿了出来。正在这时，沈若朗上车了。 沈若朗的出现使陈小红的心剧烈地跳动起来。沈若朗毕竟是个见证人，知道她在饭店呆了一夜。可陈小红什么错事都没干，沈若朗反倒并不清楚。看到沈若朗的目光，陈小红于是就有些尴尬，她心一慌手一抖，就又在嘴唇上画了一道胡子。 她那道胡子配在她那涂了过多脂粉的脸上，显得格外刺眼。沈若朗终于明白自己是讨厌她的，即使把她包含在客人的范围内也无法抑制自己的厌恶。那口红，如果是涂在嘴唇上，尚能被理解为是嘴唇颜色的加重。现在脱离了口，就只剩下了红。沈若朗眼前晃动着那明艳的刺激的颜色，心想：这大概就是所谓的红颜祸水吧。 她给陈小红下了这么一个定义，然后又蔑视地看了她一眼。完成了这一套程序之后，她方才觉得安了些心。于是自己找了个靠窗的座位坐下。陈小红则掏出化妆纸，对着镜子擦了又擦。未及擦净，车已经发动了。 陈小红并不知道肖建国的死，她看到了沈若朗那蔑视的目光，只以为沈若朗把她当成了那种人。说实在的，她差一点儿就是那种人。想到昨晚的一切，她又忽然有了恍如隔世的感觉。 又是一个骄阳似火的早晨。太阳把高速公路两侧的建筑照得闪闪发亮。陈小红昨天走过这条路时已经是夕阳照耀之下了，感觉上那一幢幢的楼房和一座座山峰差不多。现在置身于明媚的晨光下，才真真切切地感到那是人工的建筑。她望着向她身后掠去的一幢幢楼房，有钢筋水泥的，有玻璃幕墙的，也有青砖琉璃顶的。她忽然就想：自己若是扎扎实实，一砖一瓦地努力，怎么会没有成功的那一天呢？但又想：人终归不是砖瓦，人比砖瓦要脆弱得多，柔弱得多。砖瓦可以百年、千年地等下去，人却不能按部就班地等那么久，这就是人为什么要动脑子找捷径的原因。人是有思想的呀。可也正因为人是有思想的，人的思想也就会妨碍人自己去做某些事。她自己，不就是一个例子吗？ 陈小红望着那鳞次栉比的高楼大厦，风起云涌般地向她压了过来，一重心酸，一重骄傲，禁不住也流下了眼泪。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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